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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只是取代关系
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往往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单纯理解为一种取代关系。这种理解建筑在这样一个基本原理之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仅为社会主义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它所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空前激化的矛盾，也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契机和动力。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创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的设想，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为前提的。
然而，即使这样，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并存关系——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及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并存。
马克思晚年发现，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而革命运动方兴未艾的东方国家，有可能在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引发和推动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新的预见，为以后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印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所印证。这个局面的出现，开始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并存的历史。
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弱小贫穷而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会受到资本主义世界那样血腥残酷的封锁和围剿，倍受挫折和磨难，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没有想到社会主义产生之后，便以其新型的国家制度、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崭新的精神境界、精神状态，给资本主义世界造成那么大的威胁和恐慌，由此引起的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调整和完善，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峙的局面。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替代关系，又是并存关系、交叉关系。这种并存和交叉将持续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所谓替代关系，是指社会形态的替代，亦即社会主义这一比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这种相对低级的社会形态。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最终替代、全面替代，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一个是部分替代、逐步替代，包括社会主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不得不注意缓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并从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一些参照和借鉴，致使社会主义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不断增加，这是广义的替代。这种“增加”，还包括从资本主义母体中自然生长出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像资本主义因素会在封建主义的母体中产生和发展一样，社会主义因素也会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产生和发展、催化和激变，最终必然导致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进入社会主义的轨道。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影响和渗透，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社会主义不可抗拒的威力。
所谓并存关系，如前所述，从十月革命算起，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历史已经八十余年；香港回归后，中国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进一步开创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同时并存的新局面。
所谓交叉关系，是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为了自身的利益，互相参照，互相借鉴，不断地健全、发展和完善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这虽然不可能消除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异，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允许外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这样做，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发展壮大自己，更是显而易见。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对老百姓，新加坡实行社会主义，建造公共组屋，只收成本费，几年还清。对于社会精英，实行民主主义，钱多买好房，钱少不买房，国家不管。新加坡公共组屋局的大理石影壁上用金字刻着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类似新加坡的情况，在欧美一些国家同样存在。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书认为，“共产主义精髓的间接传播，在过去四十年中，依靠国家采取行动对付经济和社会弊端的倾向日益流行”。这当然也不是说，那里的“国家”希望走向社会主义。
从历史发展的递进规律看，相互毗邻的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并存和交叉是一种普遍而又暂时的、过渡性的现象，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替代低一级的社会形态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
事实上，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针对其弊端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其得失成败，无不和资本主义相伴随相争斗相消长。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之所以面临着生存危机，就因为它是在非常规的社会发展中产生的，还处在初级阶段，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比较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正如列宁所说，“就完全保证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不是生活在孤岛上，而是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时期。
说其漫长，是因为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逐步发育健全和完善的过程，发展成一个由小到大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就更加艰巨；还因为，迄今为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不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综合国力比较弱，它们要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残酷的封锁和围剿，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艰难地发展和壮大；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和其他国家其他制度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关起门来建设自己。但是，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就要面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所拥有的发展强势，在取得自身利益自身发展的同时，有可能遭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盘剥和榨取。而发达国家通过高科技，通过市场占领，通过多种杠杆传递，从发展中国家汲取高额利润，并从中分出一部分，抚慰本国人民，缓和各种矛盾，将继续增强其综合国力。
另外，这一过程是伴随着两种制度的互相争斗，互相参照和借鉴而进行的。前面说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威胁。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资产阶级不能不注意调整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并从社会主义取得一些借鉴，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增强了与社会主义竞争的力量。
在两种制度的并存交叉中发展壮大社会主义
两种社会制度的长期并存和交叉，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们要正视和适应这一复杂的充满艰险和机遇的生存环境，坚定地满怀信心地在这一生存环境中发展壮大。
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凭借社会制度的优势曾经创造了并正在创造着辉煌业绩，他们完全有能力后来居上。
一个有力的例证是，贫弱落后的俄国、中国，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世界大国，苏联成为超级大国，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邓小平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们国家的经济也曾经停滞不前，不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好，恰恰因为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没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走对了路子，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在中国重新焕发了生机，这给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以极大的信心。
值得深思的是，建国之后，我们很快实行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在很短的时间里，使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世界上矗立起社会主义中国不可战胜的形象。这里也用得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
这个成就的取得是有特殊背景的。那个时候，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殊死拼搏，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做了主人，思想觉悟、创造热情空前高涨；而资本主义国家贩卖人口、贩卖毒品、贩卖杀人武器、发动侵略战争，烧杀虏掠无恶不作进行原始积累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不像现在，资本主义本质越来越被“文明”现象所掩盖。所以，当时的人民群众无比热爱新生的共和国，热爱社会主义。在那种情况下，公有制、计划经济，甚至战时共产主义，都能调动大家的热情，创造巨大的生产力。
但是，随着人民群众的感情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所伤害；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经济规律越来越发挥作用；随着第一代具有特殊素质和感情的公民——这一极其重要的劳动“要素”——年岁增长，逐步退出劳动生产第一线；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及其对劳资关系的调整和改善，两种制度的对峙和竞争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提上日程，加大力度。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过程，只有不断地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才可能发挥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优越性。
实际上，以建国初期的巨大成就而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就像一个充满生机的“蛋体”，从一开始就在孕育新的生命，酝酿着以后的改革和调整。关键是，这里有一个时机和幅度，过早过大，会使蛋黄流失，过晚过慢会将小鸡憋死。应该说，我们的改革调整，由于种种原因，迟了一些，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由于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从“左”、右两个方面教育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使我们更快地成熟起来，有利于我们把握改革的时机和力度。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和力度。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坎坷、曲折和失误？正确分析和对待这个问题，有利于坚定我们的信心，明晰我们的路向。
迄今为止，最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不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一诞生就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无先例可循，只能在探索甚至挫折中前进；社会主义要发挥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关键是干部队伍，特别是执政党和国家领导集团的品格、能力和成熟程度，而这是需要时间、需要付出代价的。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警惕“急性病”，这有别于警惕国内外敌人的颠覆破坏包括和平演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宝贵经验，但也有深重教训。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的建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能着急和焦躁，而这是很容易着急和焦躁的。犹如猴子变人，虽然是个规律，但要几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时间，不好着急。猴子不知道能够变人，倒还坦然。知道能够变人，能够像人一样，把毛褪光，变得眉清目秀之后，一些猴子性急起来，急于变人，急于拔毛，无端地造成很多痛苦。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犯过揠苗助长的错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于我们克服急性病，循序渐进，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大有好处。
谈到与资本主义比，有人就与欧美比，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与其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比，这是一种错误的比较方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了几百年的积累发展，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能简单地与其相比，在生产力方面、在人均产值方面又怎样比得过？
这里的问题，仍然是没有把握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仍然是将“理想形态”、“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的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
比较，是证明的重要方法，但要比得有理、有可比性，只能和情况相类似的国家比。情况类似、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多种原因，包括没有和本国国情相结合，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情况不是更多吗？
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和对峙，有利于两种制度的竞争和相互借鉴，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资本主义的野蛮掠夺和血腥榨取就很难有所收敛；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对峙，社会主义没有危机感，没有参照和借鉴，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减慢，社会腐败现象也会比较严重。
更加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为人类带来灾难和罪恶的同时，也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的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只有吸收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才可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人类文明加速度发展的趋势，免使后起国家一切从头做起，只要我们遵循客观规律，着意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大大缩短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进程。请想一想，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多少万年，从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多少万年，从铁器时代到蒸汽机时代到电气时代电子时代多少年？人类文明的这种加速发展对于后进国家学习、引进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现代科技、现代经济管理、现代法制建设的最新成果非常有利。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令人鼓舞的。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壮大社会主义。
对于其他科学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或许面临着两种社会制度的选择，而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却只能有一种选择。我们曾经选择过资本主义制度，但没有走通。近代以来，我们经历了三个历史时代，造就了三个历史伟人。三个时代、三个历史伟人，排在一起，就是一个历史发展趋势、一个历史逻辑——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发展中国；只有不断地改革，不断地汲取人类文明的成果，才能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壮大社会主义。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更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
形势和任务，形势和本质，形势和机遇，往往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对于本质的把握不准，往往影响对于形势的判断；对于形势的判断不准，又往往影响对于本质的把握。
我们已经清醒坚定地降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座上，从这个基点出发，我们对于所处的时代和生存环境，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把握。冷战已经结束，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新一轮的高科技竞争、经济实力的竞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稳定发展，以及我们拥有的广大市场，引起了全世界关注，为我们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的路子已经走对，我们的党更加成熟，我们知道前途光明，也深知面临的种种困难，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我们就会取得更大胜利，为光辉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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