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本的遥远分离--对西方文论困境的反思&以叶山(J1Z808.jpg)和文本(J1Z809.jpg)为例_政治文化论文

遠離文學和文本：當代西方文論困境之反思——以耶魯{J1Z808.jpg}構批評和文{J1Z809.jpg}研究爲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文论文,困境论文,文本论文,案例论文,遠離文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理論之後》(After Theory，2003)爲標誌，當代西方文論出現了公認的危機和困局。伊格爾頓在該書開篇便說：“文化理論的黃金時期早已消失。”①他列舉了拉康(J.Lacan，1901-1981)、列維-施特勞斯(C.Lévi-Strauss，1908-2009)、阿爾都塞(L.P.Althusser，1918-1990)、巴特(R.Barthes，1915-1980)、福柯(M.Foucault，1926-1984)、威廉斯(R.H.Williams，1921-1988)、依利格瑞(Luce lrigaray)、布迪厄(P.Bourdieu，1930-2002)、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德里達(J.Derrida，1930-2004)、西克蘇(Hélène Cixous)、詹姆遜(Fredric Jameson，也譯作“詹明信”、“傑姆遜”)、賽義德(E.W.Said，1935-2003)等一長串思想家、理論家的名單，哀歎他們的開創性著作已經遠離我們，成爲明日黃花。而新一代的後繼者們“未能拿出可與前輩們比肩的觀點”②，更加快了文化理論的衰落。事實上，西方理論界已經出現了“理論終結”甚至“理論死亡”的悲觀論調③。面對理論不可阻擋的衰退，作爲文化理論重要一翼的文學理論和批評自然也一樣陷入困境。

       回顧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確曾有過大好時光，主要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到80年代走向繁榮，90年代達到鼎盛。伊格爾頓明確指出，“文化理論確實是非同凡響的十五年——大約從1965年至1980年的產物”④，“這是二次大戰以來文化理論異軍突起的唯一時期”，“一個消費社會蓬勃發展，傳媒、大眾文化、亞文化、青年崇拜作爲社會力量出現，必須認真對待的時代，而且還是一個社會各等級制度，傳統的道德觀念正受到嘲諷攻擊的時代”。⑤文化理論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他詳細分析了文化理論之所以能在西方出現狂熱和席捲整個歐美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社會歷史原因，以及它與馬克思主義思潮之間的聯繫和衝突，指出，在文化理論那裏，“愉悅、欲望、藝術、語言、傳媒、軀體、性別、族群，所有這些用一詞概括就是文化”；⑥這種泛文化的思潮，在那個年代，“既令人窒息又活躍時髦。有過對綜合知識、廣告和商品至高無上權力的焦慮”，但是，盛極而衰，“幾年以後，檢驗所有這一切的文化理論自己也有成爲另一浮華商品之虞，成爲高價倒賣自身符號資本的一種方式”。⑦這就是伊格爾頓心目中文化理論由盛至衰的歷史軌跡。

       當代西方文論危機的徵兆之一，就是在過度氾濫的文化理論思潮衝擊下文學研究和批評本身的日益萎縮和衰退。對於這個文學批評(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關係問題，美國學者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作過系統的思考。他一方面認爲，“總的說，文化研究包括並涵蓋了文學研究，它把文學作爲一種獨特的文化實踐去考察……文化研究是一個包容量極大的課題”；但同時他又發現並揭示出這種“包容”中內含着的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互相矛盾、排斥的另一方面，一針見血地設問道：“在這個大課題中，文學研究能夠獲得新的動力和見解嗎?還是文化研究吞沒了文學研究，並且也破壞了文學研究呢?”⑧卡勒提出的問題既深刻反映和揭示了當代西方文論的內在矛盾，也是形成它重要缺陷的根本原因之一。本文擬重點以美國的耶魯解構主義批判和文化研究爲典型案例，探討文化理論是如何源於“跨學科”、“跨文本”的無止境理論擴張，而越來越遠離文學和文本，最終實際上基本放棄了文學研究的。

       一、以語言的修辭性

構不同文本的文體和學科界限

       20世紀70年代末期，被戲稱爲“耶魯‘四人幫’”的耶魯大學四位名教授保羅·德曼(P.de Man，1919-1983，也譯作“保爾·德·曼”)、布魯姆(Harold Bloom，也譯作“哈洛·卜倫”)、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也譯作“米樂”)、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積極呼應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並嘗試應用於文學批評實踐，成爲“法國理論”與美國批評的一個中介和傳播者。1979年出版的《解構與批評》收錄了德里達和這四位批評家一人一篇長文，標誌着解構主義批評的話語霸權得以在美國學術界確立。應該肯定，耶魯批評學派在將德里達等人的法國解構主義哲學理論聯繫和應用於文學作品的批評實踐方面，做了獨特的探索和艱辛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批評實績，做出了卓越的理論貢獻，有力地推動了美國文學批評走出“新批評”之後的迷茫失落和徘徊低谷的時期，其功不可沒。

       但是，耶魯解構批評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和致命的弱點，即過度強調文學語言和文本的修辭性，以此來解構文學文本與一切非文學語言文本的基本界限，從而使文學批評從關注文學文本開始，逐步走向遠離文學和文本的陷阱。

       德曼是耶魯“四人幫”之首。他是美國最早、最完整地接受德里達解構主義思想，並結合批評實踐加以創造性發展的理論家、批評家。他一方面運用解構的思維框架，對普魯斯特(M.Proust，1871-1922)的小說、里爾克(R.M.Rilke，1875-1926)的詩歌、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的論著、盧梭(J-J.Rousseau，1712-1778)的小說、自傳和宗教、政治、法律著作一一進行解構性閱讀批評；另一方面，在這種批評實踐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獨具特色的解構理論——修辭學閱讀理論。因而，德里達對德曼作了高度評價：“在大學和大學之外，在美國和歐洲，他改變了文學理論這塊耕地，而且豐富了所有灌溉這塊耕地的水源。他使文學理論接受一種新的解釋、閱讀和教學方式。”⑨

       在德曼的解構批評理論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引起爭議的是對所謂語言的修辭本性的突出強調。在《閱讀的寓言》一書中，他通過對一系列文學和非文學的經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認爲所有這些文本用的都是“比喻語言”，文學文本乃至其他各種文本的語言在本質上都是修辭的、隱喻的，而不是一般所認爲的那樣是指稱或者表達的。關於文學文本，他明確指出，“我毫不遲疑地將語言的修辭性、比喻的潛在性視爲文學本身，儘管這樣做也許有點兒與普通的習慣相去更遠。我能夠舉出許多前例來證明文學與修辭手段的這個等同”⑩；不但文學的根本性在於修辭，連批評的語言也是修辭的，“文學和批評——它們之間的區別是騙人的——被宣告(或被賦予特權)說是永遠最精確的語言，而結果卻是最不可靠的語言，人類正是按照這個最不可靠的語言來稱呼和改變自己”。(11)這裏，德曼不僅在文學與修辭之間畫了等號，而且由語言的修辭本性出發，也在文學與批評兩種不同文體之間畫了等號，實際上已經開始消解文學文本與理論文本的界限。

       這種把修辭性視爲語言的最真實性質、是語言本身所特有的本質的觀點，不啻是對傳統語言觀的一個顛覆，同時也是對整個西方傳統形而上學“邏各斯中心主義”即語詞中心主義的反叛。據此，德曼不僅否認語言與其指稱或意義相一致的“神話”，而且把修辭性(進而不確定性、虛假性、欺騙性等)視作語言本身固有的根本特性，認爲語言在其本身範圍內存在着語法和修辭之間的張力，即不確定的關係。德曼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他的解構主義批評理論的。

       在德曼看來，由於語言的修辭性，文學閱讀就成爲“閱讀的寓言”。通過對文學文本的閱讀考察，德曼看到語言的修辭性所帶來的文學(包括批評)語言的欺騙性、不確定性和不可靠性。他認爲，文學閱讀實際上是審美反應的閱讀與修辭意識的閱讀同時發生的過程，二者對文本的理解具有一種分裂作用，會展示出文本邏輯的不一致。這種分裂的作用表明，“至少不可避免地產生兩種互相排斥的閱讀，並斷言在比喻和主體的層次上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12)，即前述語言的修辭性造成一切文學文本的自我解構特徵，造成閱讀的終極、永恆的困境，所以，文學“閱讀最重要之點已證明，最終的困境是語言的困境，而不是本體論的或解釋學的困境”。(13)正是語言的修辭本性導致了閱讀的“不可能性”(unreadability)即“閱讀的寓言”，也即閱讀的解構性。

       值得注意的是，德曼還把他的解構理論推廣到非文學的各種文本中去，認爲即使以嚴密推論爲基礎的、科學性強的哲學、政治、法律等文本，在語言上同樣因根本的修辭性而有矛盾性、虚構性、欺騙性，從而也具有自我解構因素並導致最終的不可閱讀。例如，他在讀解盧梭的理論文本《信仰自白》時，分析了其中“判斷”概念的隱喻結構，揭示了其文本中“判斷”意義的不確定性、多樣性和矛盾性，指出了《信仰自白》的“不可閱讀性”，並推斷出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在隱喻結構及其解構上是無本質區別的：“通過閱讀《信仰自白》的不可閱讀性，我們發現《信仰自白》的結構實際上同《新愛洛綺絲》一樣：隱喻模式(在《新愛洛綺絲》中被稱爲‘愛情’，在《信仰自白》中被稱爲‘判斷’)的解構導致這個隱喻模式被類似的文本系統所取代。”因此，“從以修辭模式爲基礎的作品類型理論的觀點看，兩個文本之間不可能有區別”。(14)這就從語言修辭性上徹底消解了小說語言與推論語言、文學與一切非文學文本乃至文類的界限。

       德曼由修辭性是語言固有的本性最終推斷文學與一切非文學文本、文類沒有根本區別這一結論是石破天驚的。它並非毫無合理之處。它對於承認文學文本的多義性、文本意義與讀者閱讀的不可分隔而造成的不確定性，揭示出文學閱讀、批評、闡釋不存在唯一“正確的”而存在許多可能性等等重要特徵，無疑是極有價值的。但是，根本取消文學文本與文學批評、與其他種種非文學文本如哲學、法律、政治等理論文本和學科的界限，實際上也根本取消了文學研究、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作爲獨立學科存在的合法性了。這就埋下了以後文化理論跨界、跨學科擠壓文學、遠離文學研究的伏筆。真理越過一步就成爲謬誤，在德曼這裏，表現得一目瞭然。

       米勒是耶魯解構主義批評的一員主將，特別在解構批評實踐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創造性的貢獻。與德曼一樣，他把語言的比喻(修辭)性看成語言與生俱來的本性，因而認爲批評衹能是解構，“解構主義與其所屬之長久傳統的主要預設，可以說與比喻語言一脈相承，這不是在易分析的語法上添加的”，而是“一切語言都是比喻的，這是基本的，不可改變的”，因此，“一切好的閱讀都是要解讀比喻，同時也要分析句法和語法形態”。(15)據此，他提出了文本修辭自我解構的文本觀，認爲雖然種種“形而上的假設存在於文本本身中，但同時又爲文本本身所暗中破壞。它們被文本所玩弄的比喻遊戲所破壞，使文本不再能被視爲圍繞‘邏各斯’而構成的‘有機統一體’。……比喻遊戲暗示我們必須停止爲內心的疑惑或畏懼而去尋找某個完全合理的意義，因爲這種疑懼導致意義的搖擺不定。辯證的兩極雖能綜合，但也可能由同中之異瓦解爲互相衝突的成分”(16)。根據這種修辭性文本觀，文學閱讀和批評衹能是解構性的。例如，米勒讀解華玆華斯(W.Wordsworth，1770-1850)、雪萊(P.B.Shelley，1792-1822)、勃朗寧(R.Browning，1812-1889)等詩人的詩作，其主旨乃在於揭示這些詩歌文本語言背後意義的曖昧不明、模糊不定或自相矛盾，證明因語言的修辭性而闡釋必定是無窮無盡的，造就“粉碎了把語言視爲能透明地傳達意義的幻覺”；(17)又如，在霍普金斯(G.M.Hopkins，1844-1889)等詩人那裏，“語言也是分隔的媒介，而非調解結合的媒介。同時，所有的事物彙集於語言中卻衹有步入消散之途”。(18)由此出發，米勒認爲，解構批評就是遵循將統一的東西重新拆成分散的碎片或部分的過程，就像一個小孩將其父親的手錶拆成一堆無法照原樣再裝配起來的零件。這是解構主義讀解文學或其他文本的基本策略和方法，其中蘊涵着推翻邏各斯中心主義和二元對立的傳統思維模式，顛覆現存文化秩序的巨大破壞力量。

       需要強調的是，米勒通過大量修辭性的閱讀、批評實踐，總結出許多解構的方法，如驟變句法、偏斜修辭法、既顯又隱、異貌同質、僵局、挪移對比法、旁述、擬人法等等。特別是其名著《小說和重複》，提出了具有獨創性的“重複”理論，並運用來對英國幾位著名作家的七部小說進行了精彩的解構批評。其解構策略是從揭示小說中出現的種種重複現象入手，進行細緻入微的多樣化解讀，揭示作品中各種重複現象及其複雜的活動方式背後極爲豐富複雜、變幻莫測，甚至互相矛盾的意義，從而將文本分解成碎片。米勒獨創的一系列修辭性閱讀、批評策略，與德曼一樣，對文學批評理論的開拓和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他把語言的“比喻遊戲”看成語言的本性，抬高到文學語言的基礎性地位上，完全否認和取消了語言意義也有相對明確、穩定、繼承的一面，抓住文學作品中重複等語言現象的細枝末節大做文章，顛覆文學文本所必定具有的客觀、基本的意義和主旨，把文學的主題、意義的歷史性和相對確實性化爲虛無。這種明顯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和非歷史主義傾向，對文學批評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使文學閱讀和批評游離文學的危險。不過，有一點值得肯定：他的修辭性批評始終堅持了細讀文本的新批評傳统。面對種種指責，米勒毫不退縮地回應道：“當今許多人宣稱：修辭性的閱讀已經過時，甚至是反動的，已經不再必要或需要。面對這樣的宣言，我對原文仔細閱讀的方法仍然抱着一種頑固的、倔強的，甚至是對抗性的申辯。即使是在當今全球化的情境之下，仔細的閱讀對大學裏的研究來說依然是非常重要的。”(19)這種堅持“細讀”文本爲文學研究第一要務的態度，當然與遠離文本的文化理論是大異其趣的。

       耶魯“四人幫”中另一員大將哈特曼，也與德曼一樣，強調修辭性是語言內在的本性。他尤其強調象徵這種修辭性是語言的基本特性——由於象徵，語言的字面意義就與它的實際含義相分離，從而使語言變得不確定。不僅詩歌語言，即使以謹嚴著稱的哲學、法律等方面的著作也深深地依赖象徵、隱喻和虛構。不過，文學是這種因語言修辭性造成語義模棱兩可特徵表現得最爲明顯的領域而已。他以德里達的《格拉斯》文本爲例，指出，“不僅很難說《格拉斯》是‘批評’、‘哲學’還是‘文學’，而且也很難說它是一本書。《格拉斯》呼唤出各種文本的幽靈，它們是這樣地紛亂、混雜、虛妄和遠離了正常的位置，以至單純的作者的觀念也黯淡無光了……”(20)不僅《格拉斯》是如此，狄金森(E.Dickinson，1830-1886)的抒情詩和一切其他文學文本也莫不如此。在此，哈特曼不但強調了一切語言文本的意義都是不確定的，而且實際上也取消了文學與批評、與哲學等理論文本的界限。這種把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混爲一談的看法，爲把文學研究推向跨學科的泛文化研究、最終日益喪失文學研究和批評自身的地盤，提供了理論依據。不過，與此同時，他提出了“文學批評本身就是一種文學”(literary commentary as literature)的重要觀點，指出：“如果對批評加以細緻閱讀，在它對於文學的關係中，把它看作是與文學共生的，而不是寄生於文學之上的，那麽這就會使我把目光轉向過去的豐富多彩的批評。”(21)他認爲，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一樣，具有鮮明的思考性和創造性，而“隨筆”就是這兩者和諧融合的典型代表。它具有雙重性，既是一種文學評論，又是一種文學作品。哈特曼這個觀點有一定的獨創性和合理性，但在實踐中更多體現了某種對文學批評的理想主義追求。

       總的說來，耶魯解構批評學派把修辭性看成語言的本質特性，並由此出發，消解了文學文本與一切非文學文本的文體和學科的界限，爲以後文學研究無限越界和跨學科，蛻變爲文學研究和批評缺席的泛文化理論，埋下了隱患。

       二、文

研究的跨學科追求使文學批評成爲遠離文學的泛政治學

       文化研究是20世紀60年代由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學批評起始，逐漸波及歐美，80年代以後與後現代主義思潮交匯、合流，擴張到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哲學、心理學、法學、語言學、傳播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學、音樂學、美學、地理學、教育學，甚至工商管理學等絕大多數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其研究課題則從全球化到本土化，從權力話語到文化霸權，從文學重讀到文化帝國主義，從工人階級到大眾文化，從身份認同到性別、種族，從女權主義到同性戀，從時尚追星族到互聯網，從新媒體到實驗室文化，幾乎無所不包，從而成爲多學科跨學科的、面面俱到、大而無當的超級巨無霸學科；而且，文化研究的中心詞“文化”的含義早已突破了審美、藝術乃至人文的界限，而轉向“政治”，並進入人們的世俗生活方式。正如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費斯克(John Fiske)所說：

       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詞，側重的既不是審美，也不是人文的含義，而是政治的含義。文化不是被視爲偉大藝術中形式和美的審美理想，或者用更有人文意味的話說，是超越時間和民族邊界之“人文精神”的聲音，聽眾假定是一個普遍的人(這裏性别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這一文化概念中，女人是無足輕重的)。因此，文化不是人類精神的審美產品，用來抵擋如潮洶湧的工業物質主義粗鄙污穢，而是工業社會內部的一種生活方式，它包括了此種社會經驗的所有意義。(22)

       顯然，這與我們以往的對“文化”的理解已經大相徑庭，文化研究的範圍已經大爲擴展。不僅如此，文化研究還衝破了理論、學術的羈絆，而介入了實踐層面。美國學者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直截了當地說：“文化研究主要描述並介入‘文本’和‘話語’(即文化實踐)在人類日常生活和社會構成之內產生、插入和運作的方式，以複製、抗爭乃至改造現存的權力結構”，它“審視特定實踐如何置於以及它們的生產性如何決定於社會權力結構和日常生活現實體驗之間的關係”。(23)這樣，文化研究就不但超越了“文化”以藝術和審美爲內核的傳統理解，而且超越了學術和知識生產的範圍，成爲直接參與改變社會權力結構和建構人們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種實踐。

       一般認爲，文化研究有四大理論支柱：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和後結構主義，後現代和後殖民主義。其中，馬克思主義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不斷隨時勢變化而更新的理論觀點和話語形態幾乎在文化研究的各個階段和所有領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後》用大量篇幅剖析了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發展對於文化理論興衰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後現代主義(在一定意義上包含後殖民主義)則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逐漸與文化研究交匯、結合，不斷融入文化研究之中，既獲得了自身新的生長動力，又推動了文化研究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化。

       文化研究的上述演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約翰生(Richard Johnson)說：“在文化研究史上，最早出現的是文學批評”，但是，即使在這個起始階段，文化研究也沒有局限於文學批評。那時，英國文化研究的前驅威廉斯、霍加特(R.Hoggart，1918-2014)就“在不同方面發展了利維斯強調的文化的社會評價功能，但卻把評價從文學轉向了日常生活。還有一些類似的對歷史的佔用。第一個重要歷史時刻是戰後各種社會史研究的發展，這種研究聚焦於通俗文化，或尤其是以政治形式出現的‘人民’文化”。(24)這種對日常生活、社會史、通俗文化和政治的關注，已經開啟了文化研究拓展疆域、貼近現實生活的進路。第二階段自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英國伯明翰學派引領文化研究潮流，脫離了文學批評的狹隘領地，“發展了一種關於分析、翻譯、批評文化人工製品的批判性方法”，“開始把注意點集中在文化語境中的民族、種族、性別、階級等意識形態及其相互作用上”；同時，研究隊伍迅速擴大到歐美各國，在研究領域和熱點方面四處出擊，攻城掠地，造成其影響的輻射式大拓展。第三階段是與後現代主義合流時期，“文化研究已經出現了一種轉變——轉向了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爲的後現代問題。在這一階段(大致從80年代中期到現在)，英國和北美的文化研究從以前階段的社會主義和革命，轉向了身份政治的後現代形式，且對媒體和消費文化持更少的批評態度”。(25)其實，何止是“更少的批評態度”，簡直是積極支持、推波助瀾。

       從文化研究五十多年的發展歷程看，它表現出了三個較爲重要的特徵。

       首先，多學科、跨學科性是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文化研究已經遠離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把觸角伸到到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從而成爲一門無所不包的龐大無比的超大學科：“文化研究對於女權主義、黑人政治、同性戀運動、美籍墨西哥裔文化研究，對於迅速發展的‘後殖民主義’研究團體、以及形形色色的大眾文化的比較傳統的追隨者，還有各種馬克思主義追隨者(大都來自外國)，統統表示歡迎。”(26)就此而言，人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其中有解構主義的深刻影響。因爲，德里達和耶魯解構學派主張取消學科界限，消解文學作品與其他非文學作品的文本界限和學科界限。這同樣也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宗旨。

       其次，傳統的精英和經典文化漸趨邊緣化，而大眾文化則成爲文化研究的主流。美國學者阿格爾(Ben Agger)甚至將文化研究等同於大眾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人們爲了使他們對大眾文化的迷戀合法化而常常使用的技術術語，文化研究給予他們一定的學術權威，看似避免了更爲激進的術語，如‘意識形態批判’，這是馬克思主義者認爲適當的文化分析和干預方案。”(27)伊格爾頓同樣認爲，“文化理論的另一歷史性進展就是確立大眾文化值得研究”(28)。與此相反，經典和精英文化卻漸漸淡出文化研究的視野，甚至被逐出大學文學教育的課堂。

       再次，文化研究雖然研究範圍越來越廣，學科領地越來越寬，但奇怪的是，其凝聚的中心卻是政治、政治學。詹姆遜說：“文化研究是一種願望，探討這種願望也許最好從政治和社會角度入手，把它看作是一項促成‘歷史大聯合’的事業，而不是理論化地將它視爲某種新學科的規劃圖”，不過，這種“政治”已經變味，其革命性含義在文化研究的後期已經逐漸從現實政治中退化出來，“這項事業所包含的政治無疑屬於‘學術’政治，即大學裏的政治，此外也指廣義上的智性生活或知識分子空間裏的政治”。(29)應當說，詹姆遜對文化研究“政治”觀的概括還算客氣的。伊格爾頓持的批評更爲激烈。他犀利地嘲諷文化理論關注的政治已經墮落爲色情和性欲的所謂“政治”，在“某些文化圈裏手淫的政治遠遠要比中東政治來得更令人着迷”；有人挖空心思地“研究乳膠文學和在肚臍上飾件的政治涵義”；更有甚者，公然認爲“文化理論所取得的傑出成就之一就是性別和性欲不僅是個具有緊迫政治意義的話題，也是研究的合法對象”。(30)由此可見，文化研究所關注的政治已經曰益異化和泛化，成爲對資本主義現實無關痛癢的裝飾品。

       文化理論的上述特徵，既是它急速膨脹的原因，也是它在1990年代達到鼎盛以後快速走向衰敗的重要理由。當然，其中原因非常複雜多樣，不能作簡單化的解釋。但最明顯的原因之一，是它包含着的文化與文學的內在矛盾日益加劇：文化理論是從文學研究、批評起步的，然而隨着文化理論的勃興，不斷越界擴張“跨學科”的勢力範圍，專門的文學研究被逐步擠壓和吞噬，迅速走向邊緣，甚至淪爲文化理論的工具和附庸。這不僅是文學理論和研究日漸低迷的原因，也是文化理論自身極端膨脹、走向危機和破滅的重要徵兆。這一點，早在文化理論開始走向繁榮的1982年，在總體上支持文化理論的卡勒的《論解構》一書的敘述中已初露端倪：

       何種影響，都在一個未及命名，然而經常被簡稱爲“理論”的領域之內密切聯繫着其他文字。這個領域不是“文學理論”，因爲其中許多最引人入勝的著作，並不直接討論文學。它也不是時下意義上的“哲學”，因爲它包括了黑格爾、尼采、伽達默爾，也包括了索緒爾、馬克思、弗洛伊德、高夫曼(E.Goffman)和拉康。它或可稱爲“文本理論”，倘若文本一語被理解爲“語言拼成的一切事物”的話，但最方便的做法，還不如直呼其爲“理論”。這個術語引出的那些文字，並不意在孜孜於改進闡釋，它們是一盤叫人目迷五色的大雜燴。(31)

       這段話透露出了卡勒對文化理論擠壓和排斥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不滿。二十九年後的2011年，還是這位卡勒，以略帶揶揄的口吻說道：

       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在所謂“理論”(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十分奇怪的說法)的巨大衝擊之下，美國和西歐的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領域內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和轉型。如果有人問“是關於什麽的理論”，答案常常是含混不清的。那些常常被看作是“理論”的東西，就“學科”而言，其實極少是文學理論，例如它們不探討文學作品的區別性特徵及其方法論原則。諸如弗里德里克·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費迪南·索緒爾、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雅克·德里達、雅克·拉康、米歇爾·福柯、路易斯·阿爾都塞、朱迪思·巴特勒以及很多其他理論家的理論著作都根本不是在研究文學，最多不過是稍微牽涉到一點文學而已。(32)

       作爲美國當代有影響的批評家，卡勒親身經歷和參與了文學理論領地日益向文化理論擴張、同時在“跨學科”旗號下自身被日益邊緣化的過程。應當說，他的感受是真切的，也是矛盾的。他並沒有像伊格爾頓那樣從文化理論的支持者走向激烈的批判者，而是對文化理論的無限擴張、不斷擠壓文學理論空間的歷程既有肯定，也頗有微詞。這種情況真實地反映出處於文化研究由盛而衰的急劇變動中，當代西方文論界因爲文學理論遠離文學和文本而彷徨猶豫、躊躇徘徊、左右爲難、不知所終的矛盾心態。而這也正是對當代西方文論陷入困境的一種警示。

       比之於耶魯學派消解文學與非文學文本的文體和學科界限來，文化研究走得更遠，造成了文學研究的兩大缺陷：一是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文學缺位，成爲不着邊際的泛文化、泛政治化批評；二是由文學批評起步的文化理論由於遠離文學和文本，遠離文學實踐、文學現實，甚至也遠離真正的文學批評，最終形成爲一種理論自足、理論自語、理論自娛的荒唐可笑的局面。

       三、兩種對立意見彰顯了什麽?

       之所以說，造成文學研究遠離文學和文本的內在根由，是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有沒有相對合理的界限和張力，原因在於：一刀切斷兩者的必然聯繫，把文學研究孤立化爲純形式(語言)、純審美的研究，固然不可取，這種作繭自縛的做法已爲唯美主義、形式主義、新批評等理論的最終失敗所證明；然而，將文學研究無限越界和跨學科，最後消融、消失在包羅萬象的文化研究中，淪爲其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奴僕，恐怕更加離譜，昭示着文學研究自我解體的現實危險。這並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杞人憂天。20世紀80年代以來，圍繞着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關係這個前沿問題，在當代西方文論界，始終存在着兩種不同聲音、不同意見的爭執和交鋒。這場爭論大體上可分兩個階段：到90年代前期，擁護文化研究的聲音占壓倒性優勢，反對者相對孤立；而到2000年新世紀到來前後，這種局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否定和批判文化研究的聲浪漸高，維護者衹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

       前一階段可以耶魯學派兩位代表人物德曼和布魯姆的不同主張爲範例。還在20世紀80年代初，解構主義文學理論越界跨境、四處出擊，歐美文化研究方興未艾之時，對這種理論的抵制和批評之聲就已經不絕於耳，但還不成氣候。德曼十分敏感，曾經針對那些剛剛露頭的批評、抵制解構主義文學理論的觀點作過強烈的辯護和反批評，認爲解構文論“由於揭示出意識形態的運轉機制，而傾覆了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它反對美學作爲其重要組成部分的強大哲學傳統；它瓦解了文學作品既定的經典，模糊了文學和非文學話語之間界限”，而使傳統文論黯然失色。他嚴厲地反問道：“文學理論的什麽東西這麽嚇人，以至於激起如此的強烈的抵制和攻擊?”(33)這裏，德曼從四個個方面肯定了解構主義文論：(1)對現代性爲內核的傳統意識形態從機制上進行顛覆；(2)對現代西方文論歷來以美學(審美)爲核心的傳統及其強大的形而上學哲學根基從根本上進行解構；(3)消解文學與非文學話語之間文體和學科的界限，從而動搖了傳統文學理論的根基；(4)破除了傳統的文學經典觀念，及其背後的精英主義陰魂，代之以非經典乃至非文學的大眾文化產品。這種解構主義文學理論，在德曼看來具有普遍性，“它們既是理論又不是理論，是理論之不可能性的普遍理論”；他並且充滿自信地宣稱，這種“文學理論並沒有沉沒的危險；它不由自主地興盛起來，而且愈是受到抵制，它就愈是興盛，因爲它講說的語言是自我抵制的語言”。(34)可以看出，80年代解構主義文論助推文化研究，其風頭正健，有一種不可抵制的氣勢。

       有意思的是，同屬耶魯解構學派的布魯姆卻從90年代起旗幟鮮明地站到了對抗文化研究的立場上爲文學研究辯護。他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背後不朽作品》(1994)一開始就對文化研究在美國的流行和走紅深表憂慮，聲稱雖然“那些所謂的文化戰爭與我無涉”，但它造成了嚴重的學術後果：“如今學術界是萬物破碎、中心消解，僅有雜亂無章在持續地蔓延”；(35)他認爲“當前的低劣狀況”一言以蔽之：“今日的學術界已經變得走火入魔了。”(36)對於文化研究對文學研究帶來的災難，他痛心疾首，進行了義憤填膺的全面批判：

       在現今世界上的大學裏文學教學已政治化了：我們不再有大學，衹有政治正確的廟堂。文學批評如今已被“文化批評”所取代：這是一種僞馬克思主義、僞女性主義以及各種法國/海德格爾式的時髦東西所組成的奇觀。西方經典已被各種諸如此類的十字軍運動所代替，如後殖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族裔研究，以及各種關於性傾向的奇談怪論。(37)

       需要說明的是，布魯姆上述批判的出發點，還是以康德(I.Kant，1724-1804)以降以審美(美學)價值爲基礎的傳統立場。這一點，他說得很明白：“‘……審美價值’常常被視爲康德的一個觀念而不是一種現實存在，但我在一生的閱讀中卻從未有過如此的經驗。”(38)布魯姆的意思是，他幾十年的文學教育和批評生涯，對文學經典的閱讀和批評始終建立在康德那種審美體驗的“現實”基礎上，而不僅僅停留在“觀念”上。由是，我們可以通過與德曼前述論點的比照，對布魯姆的上述觀點作簡要概括：(1)與德曼以解構文學研究背後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形而上學哲學根基爲已任相反，布魯姆力圖使文學研究擺脫這種束縛獲得獨立和自主。爲此，他嘲諷文化研究“喋喋不休，認爲最好把文學解釋成是資產階級體制所促生的神秘化”，揭露這種解構主義主張實際上“就把審美降爲了意識形態，或頂多視其爲形而上學”。(39)(2)與德曼反對文學研究的美學基礎相反，布魯姆反對抹殺文學審美價值評判的“大哲學”和泛文化研究，認爲文學研究必須堅持“審美的自主性”的底綫。對於文化研究把“文學不必依赖哲學，或審美無關意識形態和形而上學”的審美自主性論者“看作一個怪人”的說法，他認爲恰恰“標誌着文學研究的墮落”。(40)這一點從根本上區分了文學與大文化、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界限，否定了文化研究對文學研究無止境的侵略和蠶食。(3)與德曼消解文學與非文學之間文體和學科界限的主張相反，布魯姆堅守文學獨特文體和獨立學科的立場，反對用涉及林林總總非文學的“主義”和學科領域的所謂“文化批評”替代真正的文學研究，從而進一步捍衛了文學研究自身的疆域。(4)與德曼破除和取消傳統的文學經典的觀念相反，布魯姆力主重新恢復被文化研究極度邊緣化的西方傳統文學經典的崇高地位。一部《西方正典》就是“從數百個往昔公認的西方經典作家中遴選出二十六位代表人物”(41)，對他們的經典作品充滿激情地給予審美評價，有力地捍衛了它們的經典地位。而對待文學經典的態度——維護還是反對，是區分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試金石。布魯姆稱反對者爲“憎恨學派”，指責“他們希望爲了實行他們所謂的(並不存在的)社會變革而顛覆現存的經典”，甚至不惜“摧毁經典”。(42)(5)與德曼顛覆經典的反精英主義態度相反，布魯姆仍然清高地堅持知識分子的精英立場。他雖然承認文學批評不會“成爲民主教育或社會進步的基礎”，因爲這不應是文學批評的任務，但他決然肯定，“文學批評作爲一門藝術，卻總是並仍將是一種精英現象”。(43)(6)由於德曼去世較早，未曾涉及文化研究對美國大學文學教育破壞問題，布魯姆則給予嚴重的關注和激烈的譴責。比如，他痛心卻無奈地說：“對西方文學的研究仍然會繼續，但衹會如今日的古典學系的規模。今日所謂的‘英語系’將會更名爲‘文化研究系’，在這裏，《蝙蝠俠》漫畫、摩門教主題公園、電視、電影以及搖滾樂將會取代喬叟、莎士比亞、彌爾頓、華茲華斯以及華萊士、斯蒂文森。曾經是精英蒼萃的主要大學和學院仍會講授一些有關莎士比亞、彌爾頓及其他名家的課程，但這衹會在由三四位學者組成的系裏講授，這些學者類似於希臘文和拉丁文教師。”(44)於是，“英語系以及相關系科始終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並且還極不明智地吞咽下一切看上去可以吸收的東西”，而“這種生吞活剝產生的可怕結局將是自我毁滅：詩歌、戲劇、故事和小說的教學正在被各種社會與政治討伐的搖旗呐喊所取代。或者，通俗文化作品取代難懂的大家之作而成了教材”。(45)可見，由於受到文化研究的巨大衝擊，大學英文(文學)系中真正的文學研究和教學無論在課程設置的規模、講授的專業內容上，還是教材的選擇使用、師資隊伍的構成上，都被擠壓、萎縮到無足輕重的邊緣地位，實際上蛻變爲“文化研究系”。這類話語，在《西方正典》一書中比比皆是。把對文化研究的批判深入到大學教育體制的層面，這是布魯姆的獨到之處，也是深刻之處。他的這種感受是真切的，但在那個時期又是孤獨的，他的看法是空谷足音。他感受到自己“周圍全是些嘩眾取寵的教授，充滿着法德理論的克隆，各種有關性傾向和社會性別的意識形態，以及無休止的文化多元主義，我於是明白了，文學研究的巴爾干化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了”(46)。此言頗有點自覺勢孤力單、螳臂擋車、無力挽回的哀傷。

       這一時期，與布魯姆觀點相近但比較溫和的還有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艾伯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他以《鏡與燈》一書爲中國文藝理論界熟知。他對文化研究那種“指控”“偉大著作的傳統經典，不僅是文學，而且是人文研究的一切領域的經典，其形構根據都是出於意識形態，以及精英和特權階級的政治利益和價值”的說法並不認同，對其鼓吹“開放經典”，“使它變成‘多元文化’”性質，“從而充分代表婦女、少數族裔、非異性戀者，以及其他少數人團體的關注和文學成就”的主張更是表示不滿。(47)不過，這一階段文化研究總體上勢不可擋，持異見者寥寥無幾。

       到了後一階段，特別是進入21世紀後，情況發生了逆轉，對文化研究的批判聲浪越來越高，相反，維護的聲音卻越來越低。這也伴隨着文化研究無限擴張之後急速衰落的過程。這一階段的英美主流文學批評家如伊格爾頓、詹姆遜、卡勒等人大多不看好文化研究，便是明證。而對文化研究和文學理論作全面、系統反思和批判的總結性論著，無疑是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後》。除此之外，持相對溫和觀點的是希利斯·米勒，他在基本肯定全球化語境下文化研究發展的必然性和成就的同时也有所批評。然而詭異的是，在中國，他於1997年和2001年分別在《文學評論》上發表文章，因爲對全球化電子和新媒體時代的文學和文學研究前景表示憂慮，而提出了“文學終結論”，卻不料由此陰差陽錯反倒成了積極鼓吹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這個過程有點複雜，需要在此予以澄清。

       從堅守解構主義批評的基本立場出發，米勒在大方向上是支持和維護文化研究的。當文化研究事實上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但其在大學裏對傳統的文學研究的擠壓卻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米勒就文學的社會功能是否還能適應提出了下面的疑問：

       在這樣沒有理念的新型大學裏，文學研究又有什麽用?我們是應當、理應還是必須依然來研究文學?現今文學研究義務的資源又是什麽——是誰、是什麽要求我們這樣做?我們爲什麽要研究它?爲了什麽目的?是因爲文學研究在今日大學的教學和科研中依然具有社會功效，還是它純粹已是夕陽西下、苟延殘喘，終而要消失在日益成形的全球化社會中一路走紅的那些實用學科之中?(48)

       米勒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從總體發展上進行審視。他認爲，自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文學研究一個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文化研究的興起和迅速傳播，以語言爲基礎的理論研究特別是文學研究紛紛轉向文化研究。這是對一個大趨勢的基本判斷。造成這一態勢的原因何在?米勒從內外兩個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外部原因。米勒主要從全球化的大時代、大環境裏大學體制的大變遷的視角，間接地論證了文化研究一路走紅、而傳統的文學研究夕陽西下的歷史必然性。他引證並認可了德里達對當今時代轉型、文化“移位”的看法，指出：“隨着從書本世界到超文字世界這一劃時代的加速進行，我們以前所未有的快捷步子，給引入到一個新的充滿威脅的生活空間。誠如德里達近年在一個研討班上中肯地指出，這個新的電子空間，這個電視、電影、電話、視頻、傳真、電子郵件和互聯網空間，已經從根本上深切地改變了自我、家庭、工作場所，以及民族-國家的政治學。”(49)他認爲，這樣一個電子化、新媒體時代，從根本上改變了人文學者之間以及與其工作的聯繫方式；經濟和文化體系全球化導致國家實力相對弱化，也對大學的功能產生了影響。隨之，大學人文學科的文學教育也發生“轉型”，以往強調傳統文學經典有永恆價值的觀念和教授方式日益被文化多元主義理念所取代；同時，由於教學經費越來越縮減，傳統的文學系逐步自我解構，走向文化研究，教師們花在文化理論上的時間比教授經典作品的時間要多得多，於是，傳統經典背後那個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構架，無奈地被抛棄了。

       第二，內部原因。米勒主要從新一代文學研究隊伍自身角度加以分析。他看到當今美國大學文學教學隊伍發生了很大變化，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的主體已經年輕化了。他們是被電視和商業化流行音樂熏陶長大的第一代人。他們當中許多人從孩提時代起，花在看電視和聽流行音樂上的時間遠較讀書爲多。因此，這新一代的批評家，相當程度上是爲一種新型的消費主義的視覺和聽覺文化所塑造。他們當然更願意研究大眾文化、電影和流行刊物，所以，轉向文化研究是順理成章的。

       應當說，米勒對全球化時代文化研究大發展、大繁榮內外原因的分析是言之成理的。對於美國當代的文學研究界，特別是大學文學系中，文學研究的這種文化研究轉向，米勒總體上是從發展趨勢和必然性角度予以肯定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回應了布魯姆對文化研究的激烈否定。不過，也有一些微詞。比如，他指出，在新媒體時代，新技術入侵家庭，衝破內外分野，跨越國界和種族邊界，私人空間的隱秘性不復存在。這一技術和文化多元主義暢行其道的結果之一，是倒退回民族主義，回歸種族一元論；而同時，文化研究在收編和馴服新的傳播技術、摧毀各種邊界、闖入我們的家園之後，也帶來了一種“他者”的威脅。(50)

       更爲意想不到的是，米勒不是在美國、而是在中國首先抛出了石破天驚的“文學終結論”。他說：“在特定的電信技術王國中，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即使不是全部)將不復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因素倒在其次)。哲學、心理分析學也在劫難逃，甚至連情書也不能幸免。”他主要是從電子信息和新媒體的時代背景來論證的，他說，由於“收音機、電視、電影、流行音樂，還有網際網絡，在塑造人們信仰和價值觀以及用虛幻的世界填補人們的心靈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些虛擬的現實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世界在誘導人們的情感、行爲和價值判斷方面發揮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mative efficacy，亦譯‘施爲性效能’)”；正因爲圖像、視覺文化不斷對傳統的文學排斥和擠壓，使文學的“那些舊有的功能卻被電影、電視、通俗音樂、電子遊戲、網絡等這些能夠製造魔光幻影的遠端技術媒介所替代”。他由此推論道，這個“新的電信時代正在通過改變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終結”。(51)這表明，米勒的“文學終結論”的深層背景，乃是對後現代電信和圖像時代裏文學受到視聽藝術的極大衝擊，其中心地位被不斷削弱和邊緣化的深深擔憂和無可奈何。同理，文學的“終結”也必然造成文學研究和理論由於無所依附而走向衰退。然而，這種對文學和文學研究帶有留戀和惋惜情緒的“文學終結論”，客觀上卻爲文學研究必然爲文化研究所取代的觀點即維護文化研究的主張，提供了理論根據。

       需要指出的是，經過與中國文藝理論界的爭鳴和討論，米勒後來對其“文學終結論”也有局部的修正。他曾在一次訪談中動情地說：“我的一生都在研究文學，我也不太懂電影方面的東西，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對文學的未來還是有安全感的。在我的有生之年，它是不會消亡的。”(52)這實際上部分收回了其“文學終結論”；而“衹要文學繼續存在，對不同社會和社會中的個人具有重要性，人們就需要文學理論。即使文學在某個特定社會中不再重要，尤其是在媒體一統天下的時代，就像今天所發生的那樣，人們仍然有理由主張，至少是在西方社會，文學理論繼續需要存在下去，以發揮其闡釋過去文學的作用……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文學寫作和閱讀還是會繼續下去的”(53)。換言之，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都還會繼續存在下去。

       這一階段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紛爭，與前一階段恰好相反，是文學研究全面勝出，文化研究相反處於守勢。像米勒這樣的文化研究支持者，如今也衹能從大時代角度作溫和的辯護，而不再那麽理直氣壯了。曾經孤立無助的布魯姆現在有了許多知音，不再那麽悲觀絕望了。

       四、文學研究與文

研究數十年論爭之檢討

       西方學術界這數十年關於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爭，彰顯出當代西方文論不斷滋長的現實危機。造就是：在文化研究攻城掠地、無止境擴張的衝擊下，文學研究的地盤日益縮小、經典日益淡出、理論日益衰落，甚至在美國，大學文學系都難以生存下去了。這種現狀，值得西方也值得中國學術界作出檢討與反思。

       其一，文學研究逐漸遠離文學和文本，恐怕是造成上述後果的源頭。本文在回顧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爭時，之所以舉了歷來重視文學和文本解讀的幾位耶魯學派幹將(對立雙方)的思想觀點，就是想說明，由於德曼和米勒堅持以修辭性爲語言本性的解構主義思想，他們很自然會走向自己原先文學主張的反面，站到排擠文學研究的文化研究立場上去了。

       其二，經過這一場耗時數十年的漫長論爭，雖然西方的文學研究似乎已經重振雄風，文化研究重新走向衰退，但這並不意味着當今的文學研究能夠重新回到文化研究崛起之前的原樣。其實，文化研究剛剛崛起時並不完全與文學研究對立，更大程度上是互補互動的。文學研究借文化研究的東風，吸收、採納文化研究的多種視角和研究方法，也確實拓展了文學研究的思維空間，豐富、充實了文學審美研究的路數。正如卡勒在2011年文化研究已經退潮時，仍然反思了當年文學研究自身的種種弱點和局限，充分肯定了它對文化理論的主動“借用”確確實實有力促進了文學研究的發展：

       我們用“理論”這一習慣性稱呼所指的，其實是多種不同文類的著作，它們成功地對並非它們所屬的那些領域提出挑戰，並對如何思考這些領域重新定向。文學研究者喜歡借用文學研究領域之外的理論，這是因爲它們對語言、心理、歷史或者文化的分析爲文學文本和文化現象提供了種種新的令人信服的闡釋。……來自其他領域的著作爲文學學者們重新思考文學和文學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資源，它們不但提出了關於語言和表意的功能等一些普泛性的問題，而且提出了一大堆其他的問題。畢竟，文學所涉及的題目可謂包羅萬象，因此，當文學學者們從某種並不足以闡釋文學作品的文學史中解脫出來之後，他們赫然發現：他們能夠利用各種各樣最令人激動、最有趣的理論來闡釋他們在文學中所遇到的問題和材料。他們同時也在這些種類繁多的“理論”中找到很多能夠幫助他們從歷史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和哲學的角度去思索文學自身的功能的著作。(54)

       在文化研究退潮之後，卡勒提出的這個看法，的確是冷靜、客觀而中肯的。以往像布魯姆所堅持的純審美的文學研究不言而喻有其正當性、合理性，有其強大的生命力，但也存在着顯而易見的狹隘性、片面性等缺陷。恰當、適度引入歷史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和哲學等等文化研究的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顯然有利於文學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不能因爲文化研究跨界越位、“逼迫”文學研究遠離文學和文本，使之最終被邊緣化這個消極影響，而徹底否定文化研究有其合理方面和形成發展的根基。事實上，重新堀起的文學研究已經與過去單純審美的文學研究和批評大不相同了，它已經部分吸收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成果，與文化研究理論交織融合，難分難解，再也不可能回到傳統的內在審美研究和外在社會背景的闡釋路綫上。這是從單純的文學研究→泛文化研究→新的文學研究，這樣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後者是對前面兩者的辯證綜合，是揚棄了它們的消極方面，上升到層次更高、內容更豐富的一個發展階段。

       其三，文化研究並不會徹底消亡，它還有新的發展前景。它與文學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還有新的結合的可能性。還是這位卡勒，面對“理論死亡”的喧囂，並沒有扼腕歎息，他說，“本人對扼腕則毫無興趣”，因爲“在今天的美國大學裏，理論作爲一種體制化和學科化的存在，已經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也正因爲理論獲得了這樣穩固的地位，它自然失去了曾經競新鬥奇的魅力，抑或其駭人聽聞的銳利，儘管收斂鋒芒也未使理論少受詬病”。(55)此言甚是。正如布魯姆所抱怨而爲米勒所首肯的那樣，文化研究和理論實際上已經融入了美國大學的體制之中，並且學科化了，不是簡單地宣佈其死亡就能剝離和擠出的，也不是批判、抵制和呼籲就能回復到三十年前的文學研究狀態的。事實上，近年來，來自西方各國的一批學者，在認真總結、反思過去到現在幾十年文化研究的歷程和得失的基礎上，圍繞着“文化研究有未來嗎”這一尖銳的拷問，紛紛作出自己的回答。令人寬慰的是，他們基本上都對文化研究的未來抱有希望和信心，並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多種振興文化研究的策略或者方案。其中，英國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爾(S.Hall，1932-2014)在一次訪談中認爲，面向未來，文化研究的不確定性正在不斷增加。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中，人們的身份認同的概念正被弱化，因爲人的身份變得越來越不固定，多元文化相互交織，“移位”(Route)的出現使一個人的文化之“根”(Root)越來越處於漂浮狀態。霍爾強調，不應放逐抛棄文化研究，而要讓文化研究適應現實發展的形勢，向更深入、更具變化性的向度發掘。(56)

       其四，經過文化研究洗禮的文學研究，不可能完全回到布魯姆所鍾情的純審美批評的老路上去，而是有着許多新的發展方向和途徑。卡勒根據西方文論界新近的研究現狀，從大量實證材料出發，歸納和描述了文學理論領域內六種最新變化或發展趨勢。(57)其中的第六種是“返歸美學”，即廣義上的藝術理論的復興。他認爲，傳統的美學概念，譬如藝術天才、藝術的自主性和普適性、藝術的內在精神價值等，都與主體的概念密切聯繫，屬於一種過時的精英主義的、普泛化的藝術概念。而時下“對美學的回歸”不是回歸傳統美學，而是一種“新形式主義”或者“新美學主義”的崛起，體現了人們對文學形式和藝術形式的一種刷新了的關注。它對於逆轉“認爲美學是精英主義”這股民主化潮流極爲重要。它對於信息時代“數字化媒介、超文字和電腦網絡遊戲的世界提出了新的美學問題”，認爲必將會對文學概念進而對文學理論概念產生影響。它強調，在新的電子體系中，回馈的循环綫路使得文本和讀者之間發生着不同層次、持續不斷的互動，在讀者表演文本時又不斷地改造它們。這改變了以往對文學的理解，其結果是文學最終被認爲更像是一個事件而非一個固定的文本。這樣，“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就要在文學的美學研究中具有某種新的重要性”。(58)可以看出，卡勒這裏所說的回歸美學，並不是回歸布魯姆精英式的舊審美主義，而是包含着文化研究因素的、非精英主義的新審美主義。應當說，卡勒的這些描述和歸納是比較客觀的，符合當代西方前沿文論的最新趨勢的。他一方面想表明，雖然文化研究總體上已經過時，但是文學研究仍然裹挾着文化研究的餘威不斷探索着新的生長點和發展路徑；另一方面表示堅信，面向未來，“一場十分活躍的、引人入勝的理論事業——文學理論活動——將會繼續開展下去”。(59)

       其五，轉向中國當代文論看，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中，中國文藝理論經歷了當代西方文論的巨大影響和衝擊。其中，既有譯介、模仿、移植和吸收，也有警惕、懷疑、辨析和反思；既有交流對話，也有批判論爭；既有歷時性的借鑒，也有共時性的審視。之中也包括了對處理和解決好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之間複雜關係這個重大問題的嚴肅思考。總體上說，當代西方文論事實上參與了當代中國文論的思維創新和理論建構，主流是健康的，但它對中國文論的消極影響也不能低估。特別是西方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兩股思潮數十年的博弈爭鬥、此起彼伏、此長彼消，其中有不少負面的東西對中國當代文論產生過消極作用；而當西方文化理論與後現代主義結合後，這種負面影響更爲顯著。(60)

       對於當代西方解構主義文論和文化理論歷史形成的遠離文學和文本的缺陷，中國學術界的有識之士已有了清醒的認識。從未來的發展趨势看，在借鑒其合理因素的時候，不宜重蹈用文化吞沒文學的泛文化主義覆轍；在強調文學研究回歸文學和文本本身的時候，也不宜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把文學的審美研究與外界(社會、經濟、歷史、哲學、法律、政治、文化等等)一刀切斷。當然，也不必追隨卡勒讚賞的那種“新審美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因爲對這種尚未成型的時髦東西，學者們更需要的是冷靜觀察，結合中國文學研究的實情和問題，加以實事求是的思考和評價。

       注釋：

       ①②④⑤⑥⑦[英]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商正譯，第3、4、24、25、39、38頁。

       ③張箭飛：“文化理論在西方的死亡”，《學術研究》9(2005)。該文以大量第一手材料，包括有代表性的論文、書籍引證、重要學術會議概述等，描述了2004年前後美國理論、批評界面對文化理論的急劇衰落極爲真切的所感所思——“理論終結”和“理論死亡。”

       ⑧[美]喬納森·卡勒：《當代學術入門：文學理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李平譯，第46頁。

       ⑨[法]雅克·德里達：《多義的記憶——爲保羅·德曼而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杜，(1999)蔣梓驊譯，第6頁。

       ⑩(11)[美]保爾·德·曼：《閱讀的寓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沈勇譯，第11、21頁。

       (12)(13)(14)[美]保爾·德·曼：《閱讀的寓言》，第77、318、264頁。

       (15)[美]韋斯特(Grant Webster)：“關於米樂”，《中外文學》4(1991)：20-21，楊明蒼譯。

       (16)Hillis Miller,“On Edge:The Crossways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4(1979).

       (17)(18)Hillis Miller,The Linguistic Moment:From Wordsworth to Steve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xiv,238.

       (19)[美]希利斯·米勒：“論全球化對文學研究的影響”，《當代外國文學》1(1998)，郭英劍編譯。

       (20)Geoffrey Hartman,“Crossing Over,Literary Commentary as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3(1976).

       (21)[美]傑佛瑞·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評——關於當代文學的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張德興譯，第4頁。

       (22)John Fiske,“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elevision”,What is Cultural Studies?(London:Arnold,1996),115.

       (23)[英]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70頁。

       (24)[美]理查德·約翰生：“究竟什麽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讀本》，第4頁。

       (25)[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失去的聯合：法蘭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天涯》1(2003)，吳志峰、張永峰譯。

       (26)[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快感：文化與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王逢振譯，第411頁。

       (27)[美]本·阿格爾：《作爲批評理論的文化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O)，張喜華譯，第6頁。

       (28)(29)[英]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後》，第6、4-5頁。

       (30)[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快感：文化與政治》，第399頁。

       (31)[美]喬納森·卡勒：《論解構：結構主義之後的理論與批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陸揚譯，第2頁。

       (32)[美]喬納森·卡勒：‘當今的文學理論’，《外國文學評論》4(2012)，生安鋒譯。

       (33)[美]保羅·德曼：“對理論的抵制”，《解構之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李自修等譯，第103、114頁。

       (34)[美]保羅·德曼：“對理論的抵制”，《解構之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李自修等譯，第114頁。

       (35)(36)(37)(38)(39)(40)(41)(42)[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背後不朽作品》(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江寧康譯，第1、429、2、1、15、8、1、3頁。

       (43)(44)(45)(46)[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背後不朽作品》，第14、430、431、429頁。

       (47)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Orlando: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3),21.

       (48)Hillis Miller,“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Transnationonal University”,“Culture”and the Problem of the Disciplin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45.中譯文轉引自陸揚：《日常生活審美化批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第61頁。

       (49)(50)Hillis Miller,“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Transnationonal University”,“Culture”and the Problem of the Disciplines,61,45-69.

       (51)[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載《文學評論》1(2001)，國榮譯。

       (52)周玉寧：“‘我對文學的未來是有安全感的’——希利斯·米勒訪談錄”，《文藝報》8(2004)。

       (53)[美]希利斯·米勒：“文學理論的未來”，《東方叢刊》1(2006)。

       (54)[美]喬納森·卡勒：“當今的文學理論”，《外國文學評論》4(2012)。

       (55)[美]喬納森·卡勒：“再論當下理論”，《外國文論與比較詩學》(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第1輯，第4頁。

       (56)金元浦：“文化研究有未來嗎”，《探索與爭鳴》7(2014)。該文是金元浦爲其翻譯的由雷納·溫特主持编寫的《文化研究的未來》一書所寫的序言。

       (57)這六種趨勢是：敘事學的新進展；在美國重新出現了德里達；文學研究的“倫理轉向”；“生態批評”的發展；“後人類”觀念的產生；返歸美學。從卡勒的描述看，這六種新變化，除了一、六兩種外，其實與人們心目中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有相當距離，也許更接近於文化研究，或者更多體現出文化研究的餘韻。參閱[美]喬納森·卡勒：“當今的文學理論”，《外國文學評論》4(2012)：52-62。

       (58)(59)[美]喬納森·卡勒：“當今的文學理論”，《外國文學評論》4(2012)：61-62。

       (60)朱立元：“對西方後現代主義文論消極影響的反思性批判”，《文藝研究》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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