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性与“海上帝国”建设关系刍议
陈秀武
(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围绕1905—1945年日本“海上帝国”的建设活动，分析日本国民性所起的“作用”，是对明治维新进行反思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明治维新至日本战败的近80年间，“布国威于四方”“日本人优秀论”“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以及“樱花与武士关系论”等观念深入人心，内化为日本人的日用伦理，成为近代日本国家走向的助推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国民性带来了日本物质文明发展的动力，也最终在打造“海上帝国”的路途上，将日本国家带入了深渊。冷静分析日本国民性，对思考当下中日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日本国民性；“海上帝国”；神权思想
受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影响，战后日本学界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掀起一股探讨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的热潮。究其实质，这种探讨问题的取向直指日本国民性[注] ① 青木保.『日本文化論』の変容——戦後日本の文化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M].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这部著作以分析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为出发点，将日本文化论的内容概括为从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到社会关系、制度、组织、艺术和宗教等。将战后日本学界对日本国民性、日本文化论的历史脉络划分为四个主要的时期：对特殊性加以否定性认识的时期、相对性认识的历史时期、对特殊性加以肯定性认识的时期以及从特殊到普遍性认识的时期。 。而有关日本国民性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日本学界，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年来，中国学界对日本国民性的关注有了新变化。有的学者以宏大叙事的系列著作回应日本国民性问题，如杨栋梁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2012年)六卷本著作。在为该书撰写的书评中，有学者强调“国民性指一国国民共有的并经常表现的精神特质、性格特点、情感内蕴、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行为结构。”[1]而有的学者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界定国民性，并强调指出“国民性是由心理方面的情感和自我认知以及社会方面的交换和集团这样四个维度构成的统合体。它是一个人的系统，类似于一种文化基因，不会轻易改变。”[2]上述两种对国民性概念的界定，都已指出了国民性的以下特征：(1)稳定性；(2)精神性；(3)行动性等。正如《菊与刀》中的“菊”与“刀”各有所指那样，日本国民性稳定性特征的由来，其一是因《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等所载的神话篇几经后人演绎而成就的日本皇室所带来的；另一是因镰仓幕府成立后日本出现二元政治体制所带来的。换言之，从大的方面来讲，以这种架构为基础，在此之上逐渐形成的精神道德准则及其同质性的行为准则，就构成了日本国民性的全部。文章从日本国民性的构成入手，从对国家认知以及与此相关的行动方式的角度，分析近代日本“海上帝国”的构建及必然归趋。此外，从日本“海上帝国”的建设角度考察日本国民性的助推效果，对于反观今天日本制定海洋国家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医疗卫生方面，垦区医院已全部纳入地方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业务接受当地卫生计生部门的统一管理。2018年2月，在湛江垦区组建了广垦（湛江）医疗健康有限公司，对湛江垦区的医疗和养老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行专业化运营和集中管理，共有18个农场的20所场办医院从农场中剥离，资产、人员全部划转给广垦（湛江）医疗健康有限公司管理。揭阳、汕尾、阳江垦区共有8个农场的场办医院已在早些年关闭撤销，现已制定方案，对其他农场医院采取关闭撤销或组建健康医疗联合体、托管等方式推进改革。预计到2018年底前，所有国有农场将与医院完成脱钩。
一、 明治政府强化的国民性侧面：“布国威于四方”
“布国威于四方”的政治理念是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明治天皇公布《五条誓文》的当天，在“宸翰”中展示新政权的理想与抱负之际提出的。它的上半句是“开拓万里波涛”。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根据日本公布的档案资料以及国立公文书馆的电子文献，重新梳理了1868年2月8日的外交文书、3月10日新政府的《对外友好谕告》、4月6日的《五条誓文》以及同日的“宸翰”等[3]，明确指出，明治日本以轮番上阵式的炒作，将神道思想中的万世一系思想与封建时代武士道精神，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对接到“布国威于四方”的强权政治表述上来。因此，在明治初期，由政府主导的国民性的重构，就巧妙地继承了历史上的稳定建制，将原有的国民性的主要侧面以新的方式复活。
尽管如此，不断追问近代之初由明治政府所强化的日本国民性的实质内容，仍然成为中日学界持久探讨的主要话题。关于如何界定明治时期日本国民性的构成，可以认为，将其定位在神道意识统领下的尚武精神，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合理性。
我们习惯上将尚武精神与武士道联系起来进行考究。原本形成于江户时代中期的武士道，以山鹿素行所撰写的《山鹿语类》中所提出的“士道”为缘起。继起的贝原益轩在《武训》中，则明确提出了“武士道”。根据文献记载，贝原益轩所阐释的“武士道”内涵如下：
武有本末，忠孝义勇是兵法之本，是武德。节制谋略是兵法。节制属于分人布兵之军法。弓矢剑戟等兵器之术乃兵法之末，属于武艺。武艺以兵法为本，兵法以仁义为本。知晓三者，知晓其轻重十分必要。三者得兼会使忠孝义理之武德受到鼓励。不精通武艺、因具有忠孝义理之勇，反而立功获得武名之人甚多。反之，精通武艺而没有忠义之懦弱者，立功取名之事难成。此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武艺的确必学，虽说不可抛弃，但必以武德为本。宜知晓轻重本末之事。且忠义刚勇亦有本末。程子曰：人必有仁义之心，而后有仁义之气。仁义之心是本，刚勇是仁义之气，是末。如有仁义之心，勇气自然涌出也。若无仁义而好武勇，大人生乱，小人则为盗贼。[4]
此种与儒家思想嫁接的“武士道”，只是贝原益轩阐释的理论，但未必就是武士生活的本身。然而，其中所宣扬的“忠义”思想，却在不同层面上向外延展开来。从字面意义上讲，“忠义”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从何种维度考量“忠义”思想。举个例子，在我们的习惯认知中，中国曹魏时期的曹操、日本室町幕府的创建者足利尊氏，都是武家出身，但又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非“忠义”之士；相反，中国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与日本南北朝时期的楠木正成都具有浓厚的“正统”臣民身份，是“忠义”之士。再如，日本历史上的“赤穗事件”。只是狭窄维度内的“藩主——藩臣”之间的“忠义”故事。
不言而喻，经过自镰仓幕府成立至德川幕府灭亡的675年间的历史沉淀，“忠义武勇”为内核的尚武精神，已经成为武士生活的道德行为准则。这种道德行为准则就构成了日本国民性的一个侧面。前文曾经提及，国民性的构成要素是情感、自我认知、社会交换和集团等。“忠义武勇”本身就凝聚了情感因素与自我认知的判断，这种情感投向何处则涉及的是集团问题，作为与集团首领的交换就成了“报恩”与“恩给”模式的成立。换言之，在“内”与“外”的文化性格架构中，武家社会中自将军至各藩藩主在不同的维度上演绎着“忠义武勇”的尚武精神，表现出了国民性的稳定性与精神性。当新时代来临之际，“忠义武勇”的尚武精神也就十分易于被移植到更大的空间范围和维度中进行重新演绎。在日本，这一切似乎都应该归功于日本的近代化。
距今150年前发生在日本列岛的明治维新，被理解为日本近代化乃至东亚近代化的开端似乎没有疑义。但日本近代化具有浓厚的模仿痕迹，即是说当欧美列强以船坚炮利甚至裹挟着“血”与“火”将所谓的“西方文明”带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从惊呆之中回过神来“奋起直追”。西方列强所惯用的手段(以国际法为打开他国大门的敲门砖)被日本继承下来；西方物质文明的外化表现也成为日本追逐的目标。尤其在狂热追求军事建制的过程中，海军模仿英国、陆军模仿德国(前期模仿法国，后因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转而模仿德国)。在军人的道德规范上，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将武士道的固有精神活用，将历史上体现在武士身上所具有的国民性再次稳固下来。例如，《军人敕谕》的五条内容“尽忠节为本分”“军人应正礼仪”“军人尚武勇”“军人应重信义”以及“军人以俭朴为旨”等规定，是贝原益轩所主倡的“武士道”德目的细化，并以“诚心”为五条规范的“精神内核”，而这一“诚”概念，是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5]。该敕谕还强调在天皇统帅下坚守忠节，主张“义(对天皇的效忠)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的铁律和强调“下级尊承长官之命令，其义实为尊承朕之命令”的绝对服从[6]。
在对政府行为进行配合与彰显武士国民性格上，明治时代的教育评论家日下部三之介[注] 日下部三之介(1856—1925)，陆奥二本松藩(福岛县)藩士家庭出生，曾经担任东京市督学、青山小学校校长、大日本教育会理事、东京府会议员等。曾主编发行《教育报知》杂志，宣扬国家主义教育。1925年卒于福岛县小学教则讲习所。 在1895年2月18日出版发行的《日本武训》体现得最为彻底，可从此著作的主要构成及内容上找到答案。
《日本武训》一书由“皇室的尊严”“臣民的忠勇”“国土的善美”“护国的义务”“陆海军”“军旗”“军舰”“军人的义务”“军人的训条”及“军人的名誉”十章构成。其中，“皇室与臣民”的尊卑意识加上“尊严与忠勇”的对应性，刻画出明治时代的神格化天皇与芸芸众生之间的关系。至于天皇与芸芸众生所生存的场域，当然需要使其美善与加以保护。而为了使国土善美和得到保护，军事力量就成为必须，隐性和显性的军事力量就成为必要。显性军事力量无非就是陆海军数量、军舰的吨位以及军事设备的优良程度等，隐性军事力量则是指军人的整体素质。而在提高军人素质上，“义务”“训条”以及“名誉”等就成为紧箍咒样的存在，来固守和维护隐性军事力量。这就是日下部三之介所构想的《日本武训》一书的内部逻辑关系。至于该书为什么选择在甲午中日战争临近尾声之际出版，确切原因已无从考察，想必也是为甲午战争中日本海陆军的“英勇”行为唱赞歌吧。
《日本武训》在内容上，重新强调了神话谭中天皇家族的由来，强调了万世一系。赞美日本国土的“山清水秀”；演绎《教育敕语》塑造国民道德的重要性；规定军人义务之际再次强化《军人敕谕》的铁律；彰显《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统帅权；阐释陆海军对于国家的“两翼双轮”理论；张扬军旗的“神髓”作用；论述军舰对于岛国的重要意义以及军人的五条训诫等。最后，该书以日本国歌《君之代》的歌词为结尾。尤其在阐述陆海军的重要作用时，主张“一旦有事，全体男性国民应该悉数参军”，“军队虽有陆海军之别，但两军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国民对此应有深刻体会，根据身体才艺服役，将“陆军之强示于宇内，将海军之威振于四海，以全护国之本分。”[7]概括说来，就是明治政府成立之初的“布国威于四方”的政策指向。
综上所述，作为日本国民性主要侧面的集团主义和服从意识，在明治之初的国家方策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这种强化只不过在“布国威于四方”的目标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而这一目标的完成又要完全仰仗综合国力和海陆军的建设。可以认为，国家的性格虽然不是国民性构成的全部，但是会影响国民性或者强化国民性的某些侧面，反过来，国民性又起到铸就国家性格的助推作用。
二、日本国民性的助推实践：日本海上扩张与一期“海上帝国”建设
明治维新不仅开启了日本的近代化，实际在地域近代化发展史上，它也成为东亚地区近代化的开端。在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和日本学界都举行了相应的学术活动。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18年7月28-29日举办的“明治维新与近代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反思日本近代化为会议的主调。在将以西方文明为主的近代元素植入日本社会之际，西方文明在被消化理解乃至接受的过程中，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的比例问题，试图成为今天反思近代化效应的主调。从1868年至1945年日本国家走向的结果来看，日本的近代化失败了。
从明治日本开始，西方列强的“榜样”力量对东亚日本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首先是西方列强处理国家关系的“万国公法”对日本的影响，使他们很快在向前迈进的实践中，找到了处理事务的“国际准则”。尤其是，大久保利通在欧洲见到俾斯麦后，俾斯麦的言传身教使他更加坚信了“万国公法”是强者的逻辑，是以强凌弱的工具。这样，明治初年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政治理想，便融入了新的元素。至少在手段上，较之前近代社会“先进”了。就连福泽谕吉对万国公法本质加以认知后，也发出了“万卷国际法理，不如一筐炸药”的慨叹[8]。其次是近代日本海上扩张与构建“海上帝国”的侵略活动。如果从19世纪70年代入侵台湾，到1919年日本的海上扩张遭到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限制，即日美军事力量在太平洋上的冲突与对抗止，近代日本的海上扩张收到了“成效”，并完成了一期“海上帝国”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国策是引导国家走向的核心动力，而日本传统国民性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海上扩张开始至第一期“海上帝国”建设，日本海军的建制不断完善，同样进行了屡次向外扩张的实践。其中包括入侵中国台湾，入侵朝鲜半岛，入侵琉球，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抢夺东亚边缘海制海权，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挑起日俄战争，入侵东南亚加里曼丹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分割势力范围，以至于完成称霸西太平洋海域等。
在上述的系列战争中，虽然前期也有海军的积极参与，但海军在出兵台湾中的唯一贡献仍然是运送部队。这种情况在1882年8月19日召开的太政官会议上，才有了改观。那就是胜海舟和川村纯义的海军扩军计划在此前曾屡遭挫折，但在此之后，因有岩仓具视的协助，海军的扩建似乎有了清晰的规划。尽管遭遇了多次失败，川村纯义所坚持的海军扩军计划的初衷没有改变，并在抓住一切时机掌控政治权力，通过政治权力拿到了财政预算。其用心程度及耐力，为了目标想方设法的执着，都在萨摩藩出身的官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套用国民性来加以分析的话，应该是穷兵黩武的性格造就了萨摩海军势力的偏执。在对国际上他国海军扩军(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美国)的实情悉数掌握的情况下，尤其是1889年中国的北洋舰队在整体上已经超过日本海军规模的实情，让日本人惶恐不安，在偏执的国民性格的驱使下，日本人铤而走险的精神在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上起到了助推作用。
到了1890年的日本国粹主义高潮期，综合考察国内经济危机之后，日本的思想家们打出了“南进移民推进论”的主张，其中以志贺重昂和田口卯吉为代表。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他们(志贺重昂和田口卯吉)主张以和平方式向东南亚移民，认为这样既可以解决日本国内人口过剩问题，又可以振兴海运，开拓日本商品海外市场，获得大量外汇，还能够巩固海军的基础。”[9]还有学者指出，志贺重昂和田口卯吉的主张，为日后日本海军的“南进论”提供了思想基础，并在助长其嚣张气焰上达到了一拍即合的程度。尤其是，志贺重昂在1890年露骨地表达了对“南洋”世界的觊觎与关注，并且阐释了必须抢占领土的必要性。志贺重昂给出的建议如下：
刘志伟，路远，冯云松，等.基于泵浦探针法研究VO2薄膜多波段红外激光相变特性[J].光子学报,2018,47(11)：1231002
每年的神武天皇登基纪念日——2月11日以及他的逝世纪念日——4月3日……我们都必须以扩大日本帝国领土的方式来举行纪念，哪怕只是扩大了一点点。在这两天里，我们的海军都必须开拔到一个主权仍然没有归属的岛屿，占领它并升起日本国旗……此举不仅对丰富我海军的实践经验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还可以激发士气低落的远征精神。[10]50
回想从陆地转战海洋的40年，海洋钻井公司原副经理王玲说：“早期我们的海上作业确实缺少环保理念，产生的各种垃圾直接扔进了大海。但随着社会进步，我们的环保理念在不断提升强化。”
上述阐释，似乎给出了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则铁律：一旦国内出现了问题，为了转嫁危机，出兵或移民海外就成为必须。可志贺重昂给出的建议，必须在天皇登基纪念日与逝世纪念日之际进行扩张，无疑是在张扬日本天皇的连绵不绝与海上扩张的野心，而且想要通过对外扩张来鼓舞士气。这又是历史上的传统国民性在作怪。这样的殖民地欲求与海军扩张要求结合起来，成为他们的主张特别受到海军青睐的主要原因。
相比较而言，在日本发动的甲午海战、日俄海战的两次侵略战争中，日方动员的总兵力分别为：甲午战争中投入10艘巡洋舰、3艘海防舰、15艘水雷艇、1艘炮舰和1艘佯装巡洋舰；日俄战争中投入 17艘装甲巡洋舰、25艘巡洋舰、8艘战舰、10艘海防舰、111艘水雷艇、47艘驱逐舰、3艘通报舰和3艘运输船等。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说明海军扩张的稳步前行，日本赢得两次侵略战争的胜利，又带来了进一步扩军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明治政府当初追求的国家建设目标“富国强兵”，从海军的不断扩张上已得以体现。此后，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依次将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视为假想敌国，而海军方面则由日俄战争时期的“六六舰队”转为建设“八八舰队”和稳固“七成舰队论”。而“八八舰队”的建设目标是按照“八四舰队”“八六舰队”和“八八舰队”的顺序来建设的；“七成舰队论”由佐藤铁太郎1912年提出，主张处于防守地位的日本海军需要具备进攻国7成以上的兵力，后来演变为加藤宽治中将的“对美七成战力”理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一直追求的目标在逐渐实现过程中，会激发人类更大的欲望，尤其当这种欲望没有得到正确的控制时会发生畸形膨胀，从而会切断国家的正常发展路径。而欲望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至剑走偏锋，这也是日本国民性格的主要构成。
日本在1905-1945年的40年间，在建设“海上帝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期间日本跟风式地追随国际形势，使国家过度膨胀，不断进行对外侵略。但从心理因素观之，作为国民精神支柱的国民性及其被扩大化宣传适合了海军的扩张胃口，带来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也最终带来了帝国的崩溃及国家的毁灭。笔者认为，在日本国民性的众多侧面中，成也萧何败萧何的关键有以下两点：
1930年,在伦敦召开了海军裁军会议，日本派前首相若槻礼次郎、海军大臣财部彪等参会，会议自1月21日持续到4月22日，日本代表提出的对美7成的海军力量的目标部分实现了。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条约的签订，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危机(干涉统帅权问题)，进而带来了海军的分裂，即分裂成以海军省为代表的条约派(西园寺公望、斋藤实、山本权兵卫、铃木贯太郎等为代表)和以海军军令部为首的舰队派(加藤宽治、大角岑生、末次信正、伏见宫、东乡平八郎等为代表)。舰队派为了宣传战争思相，借助新闻报刊、演讲会以及小册子等来进行。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与陆军抗衡，日本海军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为了摆脱国际组织和条约的束缚，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紧接着1934年12月29日退出了《华盛顿海军条约》，1936年退出《伦敦海军条约》等[20]。
研究表明，不同性格的消费者在化妆品消费行为，选择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基于化妆品的特点以及女性消费者性格因素对于化妆消费和使用的影响，营销人员在选择营销策略时应充分考虑女性消费者性格特点以及其所处的心理状态。
1911年，随着小村寿太郎完成了修改不平等条约，明治之初的两大建设目标终于告一段落，即国内建设与“条约改正”任务得以完成。日本在近代之初的心理欲求——步伍于欧美列强得到了满足。此后野心不断膨胀，加快了对外侵略的步伐。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以日英同盟为后盾，于1914年8月23日对德宣战，目的在于抢夺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力。在这一时期，协约国曾经邀请日本陆军、海军赴欧洲作战遭到拒绝，但是在英法与日本秘密交易中同意战后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接收，并同意德属南洋诸岛并入日本后，日本编成了第二特务舰队赴欧洲参战。与此同时，编成的第一特务舰队在南海、苏禄海、印度尼西亚海域和印度洋进行作战[注] 同上，第59页。 。日本的海军已经成长为一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强大军队。因战后协约国主持下签订的条约，日本拥有了更加广泛的殖民地，拥有了庞大的海上交通线，海军力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构筑起近代日本的第一期“海上帝国”。
今天，重新审视与反思诸如此类战事发生的根源与内外环境，能够得出如下结论：(1)岛国地理环境带来的民族紧张情绪不时地蔓延，以致于形成了日本人的被害妄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探查，这种妄想恰好构成了日本国民性的主要侧面。尤其是，在所谓的“近代”来临的历史时段，欧洲列强在东亚乃至太平洋海域的活动，直接刺激了日本明治政府的神经，加重了被害妄想以及急欲摆脱该种境地的心理欲求。(2)实用主义不仅是日本文化性格的主要特征，而且在国民性格上亦有表现。其反映在军事建制上，海军模仿英国，而陆军模仿法国的建设，后因普法战争法军溃败转而陆军模仿德国。(3)在幕末维新时期，“萨长同盟”曾经有效地发挥了改变日本历史命运的作用。但是任务一旦完成，萨摩和长州出身的政府要员们在心理上又重返藩国时代的状态，在新政府内部展开了政治博弈，为争夺领导权问题不断火并拼杀。这使得在海军部门担任要职的川村纯义寻找一切机会提拔萨摩出身的同乡人，以求与长州出身的陆军势力抗衡。这种被蔑称为“萨摩人裙带主义”的作风，遭到了尾崎行雄的强烈批判：“我所见到的是一支萨摩海军……。任何一个来自萨摩的人，哪怕他是个外行，都可能成为(海军)大臣。”[10]32这种集团主义式的“团队作战”为日本海军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和契机。(4)欲望的雪球越滚越大，帝国主义时代，日本追求的目标一旦达成，野心极度膨胀。这也构成了日本国民性的侧面。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从日本的近代海上扩张到第一期“海上帝国”的建设，都有国民性的助推实效。
三、日本国民性的缺憾：二期“海上帝国”的建设与崩溃
自信对于事业的成功大有裨益，这是人之常情的事。但是过于自信或盲目自信，就会给事业乃至整个国家带来危险。一战期间，因为有日英同盟做后盾，日本在外交上看准时机肆意加码，在英法要求其出兵欧洲之际，趁机捞到了好处，即清除了德国在远东的势力，一度称霸太平洋海域。但是，目睹了日本发展势头的美国为了对其加以抑制，将百余艘舰船组成太平洋舰队，通过巴拿马运河来到太平洋，这使得1919年以后日本与美国的对抗愈演愈烈。此后的日美对抗，将远东国际关系引入了战争的泥潭。
日美矛盾的对抗逐渐加深之际，也正是日本处于向大众文化转型的大正时期。在追问明治大正年间日本人何以具有如此的胆量而屡次发动侵略战争的深层心理原因时，似乎其民族性格中的“倚强凌弱”的特性与明治年间盛行的“日本人优秀论”是最好的答案。
“倚强凌弱”的特性反映在战争上，就是联合英国构筑日英同盟在侵略战场上游走。另一方面，“日本人优秀论”是其盲目自信的心理根源。“日本人优秀论”源于1907年芳贺矢一发表的《国民性十论》，该书被编入小学教科书，可见其影响之大。该书指出了日本国民性的十大优点，其中放在首位的是“忠君爱国”。他本人曾在德国留学时聆听过身戴日本勋章的男爵西博尔德的演讲，并对西博尔德美化日本皇室的言辞感怀至深。西博尔德强调：“西洋各国革命是由民众对国王的不满所引起的，其结果或是缩小或完全颠覆王室的权威。而日本则相反，每一次革命都会增长皇室的稜威，增进皇室的繁荣”[12]。对此，芳贺矢一在阐释国民性的内容时，在其它著作中强调祖先“血脉”与祖先“遗风”的重要性，并重视阐释历史书籍中有关祖先事迹的现代意义[13]。芳贺矢一发表《国民性十论》的1907年，恰好是日本重新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年份，同时也是确定假想敌国的年份。将“俄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依次视为假想敌的日本，一旦发生战事是否真有胜算的把握姑且不论，但打败俄国后，心理上的“日本人优秀论”的确使得日本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有学者曾将这种“日本人优秀论”概括为是“充满了复古主义色彩的天皇主义、日本主义和国家主义。”[14]
将芳贺矢一的日本人优秀论大旗扛起来的是大正时代的野田义夫。他在《日本国民性研究》中，将日本人的国民性概括为“忠诚；洁白；武勇；名誉心；现实性；快活恬淡；敏锐；优美；同化以及殷勤”等10个方面。野田义夫的论证逻辑，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对欧洲世界大战的解释上来的。他是“优胜劣汰”等竞争原则的忠实信徒，在“列强的竞争与国民性的优劣”一节中，他将生物界竞争能力的高下与国民性的优劣结合起来，认为仅就战争而言，能否取胜首先取决于“武勇”“战术”“武器的精良”以及“爱国心”和“同仇敌忾”的精神等。在野田义夫看来，上述的这些因素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条件。而且，他得出了“战争的结果在根本上就是国民性的竞争。具有优秀国民性的民族在最后应该取得胜利是自然的道理。”[15]5在结论处，作者将日本吹嘘为具有“万国冠绝之金瓯无缺”的国体，将国民性也夸张为具有万国无法比拟之优越性，而这一优越性有来自于“大和民族祖先”开创国家以来就形成的流淌在6千万同胞血液中的“国民精神”。并进而宣扬“当务之急是日本人应该清楚自己的长处，增大自信以求自重。”[15]299
就企业所得税而言，我们要充分发挥其“自动稳定器”的功效，实现“有所得征税，无所得不征收；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充分体现“量能课征”的原则。因此，我国制造业企业减税应通过调整所得税的税制结构，并适当降低个别税种的税率或取消个别税种来加以实现。从社会保障费来看，要适当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的缴费比例，这将助力于切实减轻制造业企业的税费负担。同时，还需斟酌借鉴国际经验开征新税种(如社会保障税)，降低消费税税率，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直接税中的比重，切实做到结构性减税。唯其如此，调整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费的比重关系才能够在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而这种国体是如何形成的？戴季陶在《日本论》中，道出了其来源的真谛。他说“皇帝(日本天皇)就是神的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而且日本神社里的神官将这种信仰继承并传播开来。戴季陶以自己的老师国法学教授笕克彦向迷信的转变为例探讨了神官祖父对老师的影响，还提出了主张侵略满蒙吞并中国的内田良平的思想是因为有了神官父亲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在日本陆海军军人里，“迷信‘神权’和‘神造国家’这些自尊自大自囿的传说的，不晓得有多少人”[16]。可以认为，“神权”是日本国民性的精神根柢。
巴黎的Grand Tasting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盛会之一，随着采收和准备葡萄酒的工作完成，酿酒师，买家和行业专家齐聚巴黎分享自家美酒。在此期间可以品尝各种不同的葡萄酒，参加来自该国一些顶级品尝者的大师课程，以及法国顶级厨师的烹饪活动。
这种以自信对接日本国民性的教化活动，在1919年以后，以更加迅猛的形式展开。尤其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万国冠绝之金瓯无缺”的国体宣传发挥了刺激日本人盲目自信、扩大战争的作用。尤其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通过巴拿马运河来到太平洋后，日本的“自信力”推动其走上了与美国对抗的道路。其中，1920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八八舰队”的预算案，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方面通过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的日德兰大海战，日本海军深感加强战舰与舰队建设的必要；一方面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因此，1920年的海军预算占国家总预算的25.6%，达15.04亿日元，1921年增加到31.6%，达15.91亿日元，远远超过了陆军的预算[注] 丛丕、唐茜著：《旧日本海军综合事典》，《战舰》杂志社，2007-2008年，第60页。 。但是，各国争相进行海军扩军的计划，却被1921—1922年由美国总统哈定主持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打破了。作为会议的最终结果，英美日法意五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日本海军追求的主力舰达到对美7成的目标没有实现，变成了6成，而在妥协政策上，美国承诺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内除了夏威夷和旧金山之外，不在关岛、菲律宾等地建设海军基地；英国则承诺不在大西洋和香港等地建设海军基地；日本则承诺在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上不设防。这一条约将美国推上了与英国比肩的海上霸主地位，而日本的海军军扩计划受到了限制，但却得到了在西太平洋的区域统治地位的法理依据[17]。实际上，为签订这一条约进行交涉的过程中，英国背离了日英同盟而选择与美国为伍。日本参会代表加藤友三郎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日英同盟走到了尽头。
但是圈域范围的顶点就是衰落的起点。日本海军走向覆灭的莱特湾海战，从1944年10月持续至12月。双方军事力量配比如下：美军出动数十万军队、12艘航空母舰、166艘战舰和1 800多架飞机登陆莱特岛；日军出动了4艘航空母舰、64艘战舰。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舰队决战”，在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展开，日军出动所有的海军兵力，初次使用了自杀式的“神风特攻队”[23]。结果，日军联合舰队的主力舰丧失殆尽，最终失去了西太平洋制海权。1945年4月6日，日本编成的“海上特攻队”[11]31从山口县的德山湾出发，7日下午在鹿儿岛西南约200海里的海面遭到美军的袭击，战舰“大和号”沉没，伊藤整一中将战死。归纳起来，应该说日本国民性的缺陷将日本第二期“海上帝国”建设所取得的“成果”葬送掉，并将国家带入了毁灭的深渊。
随着日美对立的加深，1923年2月由摄政王裕仁批准了第二次修改(1918年第一次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已将美国列为头号假想敌国。并在《帝国用兵纲领》中，规定海军采取“渐减迎击作战”，制定了针对美国详细的海上进攻计划，亦即“海军在作战初期，迅速压制在东洋的美国舰队的同时，宜与陆军合作摧毁在吕宋岛和关岛的敌海军根据地；歼灭横跨太平洋的敌舰主力或将其逐渐消灭在来航途中；见机行事以我主力舰队击破之；陆海军合作迅速占领吕宋岛与关岛。”[19]
在甲午中日战争的三阶段海战中，日本侵略者投入的海军兵力如下：丰岛海战，日本派出了第一游击队，由3艘巡洋舰构成；黄海海战，日本第一次编成了联合舰队，由本队、第一游击队和附属队构成。其中，本队由3艘海防舰、3艘巡洋舰构成，第一游击队由4艘巡洋舰构成，附属队由1艘炮舰和1艘佯装巡洋舰构成；夜袭威海卫海战，由15艘水雷艇构成的水雷霆队参与[11]4-6。在日俄战争的四个阶段海战中，日本侵略者投入的兵力如下：仁川海战，日本舰队由1艘装甲巡洋舰、5艘巡洋舰、8艘水雷艇和3艘运输船构成；黄海海战，出动联合舰队的主力，由4艘战舰、4艘装甲巡洋舰、6艘巡洋舰和3艘海防舰、18艘驱逐舰和32艘水雷艇构成；蔚山冲海战，派出了第二舰队，由4艘装甲巡洋舰、2艘巡洋舰和3艘海防舰、18艘驱逐舰和32艘水雷艇构成；日本海海战，联合舰队参战，由4艘战舰、8艘装甲巡洋舰、12艘巡洋舰、4艘海防舰、21艘驱逐舰、3艘通报舰和39艘水雷艇构成，由东乡平八郎指挥[11]6-8。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进行蛊惑性宣传上，日本以神道为精神根柢的国民性再次发挥了强大动员力。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为了精神总动员以进行混淆是非，1939年11月22日，在大日本青年团东京市大会上面对全国直播的演讲中，从阐释七七事变的世界史意义的视角，对国民进行了欺骗性的宣传。他说：“(支那事变)世界史的意义在于东亚对英美世界统治体制的对抗；皇国的使命则在于通过建设东亚新秩序来确保东亚的稳定，为世界和平做贡献。”[21]5而且，为了增强说服力，他强调正如“大义名分论”约束日本人的行为那样，肇国精神赋予了皇国日本的行动基础。“建设东亚新秩序源于国体，合于肇国精神。因此，只有为了完成使命一路迈进，才是获取万民扶翼天业恢弘之实的最佳途径。”[21]16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宣传与蛊惑下，日本在侵华过程中培植了诸多伪政权及汉奸政府，进行间接统治。1932年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日军开始进犯华北，于1935年11月24日扶植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6年，蒙古王公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日本殖民者的支持下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后来并入1939年成立的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天，汉奸王克敏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于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收编了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8年，汉奸梁鸿志在日本特务长官的扶植下，于南京成立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40年，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汪精卫以南京为都，合并了北平、南京的伪政权，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在日本的东亚战略上，积极配合日本的对外侵略，倡导“东亚联盟”运动。
在制海权的争夺上，1941年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将远东的战争态势进一步扩大，至1942年5月使得日本圈域范围扩至最大。“形成了北起阿留申群岛、南临澳大利亚，西至印度洋的庞大殖民区域”[22]，涉及太平洋和印度洋，贯穿日本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等广大水域。这一圈域范围包括中国台湾、朝鲜、南洋群岛等殖民地，伪满洲国、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等伪政权；泰国、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婆罗洲和缅甸，荷属东印度，美属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
在实际设计中要减小多通道间的增益波动一致性除了尽量减小单通道增益平坦度外，还应满足以下设计原则和措施：
然而，此后日本国民性发挥出的能量似乎难以估量。这一点，可以从日本参会代表海军中将加藤宽治的性格与表现中得到印证。他的性格以“任性、冲动与难以对付”著称，他所信奉的理念是“军备平等”与“国家荣誉”，认为海军对美7成的比例已经有损“国格”了。实际上，在日本代表临行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时，日本海军大将日高壮之丞赠给加藤宽治两首和歌，其中《皇风普到万邦康》的内容为“现世云散梓弓现，鲜花满开待春归”；另一首《述怀》的内容为“八重樱之大和魂，永不凋零武士刀”[18]。两首和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传统武士精神的崇敬心情。这一心情与加藤宽治的心情完全吻合起来。会议期间，他一直在试图阻止签约，而加藤友三郎因事先得到了东乡平八郎的理解，签约才算得以顺利进行。但是海军战力对美7成目标落空后，加藤宽治在回国后继续做反条约的宣传，在青年海军将校中赢得了好感，成为日后日本海军分裂的嚆矢。其中，与加藤宽治同为随同参会的末次信正成为了少壮派海军势力的代表，他是加藤宽治主张的忠实践行者。
谋事要实，常怀“求是之心”。谋事要实，首在心实，端正心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政绩观和全局观。谋事要实，贵在情实，摸透实情，提升谋事的质量。谋事要实，重在落实，脚踏实地，做到决策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
结 论
如果说出兵中国台湾、入侵朝鲜半岛以及琉球时，日本海军还是处于“运送部队”状态的话，那么，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观。此间，日本至少编成了相当“可观的”联合舰队，并在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海战中，为抢占东亚边缘海的制海权将其能量发挥到极致，加速将日本变成了一架对外扩张的战车。此后，日本海军“声名鹊起”，在此后的扩军道路上越走越远，尤其是在日俄战争前，日本海军建设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日本购买、自造战舰达到47艘，其中包括排水量在10 000吨以上的一等战列舰6艘，加上原有的舰艇，舰艇总数达到126艘。”[注] 丛丕、唐茜著：《旧日本海军综合事典》，《战舰》杂志社，2007-2008年，第57页。 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方所投入的海军兵力来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日本海军力量的提升。
1.被神权思想裹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的精神信仰已经内化为战败前日本人的日用伦理。它能够发挥强大的动员力量。
加快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2020年末，全省70%以上的行政村建有养老服务大院，50%以上的行政村开展各具特色的互助养老服务，有条件的提供全托、日托等集中托养场所。
2.“花为樱花人为武士”的武士道精神，是征兵与战争乃至于最后的“神风特攻队”式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这是与尊崇“名誉”和“气节”的武士性格极为相称的[24]，像樱花那样短暂地盛开，短暂地幻灭。可以认为，在偷袭珍珠港之前，作为指导性著作，1941年8月出版发行的《皇民练成弓道指导书》极具象征意义。
大多数高校医院缺乏预算调整，使预算未能随着医疗市场和学校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而失去其应有的指导作用。高校医院领导也没有将预算考核指标纳入各科室的年终绩效考评，使医院各科室缺乏控制意识，容易造成预算超标。
在发展东亚国家关系、思考如何超越国民性的弱点时，有以下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1.执政者要有远见卓识，要有扬弃传统文化的先进意识。在日本第二期“海上帝国”建设与崩溃期，裕仁天皇在引导国家走向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本人从小在萨摩藩长大，具有浓厚的尚武精神。成年后为了取代体弱多病的大正天皇，他在1921年出游欧洲之际，将大部分武官“团结”在自己周围。回国后利用这部分青年将校将山县有朋嫡系的陆军势力拉下政坛，从而推动国家朝着自己设想的方向前进。他因在萨摩藩长大，所以对萨摩藩的海军势力采取扶植、容忍的态度。正因如此，海军主导的“海上帝国”建设最终将日本国家推向了深渊。
2.应该有效规制海军将官的迂腐行为。加藤宽治是日本近代海军史上典型的“有勇无谋”之人，在性格上争强好胜，又具有愚忠愚孝的一面。这类人一旦得势，将会成为国家的灾难。因其固守海军“对美7成”比例，在国际会议上该欲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不断鼓噪国家退出《华盛顿海军军备条约》和《伦敦海军军备条约》，使得国家失去了最后的国际法律制约力量。
二是健全行政机关与法院的良性互动与联络机制。法院主要负责行政行为及强制执行申请的合法性、可执行性审查。经审查符合要求，法院在裁定准予执行前后，均可就强制执行中需要防范、注意的事项与风险，需要采取的相关措施，向行政机关书面提出建议。业务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应当加强与法院之间的信息沟通，在社会稳定风险、环境风险评估、研究与落实防范措施、编制强制执行预案等准备阶段，现场实际实施，以及后续矛盾化解、违法后果消除等善后工作方面，积极接受法院的指导与监督，如可以请求法院派员到执行现场进行监督指导等，确保强制执行工作的合法与规范。
3.媒体的恶意宣传。日本传统国民性中的弱点，在媒体的恶意宣传下，很容易被激化并泛滥弥漫。这对近代日本国家走向的危害性已经从国家彻底崩溃的结果上得到了验证。媒体的恶意宣传强化了国民性中的顽固成分，这是十分可怕的现象。本尼迪克特曾经指出“军国主义者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对天皇效忠的号召力”[25]，实际上，媒体的恶意宣传不断强化了这种号召力。
上述关于无障碍网络课程的设计和应用的研究，提出的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但还需要在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进一步展开探索和研究。要探索无障碍网络课程设计中要达到的具体目标，这种目标最好是三维的，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应进一步思考可推广的策略和方法，使无障碍网络课程真正的得以实施，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进行学习。
近年来，在东亚海域争端持续升温的现实状况下，各国都应该从有益于构建东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的视角，重新审视本国的国民性。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似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其一，寻找东亚文化的共性，达到以文化交流促进和平发展的目的。例如，有学者指出，东亚茶礼文化，可以起到“促进东亚国家之间共同合作、共同生存、共同繁荣”的作用，还可为“重构新的世界秩序再立新功”[26]。其二，从地域政治安全合作的角度考虑，如何以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方式克服类似西方国家“印太战略”的对抗方式，或许也能成为构建东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总之，今天重新提起明治维新至日本战败的日本国民性所起到的“作用”，是对明治维新进行反思的有意义的侧面，也对从国民性角度来分析现时段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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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Nation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Empire ”
CHEN Xiu -wu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 Focusing on Japan’s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empire” from 1905 to 1945 to analyze the role of Japanese nationality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rethink the Meiji Restoration. During the nearly eighty years from Meiji Restoration to Japan’s defeat, the concepts of “national prestige”, “Japanese superiority”, “eternal imperial family line”, and “sakura and samurai relations” were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These concepts were internalized into Japanese daily ethics and became the propell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Japan. The same thing leads to both success and failure. This kind of national character brought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material civilization, but on the road to building the “maritime empire”, it brought Japan into the abyss. A calm analysis of Japanese nationality is still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China-Japan relations.
Key words : Japanese nationality; maritime empire; theocracy
中图分类号： K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 (2019 )04-0019-10
DOI :10 .14156 /j .cnki .rbwtyj .2019 .04 .003
收稿日期： 2019-0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历史海域研究”(18ZDA207)
作者简介： 陈秀武(1970—)，男，吉林农安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日本社会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孙 丽]
标签：日本国民性论文; “海上帝国”论文; 神权思想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