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转型论文,女性论文,社会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篇为“中日女性学研讨会”准备的论文题目，为我在这里展开的文学话题做了明确规定：首先，它是我对于女性小说的一个发言，在此，“女性”之于小说的意义是统摄性的，也就是说，不仅创作主体的性别须为女性，创作对象也同时严格限于女性，这样的女性小说，应该是女性作家以小说方式对于女界人生的一种书写；另外，这种文学书写，又被限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时空大背景下。因而，小说中出示的女性形象及故事，均系结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转换的时代脉动上。我要论及的，正是这种女性小说的特别意义。
从女性的“人学”立场出发，在审视时代的同时坚持社会与人性批判，一直是社会经济转型中女性小说最积极的追寻。关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曾经是很敏感的话题。就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转换，对于时代的进步意义确实不可低估。然而，文学之所以为“人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并不会因此而放弃人性视角的时代审判，只不过，这种审判与主导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学或经济学的价值，是不同层面上的，有时也是不可以或不可能同步或同日而语的。比如，有种说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善，而是恶，倘若让文学滞纳于这样一种“反人学”的层面，与推动历史前进的所谓恶保持同步，那么，文学题旨所着眼的势必是一种对于恶的阐扬，如此，文学岂不是成了一种以恶为荣的反人性（人学）的造物？所以，在我们讲“文学是人学”的时候，谈论文学的道德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自然而然地看到了它的相对独立性，认可了它内在价值的永恒性与全人类性。这便使文学有理由不去充当市场—商品经济所显示出的哪怕是具有社会及时代进步意义的政治（政策）及经济的传声筒，而深入到由此所释放出的“反人性”价值的层面，永远冷峻地审视所处的社会与时代，并从人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社会或时代批判。对于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而言，这种审视与批判的“人学”立场，无疑又多了一重性别意识的拘执。
具有“大众罗曼司”书写风格的女小说家张欣，是最长于讲述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各色女性故事的一位，她喜欢通过笔下人物黄金发财梦的粉碎，从女性的角度对物欲横流的时代进行严肃审判，使她的作品显示出马尔克斯特别推崇的那种小说的“破坏性的职能”。张欣的小说始终不忘揭示金钱的红眼病、发财赚钱欲怎样致命地操纵着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都市女性人生。在《掘金时代》里张欣用一种对成真的黄金梦的别样粉碎，来审视社会经济转型中一类成功女性的生存景状，并以此达成对社会现存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张欣的笔下，由于人的黄金贪欲或发财赚钱梦，着重体现的是马克思·韦伯所讲的“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那种人性（或潜意识）中的自然欲求，所以她更喜欢略过对于其中人性缺失的追究，着眼点似乎也并不在人性的批判上，而是专注于从命运或实践的角度去打破或粉碎人的黄金发财梦，让世人对这样的欲望获得清醒的自我认识。当张欣得心应手地用近乎清一色的“零结尾”——否定形式的结尾——这种悲剧式的粉碎来警世时，我们在《掘金时代》、《亲情六处》、《免开尊口》、《爱又如何》等作品中，看到了由人类的黄金贪欲生发出的时代拜金主义，除了异化着作为生命个体的女人与男人之外，如何浸染到社会组织机体内部，在工厂、作协、剧团、医院、出版机构等企事业单位疯狂蔓延，将女性打入性别与金钱异化的双重文化困境中。如果说张欣在此间经营的一个个女性故事，总是不可避免地融入“他人即地狱”的黑色风景，那么，这风景便因着小说人物的女性身分而变得格外刺人眼目，女性小说特具的“破坏性的职能”也便由此凸现出来。在著名女小说家王安忆的《歌星日本来》、《米尼》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女性“人学”的立场，表现出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在人性审视与时代批判上的积极追寻。
在这种追寻里，以权力迁移来粉碎男性神话，赋予了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别具一格的破坏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权力”概念，首先涉及到的是关于权力的观念。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中关于男人与女人如何被期待或不被期待运用权力，已成为社会发展起来的性别角色期待的一部分，而且通过传统形成了固定且刻板的观念，这样的期待与观念不仅控制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人们对他人行为的估价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运用权力的方式以及对他人运用权力的响应方式。按照人们对于权力的固定观念，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获得高级身分的往往是男人，女人则需要通过与具有高级身分的男人建立关系，以“间接性的权力实现”来享有这种高级身分——比如男人是商场英雄或大款，年轻美丽的女子爱这个英雄或“傍”这位大款，在人们的权力观念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反之，倘若两性角色不是按照固定权力观念下的社会期待出场，而是让男人去“傍”或去攀附高级身分的女人，就会被认为是反常的。可以说，一个人为社会所定义的“身分”，指涉的其实是人在某个经度或某个纬度上（如性别、门第、职业、财富等）优等或劣等的等级制度，由于高级身分本身便能够形成权力的基础，并给个人更多的机会取得任意一个权力源，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高级身分与高等权力是同义的。显而易见的是，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中，男人占有着相当数量的高级身分，因而也占有着权力运用的决定因素——如资源、专长、信心等，可是，性别差异使得女人即使有幸拥有了高级身分，也很难获得与男人相同的随其身分而来的权力。权力迁移即是指：把在身分和权力（固定观念）上男人占有绝对优势的某些东西，迁移到女性名下。正是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敏慧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这一权力迁移现象。在张欣的《爱又如何》里，就有一位物欲横流的时代造就的商界女英雄和女大款——爱宛，这个在经济生活中靠自我奋斗获得了高级身分的成功女人，却做着自己的爱情梦，沉醉在无数女性臆造的男性神话里，“喜欢肖拜伦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在她与他建立的两性关系中，社会权力观念里“傍大款”的主客位被颠倒了，形成性别意义上的权力迁移。经济权力（资源）的主体是爱宛，爱情使这个女人对所爱对象有求必应，她欣赏的是那清贫的男诗人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潇洒不羁和清雅，因而甘心情愿提供大把金钱让他由着性子去西藏、新疆到处流浪，一旦这位男性偶像以浪迹天涯的形象回到她身边，爱宛会兴奋地整个人改变节奏，“又是给他找吃的，又是给他放洗澡水”，然后戴上诗人送上的小玩艺儿，完全堕入“难为他这么远带来，总是情，总是爱”的幸福感觉。实际上，肖拜伦在爱宛眼里很“酷”的流浪之举，以及他有意迷惑爱宛的那些“天才诗人”超凡脱俗的表演，只是爱宛的男性理想的虚证，是一种对男性神话偶像的错觉。肖拜伦不过是为了讨爱宛的欢心并从女大款手里讨来金钱，而制造佯装去西藏或新疆漂泊的骗局。他不仅没有真正离开所在的城市，还靠爱宛的慷慨供奉另租了居室，藏在其中以“青山卧一龙”的笔名炮制高稿酬的俗艳小说，同时与另外的女人姘居。那些让爱宛幸福非常的项链和手镯，也不过是这个假冒伪劣的艺术家情人从老藏的地摊上搜罗来的二手货，正如肖拜伦供认的，自己是一个无能且卑鄙的男人，只是需要借助爱宛的钱财（权力）来求生存求发展，所以“我只能是桀骜不驯的诗人”，赢得高级身分女人的崇拜，才可能通过间接性的权力实现达到个人的目的。有意味的是，在张欣把这一权力迁移下的男性神话打得粉碎之后，偏偏让在商场叱咤风云的爱宛执迷不悟地蒙在鼓里，继续在肖拜伦充当她男性神话偶像的种种表演面前，“乖得像波斯猫一样”，这种对于男性神话众人皆醒我独醉的“零结尾”方式，或许完全是一种更艺术更有深味的粉碎吧。除此之外，张欣的另一篇小说《岁月无敌》、张洁的《她吸的是带薄荷味的烟》等，也都从权力迁移的角度显示出女性小说对男性神话的破坏性。
尽管社会经济转型的时空大背景为女性小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迁移现象，但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以间接性的权力实现把自己沦为交换物，仍然是被黄金欲异化的女性人生的一种最典型的存在方式。与权力迁移下的女性人生不同的是，这样的女性生存方式不独出现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里，在这个时空大背景之外，比如铁凝的《棉花垛》和《麦秸垛》，王安忆的《长恨歌》中，我们早已读到了女人的这种间接性权力实现的历史轮回与历史悲剧，清晰地了解到一种贯穿古今中外女界人生的历史模式。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权力被期待于男人和女人的方式，是在文化和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性别角色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间接性的权力实现”是指：间接的或背后（枕旁）操纵的，而不是直接的形式，一直被社会固定观念认为是女性最典型的权力形式。这使得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发展起扭曲的自我形象，把自己当作一个如果想要得到需要的东西，就必须是一个间接的或卑下的或出卖肉体的人。也就是说，当一个女人不具备有影响的权力地位或具体资源（钱财、专长）时，她可以通过被占有这一切的男人喜欢或需要等等，产生影响，从而得到报偿。此种报偿权力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间接性实现权力，把女人训练成希冀以个人资源（如美貌、肉体、感情）间接性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通过女性化的具体强迫（比如爱情，性的交换），获得某种权力。如果说，女人＝交换物曾经是一个由历史文化所注定的身分，那么，在妇女已经通过自身革命（解放）获得一定权力——在相当的程度上完全可以不去充当交换物而自强自立自尊地生存时，却有人甘愿把自己沦为肉色交换物，就已经不是文化问题，而是道德和社会问题了。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空前的。张欣在《岁月无敌》、《亲情六处》、《此情不在》等作品中，以“自甘为交换物”和“拒绝做交换物”两种女性人生的道德对比，否定和批判消极社会实现的女性生存模式，肯定积极社会实现的女性价值观。《岁月无敌》中的乔晓菲为了有效地进军歌坛，傍上了香港殡葬业财力雄厚的大老板，交换来的是专门为她成立一个音像公司，以及“举办个人演唱会，由香港开来一班人马专门为她度身裁衣，从整体策划和音乐编配、演奏、伴舞、地毯式轰炸型宣传等等，都事无巨细做出精心安排”的无限风光。有着同样进军歌坛目标的原芭蕾舞演员千姿，却把实现个人目标的立足点建立在自身实力的积累和迸发上，她不仅拒绝做一位房地产商人的肉色交换物，而且在晓菲欲开出50万元高价买断作曲家老枪专门为她创作的一组新歌时，坚决拒绝金钱与事业的交换，靠遵从自己的力量“踏实一世”的决心，打碎了自甘做交换物而风光一时的乔晓菲的梦想，终于事业有成。《亲情六处》中简俐清的发迹，是靠给有钱人做包姐包妹，尽管她后来生活在荣华富贵中，但是不感到幸福。《此情不在》中的朱婴与千姿一样，不为张彼得的地位和金钱所诱，执守着女性的自尊拒绝做交换物。张欣认为：“社会发展到今天，用青春下赌的歌词唱出了许多女孩子的心情，所以‘傍大款’，用年轻美貌直接换取丰衣足食甚至成为一种流行”（随笔《永不言悔》），“随着大工业社会的到来，一次紧挨一次的扫黄运动令人触目惊心，仅仅因为生活的清苦，或者因为什么原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女孩子丧失了起码的廉耻，做起了皮肉生意，我愿意相信她们中有不少人是不得已，但也一定有人认为这是尽快富有、享乐的捷径。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对此熟视无睹，甚至声称，中国只有牺牲掉一代人才可能富强”（随笔《留住我们的善根》）。应该说，张欣之所以执著地将她的笔探入到社会经济转型中日趋恶化的女性误区，以对女性价值的积极社会实现审判时代的堕落，有赖于她在这个问题上敏锐且清醒的认识，以及个人的道德信念与执守。在审判这一时代堕落方面，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米尼》所表现出的破坏性，不仅与张欣以上的作品有着同样的力度，而且更具心理和人性深度。
超越道德的层面，选取是文化进步还是退化的审视角度，探究女性存在的文化状态，构成了社会经济转型中女性小说令人触目惊心的页章。它们是可以作为女性文化内省小说书写典范的铁凝创作的《法人马婵娟》、《甜蜜的拍打》等。这里提到的关涉女性存在的文化进步和文化退化，依据的是能否使女性的生命存在得以优化保持的文化判断标准。对于女性而言，倘若一个事物成为其某种“动物性”或某种畸形与畸变存在的映现，反映的偏偏是其“反人学”和“反美学”的或假或丑或恶的人生，无疑就是一种文化退化的表现；而那些在文化命运上可以使女性的生命存在得以优化保持的真善美的存在，则是文化进步的体现。上面提到的两篇小说，都是形体有残缺的女人的故事，在生存的自我拯救中，这两个女人都充分发挥或利用了自己的残缺，在被正常人所摒弃和歧视的残疾人的生活中，分别在其残缺的“负价值”得以社会实现的同时，达成最高程度的自我实现。马婵娟是一个长着罗圈腿、三角眼、狮子鼻，“发育尚欠完满的人物，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一种与人类相安无事的小动物”，可是，一旦她有效地利用了自己丑陋的畸形，以酒楼法人的身分扮演白衣红发绿唇的女鬼，亲临筵席献艺——“行至宾客之中，将朵朵火苗依次丢于桌上。那火苗在席面上跳跃，众人皆惊异相望，这时堂内豁然大亮，女鬼亦不知去向”——只靠耍弄“反人学”和“反美学”的所谓“梦无常”的鬼把戏，便使其酒楼于一夜间名声大震，马婵娟也从此成为一方人物，不仅随着酒楼事业的大发展有了私家别墅，还有了保镖和替身。《甜蜜的拍打》中出示的成年女人形象，则是一个“不曾超过四岁的高度”的侏儒，在火车站向旅客讨钱时“带着一脸的天真无邪”，“她拍打着人，人传递着她，人们情愿不情愿地给她一些零碎钞票，她的口袋也心不在焉地渐渐膨胀起来”。可是，在另外的视域中——她阔绰的住所外，这个女侏儒让人看到的却是“高大的男人将她抱起来，他很谦卑地抱着她，并且对她陪着谄媚的笑脸”，“她轻轻拍打那男人的手背笑起来一脸的放荡”。在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中，无论是形同怪物的沁芳苑酒楼法人马婵娟，还是伪装成贫苦儿童去行骗的侏儒，残缺的负价值都被充分地开发和利用。在这些负价值的社会实现中，两个形体残缺的女人犹如在两个道上跑着的马车，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股子劲儿。如果说，女侏儒靠行骗性质的甜蜜拍打而发财致富的方式，通过假丑恶的极致放大了一种女性价值的消积社会实现的话，那么，马婵娟以装神弄鬼的“梦无常”来招揽生意的行径，同样是与以真善美为目标的女性价值的积极社会实现完全悖离的。正是通过这种将女性生命推向丑化恶化存在极致的文化退化现象的勘察，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表现出自己女性“人学”立场上的特别觉悟。
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还悄悄向人们传递着这个时代诸多女性观念变化的新声息。比如，曾被认为是“新写实”代表作家的池莉，反映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带来的社会巨大更变的中篇小说《你以为你是谁》，已在女性的择偶观上与当年的《不谈爱情》有很大的不同，由出身与学历塑成的知识型的时代男性偶像，已经为经济（金钱）所取缔，当有钱的生意人（大小经理或老板）一跃成为商品时代的社会偶像时，工人出身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陆武桥，则因着饭店小老板的身分而成为时代的宠儿。才貌双全的女博士宜欣非但没有因为学历上同陆的差距而煞住爱情的脚步，反而在所不辞地投入小老板的怀抱，毫无心理障碍地与之同居的故事，传递的正是时代男性偶像变化的声息。正如池莉所言：一个时代女子的择偶标准，在相当的程度上受着时代男性偶像的制约，“如果斯时斯地的社会上宣传共产党员的重要性，她们就找党员。如果某段边界起了战火，社会上歌颂解放军战士，她们就会找军人。如果工人阶级一时很走红，她们就会找工人。现在金钱的威力最大，她们就去傍大款。”（小说《绿水长流》）虽然宜欣与陆武桥的关系，并不是“傍大款”的性质，但是使这两个在受教育程度上相距甚远的男女成为情人的决定因素，无疑是陆武桥已进入或接近这个商品时代的男性偶像阶层。在这方面，特别应注意的是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一批年轻女作者书写的小说，比如：金仁顺的《月光啊月光》，棉棉的《香港情人》，卫慧的《蝴蝶的尖叫》，魏微的《从南京始发》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为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输入新资质，向人们传递出的时代声息也更具女性私人和个人化的体验与经验——那是一种时代的集体失恋情结，一种酒吧性的消闲方式，一种涨满自由个性与性感格调的消费方式，一种性与爱坦然与断然分裂的行为方式，流动在其间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留下的是特别的洒脱，特别的恐惧，特别的痛苦，特别的孤独，特别的疯狂，特别的执著……也许，面对这些年轻的新人，我这一代的批评观念已显出“代沟”，有资格对她们进行文学评判的该是“后批评”（？），即便是这样，我也不想隐瞒：我从内心里惊异并且欣赏她们从年轻美丽的生命里迸射出的才华。
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女性小说，就是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被人）划分出不同的意义之畴，再把它们一块块地联系整合为一体，便构成文学大田中一方自成一格的领地。圈定出这样一个领域，可能会召唤到更多的人来此耕作。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