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学术文化史论中的科学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观念论文,学术论文,科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5)01-0119-06
“科学”(science)这一概念，是西方舶来品。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却有一个认识与 理解的过程，梁启超也不例外，在其学术史论著中，展示了他的这一思想发展轨迹。把 科学观念与梁启超连在一起，似乎会遭到一些人的异议，因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思 想史上的一场著名争论——“科玄论战”拉开序幕。从整个过程来看，论战的主角是张 君劢和丁文江，但梁启超和胡适实为这场论战的幕后策划者。时人的看法为：梁启超为 彻头彻尾国粹的人生观——唯心论者——眷恋玄学；胡适为欧化的人生观——唯物论者 ——崇拜科学。[1](P176)这样的评论实在是厚诬了梁启超。20世纪初的科学观念包括 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2](P40)，而科学一词既指自然科学，又包括认识事 物的科学法则、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3](P14)梁启超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潮流、 开风气的人物，探讨其科学观念的演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梁启超对“科学”概念认识的演变
晚清时期，人们往往把从西方传进来的科学技术称为“格致”。后来，严复为进一步 明确其含义，用“西学格致”这个概念，“西学格致”就是science。在梁启超的学术 著作中，他对“格致”与“科学”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也是逐步明确的。首次见到他提到 “格致”字样是在1892年，他撰写《读书分月课程》，所列的西学书里，即有《格致须 知》，但他没有对此书作详细介绍。1896年，在他撰写的《西学书目表序例》中，将算 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人体生理学)、动植 物学、医学、图学等称之为“西学”。这些学科属于自然科学，亦即西方意义上的近代 科学。但他在“杂类”里，亦有“格致”一目。这时，他的“格致”一词的含义就与上 述那些科目无甚关系，而且含义模糊，意思与时人的看法不尽相同。在1897年以前，中 文里还没有“科学”这个词。而日本则是在1874年，赴荷兰留学回国的西周时懋在《明 六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西方文化时，最先把science译成科学。1897年，梁启超在11 月15日的《时务报》上介绍了康有为编写的《日本书目志》，在后来出版的这个小册子 中，列有《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两种篇目。这时，“科学”一词首次从日文变 成中文汉字。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启超也是首次接触“科学”一词。1902年，他 撰写《格致学沿革考略》时，他就有了明确的概念，当然其科学观念的产生得益于流亡 日本的阅历。《格致学沿革考略》前记说：“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 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而其最所缺者则 格致学也。夫虚理非不可贵，然必借实验而后得其真。我国学术迟滞不进之由，未始不 坐是矣。”在导言中，他又说：“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两端：其一，形而上学， 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 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皆谓之格致 。”[4](P951)这就表明此时，他对“格致”一词已经有明确的认识，与今天我们所说 的自然科学涵义相同。在此篇中，他还把“格致”与“科学”一词连在一起使用，如“ 凡学术思想之发达，恒与格致科学相乘”。同样是写于1902年的《论希腊古代学术》中 ，他谈到亚里士多德对哲学与科学的划分时，在“科学”一词后明确注释道：“中国所 谓格致学之类”。[4](P1016)这就表明这时，梁启超对作为“学科”的“科学”概念的 认识，已经很明确了，“科学”即格致学。
1904年，梁启超续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的近世部分时，不仅谈到作 为学科的科学，而且上升到对“科学精神”的界定。“所谓科学的精神何也?善怀疑， 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 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增高其条理，而备其佐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 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 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4](P609 )这段论述表明梁启超的科学观念又跃上一个新的高度，由“学科”层面上升到“精神 ”层面。他所理解的科学精神的内涵是：“求真”、“博学”、“创新”、“启迪”。 这样一种精神，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是涵盖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学术”。
1911年，在《学与术》中，他又称引西方学者倭尔格对“科学”的界定：“科学(英science，德Wissenschaft)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事物之是非 良否非所问，彼其所务者，则就一结果以探索其所由来，就一原因以推断其所究极而已 。”[4](P2351)他承认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其对科学的认识又进 一步深化了。到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胡明复等创办《科学》月刊，任鸿隽在为《 科学》创刊号撰写的文章中对“科学”作了这样的界定：“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 大名。就广义而言之，凡智识之分别剖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 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 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进而他又明确道：“今世普通之所谓科学，狭义之科 学也。”[5](P19)其意思表明，广义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狭义的是仅 指自然科学。1922年梁启超进行《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时，对“科学”的表述 已非常清晰：“有系统的真知识，叫做科学”。他又对科学精神又作了定义：“可以教 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对此定义作了3层意义上的解释： “第一层，求真知识。”求真知识的过程体现了“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第二层， 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而且更是特别强调：“所有政治 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我们若不能拿科学 精神去研究，便做哪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4](P4006)在这里，梁启超的科学思想又 有新的突破，他提出了“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的概念，也同样需要有用科学的精神进行 研究。
综上所述，梁启超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一个从模糊 到混乱再至明确的过程。正是有了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逐渐清醒的认识，还早在1904年 ，梁启超就对中国传统学术缺乏科学精神展开了批判。
二、对传统学术缺乏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批判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史学界，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而此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畴 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4](P324)于是，“思想为 之一变”，使得他科学观念大增，所以易于从域外反观国内，以清醒、理智的态度审视 中国传统学术，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看到的缺陷更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精神的匮乏，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第四节《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 先秦学派之所短”时，列举了6方面的缺点，其中前两项与梁启超对西方科学精神的体 认有关。“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也。”在这里，与 他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所持论一样，认为中国缺乏自然科学，认定“我国学术迟滞 不进之由，未始不坐是也”。[4](P951)后又进而指出：“凡学术思想之发达，恒与格 致科学相乘。远而希腊，后而当代，有明征也。”他论述了由于自然科学不发达给整个 学术思想带来的危害：“故希腊学界，于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调和均平。其独步古 今，良有由也。中国大学，虽著格物一目，然有录无书；百家之言虽繁，而及此者盖寡 。其间惟墨子剖析颇精，但当时传者既微，秦、汉以后，益复中绝。惟有阴阳五行之僻 论跋扈学界，语及悟性，则缘附以为辞，怪诞支离，不可穷诘；驯至堪舆、日者诸左道 ，迄今犹铭刻于全国人脑识之中。此亦数千年学术堕落之一原因也。”[4](P581)其批 判的态度十分明显，使他的科学精神再一次得到彰扬。
1916年，他又撰文指出：“彼泰西各种学问，皆各有其甚深之根柢。分科研究，剖之 极细而入之极深。其适用此学问以施政治事，又积无量数之经验。发明种种原理原则而 恪守之，丝丝入扣。”盛赞西学的科学精神，“德国所以能以一敌八，常操胜算，恃学 问之力而已”。又特别指出，“我国非特在学殖荒落之今日，不能望其项背，即在学术 昌明之昔时，亦岂能得其仿佛。”再一次提出我国学术科学精神之缺乏，“盖我国研究 学问之法，本自与彼不同。我国学者，凭瞑想，敢武断，好作囫囵之词，持无统系之说 。否则注释前籍，咬文嚼字，不敢自出主张。泰西学者，重试验，尊辩难，界说谨严条 理绵密。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误而补其阙。故我之学皆虚 ，而彼之学皆实。我之学历千百年不进，彼之学日新月异无已时，盖以此也。”[4](P2 845)这段褒贬分明的话，虽没标明以科学精神为比较衡量尺度，但是此中涵义亦可窥见 一斑。
1922年，他在科学社的年会上的演讲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 根本不对的两点：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 。”他剖析了中国人之所以缺乏科学精神的原因，基于对科学的不正确的认识。在此基 础上他又对“科学精神”作了三层意义上的解释(如前所述)，即把它归纳为三种精神， 而且进一步指出，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这三种精神，所以生出了以下五种病症：“一， 笼统。”即标题、用语、思想笼统。“标题笼统”是指“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 为何物”。“用语笼统”指“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指“最爱说 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那里，连自己也说不 出。”“二，武断。”“立说的人，既不负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 然流于轻率。许多名家著述，不独违反真理而且违反常识的，往往而有。”“三，虚伪 。”存在语句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的虚伪，这两种情况都误导世人。“四，因袭。”即 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需求而开拓，倒 反留着许多沉淀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五，散失。”学术界一些思想伟大的人 ，对于某种学问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承，其发明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
他对此五种病症作了总结：“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症，这病 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 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 了。”“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民族”，但 是，“此非前辈之责而今人之责也”。[4](P4009)
三、弘扬与阐发传统学术中的科学精神
梁启超在大力批判传统学术缺乏科学精神的同时，大力倡导与弘扬科学与科学精神， 而且还身体力行。1902年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对西方科学精神大加 赞颂：“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栖息之世界，于其中求其 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4](P557)他 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落后于欧洲只是在近世才出现：“中世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 也；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 论)要想重新兴盛，只能是对西方怀疑及实证等科学精神的引进。“呜呼!今日光明灿烂 如荼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者 也。”进而呼吁我国学者皆当有科学之精神，以“能左右我国，是所以我国左右世界也 ”。[4](P559)
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就不仅是要引进形而下层面的自然科学，而是更要引进形而上 层面的哲学、政治、文化等社会科学了。1901年，他即撰有《霍布士学案》、《斯片挪 莎学案》、《卢梭学案》。1902年这一年，他写有《论希腊古代学术》、《亚里士多德 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天 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 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一系列介绍西方学术大家的文章。这些 学案或学说，“则为泰西学术史之滥觞”。[6]“国人之得闻亚理士多德、倍根、笛卡 儿、斯宾挪莎、康德、卢梭、霍布士、边沁诸家之学说，实自先生之著作始也。虽间接 稗贩，每多隔膜与秕谬，然微先生之力，当时孰知除帖括词章考据以外，除坚船利炮铁 路银行之外，除法律宪典之外，形而上者，尚有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耶?其于形上之学 激发好奇之心，引起探讨之兴趣，实为此后新文化运动之伏线矣。”[7]张荫麟中肯地 评价了梁启超对西方社会科学引进的功绩，极大地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和智识。
在对科学与科学精神认识深刻的基础上，在他以后所作的学术史论中，对科学精神的 提倡则更为鲜明。他竭力称赞清一代学术特点“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 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4](P604)乾嘉学派以考证为主的学术手段 和以朴实为特征的学术风范，在梁启超看来，正是科学精神的体现。《清代学术概论》 里对清代学术启蒙期的王夫之亦大加激赏，称“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 ，“后此戴震学说，实由兹衍出”。又列专节来论述“戴震和他的科学精神”，认为“ 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并称赞“此种研究精神，实 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
梁启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对怀疑精神的颂扬，到处都是。他认为，历史上许多时 期，学术研究之所以没有进步，主要是缺乏怀疑的精神。《清代学术概论》第四章，宋 、元、明以来谈理学的风气是宁得罪孔、孟，却不敢议论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 朱熹、陆九渊与王阳明的不是之处，“有议之者，几如在专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 也。”这样的精神懦弱萎靡的状态，哪里还谈得上学术的进步。只是到顾炎武时，沉闷 空气才得到扫荡，清初的学人实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当然，仅有怀疑的精神还远远不够 ，怀疑之后，还要进行科学严密的论证。他具体分析戴震的特点为“不以人蔽己，不以 己自蔽”。“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 蔽，而已旋自蔽矣。”而震既能破“人蔽”，又能破“己蔽”。并谓戴震“十分之见与 未至十分之见者”是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戴震之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所谓 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而其毅然割舍 ，‘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 见焉。”不独戴震有此科学精神，戴门后学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亦颇具此精 神，所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 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出此等精神”。“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 ，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4](P3081)胡适在1919年所作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中所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P369)与他 的这个见解一脉相承。
不惟清代学术有科学精神的意蕴，梁启超作于1921年的《墨子学案》，对《墨子》所 具有的理性精神大加赞扬，此篇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中论述“‘墨辩’ 两字，用现在通行的语翻出来，就是‘墨家论理学’。”“《经上》很像几何学书的‘ 界说’，《经下》很像几何学书的‘定理’。“《经说上》《经说下》就是这种‘界说 ’、‘定理’的解释。”而且他特地指出“这部名著，是出现在阿里士多德以前一百多 年，陈那以前九百多年，倍根穆勒以前二千多年。他的内容价值大小，诸君把那四位的 书拿来比较便知。……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 子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 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 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获之不如欧美?虽然，非 贵乎知之，实贵乎行之。”[4](P4483)对我们民族的科学能力有充分的自信。
研读《梁启超全集》，可以发现他在进行具体研究时，总是喜欢对研究方法本身进行 探讨。还有一些著述，本来就是专门探讨方法问题的，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治国学的两条道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读西学书法》等等，这些论著分层展示了其科学的治史方法，其中富有新意与当前潮流 吻合者，亦复不少。如他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中去，不但远承数千年《史记 》的史学传统，而且近接西方的科学思潮。梁启超对治学方法的特别关注，在近代学者 中是比较突出的。1922年，他在南京讲学，谈到治国学的方法时说：“我们家里头这些 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懂得西法 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 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4](P4067)梁 氏把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引入到中国学术领域，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其后 ，从胡适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梁氏科学精神之余波。胡适的科学观首先是科学的精神，主 要是怀疑与批判精神，其次是研究方法。1930年，胡适在回顾自己治学道路时，多次称 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9]
四、梁启超“反科学”厘析
综上所述，可以想见梁启超对科学精神有一以贯之的追求，是大声召唤西方科学精神 最有力的一人，但为什么又会背上“反科学”的恶名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在 《欧游心影录》中宣告西方“科学万能之梦”的破灭以及在“科玄论战”中的立场。
1918年底，梁启超偕张君劢、丁文江等人游历大战之后的欧洲，试图对欧洲文明作一 番实地的考察。但欧洲的所见所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的改变，“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 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呢?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信‘科学万能’。”他看到的现象是：“科学 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祜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4](P2972)“当时讴歌科 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 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拚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 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 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4](P2974)看到这些论述， 恐怕我们要对胡适先生诸人的判断有所苟同，但是还请注意梁氏在文中特别加了一条自 注：“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 了。”[4](P2974)这是梁氏科学观念的最好表白。
经过对欧洲一年多的考察，梁氏将西方文化概括为以科学为轴心的物质文化。他认为 西方人事事都讲科学，动不动就要以实验加以证明，这大大促进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并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物质文明，所以他并不反对科学本身，但他看到“因科学发达结果 ，产业组织，从根柢翻起来。变既太骤，其力又太猛，其范围又太广。他们要把他的内 部生活凑上来和外产生活相应，却处处措手不及。”以致于“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 生活随而动摇”，他认为科学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物质文明，目前在欧洲出现了不少难 以克服的新问题，所以我们不可不加分析地照搬。“虽说我们在学校应求西学，而取舍 自当有择，若是不问好歹，无条件的移植过来，岂非人家饮鸠，你也随着服毒?”[4](P 4158)他所指的“毒”即是“科学万能论”。在“科学万能论”下一切物质化，这就不 可避免地要引起“精神饥荒”。有鉴于此，他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 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 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4](P4158)所以他呼 吁中国的青年人在大力弘扬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在《欧 洲心影录》的末节《中国人之自觉》里，提出“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什 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 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涂径不可。因为他 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4](P2987)“西方科学之勃兴，亦不过百年间事耳。吾乾 嘉诸老未能有人焉于此间分一席，抑何足深病?惟自今以往仍保持此现状，斯乃真可愧 真可悲耳。……若如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学心理学 之未学，惟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衢以自鸣得意。……则中 国乃真自绝于科学矣!”[4](P4610)所以他寄希望于青年：“第一，要人人存一个尊重 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 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 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4](P987) 梁启超的这些论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并不反对科学，相反，他为科学在中国取得的 进步而感到高兴，他只是想立足于从中国文化的本体立场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 这些论述至今仍发人深思。
至于梁启超在“科玄论战”中所提出的一个命题：“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 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4](P4168)他所持的立场，重在揭示科学合理性的限度。但在当时新旧时代交替的时 刻，将科学方法的适用范围作出限制，在客观上就会产生阻碍新思潮传播的社会效应。 因为当时中国正是新文化运动初萌之际，科学在中国的声誉呈扶摇直上之势，科学的有 效领域被不断扩大，正如中国科学社中坚人物胡明复所说：“科学之范围大矣：若质， 若能，若生命，若性，若心理，若社会，若政治，若历史，举凡一切之事变，孰非科学 应及之范围?虽谓之尽宇宙也。”[10]中国此时的现状不会容忍任何反科学言论的传播 ，如胡适所说：“我们正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 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 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 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 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11]以梁启超在当时舆论界执牛耳的地位 ，“欧洲科学破产了”这句话对当时那些对西方文明本就有反感心理的人们所产生的作 用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梁启超在当时也就背上了“反科学”的恶名。今天我们联系一下 梁启超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应该对他的科学观念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他的话虽有些过头，却是较早对现代化后果发出警告的声音，只不过这种质疑不合时 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合理性越发得到显现。
统而言之，梁启超一生对科学始终是尊重的，对科学精神有一以贯之的追求，在“五 四”前后，人们开始关注“赛先生”时，他对“科学精神”已疾呼多年。只是到了晚年 ，其科学观念有些变化，这也是当时现实的刺激促使他反思过去，去构建新的文化追求 的表现。这一思想变化使得他有了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新探索。在这些新探索中，他一如 既往地推崇西方现代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不但在学理层次和文化理念上颂扬科学和 科学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其高尚的科学精神。他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 ，更是表达了他对科学的笃信，也反映了梁氏晚年对科学的深切认识。
梁启超对中国新文化的贡献是全面和具有开拓性的，不愧为“新思想界之陈涉”，大 力倡导引进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中国学术文化结构的改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香港著名学者许冠三对其评价说：“任公的眼光远大更是时下的史界庸人难以想象 。早在八十年前，他已留心史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经常援引社会科学理论与智识以解 析史事，开今人‘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12](P5)
收稿日期：2004-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