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结构、经营风险及多元化选择：解析78家商业银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经营风险论文,收入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金融环境复杂变化以及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银行业纷纷将经营重点转向非传统业务，并以此作为维护其金融中介地位、获得更高收益的一种策略。美国和欧洲银行业已经逐步由传统的信贷业务转向诸如手续费、佣金、贸易收入、资本市场收入等产生非利息收入的经营行为。非利息收入在银行收入结构中已经占据重要的地位。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从1966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41%，增长了2倍多；欧洲银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从1994年的29%上升到2001年的41.5%[1]。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长期以来一直以利息收入为主，但是随着利差收窄以及预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影响，商业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长期以来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构成了严重冲击，也迫使国内银行加快发展模式转型。中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与国际银行业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银行收入结构的变化与银行风险间的关系已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收入的多元化必然要求多元化的经营，那么在制度环境上就要求银行混业经营。由于国外商业银行采取混业经营而国内商业银行进行分业经营，这决定了国内外银行开展非利息收入的种类和范围，以及非利息收入的项目和规模与国外商业银行相比会有显著的不同。在监管制度上强调专业经营，但收入结构上却以混业经营条件下的外国银行指标作为参照可能并不合适。那么在给定的制度环境和经营环境下，对于我国的商业银行而言，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有显著的影响吗？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类型主要可分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①，非利息收入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的风险具有相同的影响吗？这些问题不仅对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战略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金融管理层对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采取严格或者宽松的监管措施具有指导意义。与之前的研究文献不同的是，这里使用78家银行的有效数据，样本数据的范围基本上涵盖除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外的所有银行，为研究银行收入结构与风险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实证视角，并从非利息收入结构的角度深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国外对银行业非利息收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利息收入对银行风险和收益的影响方面，一般可分为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非利息收入可以增加银行收益，丰富银行收入来源，并通过多样化降低银行风险。与传统的存贷业务相比，非利息收入业务对宏观经济状况依赖程度较低，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可以消除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银行经营收入的影响。而且，按照标准的投资组合理论，如果非利息收入与存贷利差收入负相关或弱相关，那么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所带来的产品线和交叉销售机会可以给商业银行的收入组合带来风险分散化效应。Templeton和Severiens对1979-1986年美国54家银行控股公司的考察发现，收入多元化降低了股东回报的波动性[2]。Smith等以欧洲银行的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非利息收入可以稳定营运收入，从而有助于降低盈余的波动[3]。Chiorazzo等考察1993-2003年意大利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与经风险调整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即非利息收入有益于银行绩效的改善[4]。
但近年来的观点认为，相对于传统的贷款业务，很多基于收费的非利息收入业务其客户更容易转换到其他银行所提供的类似服务，所以非利息收入会比利息收入波动性更大。另外，拓展非利息收入业务会导致大量的成本投入，比如技术上和人力上的投入，非利息收入业务通常需要较少的经济资本②，这表明非利息收入业务的财务杠杆较高，因此会导致更高的收入波动[5]。Boyd和Graham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金融监管政策相对宽松的时期，非传统银行业务的扩张增加了银行破产的风险[6]。De Young和Rice发现，尽管非利息收入提高了银行的盈利能力，但是也导致银行收入波动性的增加，从而使银行承担更高的风险[7]。Stiroh考察了非利息收入对美国银行控股公司风险的影响，发现更多地依赖非利息收入，尤其是交易收入，会导致更高的风险和更低的风险调整收益[8]。Stiroh和Rumble进一步研究发现，更高的非利息收入并不会导致更高的股票市场收益，但却伴随着更高的市场风险[9]。在欧洲市场上，Lepetit等利用1996-2002年间欧洲734家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非利息收入业务越广，银行经营风险也随之提高[10]。现有国外文献的共同特点都是在混业经营③的前提条件下来讨论银行收入多元化与经营风险之间的关系。上述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并不适合直接套用到中国银行业中。
近年来，随着国内商业银行经营战略转型逐渐深入，关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研究文献也逐步增多。王志军考察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欧盟银行业非利息收入的发展状况后发现，由于具有独特的银行制度优势，非利息收入展现出了对利息收入的替代性、对利润水平的稳定性、与银行规模的正相关性以及一定的波动性等特征[11]。迟国泰等利用随机前沿法和数据包络法，发现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对国有银行的总收入综合效率具有负向影响，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业总收入综合技术效率存在正向影响[12]。郑荣年和年慕鸿发现，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规模与银行资产规模、净利差收入、资本比率、人员规模负相关，与信用风险正相关[13]。魏成龙、刘建莉(2007)分析了银行多元化经营对绩效和风险的影响，发现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未能给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带来风险分散，同时股份制银行的分散风险效果要差于国有商业银行。魏鹏选取10家上市银行2006-2007年度数据，分析了当前我国上市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发展状况，发现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有待提高，中小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长比大型银行更为均衡[14]。朱宏泉等(2001)利用我国12家上市商业银行2000-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探讨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发现非利息收入的大小与银行的规模、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和员工人数与存款的比例显著正相关，与银行资产收益率无关；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仍是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主要来源。周好文和王菁(2009)检测了1990-2006年我国14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发现我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之间相关性基本为正，且不断增加。张羽和李黎(2010)利用1986-2008年数据从整体层面和银行层面考察了我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增长与银行风险的关系，发现非利息收入增长对我国银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分散化效应，但是更多地依赖非利息收入存在着恶化风险与收益之间权衡关系的可能性。周开国和李琳(2011)基于资产组合理论的视角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与银行风险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张雪兰(2011)以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银行收入多元化对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银行收入多元化与风险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联。国内文献的显著特点是研究对象都只限于国有上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样本虽有代表性但很不全面。各地改制后的城市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也逐渐在加强，这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于将数量更多的城市商业银行纳入到收入结构与风险的研究中，力求给出一个更全面和客观的分析结果。
二、数据、变量及初步统计特征
选取的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和各银行年报。实证分析中用到的变量都取自于年报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盈利能力表。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nnii)的计算方法为营业收入减去利息收入净值后除以营业收入。非利息收入在银行利润表中共分为五项：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净收益、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汇兑净收益以及其他业务净收益。实际业务中非利息收入主要由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和投资净收益两部分构成。特别是对许多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其他三项业务在整个非利息收入中的占比非常小。总资产(A)表示银行的总规模。权益比率(E/A)表示权益占总资产的比重，同时也表示银行杠杆率的大小。管理费用④overcost表示与银行营运有关的支出(见表1)。M2_growth为年度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样本选取过程中，若银行年度观测值少于三年则不列入考察范围，同时若上述变量若出现缺失也从样本中删除。最后，可用的样本数量为78家银行，其中包括16家上市银行、4家股份制银行⑤、58家城市商业银行。
表2的统计描述结果显示，非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在样本期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而与之相反的是，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时间序列上，两类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标准差呈现下降趋势，同时，上市银行的各年的样本标准差都小于非上市银行的样本标准差，即在上市银行样本内各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差异相对于非上市银行来说更小。非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波动性更大。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各年份均值差异的T检验的P值均大于0.10，这表明两类银行在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的指标上没有明显差异。
上述银行收入结构的变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结构微调、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对银行收入的影响。随着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宽，股票市场以及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债券市场、短期融资融券市场，它们以较低的成本优势对商业银行的普通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作用，商业银行以传统存贷利差为主的收入来源受到侵蚀；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速崛起、国外竞争对手的不断涌入，使商业银行融资市场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种种情况迫使商业银行寻求新的盈利模式，通过提供金融服务来获取非利息收入则成为可行且必要的选择。二是技术进步。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进步创新了分销渠道、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客户方便性，拓展了商业银行获取非利息收入的手段。金融技术的进步扩展了金融市场与工具的应用渠道(如高收益债券、金融衍生产品、贷款证券化等)，增加了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来源。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和消费者对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更为深刻地影响了银行收入结构的变化。随着消费者需求的转变，使确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的商业银行不得不进行业务和产品改革，全面发展整个服务体系，形成多样化服务链条，丰富银行收入来源。外部监管也是银行收入结构变化的催化剂。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迫使高度依赖利息收入生存的商业银行开始去探索低资本消耗的收入模式，改善收入结构。同时，监管机构对银行存贷比的上限规定也促使银行拓展那些不消耗贷款额度的收入。
三、实证分析
(一)资产组合理论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可看成是资产组合中的两种风险资产。根据资产组合理论，两种风险资产的收益率方差可表示为：
如果A、B两种资产增长率之间的协方差为负值，那么两种资产的组合是能够降低营业收入的波动性的，营业收入的波动性降低意味着银行经营风险的降低。基于上述思想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表3为(3)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整体上非利息收入占比的增加能够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与张雪兰(2011)以及周开国和李琳(2011)的结论不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升能够降低非利息收入增长率与利息收入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而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结论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样本范围，这里的样本中不仅包括了上市银行，还包括62家城市商业银行。而这些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与收入结构与上市银行存在较大的差异。当将整体样本分为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时，差异则非常明显。表3的回归(2)式显示在非上市银行组的回归中解释变量nnii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3)式所代表的上市银行组的该值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初步的分析表明，对于上市银行，收入结构的变化并不能带来银行收入的波动；而对于非上市银行来说，非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比重的增加能够降低营业收入的波动。
虽然在以上分析中可看到整体上非利息收入在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没有发现差异，但在非利息收入结构上，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差异非常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上市公司的非利息收入主要来源于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而非上市公司的非利息收入则主要来源于投资收益。除此之外，还发现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中的投资收益呈现强烈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089(P值为0.000)；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中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227(P值为0.000)。那么逻辑上的推论是，银行非利息收入中投资收益越多，那么它与利息收入之间所能形成的风险分散效应就越强。这就是所看到的，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经营风险的分散效应只出现在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主的非上市银行样本中。表4的统计结果显示，在非利息收入均值未出现差异的情况下(表2已作分析)，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特征。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营业收入之比，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的均值分别为8.94%和3.59%，均值T检验的P值为0.000；同时在非利息收入中投资收益占营业收入之比这个指标上，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的均值分别为4.23%和9.89%，均值T检验的P值为0.000。两个指标的检验都显示出强烈的差异。
(二)进一步的证据
银行业作为一个高杠杆行业，其资产的大部分来自于负债，自有资本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所占的比率较小。正是由于其特殊的资本结构和行业风险，才会出现巴塞尔协议中对资本充足率的反复强调与重视。也正因为上述的原因，净资产收益率是反映一个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在这一部分尝试建立一个面板回归模型，以观察各个指标对净资产收益率的解释能力，具体模型如下：
由于银行业是一个周期性特征十分明显的行业，在实证分析中为考虑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将M2增速(M2_growth)这一货币政策变量也加入到分析中，其他变量的定义与(3)式相同。
表5为(4)式的回归结果。该结果与(3)式的回归结果相似，在全样本上，非利息收入对净资产收益率具有解释力。但在上市银行子样本中，非利息收入系数nnii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非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系数nnii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管理费用(overcost)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十分明显，即营运效率对银行盈利能力有显著地影响。权益比率对净资产收益率负向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上市银行而言，非利息收入占比的变化对其经营风险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张羽(2010)、张雪兰(2011)等得出的结论一致。并且张雪兰(2011)指出这可能是受到会计计量口径不统一的影响，并认为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利息收入的让渡。如表2所展现出的，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各年份均值差异T检验的P值均大于0.10，这表明两类银行在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的指标在均值上没有明显差异。然而，在非利息收入结构上，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的差异非常明显(见表6)。主要体现在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主要来源于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均值达到67.84%。而非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则主要来源于投资净收益⑥，均值达到69.24%。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即银行投资净收益越多，那么它与利息收入之间所能形成的风险分散效应就越强，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则没能形成风险分散效应。这就是所看到的，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经营风险的分散效应只出现在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主的非上市银行样本中。也即是说，非利息收入的内部结构差异是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在不同样本中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两类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内部结构产生差异的可能原因是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主的非上市银行与以国有股份制和全国股份制银行为主的上市银行相比，由于区域性过强，银行资产、资本规模较小等，决定了其客户资源有限，从而缺少交叉销售以增加手续费和佣金收入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其区域性的特点，贷款投放相对单一，投放范围的限制使得大量的闲置资金进入了同业存款业务，造成投资收益的上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这里利用资产组合理论以及对净资产收益率的面板回归，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对于非上市银行而言,非利息收入占比的增加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而对于上市银行而言，非利息收入占比对银行风险不显著。非利息收入的结构是产生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并提高其竞争力，应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取消非利息收入占比考核机制。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经常以国际先进银行作为标杆，认为非利息收入占比高就是综合竞争能力强的表现，为此，银监会对大中型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间业务收入比重提出了指导性目标。从目前来看，当初预设的目标远没有实现，样本银行2005-2010年的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的均值在10%至20%之间，远低于国际银行的平均值。国际银行高非利息收入占比是在混业经营等政策环境下取得的，而我国商业银行一直以来都采取分业经营，两者经营环境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因此，在分业经营模式不改变的情形下，不能一味模仿国际先进银行，有必要取消非利息收入占比的考核机制。
第二，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国内，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在稳步推进，大多数利率已经实现市场化，但最重要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上限仍未完全放开，而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各类金融产品的定价标杆，因此，要加快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完全放开步伐，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缩小银行利差，倒逼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成功转型。
第三，扩展城市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点。城市商业银行的投资收益在非利息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相应地，非利息收入中的其他收入则偏少。因此，城市商业银行要进一步调整业务结构，通过适度发展国内外结算、承诺、投资理财等非利息收入，寻求新的经营利润增长点。
注释：
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虽分布较广，但在整个金融系统中的比重较少，再加上该类金融机构的数据一般都未公开过，所以在这里的研究中并未讨论。
②经济资本是由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内部评估而产生的配置给资产或某项业务用以减缓风险冲击的资本。
③这里的混业经营主要指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的分离，有时特指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离。
④为使管理费用具备可比性，使用对应年份的营业收入标准化。
⑤这4家股份制银行为渤海银行、广发银行、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股份制银行概念可能会出现歧义，改制后的城市商业银行也为股份制，该分类沿用了Wind数据库中的分类方法，后面的分析中将16家上市银行作为一组，而其他银行都称为非上市银行。
⑥由于我国银行业处于分业经营的监管下，投资收益项目与混业经营下的投资收益差别大。我国银行该部分的主要收益来源于银行间债券、同业存款、返售类资产、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以及持有到期的资产业务等固定收益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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