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企业理论的兴起——对企业的新古典、契约与能力理论范式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范式论文,企业论文,后现代论文,契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完整的企业理论，必须能从企业发展史及启示未来的角度，提供令人信服的与企业发展实际相符的答案。在当今占据企业理论主导地位的三种理论中，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企业的契约理论以及企业能力理论，都没有提供一个历史的、逻辑一致而又具有广泛解释性的答案。斯蒂格利茨深刻地指出，关于企业的动态行为机制和能力形成的理论，目前的研究进展依然不大。然而可喜的现象是，契约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已经出现相互溶合、取长补短的新趋势，这表明企业理论出现了新的综合趋势。同时，在后现代企业时代，能够透彻把握企业发展现实的企业理论的创新与拓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理清、评判上述三种理论思路的基础上，取三者之长、补三者之短，尝试提出新的综合的理论范式——后现代企业理论。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生产功能体系
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对企业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仅仅将企业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单位，即把投入转为产出的组织。［1 ］这是一种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企业，是对企业平均行为的抽象。
一般而言，完整的企业理论至少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的本质或企业为什么存在；（2）企业的边界；（3）企业的内部组织；（4）企业的竞争优势。［2］对照完整的企业理论，新古典理论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没有严格界定企业的边界；第二， 忽视了企业内部组织与激励等问题；第三，没有探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仅就“企业只不过是一个专业化的生产单位而已”这句话来说，它对企业本质的看法应当是没错的，只是由于这一看法隐含在价格制度背后而不被人们所重视，或者说对价格制度的过分关注使人们忽略了被概念化了的企业这一生产性本质。于是企业仅仅是由于文字表述的方便而被描述为一个专业化生产的单位。这种企业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对相关价格作出反应的投入品拥有完全信息。
认识到专业化生产是企业的显著特征，我们就很容易说明新古典理论要求企业所有者具有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原因。由于企业仅仅是为了向其他人销售而生产，而不是为内部工作中的消费而生产，所以，企业所有者通过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然后在自己家庭内储蓄或消费这种利润来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对新古典企业利润最大化假设的批评，其错误在于这种批评认为：新古典理论假定对于现实企业的所有者来说只有利润是最重要的，而忽视了企业所有者的消费与慈善行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企业所有者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然而，利润最大化假设并没有排除企业所有者的消费和慈善行为，它是广为接受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在生产完全专业化制度中的必然结果。新古典理论并没有给企业下过定义。而且，它也没有认识到，企业所有者的利润化行为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心理，而是由于一种没有说出来的前提，即他们所拥有的企业只是为外部人的消费而生产的。进一步说，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存在合理性，它不一定有根本缺陷，也从未受到严格挑战。因此，关于企业的本质特征，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但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进化性回归。
二、契约学派的企业理论：治理体系
契约学派的企业理论由科斯开创。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企业被理解为一系列契约的集合，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经济均衡、交易成本、产权等基准概念上的，并且以产权方法为统一分析工具，因此，这一学派又被称为治理学派。
1.企业的性质
科斯认为，在交易费用存在的条件下，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即一系列的短期契约被一个长期契约所替代，在企业内由企业家权威（行政管理、命令）进行协调。科斯暗示性地指出企业就是长期契约的集合，而价格机制其实是交易标准商品的短期契约发挥作用的形式。张五常则认为，企业与市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权威”）代替市场方式（价格机制）来组织分工，而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威廉姆森将科斯等人的企业理论更加规范化、拓展化。他认为，企业是连续生产过程中不完全合同导致的纵向一体化，当企业存在合同不完全时，纵向一体化能减少资产专用性所产生的机会主义。在其后的思想发展中，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企业的概念规范地表述为“一种治理结构（一种组织构造）”，而企业和市场都是备选的治理模式。［3］
2.企业的目标
在正的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生产是通过市场分工进行，还是在企业内部进行，取决于两种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大小。科斯在企业家的判断性知识和能力也可以出售的假设下，暗含地认为两种合约安排中生产成本是一样的。因此，企业的目标就变成了如何节约交易成本。然而，由于交易成本是很难度量的，实际上只要能够指出这些交易成本是在不同的可见环境下怎样变化的，就可以避免度量问题，而且从边际变化看，它们的不同类型也是可分的。［4］所以企业的目标是通过合约当事人根据各种不同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高低进行比较来达到的。威廉姆森更明确地表示：交易成本经济学坚持认为，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和效果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对权利（组织理论）和公正（法律）的考虑就让位于节约算计或者归入节约的算计。［3］
3.企业的边界
科斯认为，在市场交易成本既定的情况下，企业家的管理协调能力决定了企业边界。由于企业家功能的收益边际递减，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5］随着管理技术革新，信息技术进步等变量的变化，企业边界进一步扩张。威廉姆森进一步认为，企业边界扩张是对交易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表现为企业组织交易规模的扩大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交易成本作为与生产成本相对应的概念，使交易成本广义化，并且对交易成本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这种观点引起了以德姆塞茨以及企业能力理论的批评。这些批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科斯虽然认为市场交易和企业管理与控制所需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获得这些信息是有成本的，但是科斯却同时暗含着另外一个完全信息假定，即可以免费地获得生产所需的所有信息知识。也就是说，一个企业能生产的，另一个企业也同样能生产，某种产品是通过企业生产还是通过市场购买都与生产成本无关，从而忽视了企业之间在生产成本上的差异。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是专业化知识和使用这些知识的专业化投入的载体。与信息不同的是，知识可以通过学习和专业化生产获得，从而具有默示和难以交流的特征。因此，不仅同行业中企业具有不同的专业化知识和投入，而且同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专业化知识和投入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比较两种企业合约安排时，还应考虑到由专业化知识形成和使用方面的不同导致的两者生产成本的差异。对于企业之间的管理成本上的差异，在交易成本为零时，科斯认为市场完全替代企业生产，不存在企业，也就不存在管理成本上的差异。实际上，在零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管理成本上的差异，其原因是市场不具有生产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虽然是原子式的（例如单个人生产），但是生产也要根据消费者偏好和市场需求进行计划和实施，而且从市场上购买投入品，也间接地购买了其他生产单位的管理服务。因此，德姆塞茨指出，如果仍然在科斯的框架下，所进行的不是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的管理成本之间的比较，而是两种合约安排下由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构成的总成本之间的比较。交易成本只决定企业是怎样实现的，而不是企业是否存在。
（2）契约学派只在风险范畴中界定了交易成本概念， 没有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忽视了企业成员（尤其是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学习行为及其有限理性，从而只把企业演进理解为比较静态的变化，没有解释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演进的动态过程。
（3）企业能力理论认为，如果要完整地理解有限理性， 就要考虑经济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的认知活动。由于认知能力有限，经济当事人的认知活动不仅是风险范畴中的贝叶斯学习，而且更主要是在不确定条件下默示知识的形成。在交易过程中，经济当事人通过掌握默示知识表现出判断性和创新性行为，具有战略性与策略性特征，这意味着认知活动是破坏均衡的潜在力量，与最大化理性行为相冲突。契约学派只是隐含地对待有限理性与学习行为，没有进一步精致而繁杂的学习理论，企业的涌现、变化及产权体系都难以解释。［7］
（4）企业能力理论认为契约学派在使用机会主义概念时有些生硬，并未准确定义它。许多契约学派的学者反而集中于不依赖“机会主义”概念的成本，如考核成本、信息交流成本、搜寻成本、信息的存储、修复与加工成本。企业能力理论则认为，这些成本只是由企业间的专业化与企业内隐含知识的努力而导致的信息交流成本。［8］
三、能力学派的企业理论：能力体系
企业能力理论禀承亚当·斯密生产分工理论，突出研究企业的能力分工。企业能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推陈出新的研究工作，企业知识基础论早期出现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著作中，后来在潘罗斯的《企业成长论》中得到深入发展和全面阐述。［9 ］潘罗斯的研究极大地鼓舞了企业资源基础论的研究者和企业成长理论家，他们发表了许多颇有见识的著作和论文，我们将这些略有差异的相关论著的观点统称为“企业能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研究成果都认为，企业整体战略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企业拥有的特殊资产，即与知识相关的、看不见摸不着却能使人感受到的、难以买卖但能在企业各部门进行分割的资产，这些特殊的资产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资源”或能力。
1.企业的性质：能力体系
企业能力理论把获取正利润或盈利可能性作为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产生或“生存”下来的前提条件。这决定了企业的首要问题是“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决策和组织问题。企业能力理论首先把企业看作是具有生产功能的单位。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它进一步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过程的角度，把企业作为一个行为实体来对待，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永远是一个能力体系。而能力是企业能够胜任工作或任务的主观条件，它表现为行为流程或潜在特点的智力资本（资源）。透过“企业能力”，我们发现企业有一种特殊的智力资本，这一资本确保其拥有者——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促使企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更有效地处理生产经营活动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难题。由于具有类似于管理技能的特征，企业能力有其特殊的、可为人们认同的、呈现非对称分布的组成成分。企业的特殊能力可能分别属于企业内不同的个人，但是，存在于企业和企业战略管理中的特殊能力更突出地表现为一个组织所拥有的资产，而不是某个人的私人资产。这是企业能力理论最重要的基本立足点。因此企业能力理论坚持一贯的以“能力”为核心的企业概念认识。
2.企业的目标：获取竞争优势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只看到企业从交易过程中产生盈利的可能性，忽视了企业从生产过程中产生盈利的可能性以及与前者的相关性。德切克明确地指出，在一个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新的企业合约安排中，事前要素投入者逆向选择问题的减轻意味着降低了形成组织资本的成本；事后道德风险问题的减轻意味着降低了管理成本，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10］因此，从生产过程看，企业合约安排的改变实际上是企业能力团队配置的改变，企业能力团队配置的变化又形成了与新的市场环境相适应的核心能力，从而决定了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竞争中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并通过一系列战略行动来实现，以取得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8］也就是说，企业能否存在不能仅从交易成本相对大小来判断，而是根据企业核心能力所产生的收益与产生核心能力的成本（包括交易成本）的比较来判断。因此，企业的目标也就从节约交易成本变成了改善企业内部的能力配置，形成异质性核心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及其导致的租金最大化。
3.企业边界：知识增长的路径依赖
在企业边界的决定过程中，路径依赖与隐含知识至关重要。其逻辑起点是，生产性组织的创造力是一个学习使用与整合生产资源的时间耗费过程，这就导致了惯例（能力的速记）与能力的产生。当然，能力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但是知识的发展由强烈的学习领域的惯性力量所牵引，这就引申出知识的边界决定了企业多样化经营的效率，也就是说，知识增长的路径依赖过程限定了企业边界的生长。一般来说，企业会避免承担需要不同能力的活动，相反，这些异质能力的服务流反而通过市场购买或者通过企业间的分工而实现，并且依赖于互补性活动的深度。总之，在企业能力理论中，企业的边界由知识的地位来决定，尤其是当知识资源难于交易并且特质化时，它便在企业边界内缔造并治理，同时，企业一般避免整合一种与它们已经控制的知识资源大大相异的知识资产。尤为重要的是，这与起源于机会主义的激励冲突的重要性毫不相关。
尽管在近年来，有关企业能力理论的研究涌现出相当多的论著，但客观公正地讲，这一理论还不成体系，处于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而且，和企业契约理论相比，企业能力理论更多的是内涵界定并不十分清楚的概念和判断，且缺乏微观基础。［2 ］威廉姆森曾严厉地指责企业能力理论学者关于企业核心能力的定义基本上是同义反复式地循环论证。
企业能力理论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企业契约理论的绝大多数研究工作都是基于相当规范的经济学理论，而企业能力理论则来源于大量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理论。企业能力理论较企业契约理论更具实践倾向性，更多地采用各种专用术语，也愿意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并提出新观点。这样，企业能力理论明显地引起了管理人员的极大兴趣，一些企业的经验和实证分析也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理论的主要论点。尽管企业能力理论还需要更有力的实证基础和更充分的理论论证，但是，它没有沦落为企业经济理论的一个弱小分支，而是在组织理论中茁壮成长。
四、后现代企业理论：一种新的综合理论范式
前述三种企业理论各自关注企业的不同侧面，其理论重点决定了各自的优势与缺陷。时至今日，一种新的综合态势正在涌现。威廉姆森在捍卫企业契约理论的同时，认为企业契约理论与其他两种理论即是对手又是互补者，而后者更甚于前者，当然二者是不同的流派。但对于理解复杂经济现象以及构建企业组织科学而言，它们都是必需的。而福斯等人指出，许多企业能力理论的解释性概念可以直译为企业契约理论的形式，［2］他们发现二种理论有许多交叠之处， 虽然理论构架是不同的，但是彼此取长补短以及保持对话将是大势所趋。这意味着，一种综合的企业理论正在涌现，而这种企业理论必定是符合历史实际、又具有理论预测功能的统一范式。我们把它命名为后现代企业理论，因为人们习惯将企业的契约理论称之为现代企业理论。该范式的理论要点如下。
1.企业作为一种与国家、市场、家庭并列的制度形式，其制度选择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耗时的演进过程。演进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宇宙的、物理的、生物的、人类的自然现象。为此，企业的演进经历了从古典企业（业主制企业与合伙制企业）到现代企业（现代公司制企业）进而到新兴企业——后现代企业（即现代公司制企业的进一步演化，如网络型企业、虚拟企业、联盟企业等）的历史过程。东方赢将后现代企业定义为，一个由核心企业实行战略领导、众多独立企业（卫星企业）参与组成的战略性经营集团。［11］我们认为，他的定义虽不完善，但部分指明了后现代企业的内涵，实际上，从历史角度看，后现代企业现在还很难精确界定。然而后现代企业时代已经来临，对企业的定义必须涵盖这一历史进程。从历史的进化角度，我们认为三种企业理论的融合趋势看，企业是以利润为导向，以生产、销售产品为手段，满足日益增长需要的自我演化的经济组织。
2.企业的本质功能是生产功能。从社会演化的角度来看，分工是企业产生的必要条件，社会分工造就了企业的最初形态——手工工场的始作俑者——商人，而手工工场本身也是一种分工的组织形式，但是企业的生产是为满足别人需要而进行的专业化生产。
3.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在协调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后，才涉及到组织与参与者之间的具体契约，即企业的生产功能引致了契约的安排。［12］而且，随着后现代企业的兴起，企业的治理体系也逐渐复杂。
4.企业是在管理协调下人力资源与其他非人力资源的集合体，其增长与发展是基于知识集聚的进化过程。这一过程表明企业在本质上是以专业化生产为导向的一系列高度专有的具有再生能力的知识聚合体。而从经济当事人角度看，企业是由异质性能力的当事人所组成的能力团队。在这一团队中，企业当事人能力在企业生产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均质的，企业家的战略作用与管理协调作用至关重要。
5.在快速变革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与战略的“动态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如果一个企业想要发展与众不同的能力，需要明确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因素，这种因素对企业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1）如何使现有资产进入新的或（和）相关的商业活动。（2）如何学习，如何组织和重新组织资产以建立新的业务和进入新的市场。蒂斯已经论证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竞争优势）基本上取决于程序、环境和路径。然而，只有当它基于难以模仿的惯例、技巧和附加的资产时，竞争能力才提供竞争优势，产生超额利润。［13］
以上五点，是理解企业全貌与未来的关键，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新的综合企业理论——后现代企业理论，它以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取三种企业理论之长、补它们之短，以历史、演化的穿透力整合出新的动态构架，见图1。
图1 后现代企业理论的兴起：对企业的新古典、 契约与能力理论范式的超越
五、后现代企业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启示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理论指导的隐含脉络，同时进一步的改革进程更需要完善的企业理论的前瞻指导，而后现代企业理论更能满足这一要求。
1.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基本上沿着扩大自主权→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这一思路演进，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本上对应为企业的新古典理论→企业的契约理论，即从利益主体的培育到企业（产权）制度的优化，进而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企业产权制度构造之后追求什么？那就是国有企业的新主体能够获取竞争优势，并具有不断整合资源与生产优异产品的动态能力。为此，必须以动态竞争优势的取得来统领国企改革的未来。
2.国有企业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必须以企业的本质功能——生产功能为己任，治理机制仍然是企业作为分工存在的制度手段。因此，一股就灵、一改制就灵的治理观点就显得较为近视。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制仅仅是企业发展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及企业不败才是企业永久生存之道。
3.从一些国有企业快速成长到今日衰败的路径中（如江苏燕舞集团），我们发现其衰败的原因具有普遍意义，即现代企业的建立与持续发展是制度设立与企业运作一般规律相互耦合的结果。正如企业发展史所表明的，现代企业的出现需要对产权制度、生产、经销和管理方面进行投资，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专业化管理的现代公司制度。凡是对此任何一方面投资的失败，都会导致企业成长的整体失败。［14］企业的失败也反证了后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演化的透彻性。
4.优化企业家发挥战略作用与管理协调作用的生存环境，以科学的报酬制度、治理机制承认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能动、创新作用。
5.在国有企业知识集聚与能力获得的演进过程中，企业及其成员必须不断学习，不断优化其运作程序并不断惯例化，动态适应WTO框架下的新的生存环境，任何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做法都会引致落后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