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区域与产业特征互动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视角论文,特征论文,因素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和相关文献述评
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往往同收入分配差距密切关联，因而在经济学研究中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著名的卡尔多特征事实描述的正是伴随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所呈现出来的要素分配份额变化轨迹。近年来，众多学者围绕卡尔多特征事实的稳健性以及原因展开研究，但相关结论莫衷一是。Bernanke和Grkaynak(2001)[1]发现，在考虑了自我雇佣收入之后，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简称劳动收入占比)并不存在显著的跨国差异，多数国家的这一数值稳定在65％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卡尔多特征事实上具有较强的空间稳健性。Blanchard(1997)[2]等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经历了由升转降的变化。
就我国而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往往要比劳动力内部的收入差距更为突出(罗长远，2008)[3]95。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就整体而言呈现如下两个特征：第一，近十年来劳动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白重恩、钱震杰，2009[4]；罗长远、张军，2009[5]；黄先海、徐圣，2009[6]34)；第二，从国际比较角度看，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明显偏低。尽管我国劳动收入占比过低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截至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文章从实证角度探索该现象背后的形成机制。罗长远、张军(2009)[7]的研究表明，FDI、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营化都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对劳动收入占比起促进作用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财政支出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黄先海、徐圣(2009)[6]42发现，资本深化能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则是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从实证方法和数据角度看，现有研究尚存如下局限：第一，从国民经济总量而非行业入手进行研究，可能因忽略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从而得出有偏乃至错误的结论。Kongsamut等(2001)[8]指出，对总量经济进行分解会发现，伴随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劳动收入占比在产业间会存在很大差异。第二，现有研究没有分离由地方政府实施经济调控引致的区域特征和源自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实施的产业政策对各产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阶段，产业发展被置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交错并行调控经济形成的“条块关系”之中。无论是忽视“条”或“块”维度因素的影响，还是将这两个维度因素的作用混同，都不可能准确解释我国劳动收入占比过低现象。正因为我国产业发展受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双重调控，在劳动收入占比特征问题上，才会出现如下现象：劳动收入占比除了前述的存在较大的行业差别外，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别。在1993-2004年间，按均值计算，西藏的劳动收入占比最高，达到0.71，而上海最低，仅有0.36。对应上述现有研究的局限，本文在理论分析层面，拟基于区域与产业特征互动的视角，研究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在实证分析层面，则利用省际和行业嵌套数据，借助多层线性模型(HLM)对假设进行检验。
二、产业与区域特征互动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产业特征之所以会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影响，从总体上看，是因为要素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往往是伴随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而出现的重要表征。根据Harrison的“要价能力”模型，反映区域特征的市场化(民营化)、全球化等因素则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和资本在收入分配上的“话语权”，进而作用于它们最终所得到的收入份额。
(一)产业特征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资本产出比是现有文献从宏观方面衡量产业特征最重要的指标，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证层面，均未对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问题达成共识。Acemoglu和Guerrieri(2006)[9]认为，资本深化促使资本密集部门较快增长，其产品价格不断下跌，资本和劳动向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导致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萎缩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扩张。与之对应，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占比会不断提高，直至收敛至稳态的水平，但这一过程十分漫长。在实证方面，Bentolina和Saint-Paul(2000)[10]对1972-1993年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劳动和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Harrison(2002)[11]研究了1960-1997年100多个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数据，发现劳动与资本比例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小，并认为这一结果与资本不能很容易地用劳动来代替有关。Diwan(2000)[12]基于1975-1995年间135个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富裕国家，因为劳动力讨价还价能力与资本存量正相关，所以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而在贫穷国家，为了在资本存量较低的时候吸引资本的流入，只能在收入中给予劳动力较小份额，因而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
就当前我国而言，在探讨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比的影响时，应考虑发展阶段以及产业政策的影响。在这方面，罗长远(2008)[3]94进行了有益探索，他认为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与重化工业化的产业政策相关。重化工业化倾向抑制了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由于资源被工业部门过多地占用以及对私人资本进入的限制，服务业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利于就业增长和劳动收入的改善。但我们认为，用重化工业化概括19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结构变化特征，以及将它作为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低的重要因素，可能并不恰当。为了克服1980年代实施鼓励发展轻工业和限制重工业发展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在1990年代初期，我国逐步实行了一系列对工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第一，在1994年，国家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首次提出将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和建筑等四个行业作为支柱产业；第二，出台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第三，通过金融干预和引导政策将工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向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集中[13]。在上述政策作用下，加上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所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所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重化工业重新复苏，工业结构再次呈现重型化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工业结构的重型化，不仅工业的资本密集度提高了，而且技术和知识的密集度也在提高，其直接表现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尽管由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在承担加工组装工序，因而工业结构明显具有虚高度化的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高新技术产业、重化工业对劳动者知识、技术的要求通常要高于轻工业。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日益成熟，当前真正对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形成制约的因素，可能并非资本，而是人才。虽然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但由于高校专业设置、所授知识结构与实际社会需求存在较严重的脱节，致使相当比重的大学毕业生从意识、知识结构到技能，都很难满足企业要求，于是在众多行业普遍存在“人才过剩”和“人才稀缺”并存的局面，而且，在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劳动力市场日趋完善的背景下，人才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而技术的不断进步，则大大提高了物化资本的贬值速率。作为上述两方面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越是在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人力资本越会表现出超过物质资本的博弈力量。因此，从时间维度看，伴随着工业结构重型化和高新化，往往需要借助更优质的人力资本将技术、知识不断地渗透进物质资本之中。从横向比较角度看，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往往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也越高。此时，这些高资本密集企业不仅会因为雇佣了更优质的员工以及他们创造了更大的边际产出，而要支付更富竞争力的工资，而且，还可能因这类型的劳动者更稀缺、“话语权”更强，为了避免与之匹配的物质资本贬值，而支付一定比例的额外“贴水”。
技术水平是另一个已有文献常用来表示产业特征的变量。黄先海、徐圣(2009)[6]43的研究表明，我国工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源自从国外引进或者自主研发先进机器用来替代生产中的劳动，属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因此与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我们认为在制造业日益服务化的背景下，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出劳动增强型特征。所谓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指制造企业为了提高产品科技含量、降低自然资源消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正从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型。如今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制造行业生产成本中，纯粹的制造成本已不足20％，产前、产中、销售和售后服务成本则超过80％。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尤其是投入服务化趋势)增强，制造业的劳动收入占比会趋向提高，因为人力资源是提供服务最重要的支撑。可喜的是，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以支撑产业的技术创新，我国许多城市陆续出台了打造人才高地政策，这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以及提高制造业劳动收入占比。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产业的资本产出比越高，由于需要更优质的人力资本与之匹配，则该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也可能越高。
假说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产业的技术水平越高，由于制造业服务化背景下的技术进步越来越体现为人力资本增强属性，则该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可能越高。
(二)区域特征及其与产业特征互动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我国区域特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性和经济性分权，地方政府自主行为空间的日益扩张而逐步形成和显化的。1978年之后，我国实行了放权让利的经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逐渐被塑造为拥有自我发展目标的行政和经济实体。与之对应，地区之间关系的竞争属性逐步凸现出来。由于各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起点、享受的中央政府倾斜程度等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因素经地方政府能动性的长期“发酵”，逐渐形成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全球化程度等多方面的差异。接下来具体分析市场化、全球化这两方面的特征，以及它们同产业层面特征的互动是如何影响工业劳动收入占比的。
1.地区市场化与劳动收入占比。目前大多数研究都用国有企业的比重(逆向指标，即数值越高代表市场化程度越低)来度量市场化程度。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国有企业会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富余职工也会通过“下岗”或提前退休等方式被从企业剥离出来。由于国有企业存在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承担就业保障等社会职能，因而在国有企业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富余人员。而冗员的存在，一般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占比。此外，国有企业处于国家“一股独有”、“一股独大”产权格局，这在实践中往往使得国有企业被置于产权模糊状态，即产权的归属虽是清晰的，但产权的保护却是低效或无效的，从而使得拥有内部信息优势的经营者和工人有条件获得更大份额的收入(即所谓的“工资侵蚀利润”现象)。由于国有企业的劳动力价格往往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因此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会与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随着一个地区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化，企业将按照“边际产出价值”支付工资，“工资侵蚀利润”的局面会得到扭转，这种冲击会在短期内压低劳动收入占比。
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改革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与对劳动者收入总和的影响可能并不一致。国有企业的退出往往同时伴随着私营企业的进入，而且后者导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通常会大于国有企业退出释放的劳动力数量。这主要是由于私营企业的产权优势、市场竞争的加剧等会提高企业的效率，从而降低产品价格、扩大产品市场、增大就业容量。由于就业容量增大了，即使此时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低于此前市场结构(国有企业垄断市场)下的数额，但劳动者工资收入总额仍可能在增大。
前面分析的仅是地区市场化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的“水平效应”，地区市场化还可能通过与产业层面特征互动，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乘数效应”。①前已述及，部分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和改制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催生更多的私营企业、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在竞争性市场上，国有企业天然的产权缺陷对盈利能力的负面影响将暴露无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盈利能力显著下降，地方政府先前控制并赖以获取各种财政资源的这些企业现在开始成为地方政府的负资产。为了克服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利润下滑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地方政府开始逐渐热衷于吸引私人包括海外投资来培养新的地方税基。而且，对原先那种地方政府所有、必须在本地生产并为地方创造财源的国企乡企而言，私营企业有更大流动性及根据地方提供优惠程度选择投资地的主动性(陶然等，2009)[14]。因此，为了在激烈的投资争夺战中获胜，各地方政府争相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和非税收政策倾斜(如降低劳工、环保管制要求；提供廉价工业用地；提供补贴性配套基础设施等)。因此，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竞争越激烈，在保护税基动机驱动下，地方政府就越有动力赋予资本更强的政策倾斜，以吸引它们从外地流入和防止它们从本地“用脚投票”。而在劳动供给方面，尽管我国高端劳动力供给存在缺口，但低端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一直存在。地方政府为保护税基赋予资本额外的博弈力量，必然会削弱劳动者尤其是过剩且其富有替代弹性的低端劳动力在资本深化过程中与资本抗衡的底气。也就是说，地区的市场化改革会削弱资本深化蕴含的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力。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国有企业比重越低)，则该地区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可能越低，该地区产业的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力可能越低。
2.地区全球化与劳动收入占比。目前的研究多倾向于认为全球化会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为吸引资本展开竞争会弱化工人的谈判地位，致使劳动收入占比降低。就我国而言，罗长远(2008[3]94)认为，由于中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所激起的地方政府间的GDP“竞赛”，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要素价格和环境保护方面不惜“竞争到底”，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这种竞争引起劳动力谈判力量被弱化的结果。我们认为，在分析全球化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时，应区分FDI和国际贸易因素，这两者虽都是全球化的重要表征，②但在我国它们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
在吸引FDI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凭借稳定的政治环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广阔的市场和优质的基础实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重要目的地。但很多跨国公司在向我国进行产业转移时，并不是转移整条产业链，而是仅转移处于“微笑曲线”中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品牌培育、营销网络运营等环节仍被保留在母国。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企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和能力，主要取决于它能否在价值链的全球化整合中抓住价值含量高的战略环节。一旦抓住了“微笑曲线”两端环节，其就能够在整个价值链中处于治理者地位，拥有整条价值链和相应行业的控制权。也就是说，转移到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不论其股权形式还是治理结构，由于其大多在产业链中处于从属地位，所以都必须面对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他们为了维持已经摊薄的利润，会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从而降低劳动收入占比。
在对外贸易方面，尽管当前FDI仍是支撑我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推动力，③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外企研发、营销“两头在外”不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本土根植性更强，它们除涉足加工制造环节外，部分还拥有自己的研发和营销部门。这就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日趋剧烈、国际贸易条件恶化的时候，除了像外企那样压缩替代弹性较高的那部分劳动力成本之外，还可能通过谋求深化加工制造环节以及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来拓展利润空间。近年来，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加上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价格优势在严重削弱。为了应对上述局面，我们可以观察到，部分中小制造企业通过将部分服务环节外包、实施精细化生产，缩短“过程周期时间”，以充分挖掘生产环节所能产生的现金流价值。一些实力较强的制造企业正致力于逐步培育起自身的产品设计和研发能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建立起不依赖于海外供应商和进口商的技术来源和销售渠道。这些制造企业为了改善对外贸易条件而实施的转型，会派生出大量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包括研发体系、生产组织与管理体系、各种对外扩张必需的商务服务体系等。而满足这些需求，需要更高素质的人才和支付更多的人力成本，从而推动劳动收入占比提高。
与前一节的分析类似，上面分析的仅是地区全球化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的“水平效应”。我们认为，地区全球化同样可能通过与产业层面特征互动，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乘数效应”。具体的作用机制与前面分析的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越高，则该地区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可能越低，该地区产业的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力可能越低。
假说5：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则该地区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可能越高，该地区产业的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力可能越高。
三、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
检验前面的假说涉及地区和产业两个层面的数据，而且产业数据是嵌套在地区之中的。对于多层嵌套数据，传统的回归方法在处理过程时带有必然的局限。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假设变量间存在直线关系，变量总体上服从正态分布、方差齐性、个体间随机误差相互独立。前两个假设对于分层数据较易保证，但方差齐性尤其是个体间随机误差相互独立的假设却很难满足。就本文而言，不同地区的产业数据可以假设相互独立，但是同一地区的不同产业由于受相同地区层面变量的影响，很难保证相互独立。为了克服传统回归方法处理多层嵌套数据的局限，本文选择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多层线性模型在回归嵌套数据时，可将产业层面变量的误差分解为两部分：其一是不同产业差异带来的误差，另一个是因隶属不同地区而带来的误差，从而获得更一致、有效的估计。
对应前文提出的5个假说，设定回归方程如下：
第一层次(L1)为产业样本数据，被解释变量LS指代劳动收入占比，解释变量KY为资本产出比，TP为技术水平。L1模型与传统的回归模型类似，对解释变量前面的系数其经济含义解释也相近，所不同的是回归方程的截距和斜率不再假设为一个常数，而是一个随机变量，它们充当着第二层次(地区层次，L2)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在L2中，MAR为地区市场化的衡量指标，FDI、FR是地区全球化程度的衡量指标，分别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以及对外贸易依存度。式(1)和式(2)、式(1)和式(3)、式(1)和式(4)分别构成3个HLM模型，分别用于检验产业特征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地区特征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的“水平效应”、地区特征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的“乘数效应”。之所以没有在一个HLM模型中同时检验地区特征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的“水平效应”和“乘数效应”，是考虑到样本数目有限，同时引入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
上面给出的HLM模型一般被称为完全模型，我们可通过观察完全模型中L1和L2变量系数的符号来判断调节作用的方向。如果L2中的变量和相应L1中变量的系数符号相同，说明该L2变量能加强L1上该变量对L1被解释变量的作用；当两层系数符号相反时，则说明L2变量会削弱L1对应变量对L1被解释变量的作用。
(二)数据说明
LS用劳动报酬与增加值的比值衡量，本文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标准时点是2004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4年度)进行估算，涉及的产业包括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等29个制造行业。其中，劳动报酬为“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与“本年应付福利费总额”之和。根据工业企业增加值计算方法，结合数据可得性，将增加值的计算公式设定为：主营业务应付工资总额+主营业务应付福利总额+本年折旧+营业利润+主营业务税收及附加+本年应交增值税-补贴收入。KY用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与增加值的比值表示。TP用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计算的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指标表示。在计算TP时，将增加值设定为DEA方法所要求的产出，投入则包括劳动者报酬和固定资产净值。对于异常值(如LS、KY为负值)，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将该样本涉及的所有变量数据统一设定为0。
地区层面的样本包括大陆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MAR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额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表示，因该指标为逆向指标，故对应前文假说，预期其符号为正。FDI用各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的比值表示，各省实际利用外资额数据取自商务部网站，预期其符号为负。FR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预期其符号为正。表1汇总了上述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三)实证检验结果
将完全模型中L1、L2中的解释变量都去掉，被称为零模型，它能提供对组内相关系数(ICC)的估计，从而表明多层线性模型的分析是否有必要。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迭代过程估计零模型，得到被解释变量LS的ICC为0.11，表明各工业行业劳动收入占比会随着所属省份的不同而出现变化，约11％的劳动收入占比差异源自地区之间的差异。根据建立HLM的经验判断准则，当ICC大于0.059时，就需要在统计建模处理中考虑如何处理组间效应，因此研究工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时，利用HLM模型考虑地区层面变量是完全有必要的。
在回归完全模型时，有必要做如下两点进一步的说明：第一，L2中的解释变量将以总平均的方式进行对中处理，其目的是使L2模型中的各截距代表L1相应斜率系数的平均值；第二，L1中截距和解释变量的斜率在L2中是否被设置为随机效应，最终取决于其能否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如果没有通过检验，那么将被设置为函数形式，意味着它们对L1被解释变量的作用在各地区之间相同。三个HLM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回归结果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部分。在回归方程(1)中，资本产出比KY和技术水平TP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和前面的理论预期一致，验证了假说1和假说2。表明伴随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制造业的资本深化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越来越离不开高端人力资本的支撑。如今制造业竞争力不仅来源于传统制造活动的效率，也来源于内部服务的有效组织和提供，并且其重要性和复杂性逐渐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提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回归方程(2)和方程(3)的估计结果，可见在L2中引入地区层面的变量之后，KY和TP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假说1和假说2是比较稳健的。对比回归方程(2)和方程(3)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MAR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国有工业企业比重确实是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重要因素，它会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显著的“水平效应”和“乘数效应”。这也表明，在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间招商引资竞争强化了企业同工人博弈的力量，致使“利润侵蚀工资”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FDI、FR的系数在回归方程(2)中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表明吸引FDI和发展对外贸易会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负向和正向的“水平效应”。FDI、FR在回归方程(3)中的系数虽仍与理论预期一致，但不再显著，这表明FDI、FR会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乘数效应”的假设未能得到本文样本数据的完全支撑。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使用单一年份数据不能很好地规避异方差因素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待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公布后，可构建面板数据HLM模型进一步检验该假说的稳健性。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区域与产业特征互动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制造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朗的背景下，制造业的资本深化、技术水平提高往往都会伴随着更密集的人力资本投入，导致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由于国有企业承担社会、经济双重目标，加之所有者有效监督缺位、经营者拥有信息优势，伴随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在短期内劳动收入占比往往会下降；地方政府间围绕外资招商展开的竞争，增大了外企资本对工人博弈力量，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背景下，为扩大产品出口，需要在产品中镶嵌更多的知识投入，因此伴随一个地区的外贸扩张，其制造业劳动收入占比往往会提高。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行业分析得出的，消除了结构转型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等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再者，本文将劳动收入占比置于“条块关系”之中进行分析，不仅分离了横向的区域特征和纵向的产业政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各自影响，而且区分了区域变量单独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的“水平效应”以及它同产业特征互动产生的“乘数效应”。最后，本文利用HLM模型检验结论，使结果更加可靠和稳健。
就如何提高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言，本文蕴含的政策含义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应促进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促使制造业从依靠消耗资源等硬资源投入不断转向依靠创新、知识等软资源投入，形成工业和服务化互动发展的格局，扩大人力资本在制造业转型发展中的作用。为此，一方面应积极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两化融合”战略。要利用“两化融合”大力推动业务外包、系统设备远程监测、系统维护与故障诊断、制造资源维护、数据管理、呼叫中心、后台服务、设备成套、工程承包和交钥匙工程、产品报废回收及再制造等人力资本密集型环节的发展。同时，借助“两化融合”的技术手段，不断改进和优化制造企业的服务模式，使服务向制造企业业务链的前端和后端延伸，从而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服务群体、优化服务内容、改进服务质量，以提高服务业的就业。另一方面，应积极推进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政府支持、研究机构的科研开发、企业的推广应用相结合的产官学一体化的创新体系，为中小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提供灵活的科研支撑。第二，应制定激励制造企业实施人力资本增强型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出台了不少针对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鼓励性财税政策，但现有优惠措施主要集中在加速研发仪器设备折旧、采用国产设备税收抵扣、进口设备减免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等方面，而这些措施针对的主要是资本增强型技术创新。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税法几乎没有针对高科技人才的优惠政策，这一激励空白亟待填补。应结合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创新和完善人才开发利用机制，借助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实施面向优秀人才的强效激励措施，提高创新性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在企业员工中的比重。第三，借助规范地方政府间的招商引资行为、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制度的合理增长机制、强化工会组织的代表和维权功能等“多管齐下”，为改善劳资关系和消除“利润侵蚀工资”提供制度保障。
注释：
①为简化分析，本文仅分析和检验地区层面特征与产业层面的资本产出比变量之间的互动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②现有文献中主要用贸易依存度、FDI占GDP的比重以及是否存在资本管制来衡量参与全球化的程度。
③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总额的55.16％，其中出口6722.3亿美元，进口5452.07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