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楚文“亚驼”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诅楚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诅楚文是北宋时发现的战国时代秦国的石刻文字，是秦王诅楚王的告神之文。学者多据其内容定秦王为惠文，楚王为怀王，当可信（注：关于诅楚文的时代，请参阅陈昭容《从秦系文字演变的观点论〈诅楚文〉的真伪及其相关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第574～576、602页，1993年4月，台北。）。北宋时先后在三个地点发现过诅楚文，每地各出一石。三石刻辞基本相同，但所告之神各异。出于凤翔“开元寺土下”者为告巫咸文，出于朝那湫旁者为告“大沈氒（厥）湫”文，出于要册者为告亚驼文（注：关于各石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参阅注①所引文第571～573页。）。秦王此次诅楚，所告之神大概很多，所刻之石决不会仅有三块。但其余刻石尚未为后人所发现，也可能发现时由于不受重视而即遭毁弃。
此三石所告之神中，巫咸为上古著名神巫，大沈厥湫即指朝那湫。关于后者，郭沫若《诅楚文考释》说：
大沈犹言大浸。《封禅书》所序“秦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中有“湫渊祠朝那”。《集解》引苏林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又《正义》引《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案今在甘肃平凉县境。《告厥湫文》出朝那湫旁，地望正合（注：《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9卷第300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
所言甚详确。但“亚驼”究竟何所指，则迄今尚无定论。
北宋末的董逌在《广川书跋》卷四“诅楚文·亚驼”条中说：
王存乂以“亚”为“乌”。今考钟鼎铭，“恶”或为“亚”。古人于书盖假借从声，其书自当如此。《周礼》曰“其川滹池”。古文“驼”作“驰”字，“池”故“沱”也。《诗》曰“江有沱”，其字本“洍”，后世不知书学，故以“沱”为“洍”（圭按：所引诗句见《召南·江有汜》，此诗“汜”字或作“洍”，未闻“沱”字有作“洍”之说，疑董氏原文作“其字本‘池’，”“故以‘沱’为‘池’”，后人改之），以“驼”为“沱”。此宜读“恶池”为“亚驼”，不足怪也。乌池在周为沤夷水，起北地，东入河，一名滱水，九泽一也。顾野王考其地在灵丘。《竹书纪年》穆公十一年取灵丘，则秦誓于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于晋也。黄伯思学士以乌驼为在乌氏。按乌氏在安定郡（圭按：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乌水所出。观秦方得晋地，恐不尽质于安定一郡，故知在灵丘为是。（《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津逮秘书》本第43页）
《古文苑》卷一注引王顺伯（即王厚之，南宋前期人）《诅楚文跋》说：“亚駞即呼沲河，顾野王考其地在灵丘。《竹书纪年》穆公十一年取灵丘，故亚駞自穆公以来为秦境也。”这显然是袭董说的。
《周礼·夏官·职方氏》说并州“其川虖池、沤夷”。“虖池”今作“滹沱”，古书或作“恶池”《礼记·礼器》：“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郑玄注：“‘恶’当为‘呼’，声之误也。呼池、沤夷，并州川。”《释文》：“‘恶’依注音‘呼’，又音‘虖’，好故反。池，大河反。注同。”
“亚”“恶”古通（注：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第856页“亚与恶”条，齐鲁书社1989年。）。“驼”“沱”皆从“它”声，音同可通。“沱”“池”古亦通，《周礼》“虖池”，《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即引作“虖沱”（注：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第678页“沱与池”条，齐鲁书社1989年。）。从“它”声之字，汉以后多讹变为从“也”，“池”原来就是由“沱”讹变的一个字（注：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77～78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所以董氏把“亚驼”读为“虖池”（即滹沱），从音理和文字学上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认为“亚驼”就指晋的虖池，则不合理。秦人怎么会去祭告晋国的山川之神呢？
董氏为了使晋的虖池跟秦国拉上关系，竟把虖池和又名虖水的沤夷这两条河混为一谈。其实晋的沤夷同样不是秦人所应祭告的河川。董氏引用了《竹书纪年》所记秦穆公取灵丘之事，但是这个灵丘并不见得一定是与沤夷水有关的晋的灵丘。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在晋惠公二年的“秦取灵邱”条下说（雷书此条实即据董虖引文编入）：
事未详。灵邱地名齐、晋皆有之。齐之灵邱去秦绝远。晋之灵邱，汉属代郡，唐以后属蔚州，即今大同属县也，去秦之雍城几二千里。《广川书跋》谓穆公所取之灵邱即此，恐亦未确。（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第471页）
所说很有道理。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秦穆公所取得的是晋的灵丘，在当时的形势下，秦国也只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占有其地。此事决不可能使三百多年后的惠文王产生要祭告晋国的沤夷或虖池的念头。王顺伯比董氏更进一步，竟说晋之虖沱“自穆公以来为秦地”，完全跟历史事实不合。总之，说“亚驼”指晋之虖池，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董氏引黄伯思说，认为亚驼在乌氏。此说除“亚”“乌”音近外并无他据，也难以成立。
要弄清“亚驼”究竟何所指，必须先弄清告亚驼文出土的确切地点。近代以来研究诅楚文的学者，或以为亚驼石出土地无考，或引《广川书跋》“最后得亚驼文于洛”（上引《丛书集成》本第43页下）、周伯琦《石鼓文音释》“告亚驼文出于洛”（注：此附于所谓诅楚文“元至正中吴刊本”之后，见注③所引书第340页。周氏为元代人，其说当袭自董氏。）一类笼统说法，而不能确指其出土地点。直至近年才有学者解决了这一问题。
陈昭容在1993年发表的《从秦系文字演变的观点论〈诅楚文〉的真伪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说：
《祀亚驼文》之记载较略，首见于姚宽（?～1161年）《西溪丛语》：“秦誓文有三本传于世，歧阳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册告亚驼。歧阳之石在凤翔府署，朝那之石在南京蔡挺家，亚驼之石在洛阳刘忱家”（卷上第29页）。……亚驼石出要册，地在今甘肃省正宁县东六十里，《新唐书·地理志》宁州彭原郡真宁县有“要册湫”（圭按：真宁县清代改为正宁县）。亚驼神与要册湫之关系待考，然其为秦境内之水神则可知（注：关于诅楚文的时代，请参阅陈昭容《从秦系文字演变的观点论〈诅楚文〉的真伪及其相关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第572～573页，1993年4月，台北。）。
陈氏据较原始的记载指出亚驼石出于在今甘肃省东端的正宁县的要册湫，并谓亚驼当为秦境内之水神，显然是可信的。由于“亚驼”之名尚无着落，她对亚驼神与要册湫的关系未下断语。这种慎重的态度也是可取的。
要册湫东距在今陕西省的洛水不远。这大概是董逌说亚驼石得于洛的原因。郭沫若曾以“滹沱在晋境北部，不当‘出于洛’”作为亚驼石是伪刻的证据之一（注：《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9卷第284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其实，亚驼石的出土地只能证明“亚驼”并不指晋之虖池，而不能证明其为伪刻。亚驼石跟诅楚文其他二石一样，决不可能是伪刻，上引陈昭容文言之甚详，可以参阅。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要册湫”条说：
在甘肃正宁县东六十里。《唐书·地理志》真宁县有要册湫。《寰宇记》（圭按：即《太平寰宇记》）：太平兴国二年，封真宁县界要册湫普济王为显圣王。俗名圣水泉。
可知要册湫跟朝那湫一样，在古代也是被奉为神灵的。对山川等自然神的崇拜起自远古，战国时代的秦人当亦已视此湫为神。诅楚文出于朝那一石所告之神，即朝那湫神。从情理推测，出于要册一石所告之神，自应是要册湫或与之有关的水神，“亚驼”很可能就是要册湫或与之有关的河流的古名。这一点似可通过见于《汉书》的“呼池苑”的所在地的考定而初步得到落实。“呼池”与“虖池”同音，上引《礼记·礼器》郑玄注就把“虖池”写作“呼池”。
《汉书·平帝纪》：
（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
颜师古在“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句下加注说：“中山之安定也。‘池’音大河反。”对此注的是非，后人有歧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各家说较备，今录之于下：
齐召南曰：案《志》（圭按：指《汉书·地理志》），中山国无安民县，何也？全祖望曰：案曰呼沱，则是中山，非关中。况平帝由中山王为天子，故首加恩于谮藩。但中山之安民县，《前志》、《续志》（圭按：指《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皆无，殆亦不久并省也。沈钦韩曰：《地理志》安定县属钜鹿郡，非中山。案袁宏《后汉纪》：西诛隗嚣，中郎将来歙兼领众军，在安民。《渭水注》（圭按：指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所引文见卷十七“又东过冀县北”句下，引文首句对原文有所省并）：略阳川水又西迳略阳道故城北。建武八年，中郎将来歙与祭遵所部护军王忠、右辅将军朱宏，将二千人，皆持卤刀斧，自安民县之杨城（元始二年平帝罢安定滹沱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圭按：此为《水经注》文中之原注），从番须、回中，伐树木，开山道，至略阳。案其行兵之道，则安民县属安定郡无疑。其县西汉末置，东汉初即改并，汉两《志》俱未详。《方舆纪要》：安民县应在平凉府华亭县界。先谦曰：赵一清云：《续志》安定郡临泾县下引《谢承书》（圭按：指谢承《后汉书》）云：宣仲为长，吏民扳留，改宜民，见《李固传》，而《志》无此改，岂承之妄乎？案宜民疑即安民之讹，盖西京已有是称，不始于宣仲，昭（圭按：指注《续汉书》的刘昭）以谢说为妄，当矣。
从上引《补注》，可知对呼池苑原来所属的安定有两种说法。全祖望从颜师古说，认为是中山国的安定。沈钦韩则同意早于颜氏的郦道元的意见，认为是指安定郡而言的。我们认为全说显然不如沈说合理，理由有三。首先，如沈氏所指出的，汉代钜鹿郡有安定，中山国并无安定。其次，从《平帝纪》的上下文看，罢呼池苑以为安民县，募徙贫民，是应付此年“郡国大旱蝗”人民流离失所的措施之一，跟全氏所说的“加恩于谮藩”联系不起来。第三，在跟钜鹿、中山有关的记载里，找不到其地在汉代曾设过安民县的痕迹，而安定郡境内在汉代却确曾设过安民县。钜鹿的安定，其北面确为虖池河所流经。但是异地同名的现象是相当常见的，就跟诅楚文的“亚驼”一样，安定呼池苑的“呼池”也不是非说成指流经今山西、河北二省的滹沱河不可的。
在肯定呼池苑在安定郡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弄清它的比较具体的位置。这只有从研究由呼池苑改成的安民县的位置入手。
《水经注》说建武八年，来歙与祭遵部下“自安民县之杨城，从番须、回中，伐树木，开山道，至略阳”（参看前引《汉书补注》文）。此文当引自《东观汉记》或各家《后汉书》之类旧史，是我们研究安民县位置的主要依据。
汉代的略阳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番须、回中的所在地则有异说。关于番须的资料很少，其大体位置只能据回中而定。回中的所在地，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以为在汧，约当今陕西陇县。如《后汉书·来歙传》“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句李贤注说：
番须、回中，并地名。番音盘。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圭按：见《汉书·武帝纪》），《前书音义》曰：回中在汧。汧，今陇州汧源县也。
另一说以为在安定郡之高平，约当今宁夏固原。《汉书·武帝纪》：“（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颜师古在“通回中道”下加注说：
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险阻，萧关在其北。……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险，武帝故宫。如淳曰：《三辅黄图》云回中宫在汧也。师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萧关，应说是也。……回中宫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为名耳，非今所通道。沈钦韩《汉书疏证》批评上引颜注说：
案《后书》，来歙与祭遵袭略阳，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是时祭遵屯汧，与雍相连，是回中道与回中宫初非异处，宫以道得名耳。《郡国志》汧县有回城，名回中（沈氏原注：刘昭云：来歙开道处）。汉武由此道北至安定萧关。《寰宇记》萧关故城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三十里（圭按：平高县即汉高平县）。《明志》陇州（圭按：即今陇县）西北有回城，亦曰回中，又西北有回中宫，又有番须口，即陇山口。而原州平高乃固原州（圭按：按照颜注所据应劭说，回中当在此），萧关在其东，安得云“北通萧关”乎？（据《汉书补注》转引）
我们认为沈氏的这一意见也是正确的。
来歙袭略阳的出发地——安民县之杨城，无疑是离汧县（今陇县）和回中不远的地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安民县应在今陇县西北的华亭县界（参看前引《汉书补注》文），就是着眼于此的。但其说实无确据。安定郡有安定县，其地约当今甘肃泾川县。泾川在陇县东北，相距也不远。我认为作为安民县前身的“安定呼池苑”的“安定”，很可能就是指这个安定县而言的。那么，安民县就应在泾川附近。《续汉书·郡国志》安定郡临泾县下的刘昭注说，谢承《后汉书》谓临泾曾改名宜民，似不确。赵一清认为“宜民”当是“安民”之误，实为西汉时就有的名称（参看前引《汉书补注》文）。此说若确，安民又当与临泾相近。临泾在今甘肃镇原县南，是安定县北面的邻县。总之，安民县的位置，也就是呼池苑的位置，应以在今泾川一带的可能性为大。这里跟要册湫所在的正宁就相距不远了。所以要册湫或与之有关的河流，在古代曾有过“亚驼”，亦即“呼池”之名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根据以上所述，似可得出如下推论：诅楚文出于要册一石所告之神的名称“亚驼”，确应读为“虖池”（即“滹沱”），但其所指并非晋之虖池。汉代以前，在今甘肃东端泾川至正宁一带，应有一条河流与晋之虖池同名。西汉末平帝时改为安民县的呼池苑即因之得名。要册湫当与此河有关，诅楚文的“亚驼”即指此湫或此河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