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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其爱读史书。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时常触及历史的话题，闪烁历史的智慧。
“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无论在党内外还是国内外，凡是读过毛泽东的文章或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几乎一致公认：他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1949年，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道：“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毛泽东一生博览史籍，其对历史之熟悉、运用之熟稔，青年时期就得以展现。在1917年所写的《体育之研究》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中，毛泽东用很大篇幅援引历史人物为例证，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关系：孔子善养生、重射御，明朝的顾炎武、清朝的颜习齐等注意锻炼身体，故均得长寿；而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汉朝的贾谊、唐朝的王勃和卢照邻等，虽才华横溢，但因忽视锻炼而体弱多病，英年早逝。
翻开100多万字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可发现作者广征博取大量历史典籍，有《山海经》、《札记》、《易经》、《老子》、《庄子》、《孙子兵法》、《论语》、《孟子》、《列子》、《左传》、《吕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提到的历史人物既有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又有哥白尼、达尔文等外国科学家。对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和有名战役的成败得失，在毛泽东的文章中都有许多独到的论断。
1948年11月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河南南阳，毛泽东替新华社写下一则题为《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报道，开篇就说：“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4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秀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对历史知识的丰富了解和谙熟于心，甚至使毛泽东在审改、写作新闻稿时经常引入“旧闻”，赋予历史事例以现实新意。这种新闻写作手法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在演讲和作报告时时常引用历史典故，1939年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针对许多干部都是工农出身、知识水平低的事实，一连串列举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事例，告诫干部们不要为没能进学校学习而气馁，更要注重在工作中学，边干边学。他说：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从学堂里、从他的老师项橐那里学来的，而是他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的；孙中山先生在学校里是学医的，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特别是看到了欧洲发生社会问题才逐步完善的；马克思在学校学的是黑格尔的唯心论，马克思主义是他离开学校后才有的；高尔基小学、中学、大学都没进过，但他写的文章天下第一……这样的演讲当然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1942年毛泽东到鲁艺为即将出去工作的干部作报告，为了提醒大家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以“洋包子”自居而瞧不起当地的“土包子”干部，他讲了柳宗元写的《黔之驴》这个故事。一边讲，他一边装作老虎侦察毛驴的样子，走向旁边正在做记录的人，引得大家发出一片笑声。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破除迷信、破除奴性，不要片面信奉权威、专家和外国。为此，他一口气列出中外历史上年轻有为或出身卑微而建树卓著的人三四十个：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者到佛教始祖再到中国的“至圣贤师”孔夫子，从汉朝政论家贾谊到晋朝哲学家王弼再到唐朝大诗人王勃、李贺，从战国12岁拜相的甘罗到晋朝13岁搬兵救父的弱女荀灌娘再到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家世、生卒年月、业绩，毛泽东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侃侃而谈。
在1962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讲到民主集中制时，以项羽听不进不同意见而失败、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胜利作为例子，对那些缺乏民主作风的人“挖苦一点”、“戳得重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讲道：“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在这里以寓庄于谐的形式强调了历史的借鉴作用。和人初次见面，毛泽东往往会从对方的名字、籍贯上很机敏地联系到历史，说出一番幽默诙谐的话语。1942年底张稼夫即将调晋绥分局去工作，临行前毛泽东找他谈话，问他是哪里人。当回答是山西文水县人时，毛泽东说：“噢，你们县里还出了个女皇帝啊！”
1943年春在延安第一次见到薄一波时，毛泽东紧紧握住薄的手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当听薄说是山西定襄人时，他便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她的弟弟叫薄昭；汉文帝曾被立为代王，建都在你们山西中部。”毛泽东如此熟悉史书所记载的帝王家事，令薄一波大为惊奇！
1954年林克到毛泽东身边做英文秘书，一见面毛泽东便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多大年纪。听林克说童年时曾在保定住过时，毛泽东便说保定有个莲花池，原是北洋军阀曹锟修的花园。随后又讲起曹锟收买“猪仔议员”、贿选总统的丑闻。
到晚年时，毛泽东虽年老体衰，但对历史的兴趣和记忆力仍不减从前。据唐由之大夫回忆，当他初次来为毛泽东治病时，毛泽东望着他，反复念着他的名字“由之、由之”，然后问道：“你的名字是出自《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又说：“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的‘由之’去做。”随即，他抑扬顿挫、极富感情地吟诵起鲁迅的《悼杨铨》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1975年芦荻调至毛泽东身边工作，一见面毛泽东照例要问姓名，并由此联想到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一诗，朗朗诵读起来。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其中恰好包含着芦荻的名字。
见微知著畅谈历史掌故、引经据典纵论中外古今，这是毛泽东因拥有丰富历史知识而在待人接物方面形成的别具一格的特点。这种风趣、轻松的谈话方式，很容易使一般人消除因初次与伟人见面而产生的紧张和拘束。即使那些与毛泽东会过面的国际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等，对此同样印象深刻，赞叹不绝。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像力的诗人。”英国前首相希思也说：“他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历史的知识，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出发来考虑问题。”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则说：“毛泽东对法国18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19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拿破仑也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毛泽东多次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书，是他拥有的最大财富，也是他一日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精神食粮。他爱书如命，嗜史成癖。渊博的历史知识，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撤下种子，经过长期培育、耕耘而结出的丰硕果实。
早在韶山故乡时，堂叔毛钟楚就教他读过《史记》。1910年，毛泽东入湘乡东山高小就读，除埋头于中国古代史籍外，还喜欢读外国历史地理。有一次他从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世界英烈传》，展卷后立即被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这些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深深吸引、打动了，眼界为之大开。他特别钦佩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华盛顿，说：“中国也得有这样的人物。”
1912年，毛泽东进长沙湖南第一中学后，用半年多的课外时间读完了一位老师借给他的《通鉴辑览》。这不仅大大增加了他的历史知识，也使他产生了研究历史的兴趣。此后，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湖南第一师范图书馆里，孜孜不倦地阅读史地书籍。毛泽东后来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形：“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和寒冷，贪婪地读，猛烈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初次尝到了吃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的史学藏书中，仍然留有他年轻时苦读不辍的种种痕迹。
毛泽东故居中的藏书以数万计，大多数都是解放后根据他的要求而购置充实起来的。这些藏书门类齐全，尤以他最爱读的历史书籍所占比重最大。或许有人奇怪，毛泽东肩负党和国家重任，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去读这么多书呢？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将此概括为“攒”和“挤”两个字。在延安时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攒”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他曾对老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几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每次外出视察工作或休养时，毛泽东总要亲笔开列书目，带上几大箱子书以备途中及到驻地后阅读，其中以史书居多。每到一地，毛泽东还喜欢从当地借书阅读。在1958年召开成都会议的20余天里，他在当地借阅的书籍，归还时竟装了满满一吉普车，其中仅《四川省志》就有100多本。
毛泽东读过的史书上基本都有阅读时间标记，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一九七五，八”；另有五册的封面上则分别写着：“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这些都是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读史记录，从中尽可看出他“生命不息，读史不止”的深厚历史情结。此时是他逝世前一年，他不仅身体非常虚弱，眼睛也由于老年白内障开了刀，视力极差，阅读十分吃力。医生劝阻他停止读书，但他根本不听，只得为他设计配制了一副特殊的单腿眼镜——左侧卧看书时，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卧看书时，戴没有右腿的眼镜。
“不动笔墨不读书”
毛泽东读史有自己的独特的原则和方法。首先是他读史注重知识的积累，持之以恒。他在青年时就把读书和研究学问比作修筑百丈之台，“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千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他曾作过一幅有关读书的对联，说：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其次是毛泽东读史不是一般浏览，浅尝辄止，而是主张“三复四温”，《史记》、《汉书》等历史典籍是他青少年时就读过的，但后来仍不断重温，从中汲取更多的有益营养。就是到了晚年，他对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又读，常读常新。
“不动笔墨不读书”，这大概要算毛泽东读史最突出的特点了。打开毛泽东读过的史书，他留下的种种笔迹便跃然眼底，红、蓝、黑各色圈划、批注纷呈，都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时留下的明显标记。“不动笔墨不读书”是他从老师徐特立那里学来的阅读方法，从青年时期养成后便成为坚持一生的习惯。
毛泽东爱在各种史书上写下读书批注。这些批注是毛泽东有感而发、联系实际的读书成果，字数有多有少，少的只有几个字或一两个字，多的则达数百上千字；立意或赞或叹，或褒或贬，或论辩或批驳，纵横挥笔，汪洋恣肆，感事抒怀，激扬文字。虽只是毛泽东信手写下的思想火花，但却是他穿越时空隧道深入角色和历史人物或历代史家进行交流时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的成果。闪烁着深邃、睿智的哲理，也反映了直接、真实的思想，带有浓重的个人感情色彩。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德才文武所作的批注，常常别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能从立场、观点、方法上给人以深刻启迪，而且读来饶有兴味。如他在读《汉书·赵充国传》时，曾有这样的评价：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人达十之二三。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赵充国很能坚持真理。”
曹操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一直被封建史学家评价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毛泽东则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毛泽东主张对曹操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应给以实事求是的肯定。
毛泽东最爱读的史书有哪些
毛泽东最爱读的史书，首先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史料丰富的正史。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他对这部史料充实的史书圈划批注最多。在1952年购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后，无论在京或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毛泽东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勤读不辍。至生命走到终点时，他几乎全部通读了一遍，重点史册、篇章还读了两遍、三遍或更多遍。
1954年冬，毛泽东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本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有两种版本的《资治通鉴》，一是旧版的线装本，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标点、整理后出版的平装本。这两种版本里都有毛泽东圈划批注的手迹，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部“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的史书到底有多喜爱。
毛泽东最爱读的历史小说，应算是《三国演义》。尽管他批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但却并未因此忽视书中对人物的刻画、对战役战术的描绘、对复杂政治斗争的铺陈。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十分爱读这本书，在井冈山开展斗争、打土豪时，还想从土豪里找到这类书来读。毛泽东说：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在文章和讲话中，他多次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历史故事，并赋予新意，借古喻今。在1936年写给时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他便借用这部书开篇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来形容国共两党的关系。1953年，他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文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借此说明要重视多选拔年轻干部，要注重能力而不能论资排辈。
毛泽东认为“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是因为尽管“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读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历史演义和历史小说虽有不少虚构成分，但因其是基于史实而把人物、情节形象化，故不失为正史的有益补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把《红楼梦》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毛泽东对世界历史也怀有浓厚兴趣，尤其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注意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1953年，他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嘱他将《联共党史》中的6条结束语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和在京参加会议的代表，“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这件事，说明毛泽东不仅本人注重深刻了解国际共运的经验，也希望大家都能了解。
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讲道：“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他重视学习、研究历史，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的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为现实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恋过去，更不主张食古不化，回到历史的后院。
“他可以成为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打下了历史知识的坚实基础，对史学研究兴趣浓厚。以后随着日益博览史籍，即便在投身革命后仍时有写史的想法。他在1937年1月17日写给史学家何干之的信中说：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只是还没有着手，已经在作准备，将来拟研究近代史。
1959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对英文秘书林克说，他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蒋介石集团本身的变化可以不写，但是蒋介石登台后的军阀战争要写进去。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蔡锷反袁世凯，蒋、桂之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等，都要写进去。
但是，由于戎马倥偬及一直忙于国事，毛泽东始终未能抽出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写史心愿。有人曾经感叹地说：“如果不是历史把毛泽东造就成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可以成为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
毛泽东和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有密切交往。他们彼此间或书信往还，切磋学术；或促膝谈心，说古论今，传下几许佳话。
郭沫若和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相识，国共合作破裂后不久，他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返回国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44年3月，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起义胜利300周年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载后，毛泽东非常赞赏。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毛泽东亲笔写信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郭沫若，鼓励他“继续努力”，并说：“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故友重逢，当郭沫若看到他用的是一只旧怀表时，便取下自己的手表相赠。新中国成立后，毛、郭二人来往密切，切磋学术，和诗答词，纵论读史心得。
毛泽东从40年代起就和范文澜有密切的交往。1940年秋，到延安不久的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中国经学简史的演讲，毛泽东亲自到会。会后，范文澜把演讲提纲送请他审正。他很快看完，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鼓励范文澜：“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信中还建议范文澜对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人的错误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毛泽东谦虚地对他说：“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这封信对范文澜后来的研究工作影响很大，使他开始“厚今薄古”，更加关注现实，下决心研究近代史，并陆续写出了一系列相关论著。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工作，始终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支持和关怀。“文革”开始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保护历史学家范文澜。
党史专家何干之于1937年被党中央从上海抽调至延安，到新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当他和艾思奇、李初梨、周扬等人相偕刚到延安时，就受到毛泽东、李富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这次接见给何干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当时满怀希望地对他们说： “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同志们认真在革命战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有所贡献。”1939年初，何干之把自己酝酿多时的编写《中国民族战争史》的想法和编写计划写信告诉毛泽东时，不几天就收到了回信。毛泽东表示：“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你又想在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
吴晗是以研究明史见长的历史学家，在他1948年底进入解放区以前，就已是在文化教育界声名卓著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教授。吴晗进入解放区时，正在西柏坡为平津战役而进行紧张运筹的毛泽东，仍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吴晗将自己已出版的一部力作《朱元璋传》的修改稿，专门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仅很快看完了这部书稿，且和吴晗“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隔几天又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修正书中不正确的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作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朱元璋传》从1944年出版到1965年再次出版，历时20年，前后经过4次重大修改，其中也凝聚着毛泽东的思想和心血。
历史学家周谷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就相识的同事，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动员下，他在大革命期间参加了农民运动，发表了很多颇有见地的文章。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来到上海，靠撰稿、译文谋生。1945年他在重庆和毛泽东再度会面，毛泽东激动地打着手势说“18年了！”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多次由沪来京，毛泽东常请他到中南海住处晤谈。二人一边品尝辣椒风味的湖南菜肴，一边无拘无束地畅谈古今。毛泽东每到上海，也常邀请周谷城会面。二人几乎无所不谈，而以谈论历史的话题最多。“文革”中周谷城遭到迫害，进了牛棚。毛泽东知道他早在50年代就着手准备编写《世界通史》，故在一次会上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
毛泽东在和周谷城谈论哲学时曾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又说：“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任继愈是位知名的哲学家，对汉唐以后的佛教深有研究，写过不少这方面的论著。毛泽东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读了他的文章后，于1963年12月30日在一份文件上就批判神学、研究宗教的问题，专门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道：“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任继愈深有体会地说：“这是毛泽东极其深刻的论断。因为宗教是阶级社会一个常见的怪物，它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之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神学，它又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其他部门，不批判宗教神学，就不能全面地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去，就会给历史唯心主义留下可钻的空子。”毛泽东曾邀请任继愈到他的住处侃侃而谈，并留他一起吃饺子。
“全党学史”与“全家学史”
对历史的深厚情怀，不仅使毛泽东本人一直对读史的兴趣有增无减，也使他对全党、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家人屡屡提出“学点历史”的希望和要求。
毛泽东曾多次向全党发出学习历史的号召。
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其中讲道：“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1年，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报告中着重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他提醒大家“不要单凭热情去工作”，而要“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毛泽东再次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并把学史作为培训干部的工作方法之一。在这一时期，他经常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向大家推荐有借鉴意义的历史论著。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讨论和通过了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到会的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并由此谈到领导干部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1965年，毛泽东读《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时，认为值得一读，便亲手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二人均敢以国事为重，并以耿直方正、忠言谏君著称，故毛泽东对他们赞赏有加。顺帝时，黄琼两次被举荐到朝廷做官，都托病推辞，因为他不满于奸臣梁冀当道，朝政昏暗。李固很仰慕黄琼，便写信劝他出来一展才华，治国安邦。这封信被毛泽东赞为“好文章”、“可读”。信中从两方面开导黄琼，一方面批评了当时名士们的孤傲；另一方面则针对当时名士专靠虚名混世而“其实难副”的普遍状况，提醒黄琼不要徒好名声而不顾实际，免得因此成为受人攻击的对象。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学习历史的情况也很关心、重视，经常给予指导和帮助。1958年4月，他写信给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并说明了阅读该传的具体方法。1959年5月，他指点秘书林克读《后汉书》。1964年，他勉励保健护士吴旭君读历史书，并说：“先读现代史，然后读古代史、近代史，再读世界史。”毛泽东还经常给她讲一些关于历史人物的故事。
毛泽东严格要求家人读史。1947年9月，他给已从苏联学习回国、正在农村接受锻炼的长子毛岸英写信说： “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他想以此使自己的孩子加深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了解。
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在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对朝代、年代总是记不清，常常发生混淆，把这个年代的事说成那个年代的。毛泽东开玩笑地批评她说：你一下子就把历史抹掉几百年。他耐心地教导刘思齐要重视学习历史，并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
对于和长子一样到苏联读过书的次子毛岸青，毛泽东也常常叮嘱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中国国情。毛岸青的爱人邵华，有一次很高兴地告诉毛泽东.她的《中国通史》这门课考试成绩很好。毛泽东便让她讲讲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就按教科书的内容一一作了回答。但毛泽东对这些回答并不满意，说：这是死记硬背，只能算知道点历史的皮毛；学历史得融会贯通，得很好地理解才行；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说清楚，才算学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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