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防论文,思想论文,李鸿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鸿章海防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并有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本文拟从李鸿章海防思想发展的角度，将它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加以论述。
一
第一个阶段，从1862年至1874年，注重营建海防物质基础，是李鸿章海防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
1862年3月，李鸿章在率淮军出战后不久，就“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感到“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这时，李鸿章开始认识到，中国欲自立必须向西方学习。指出：“惟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持，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①a]
1864年9月，李鸿章授意丁日昌上一“密禀”，内称：“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之计也”[②a]。总理衙门对“密禀”中的建议给予了肯定。当时，上海外国人开设的机器厂不下十家，李鸿章嘱丁日昌就近访求，愿出售者，以便议购。他提出，一面派人出洋学习制造，“宽以岁月，董之劝之，所学既成，或载其机器，或译其图说而归”；一面“仿照外国语言文字馆之例，在于京城或通商海口，设立外国机器局，购买外洋人铁厂现有机器，延请洋匠，教习制造，而别选中国精于算术之士，分充教习，以洋匠指示制造之法，以中士探明作法之源”[③a]。
1865年，李鸿章在坚持自己办厂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了具体的步骤。6月，购得美商所开的旗记机器，为了“正名辩物，以绝洋觊觎”，他将该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适容闳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运到上海，便一并拨给总局。李鸿章奏称：“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尤有望于方来，庶几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④a]此时，太平天国已经失败，他把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同防范外来侵略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
江南制造总局开设机器厂、木工厂、铸钢铁厂、熟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炮厂七个分厂，后又增设炮厂、火药厂、枪子厂（后改名炮弹厂）、水雷厂（后改名为铜引厂），铸钢厂等分厂。到1867年夏，江南制造总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后，又加扩建，终于开始造船。同年，奏请拔留江海关洋税二成，以一成作为专造轮船之用。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于1868年7月23日下水，一个月后竣工，命名为“恬吉”。“恬”者，“四海波恬”也[①b]。恬吉轮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艘可以航行于大洋的轮船。两江总督曾国藩登轮试行后，说：“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甚至认为：“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②b]。当时，中外人士对“恬吉”轮，既有褒者也有贬者。据记载，英国海军提督沙德威尔参观海安轮时，虽然“发现了几个技术上的缺点，但大体上认为它应算是修造得很好的船只”[③b]。所述较为客观。总之，短短数年间，从修船到造船，急起直追，技术有长足进步。
在此阶段中，李鸿章开始确立了“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的思想，并将其运用于实践，注重海防物质基础的营建，这是他的海防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
二
第二阶段，从1874年到1879年，确立以守口主义和陆守为主、重点设防的守势战略，是李鸿章海防思想的发展时期。
1874年的日军侵台事件，引发了第一次海防大讨论。这次海防大讨论首先是讨论关于购买铁甲船的问题。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与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会奏，根据对侵台日军实力的了解，极力主张购买铁甲船。尽管官员们对购买铁甲船一事意见不一，有反对者，也有建议缓办者，但主张买船者还是占了上风。如山东巡抚文彬、湖广总督李瀚章、浙江巡抚杨昌浚、大学士文祥都亟陈购买铁甲船之必要。此时清廷考虑到“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难”，决定命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④b]。对于购习铁甲船，李鸿章认为：“铁甲船本应定购，惟南北洋万余里，一旦有警，仅得一二船，恐不足以往来扼剿，或有失利，该船不能进口，必先为敌所攫，转贻笑于天下。即以一铁甲扼大沽海面，以他船附之，亦虑立脚不稳，进退失据。”[⑤b]沈葆桢与丁日昌皆写信力劝李鸿章买铁甲船，李鸿章则称：“幼、雨两帅皆函催速购铁甲船，鄙见无购船之款，又无带船之人、修船之厂，则有船与无船等”[⑥b]。他对英国人赫德推荐的英国新式炮艇，即“蚊炮船”反而大加赞赏，认为“蚊炮船”船小炮大，视其为价廉物美的海上“攻防利器”。因此，他拒绝购买铁甲船，而向英国订购了四艘“蚊炮船”。
李鸿章之所以反对购铁甲船，显然是他的守口主义的守势战略思想起了支配作用。既然要守口，就不能不考虑分区设防的问题。早在1867年12月，李鸿章奏折中附呈《丁日昌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即首次提出了三洋分区设防的观点。认为：沿海兵制散而无统，宜变通旧制，“其根驳轮船约三十号，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三洋水师“无事则出洋梭巡，以习劳苦，以娴港汊，以捕海盗；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这一方案，是中国近代较为明确系统的海军建设方案，对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演进有着重要的启示。
对此，多数官员表示赞同，也有些官员则并不满意，甚至反对。如左宗棠指出：“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修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①c]。后来实践证明，左宗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湖南巡抚王文韶又对三洋分区设防办法提出补充建议，即：“简任知兵重望之大臣，督办海防军务，驻节天津，以固根本。即由该大臣慎选熟海洋情形之提督等，不拘实任候补，作为分统，分布沿海各洋面，以资防御。其战守机宜，仍听海疆各督抚随时节制调度，庶几事权各有攸属，而经制亦无庸纷更矣。”[②c]李鸿章基本同意丁日昌三洋分区设防的方案，却倾向于划分为最要、次要两区。他说：“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给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阻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国家？财赋奥区，但能守北洋？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③c]他的真实意见是主张南北两洋分区设防，自然要南北洋大臣分别督办。事实上，这种办法仍然解决不了分区设防与统一指挥的矛盾问题。
李鸿章不仅奉行守口主义，而且主张以陆守为主。他对后来崛起的德国早有注意，普鲁士人布哈里所著的《防海新论》便成为他所信奉的海军战略经典著作。该书指出，两国交兵，往堵敌国海口，封锁敌国海岸，不容敌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止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李鸿章认为“所论极为精切”[④c]。并强调中国兵船甚少，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只有采取次策，自守口岸。
基于这种认识，李鸿章虽然也认为海防不整不行，但他整顿海防的目的是为了深化以“守口”和“陆守”为支撑的守势战略地位。因此，他提出两项具体的措施：第一，是加强海口防御力量。”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⑤c]第二，坚持陆守为主的原则。他指出：“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炮船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⑥c]。
在此阶段中，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从注重海防物质建设转向海军战略的考虑，虽然他主张奉行守口主义和陆守为主的消极守势战略，然与其早期海防思想相比，终究是一个发展。
三
第三阶段，从1879年到1884年，由以陆守为主，转为以水为主，重视外海作战能力和机动战术，这是李鸿章海防思想发展的巅峰时期。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再次引起了朝野上下对海防的关注。此时，中国仅有蚊炮船数只，只可守口、很难出海应战，这终于使李鸿章认识到加强外海作战能力的必要性了。
自1879年以来，李鸿章多次有请购铁甲船之奏。1879年6月有《筹议购船选将折》中称：“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悖，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戈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1880年6月，他又在《定造铁甲船折》中指出：“盖有数甲而各船运周皆灵，无铁甲则各船仅能守口，未足以言海战也。”[①d]
日本吞并琉球之后，他进一步认识到日本为中国永远之大患，中国整顿海防必以预防日本为目标。他于1880年3月29日奏称：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国，耀武海滨，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彼既挟所有以相凌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土耳其八角船吃水十九尺九寸，用之中国海面，抵御日本及西洋来华之铁甲，最为相宜；且甲厚样新，似出日本铁甲之上。日本闻我有利器，当亦稍戢狡谋。”并谓：“若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②d]在李鸿章的积极建言和大力推动下，朝廷终于作出了购买铁甲船的决定，并向德国订购了铁甲舰两艘。1881年1月，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又说：“……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两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③d]与他以前的海防思想相比，这种立足于战的严防日本之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李鸿章对梅启照请设外海水师提督和令海疆提镇练习水战之议非常欣赏。他指出：“夫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着为活着也。今募陆勇万人，发饷约需百万两，然仅能专顾一路耳。若北洋水师成军，核计岁饷亦不过百余万两，如用以扼守旅顺、烟台海面较狭之处，岛屿深隐之间，出没不测，即不遽敌船交仗，彼虑我断其接济，截其归路，未必无徘徊瞻顾之心。是此项水师果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④d]“化呆着为活着”、“拓远岛为藩篱”等论，表明李鸿章认识到海军具有机动作战的作用，可以将防御领域由海口拓展到外海，这是他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发展。
虽然清政府已经向国外订购了两艘铁甲船，但李鸿章盱衡宇内，认为不能以此为满足。据他了解和判断，除日本已有三艘铁甲，故敢藐视中国外，俄国因伊犁改约一事，“添派兵船多只来华，内有大铁甲二船，吨数甚重，被甲甚厚，无非挟彼之所有，以陵我之所无，意殊叵测”。因此，他主张趁此机会再订购铁甲船两艘，共成四艘。他强调指出：“臣明知订造铁船即使款项凑手，亦须三四年乃可来华，但不及今定办，以后更无可办之资、能办之人，而洋面毫无足恃，目前俄人窥犯固无从镇扼，即日后他国凭陵亦将何以抵御耶？！”[⑤d]他的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确实，如果他的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现的话，那末至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海军实力必可大为改观，甲午海战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写了。
在此阶段中，李鸿章主张多购铁甲船，建立一支能够在外海机动作战的海军舰队，并且做到立足于战，基本上确立了积极的海军战略思想，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进步，从而使他的海防思想跃进到其发展的巅峰。
四
第四阶段，从1884年到1894年，不再提以水为主，转而采取虚张声势的威慑战略，这是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滞回和逆转时期。
经过1884年的中法战争，初建的福建海军在马尾海战中惨遭覆没，同年12月，日本乘机在朝鲜制造了“甲申政变”。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后宣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①e]李鸿章立表赞同，誉之“洵为救时急务”[②e]。1885年10月，清政府决计“大治水师先练北 洋一支为之倡”。
1888年10月，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当时，北洋海军的实力超过了日本海军。1891年，李鸿章在校阅北洋海军后声称：“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③e]进而又提出：“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舰船与陆军实为表里。”[④e]从此，他不再提以水为主了。所谓“水陆相依”，实际上是以陆为主，陆守主义又开始在他思想上占据了上风。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竭尽全力进行外交斡旋，对于实战的指导则显得消极。因为他已经看到，日本“岁添巨舰”，海军实力大为增强，而中国自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迄今未添一船，切虑后难为继”[⑤e]。到此时为止，中日两国海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海军先前的优势已经化为乌有了。基于这样的现实，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也就难以再向前发展，反而趋于滞回，甚至发生逆转了。他认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⑥]经过黄海一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李鸿章认为“海军快船炮太少，足以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因而为北洋舰队制定了“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的方针。[⑦]只株守海口，消极应敌，将“活”的舰船变成了“死”的炮台。丰岛海战后，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出海巡弋，又提出了“制敌保船”的基本方针。他的所谓“制敌”，仍寄希望于“作猛虎在山之势”的威慑；而“作猛虎在山之势”的威慑，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吓敌罢了。对于对中国海军情况了如指掌的日本来说，当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以此阶段中，李鸿章海防思想逐渐走向倒退，愈加消极被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甲午海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上述可知，在李鸿章海防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中，前三个阶段的发展基本上是逐步向上的。正由于此，才带来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和北洋海军的成军。对此，是应该给予充分的估计的。至于第四个阶段的倒退，也应该与当时的整个政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李鸿章的海防思想才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注释：
①a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3页。
②a ③a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4—5页，第18—19页。
④a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31—35页。
①b 戚其章：《李鸿章与洋务运动》，《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
②b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73页。
③b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88页。
④b 《清末海军史料》，第12页。
⑤b ⑥b 转引《福建论坛》1993年第4期，第58—63页。
①c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56页。
②c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9页。
③c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页。
④c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页。
⑤c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7—18页。
⑥c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3页。
①d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第33—34页。
②d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6，第3—4页。
③d ④d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33，30，33—34页。
⑤d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第32—34页。
①e 《洋务运动》，第二册，第565页。
②e 《洋务运动》第二册，第560页。
③e 《李文忠公全集》卷72，第41页。
④e 《李文忠公全集》卷72，第37页。
⑤e 《清末海军史料》，第33页。
⑥e 《清末海军史料》第283页。
⑦e 丛刊《中日战争》，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