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与共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一天，我和朋友们去登山，在山脚下，看到了一大片莲塘。莲塘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几乎每块池塘边上都搭着一个简易的小棚，据说是给夜里看菜的人用的，草棚一个挨着一个，足有几十个之多。我不禁惊呼：“家家都要派人看菜，多浪费人力！怪不得计划生育成了天下第一难事，每家若不生一个男孩，谁来夜里看菜，谁来大清早挖菜，拉车走几十里去卖菜？！”
我问农民，究竟是把田分给各家各户耕种好呢，还是大家伙一起耕种好呢？这些年来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也做了不少调查。这天，一个五十开外的农民不紧不慢地给了我一个最让我明白的回答：“如果有公正无私的能干的领导的话，还是大家在一起种地好，有分工，有协作，节省劳力，办的事多。按劳分配，团结互助，干活儿也热闹。如果领导私心重、没本事，还不如把地分给各家，免得在一块闹矛盾、磨洋工，谁有本事谁致富”。
这使我想起了二十七八年前在农村插队的情景。那时，文化大革命整得村里没人愿意当队长，即使勉强当上了队长也不敢大胆指挥和严格管理，生怕被批成“唯生产力论”或得罪了什么人日后再挨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有的人偷懒耍滑没受到制裁，其他人就觉得自己好好干太吃亏，于是都磨起洋工来。再想想文革后期的整个中国，还不基本都这样吗？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没有法制意识的所谓“大民主”破除了任何生产权威、技术权威、经济权威，没人敢抓生产、技术和经济工作，只敢热衷于搞政治活动、整人。农民能不盼望分田单干吗？
另外，我又想起了当前一些情况。一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以权谋私，腐败堕落，“富了方丈穷了庙”，改变了企业性质，致使一些职工对公有制以至于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转而发生“还不如干脆私有化算了”等牢骚。
我也想到了被群众首肯为“红色亿元村”的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1981年，南街村实行分田到户，集体财产也拆整为零地分了。分田之初，情况还可以。到1985年，亩产已从分田前的1000斤下降到500斤。 1981年，南街村仅有的两个小企业搞了个人承包。三年来，村民干活拿不到工资，承包者却不仅抗缴税利，还花天酒地乱挥霍。村民们气愤地骂这是“坑了国家，亏了集体，骗了群众，肥了自己”，大字报贴到了党支部书记王洪彬的家门口。1984年，党支部果断收回了企业，由党支部集体承包。1986年，党支部又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由集体分批收回责任田。全村2300亩土地全部收归集体后，南街村开始了集体规模经营。在党支部书记王洪彬带领下，道路越走越宽阔。南街村的粮食生产、多种经营、工商企业、村政建设等飞速发展，村民精神、道德、文化水平也同步提高。仅700多户人家的村庄，1995年总产值已达12亿元， 村民免费医疗、上学，家家户户住进小洋楼，家用电器、电话等应有尽有。南街村成了闻名遐迩的没有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生产资料完全公有，部分生活资料集体供给的经济、道德、文化全面进步的“红色亿元村”。
我想，那个农民说得有道理。如果能保证有好领导的话，公有制当然比私有制好了。以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来看，“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不仅能促进社会化大生产，便于科学地协调地发展经济，促使经济高速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能促使社会更加健康、美好，将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好处。如果不能保证有好领导的话，当然老百姓想：“还不如各找各的路子，自找平衡，总比受坏领导的盘剥、压迫好些吧！”当然，私有制发展下去的话，贫富分化会加剧，阶级剥削、压迫会重新出现，到头来遭殃的仍是老百姓。
怎样才能保证好的领导者能产生出来或及时替换不好的领导者呢？这就涉及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这个问题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与生产资料共同占有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并能促使其巩固、发展、完善的最主要的上层建筑应当是社会权力的人民共同执掌。“共权”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各级各类领导者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并受人民群众监督，人民能够及时质询、批评、弹劾、罢免不称职的领导者。这个民主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南街村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上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南街村的所有领导者都由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能被群众弹劾、罢免。干部真正做到了能上能下，时时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保证了南街村的领导们不是群众头上的老爷，不能以权谋私，不能为非作歹，不能脱离群众和实际。也正是由于有好的领头人，南街村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蒸蒸日上的。我认为，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失误除了没把经济发展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之外，就是没有形成真正法制化的民主机制。缺乏民主使得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多吃多占，官僚主义，影响了经济成效，也激化了干群矛盾。群众的不满又反过来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反抗，给经济与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危害。我们“拨乱反正”，首先要把“乱”找准找清楚，不要把以往的好东西也一齐给反掉了拨掉了，更不能拣起私有制等资本主义的破烂货来吹捧、推行，把中国引向黑暗。资本主义能救中国吗？帝国主义已占尽了资本、技术、市场等优势，会支持中国富强起来和它们抗衡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发展数百年了，我们若拐回头跟在它们后面模仿它们的生产方式、发展机制，经济水平能超过它们吗？不能。有人说，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失败了，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空想是乌托邦，足以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生命力。我却想，若有十几座大厦倒塌了，就一定能证明它们的设计蓝图不科学吗？难道建筑工人的技术缺陷、操作失误或建筑材料的不合格就不能导致大厦倾复吗？“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何况，我们不慎的还不止一着、两着，怎么能不失败呢？马克思、恩格斯倾尽毕生心血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南街村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是可以实现的。当然，社会主义这个命题还需要另外细述，还是回到关于民主的话题上来吧。
有人说：“现在群众素质差，不具备搞民主选举的条件。拿工厂来说吧，不搞偷税漏税、滥发奖金等违法乱纪行为的人一般不会当选厂长的。”我看不然，这是低估了大多数群众的水平。群众即使从个人的长远利益出发，也要推举德才兼备的人当领导者的。即便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情况，也只能归罪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大环境与大气候使群众不再多考虑国家、集体的利益。再说，就是在这个同样的群众素质条件下，如果不搞民主选举，只搞委派，“跑官”、“买官”、“骗官”等腐败现象不是也要滋生并且更为可怕吗？一旦让腐败分子掌了权，人民的公有财产不流失殆尽吗？社会主义的制度能不变质吗？那时，公有制将蜕变为虚假的伪装，变成少数特权官僚资产阶级的实质上的私有制。
以上所述的一切都说明，“共产”的经济基础与“共权”的上层建筑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没有公有制，人民当家作主是不可能的；不实行真正的民主，公有制也将逐渐被瓦解、破坏。在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四种组合中，私有制+独裁专制是最黑暗的，私有制+民主制、公有制+独裁专制也是不可取的，只有公有制+民主制才是最光明、最公正合理、最健全的。
过去，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就学过一个寓言故事：一位老人临终前将十个儿子召来，拿出十根筷子，先捆在一起让他们折，谁也折不断；又将筷子分开一根根让他们折，很轻易折断了。社会主义就是依据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团结起来力量大、组织起来力量大。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就是：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当然，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已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我们应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什么失误了就改正什么，什么缺了就弥补什么，不能因挫折就失去信念，就一百八十度地大转弯，办法总比困难多，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现实，满怀信心地迎接光明而美好的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