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校书编目及其指导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目论文,述评论文,指导思想论文,刘歆校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歆，西汉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史学、天文历法学等方面很有造诣，堪称大家，而 且在校勘学、目录学上具有草创之功。
1 校理文献
刘歆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协助其父刘向校理群书，并使这一项工作得以最终完成。
诸子百家的经典性著述多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儒学经典——六经，也大致定型于这 一时期。而经学与诸子，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因博士 淳于越上言是古非今，丞相李斯乃提出了“焚书”的“建议”。《诗》、《书》、百家语等 典籍皆烧之，这就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灾难。秦始皇焚书尚保留了博士官所藏， 博士官们又集居于咸阳。及秦二世亡，“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 三月不灭”[1]。此火又使官府仅存的典籍亦付之一炬。秦、项二火，使先秦典籍至汉初 ，几近于灭绝之境。因此，汉初欲矫秦之弊，开献书之路。至汉武帝时，收书已颇具规模。 至成帝，由于成帝本人精于《诗》、《书》，常观古文，因而深感“书颇散亡”，便“使谒 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 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2]。这就是刘向校书的整个历史背景。自刘向开始领校群 书，刘歆即参与其中。其间父子时有意见不合，更表明刘歆有其独立见解。及刘向死后，则 以刘歆承继父业，领校秘籍，使校书的工作能够善始善终。刘氏校书的基本程序大致如下：
广罗异本。整理“中书”即皇宫所藏之书，如所谓“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藏 ，此类藏书是刘歆校书的主要来源与依据。清理国家教育机关藏书，即“太史书”、“太常 书”及各博士藏书。另外还广泛收集私人藏书。这两类藏书则是参校的基本资料。
进行校勘。收罗了每一书籍的不同版本之后，即进行校勘。刘歆等人利用各种异本加以比 勘，删除重复，相互补充，编定篇目次序。与此同时，参酌诸本校勘字句。为此，刘歆付出 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其一，校出脱简。其二，校出传抄讹误的文字。
核定书名。刘氏所校之书，最初或无书名，或书名异称，纷歧不定。如《战国策》一书， 仅中书之本就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六个不同 名 称。针对这种情况，又根据该书的中心思想，斟酌去取，重新确定为《战国策》。
经过一番整理，不仅使汉以前的书籍大都有了内容完备、篇目整齐、字句讹误较少的佳本 传世，历代学者均受其嘉惠。而且开创了我国完整意义上的校勘学历史。
2 编制目录
我国的书籍目录起源甚早。孔子学派整理六经，精选文献，也是在编目的基础上完成的。 《诗》分风、雅、颂三类，每一类又分别以地区、时间、作用加以编排，亦已具有分类编目 的 性质。但对于藏书进行分类编目，建立系统目录，乃是刘向、刘歆父子的创举。刘向为存世 的各种书籍一一撰写内容提要，收为《别录》，成为评价、介绍图书为主旨的叙录体开端， 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刘向肇其始、刘歆总其成的《七略》一书，是我国历史 上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是我国系统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七略》反映的分类体系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
《七略》的大类称“略”，小类称“种”，“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3]， 即是指此而言。《七略》的体系和内容为：
辑略。是全书的叙录，包括总序，其它六略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 略、方技略。《七略》分类表有大类，有子目。辑略是序，不分书。其余六略是6大类。这6 大类又是按学科内容来分的。六艺略指六经，包括儒家的经典著作；诸子略著录哲学、政治 、经济、法律等当时社会各学派的代表作；诗赋略指文学作品；术数略包括数学、天文、地 理等内容；兵书略指军事；方技略指医学，包括部分化学内容。略下分38种，即38个小类。 其分类标准，视各大类的标准而定，有的按专书作为分类标准，如六艺略下分易、书、诗、 礼……；有的按学派作为分类标准，如诸子略下分儒、法……；有的按体裁结合作者作为分 类标准，如诗赋略下分赋、诗，赋下再按作者分；有的按学科作为分类标准，如小学、兵 、天文、医学等。两千多年以前，就有如此条理清晰、井然有序的分类体系是难能可贵的。
3 指导思想
3.1 儒家的思想倾向
刘歆校书编目的活动与任何学术活动一样，既要接受当时统治思想的理性规范，反映社会 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动与发展，又可以展示自己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思维方式，以求经世致用 。
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表章六经之后，儒家六经不仅成为思想文化领域 至高无上的法典，而且成了封建政权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特别是从汉宣帝后期开始，几乎 上无异教，下无异学，儒家经学取得了完全而巩固的独尊地位。刘歆《七略》中，“六艺略 ”高居群籍之首，儒家类又居于诸子之首，正是这种思潮的具体体现。更为甚者，一些重要 的学术门类根本无法成为与经学平行的独立部类，如史籍只是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下， 透露出经学高于一切包容一切的思想主旨。在校理群书的过程中，刘歆也总是采用儒家经学 的标准，以是否有益于君臣大义和道德教化来判断图书的价值。刘歆本人即古文经学的创建 者，其校书编目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体。可见，刘歆之校书编目，既是对中 国文献学的贡献，更是对中国儒学的贡献。
3.2 兼收并蓄诸子学说
刘歆将儒学思想贯彻于校书编目学术活动之中的同时，并不排斥儒家之外的诸子学说。在 西 汉王朝由治趋乱、由盛转衰的进程中，儒家经学本身也逐步僵化，儒家学说似乎失去了为现 实政治独家服务的能力。为了解决政治危机，治理社会痼疾，改善儒家学说，有识之士纷纷 将目光转向诸子之学，希冀从中找到匡救时弊的良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歆对诸子思 想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并突出表现在其校书编目中。经刘歆整理的诸子著作甚多，使后 人得见周秦诸子学说之全。《七略》中诸子皆出于王官之说，也意在表明诸子间本是平等的 ，都可以为最高统治者服务。
刘歆对诸子之学不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而是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正是抱着这种态度， 《七略》中将诸子列为一大类，又在小类中将其他九家与儒家并列，并详述其流别和著述， 认为这些可以互相补充。刘歆对诸子学说的兼容并包，不仅使诸子思想及著述得以发展和延 流，而且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内容，是应该予以褒扬的。
总之，既肯定儒家经学的主导地位，又承认诸子之学的合理因素，这是刘歆校书编目时的 主要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