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它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意识形态①变革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重要方面，意识形态变革不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发展，还表现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明显增强。我们还应看到，意识形态变革在使主流意识形态包容性增强的同时，也带来了主流意识形态在民众认同上的模糊化趋势，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存在着方向性差异。这就使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弱化，社会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会呈现不稳定态势，各种社会矛盾有激化的可能和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正确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特点，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需要，更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社会存在的结构性变迁是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动力
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可以由这一时期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是皮与毛的关系，社会存在的变化迟早要引起意识形态的变革。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变革应遵循这一基本观点，离开社会存在的变迁来认识意识形态的变革，必然是在意识形态自身的框架内寻找变革的原因，结果要么是故步自封，要么是雾里看花。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此时改革或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之所以要强调这个基本观点，是因为我们常常习惯于用一定的意识形态去裁剪现实、去丈量现实，一旦现实越出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结构，就会对现实产生怀疑，认为现实错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不仅危害实践的进步，而且危害理论的发展。有的人不满足于现实的一些矛盾状况，认为实行改革开放是一个错误的历史实践，依此观点，实践和理论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观点的危害性，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②
社会存在主要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大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大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是推动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力量。在主流意识形态方面，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不是形式上的改变，而是对社会存在结构性变迁的积极反应和引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了政治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在政治内涵上从原来主要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到强调综合国力的提升，发展成为党和国家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也是最大的政治，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社会分层的多元化导致三个方面的多元，利益多元、生活方式多元和价值观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利益的整合就显得困难。
为了消除不同社会阶层共同利益整合的意识形态障碍，为了实现利益多元格局下的社会和谐，在意识形态上我们迈出了关键性的三大步。第一，通过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淡化了过去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二元对立。第二，通过修改党章，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大门向包括优秀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所有阶层开放，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如果中国共产党将某些社会阶层拒之门外，就意味着政治歧视，党的大门打开意味着取消政治歧视。第三，通过修改宪法，以国家宪法的形式在法律上确定了国家依法保护一切公民的合法收入，保护一切合法的私有财产，从法律上确立了一切公民的合法收入和合法私有财产的地位。通过这三步，基本上消除了制度歧视，为我们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提供了一个制度的平台，这是针对生产关系结构性变迁的意识形态调整。这一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初是不敢想像的，有的人为了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将这些变化称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退却。我们应看到，这种退却是为了前进的退却，所谓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往往就是一种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恩格斯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的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③所以，为使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把握不偏离正确的轨道，抛弃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思维习惯是绝对需要的。
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求变是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内驱力
在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强调社会存在的优先性，并不等于说意识形态就是对社会存在的机械反映，意识形态常常是社会发展的能动性因素，它绝不是社会存在的应声虫。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它不以主动的姿态迎接挑战，就有可能被时代大潮所吞噬。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它的解释功能，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状况及其产生原因作了作了最为科学的说明；二是它的实践功能，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行动指南。就解释功能和实践功能而言，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时的需要，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要求意识形态具有包容性。这在方法论上的要求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能够坚持“两点论”和“结合论”，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之具有化为十个结合，即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动求变，正是有了这种主动求变才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同时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坚持“两点论”和“结合论”使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求变应遵循正确的原则，否则，主动求变就会变成主动放弃和主动投降。首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求变应以维护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主动放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么，就等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阉割。因此，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次，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求变应以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为此，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唯此，主流意识形态才不会在主动求变、在内外挑战中丧失自己。
民众认同的多元变化是意识形态变革的重要因素
衡量意识形态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尺度是民众的认同度，也就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一致性问题。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年来，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复杂变化表现为利益多元、生活方式多元和价值观多元。这就使意识形态的民众认同发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方向性差异。换言之，人民满意度也是意识形态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当广大人民群众对一种意识形态不满意的时候，说明意识形态变革已经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人民群众的一些自发集会、抗议、声讨行为就表明他们对当时意识形态的反感与厌恶，在此情况下，有两个选择，一是改变民众的态度，实际上是压制民声；二是变革意识形态自身，使意识形态顺乎民意。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选择了后者，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上实现了一次重大变革。在改革开放之初，“潘晓”事件和蛇口风波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民众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践中产生了新的思想困惑，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方向差异，实际上就是产生了意识形态认同危机，这就再一次表明意识形态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产生了新的矛盾与问题，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发展的科学性又有了新的困惑和期待，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能够对此作出科学的阐发，以引导中国社会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这便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产生的民众认同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众认同的变化是意识形态变革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只有顺乎民意，才能有效推动意识形态变革。
在认识到民众认同的变化对意识形态变革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利益多元、生活方式多元和价值观多元使民众认同本身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因为，民众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利益共同体，不同的利益群体所认同的价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有些价值认同是相互对立的。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认同群体，有的人认同社会主义，有的人认同自由主义，有的人认同保守主义，有的人认同传统儒学。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意识形态认同最为复杂、混乱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群众基础空前模糊。这可以说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现在不可能依靠政党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强力灌输来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切不可认为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的原因在于民众觉悟不高，如果这样认识的话就颠倒了民众觉悟与政党意志、国家意志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意志的关系，发现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决定的，而不是相反。这一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如果忽视了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民众的需要和认同，就无法理解特定意识形态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当代中国社会尽管在性质上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市民社会，但是就民众基本生存方式而言，中国已经高度市民社会化。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的一大特点是，随着财富的发展，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都产生了走向弱化趋势④。以社会理想为重要内容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会走向弱化的趋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现代市民社会中个体价值被视为至上的价值，社会理想被视为乌托邦；二是因为现代市民社会中对金钱的崇拜成为人们现实的追求和信仰，货币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文化价值的物化与量化导致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化。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发展应当充分考虑到市民社会化这个因素，否则，意识形态的发展就会游离于时代与民众之外，从而丧失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整合功能。
“价值之争”始终存在于意识形态变革的历史进程中
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之争”始终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所谓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之争”，即主导价值观之争。在有的人看来，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实践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主导价值观的过程，这种西方主导价值观被视为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无关。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价值之争”就从来没有停息过，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大多与此相关。从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到普世价值理论的提出，都表明“价值之争”的实质是“主义之争”，事关中国发展的道路、旗帜和方向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是改革开放的本质规定，也是一切改革的方向和底线，改变这个方向、逾越这个底线的理论主张就是希望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对此，邓小平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⑤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他说：“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⑥邓小平还尖锐地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我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⑦
要正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价值之争”的实质，要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历史原则，“所谓历史原则，即强调价值观念与历史的相互关联，也就是要正确把握历史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⑧一些人热衷的普世价值理论就反映了一种错误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其突出的观点是强调观念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同时强调观念可以超越历史。有人认为，“正是由于实践了普世价值，改革开放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世界的尊重。”看来普世价值的威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它就没有改革开放及其成就。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往往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把现实基础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问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像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像’、‘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⑨马克思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总是具体历史中的意识形态，普世适用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普世价值理论就是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在这里，作为决定力量的“实践”变成了观念的支配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领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最为显著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化。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实化也会导致物欲主义的泛滥，物欲主义的泛滥往往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对物的崇拜与对理想的鄙弃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只有“向钱看”，没有“向前看”。这一复杂性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当代发展同其历史发展一样必然充满曲折和艰难，“这里，包括着何等广泛而大量的劳动，多少胜利和失望，多少足以使人得出盲目乐观或者庸人自扰的匆忙结论的诱惑啊！”⑩理论和现实的复杂性不应成为思想退却的理由，思想的力量正在于它在黑暗中能给人带来光明、在混乱中能给人指明方向，近代以来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发展史深刻证明了这一点，说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这不过是一种盲目乐观而已。
注释：
①“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始创者为法国学者特拉西，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概念的实质作了科学揭示。此后，这一概念经过许多理论家的演绎，含义多重复杂，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其要义和实质存在明显差异。本文是在广义或中性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意在反映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推动下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特点。
②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9页。
⑤⑥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111页。
⑦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369页。
⑧姜迎春：《观念的僭越：从“人道主义”讨论到“普世价值”问题》，《唯实》2009年第2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94页。
⑩里夫希茨著：《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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