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传播中的共意动员与联盟建构——民间组织的合作领域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动论文,民间组织论文,公益论文,领域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化与媒介化社会中，不断有人预言传统组织形态的衰退甚至消亡。比如英国学者拉什(S.Lash)认为，传统组织是一种衰落的社会形式，取而代之的将是“无组织”(disorganizations)——它类似于“后传统社群”，是“被终极价值而非组织给更坚强地结构起来的团体”(拉什，2009：68)。从更为具体的集体行动领域来看，正式组织所起的作用似乎也越来越有限，而所谓“聪明行动帮”(smart mobs)(Rheingold，2002)或“快闪暴走族”(flash mobs)则成为许多集体行动的主要构成。这些“帮”或“族”中的人们其实原本并无联系，只是响应互联网上的动员而临时聚集，行动结束后又立即散去，并不产生固定关系，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组织形态。在中国这一现象似乎尤为突出，原本民间组织极不发达，在集体行动中无法发挥领导与协调作用(孙玮，2007)，人们更多依靠网络媒介的“病毒式传播”以实现快速集结，因而常常来无影、去无踪，令人无法预测、难以掌握。
组织果真过时了吗?集体行动已经不再依赖组织吗?“无组织”或“快闪族”能够替代组织成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吗?根据经典社会学理论，公民社会的基本构成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而作为社会组织基本特征的社会资本，又是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如果组织不再重要，人们都乐于“独自打保龄球”(Putnam，1995)，那么社会资本从何而来?在集体行动中，如果只有“无组织”或“快闪族”充当主体，那么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的协商对话如何真正开展?如果集体行动都是快闪式一次性行动，那么我们怎能指望人们在公共事务中的长期合作?其实，中国目前的实践已经表明，缺乏民间组织的协调与巩固，抗议性行动也许能够以快闪方式展开，但是难以形成持续的集体行动，更难协商对话、协调合作，因为协商对话需要授权和反复沟通互动，协调合作则需要发展出稳定关系。快闪式集结虽然可以多次重复，但是每次集结都是一次性的，无法将散沙似的人群联结起来，形成社会资本。相反，简单重复的抗议性行动反而导致社会动荡，使得合作更加困难。
不可否认，“无组织”和“快闪族”的出现表明，当今社会的构成与集体行动的方式的确发生了极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组织就“过时”或被“替代”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大增，甚至出现了“个体化”的趋势：人们从束缚自己的各种范畴(包括组织)中“脱嵌”而出，更加自由和自主(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不过，我们应当进一步看到，脱嵌的结果不是抛弃各种社会范畴，而是重新界定和产生社会关系，即所谓的“再嵌入”(阎云翔，2012)。从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来看，现代组织的出现曾是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们从传统封建束缚中脱出，被整合进更大的系统和制度之中；而在西方国家的“第二次现代性”过程中，个体更为彻底地摆脱工业社会中的各种束缚，包括阶级、组织等，以更为轻盈的身体再嵌入新的社会关系之中。中国的情况较为复杂。中国虽然也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个体化趋势，但由于缺乏现代性基础，仍然主要停留在第一次现代性的解放政治阶段，即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幸福而非个人实现。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信任机制，中国的个体化催生了“不完整和无公德的个体”，进而导致社会关系日益工具化、碎片化(阎云翔，2012)。正因为此，当今中国急需加强社会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即林尚立所说的“社会组织化”，以对抗“组织化社会”(林尚立，2007)或“组织性依附”(Walder，1983)问题。
城市化为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提供了平台与机遇，是建设公民社会的重要推动力。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或者必然结果。当然，这里所说的组织，与城市化、现代化早期那些约束、制约人的机制已经大为不同，更多地体现为资源和支持系统。尤其是民间组织发起的公益传播活动，更应被视为构成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石，因为民间组织本身就被看做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由其发起的公益活动不仅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形成，而且传播了自愿公益的理念，为塑造城市精神提供多样化的内容与渠道。从我国的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我们需要的正是加强社会的组织化，而不是宣布组织过时。这也要求我们以更为开放的理念和创新的方式理解组织和社会，实地观察各种社会组织的实际结构形态与行动方式，发展有关组织和组织传播的理论，为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贡献学术思想。
在本文中，笔者将具体分析一个民间组织的公益行动——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或“真爱梦想”)的农村支教活动①，借此研究组织在社会构成②中的作用。这一公益行动确实以一定的价值共识为基础，即符合拉什所谓的“无组织”的基本特点，但是并非无规范、无组织。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该民间组织在行动中的积极动员，建构了一个具有基本秩序和结构的行动联盟，为行动的有效实施与延续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个联盟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流动性——虽然没有“快闪”那样散，但参与的机构与个人却是高度志愿，且与联盟形成程度不一的合作“契约”。笔者将借助这一案例分析说明，组织不仅可以通过共意动员来传播价值，而且通过联盟建构而构造了一个合作领域，而这一合作领域就是一种新的社会构成方式，是城市化进程与公民社会建设不可缺失的内容与机制。而且，笔者还将进一步指出，共意动员和联盟建构都是凭借传播行为而实现的，即“经由传播而组织”(谢静，2011a)。
一、民间组织、公益性集体行动与合作领域
拉什认为过时的组织，是以规范为核心的科层系统。这种组织形态的确是19世纪工业化、现代化之后的一些组织的基本特征，尤其以大型企业和现代行政机构为代表，它们在韦伯(M.Weber)和泰勒(F.W.Taylor)的阐释下几乎成为现代组织的象征。这种科层制组织作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确实体现出无可比拟的高效率。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种形态的组织并非组织家族的全部。其实，就在韦伯提出科层制概念以后不久，人们就开始对这种理性设计的组织理念提出质疑，认为一些服务性、职业化组织的目标多元、结构分散，它们与其说是理性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斯格特，2002)。而构成公民社会的大多是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不论是在结构形式还是运作机制上，都迥异于经典的科层组织，甚至比专业性、服务性组织的结构化程度更低。它们一般规模较小，分工并非十分严格，强调协调与合作。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组织的成员通常共享特定的价值观，即更依靠价值信任而非科层权力来维系组织存续与发展。
在本文的案例中，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就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组织：2008年成立，到2011年底有正式员工23人。虽然规模不大，但来自于银行和投资公司的基金会理事长和秘书长还是把商业企业的一些组织方式带入了“真爱梦想”，他们根据职能分工在组织内部分设了建设部、梦想课程运营部、业务发展部、品牌与客户关系部、行政部和地区志愿者总监等机构，各部门目标清晰、任务明确。但是，它也跟大多数民间组织一样，组织内部并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同事之间比较平等，平时工作沟通多、协调快，在大型活动时更是倾巢而出、集体行动，较少区分彼此。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其组织结构，还有它的运作机制。即使远高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平均员工数量，“真爱梦想”单靠20余人也无法完成其组织目标。“真爱梦想”致力于乡村素质教育，其主要产品是“梦想中心”，即在有条件的乡村中小学校修建标准化的多媒体教室，2011年底已在全国25省市建成402所。而且，除了硬件建设以外，基金会还通过各种方式培训乡村教师，鼓励并帮助他们面向在校学生开展素质教育——“梦想课程”。到2011年底，已培训教师17151人，295168名学生受益。在追求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基金会更像一个发起人，它动员、组织起一个联盟网络，这个网络比作为正式组织的基金会更为松散，却以基金会为核心，形成了特定的关系模式，以价值或利益相关联，开展不同层次的互动与合作。
根据基金会年报，2009年基金会的筹款总额为550多万元，2010年是1700多万元，2011年达到3000万元。作为非公募、执行性基金会，“真爱梦想”的善款主要来源于拨款性基金会、企业捐赠和慈善义拍晚宴，2011年三项来源占比分别为42.1％、25.4％和24.7％。其中，在《2011年度报告》中列举的基金会就有14家，冠以公司名称的组织则有30多家，大多为金融系统，显示了基金会主要创始人和负责人以往的人脉关系。另外，年报还列举了其他支持机构88家，其中服务支持机构43家、实物捐赠机构14家、图书募集与捐赠合作机构31家③。从组织性质来看，这些支持机构包括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以及其他民间组织，范围极广。
事实上，还有一类组织，虽未列入支持机构名单之中，却也是基金会努力争取合作的对象，即各类教育部门。“梦想中心”要进学校、“梦想课程”要上课堂，没有学校和老师的配合无法完成，因此，赢得老师尤其是学校领导的支持往往成为活动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不过，老师，甚至学校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仍处于末端，权力有限，更多的监控与管理来自政府主管部门。为此，基金会更是把地方(包括县市，甚至是省级)教育局等政府部门作为重点争取的合作对象，与他们一起合作主办各类培训班、研讨会，邀请他们参加基金会的各种活动等。政府的支持使得基金会的许多活动在大多数学校顺利完成。
除了组织机构，基金会也把志愿者看做是合作伙伴。他们将志愿者区分为体验型和专业型两类。所谓体验型志愿者是指临时加入参与图书分拣或下乡支教的大学生、企业白领等，民间组织平时不耗费资源加以维护，干活时“喊一嗓子”就来了，属于“零散冗余资源”。专业型志愿者则指室内设计、会计、审计、广告等专业人士，志愿无偿地为基金会提供专业服务。而且，为了保证稳定性，基金会往往首先跟专业机构合作，再由专业机构安排志愿者参与，因此比体验型志愿者的关系更持久，也需要更多的维护。基金会称后一种联系方式为“B2B2C”模式。所有这些组织机构和志愿者，在基金会的动员和组织下，以“梦想中心”和“梦想课程”为基础，联结成一个关系强弱不一、合作模式多样的网络结构，本文称之为合作领域。
在社会学中，人们通常将组织与集体行动相对立，认为集体行动没有固定结构、以情感为纽带，而组织则是以理性算计为基础的结构系统。但是法兰西学派的组织学者费埃德博格却认为，“任何集体行动，无论其行程多么短暂，至少都会产生出一些最低程度的组织”(埃哈尔·费埃德博格，2005：5)，或者称为“局部秩序”。这种局部秩序是“行动领域的结构化”的结果，“目的在于规约他们的冲突性合作，并对他们的策略性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管理”(埃哈尔·费埃德博格，2005：11)。费埃德博格与其同事克罗齐耶因此提出“具体行动系统”概念(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博格，2007)，试图突破组织与集体行动的两分法，从而改写组织的定义。如果把“具体行动系统”看作是一个结构化程度由低至高的连续体，传统组织只是位于连续体的一极，而最为松散的集体行动(如“快闪”)则在另一极，处于二者之间的则是各种群体或网络，它们都具有程度不等的结构化形式，即本质意义上的组织。真爱梦想基金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毕竟有着固定的成员和结构关系，靠近传统组织一极，但是由其动员组织起来的合作领域，更为松散、更为开放，因而更靠近集体行动一极。不过，合作领域概念不同于“具体行动系统”，首先，合作领域的范围更狭窄、更具体。确切地说，合作领域只是一种特定的行动系统。其次，合作领域概念并不特别关注“具体行动系统”所强调的权力关系，而是着重于建构性特征，即通过多层次互动所建构的行动领域。
在一定程度上，合作领域概念类似于范李(R.Van Lee)等学者所说的“群”(megacommunities)。群的概念源于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首先，全球化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地缘复杂性”问题，而人类能力限制了我们对于复杂事物本身的认识；其次，各个阵营(指政府、商界和公民社会等三大部门或域)应对全球化有不同的惯例，而他们还没有学会冲破藩篱。要充分建构全球化的网络资本，就需要汇聚三大阵营的智慧和力量，将其不分主次的联合起来，这就是群——来自三个阵营的组织“为了处理一些涉及共同利益的事件而慎重地团结起来，以实现各自的目标为前提，通过遵循一系列习惯做法和行为准则来更顺利地解决问题”(范李，2010：36)。
合作领域的产生背景与群大体相同，并在以下几个方面与群概念相一致：第一，多方合作，价值多元。正如“真爱梦想”的支持机构所示，来自三大阵营的组织为了一个目的汇聚一起，不仅带来不同的工作惯例和治理方法，而且也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就需要各阵营的参与者理解并尊重其他阵营的文化习惯。第二，永恒协商，可渗透边界。群的目标并非固定不变，合作各方通过持续的互动和沟通调整任务和责任，在彼此之间获得动态平衡。这也意味着各方之间并非界限分明，在行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各自的运作方式，寻求共同利益，从而形成可渗透边界。第三，随机应变，在行动中形成开放的网络关系。网状结构是群的核心特征之一，指由自由联系形成的循环沟通模式，以区别于传统组织的等级制度。而且这种网络是开放的，即所谓按照“分布式的行政控制”而建构的“无界网络”，以区别于传统的受中央控制的有界网络(范李，2010：54)。这种特征使得群具有高度的适应性，能够根据情势变化调整结构与运作。
不过，本文所说的合作领域与群概念仍有差别：第一，合作领域不仅是与群一样利益相关，而且可以价值相融。事实上，促使三大阵营跨越界限、开展合作，不仅仅是面临共同的问题，而且也包括在寻找解决方法的同时所追寻的共同价值。尤其是由民间组织发起、动员公众参与的公益性行动，必然包含价值追求。而这一动员过程即价值传播的过程。第二，群之中的各阵营组织之间大多属于弱连接关系，但是合作领域不仅仅由弱连接组成，也包括同质群体(如价值相似的群体)的强连接，因此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网络。在不同层级网络的人群之间，沟通互动的形式与过程亦有所不同。第三，由前两项差别导致，我们提出合作领域概念，特别强调它的建构性，即通过传播互动建构共享意义，并且构筑联盟关系，而这是群概念所忽略的。
二、公益传播中的共意动员与认同建构
克兰德尔曼斯(B.Klandermans)将共意动员定义为“一个社会行动者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克兰德尔曼斯，2002：93)，用以分析社会运动中的劝说性沟通，并将其看做是社会意义建构的一种形式，因而共意动员也是象征政治。在公益行动中，行动者也需要有意识地创造共意，促使目标人群认同其公益价值与目标，从而共同参与行动。因此，公益行动中的共意动员实质上是一种传播价值，进而建构认同的过程。
如果说抗议行动的焦点在于提出要求，那么公益行动不仅要提出目标、要求，而且要针对目标采取行动，且大多属于自愿行动。因此，公益行动的共意动员就是双重意义的动员：既包括行动目标的意义，也包括行动本身的意义，或可称为公益意义与自愿意义。当然，这种区分也是相对的，因为自愿主义本身就是现代公益的基本特征，使其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强制性公益活动(秦晖，1999)。不过，公益意义指向外部，而自愿意义指向内部，所以也有人将这两种意义称为外部意义和内部意义(朱健刚，2008)。在本案例中，公益意义即扶贫助弱，也包括素质教育的价值与作用，而自愿意义则是志愿主义、行动主义。针对两种意义的建构，“真爱梦想”虽然使用了不同的话语表达，但是叙事框架和动员策略却是相似的，主要有对比框架、效率框架和理性策略、情感策略等。
对比框架。在正式文本中，真爱梦想基金会将其公益目标表述为“改善中国教育的不均衡状况”。它的活动主要在乡村中小学校，也有少数在城市的农民工学校，因而又常常更简单、直白地表达为“开展乡村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对立面是应试教育，乡村的对立面是城市，所以在各种动员文本中，真爱梦想基金会常以对比框架来阐释其公益行动的意义。这是一段非常典型的叙述：
当缺衣少食的绝对贫困逐渐被消灭，知识的贫困或许成为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平等；当石板课桌和千疮百孔的教室被国家数年来持续投资的一座座中心校教学楼代替，我们仍然看到匮乏的图书和传统的教学模式令孩子缺乏学习的兴趣；总观当前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现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软性环境的贫乏。
一方面，乡村一般落后于城市，公益活动扶贫助弱乃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可谓是动员城市各种支持机构和志愿者的最为直接的对照物。另一方面，素质教育在我国已讨论多年，虽然对于具体措施和形式意见不一，但对其基本理念大多赞同。在此，真爱梦想基金会征用的都是文化环境中认同度较大的对比框架，风险较小，也容易激活人们既有认知和情感，取得动员效果。不过，面对不同对象，动员效果仍有差异，比如有关素质教育的意义，在城市大学生和机构志愿者之中几乎没有异议，而乡村教师则大多在理念上认同，却在行动上有所保留，总是抱怨“没有时间”或者“学校不接受”，因此针对第二类对象，基金会又采取了其他动员策略，将在下文详述。
其实，将乡村与素质教育并置，这在公益话语中并不常见。虽然各类支教活动五花八门，也有较长历史，但仍然以学科教育为主，比如城市大学生给乡村学生辅导英语、数学、电脑等科目。因此，对比框架被再次运用在在资源动员和人力动员中，基金会保证：这是不一样的扶贫、“不一样的支教”。“真爱梦想”在面对捐赠人、志愿者时，强调的是他们与一般教育扶贫的差异：不仅仅是物质援助，也不是代替老师进行学科教育，而是运用探究式、讨论式的方法，教授一套专门研发的“梦想课程”。这个课程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同于现有的课程体系，是“基于‘全人教育’理念，融合问题探究、团队合作、创新创造、环境保护、情绪智能等元素的跨学科综合素质课程”。更为特别的是，每年暑假开展的“梦想教练计划”，不是让志愿者直接面对学生，而是培训乡村一线教师，向他们展示“梦想课程”的理念与方法。这一策略，将新意义植入既有框架，既不需要改变动员对象的原有观念，又可以为其创造新的价值，因而动员了更多资源。④
效率框架。共意动员的核心要素包括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克兰德尔曼斯，2002)。要在捐赠人、志愿者等动员对象之间创造共意，除了让他们认可“真爱梦想”的公益理念和目标，更重要的是要赞同其公益手段，而最为核心的手段莫过于民间组织本身，即通过真爱梦想基金会的专业化运作、最有效率的实现目标。为此，基金会动用了效率框架，这在民间组织中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也是一种对比框架：对比其他民间组织，“真爱梦想”是最专业、最有效率的。比如基金会的有关行业目标的宣传词就是“真爱梦想，让公益更有效率!”
我们不甘于只在一时一地实现个体的援助，而是希望用一个可以复制的模板大范围地传播我们的公益产品和公益理念。因此我们尽可能应用成熟商业技术提高整个系统的标准化程度和成长效率，我们努力通过复杂的后台设计实现简单的用户体验，同时开放接纳一切有助于成长的外部力量。
效率是典型的盈利组织话语，“真爱梦想”将其挪用到非盈利组织当中，一方面是为了拉近与主要支持机构(如银行等盈利组织)的距离，动员更多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向所有志愿者甚至公众表明，他们是值得委托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民间组织大多不愿意与盈利组织瓜葛，避免其“纯洁性”受到玷污。但是，中国民间组织面临日益严重的信任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问题，典型如“郭美美事件”后的中国红十字会。另外，民间组织相比于盈利组织的效率低下也一直是人们诟病的问题之一。“真爱梦想”的效率框架正好在这两个方面回应了公共话语中有关民间组织的负面言说，受到新闻媒介的追捧⑤和公众的支持。这一话语框架与西方国家非盈利组织的市场化趋势相一致，也反映了非盈利组织的矛盾本质：“这是一个国家与市场竞争的场所，是公共和私人利益交汇的空间，是个人和社会力量交织的领域。所以，它既要像市场那样运作，因为它是私人的、独立的，又要像政府那样运作，因为它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Sanders，2012)。
在社会运动中应该采取理性动员还是情感动员策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早期的学者对于运动中的情感嗤之以鼻，称运动人群为“群氓”；后来的社会运动研究虽然不再鄙视运动人群，但是曾经占据主流的资源动员理论强调人们的算计和组织机构的作用，实质上仍然是偏重于理性策略。只有在文化分析与社会心理分析兴起之后，人们才开始重视情感动员的价值，尤其是在集体行动的认同建构中，情感因素占据重要地位。新社会运动重要理论家梅卢西(Melucci，1996)认为，人们感觉到同属一个集体，这是情感投入；因为有情感的投入，所以集体认同就不是简单的患得患失的利益关系。在本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情感策略和理性策略的并用，且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比如上述对比的动员框架，就既有情感策略，也有理性策略，有时难分彼此。在阐述素质教育的价值时，真爱梦想基金会既引用数字和研究资料，从理性角度说明不进行素质教育的后果，也充分展示、调动人们对于应试教育的黑色记忆和不满，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认同。
在自愿意义的动员过程中，情感策略和理性策略也交织在一起。为了促进参与，并在参与行动过程中加深认同，真爱梦想基金会的核心话语是“爱”和“梦想”，其基调是情感的诉求，其基本动员策略是：“我们”是因为有爱有梦想，所以才离开高盈利的金融机构而致力于公益，“你们”也是有爱有梦想的人，所以加入我们——“我们在一起，把爱传出去!”⑥第一个“我们”指基金会(民间组织)，“你们”指动员对象(志愿者)；第二个“我们”则融合了民间组织与志愿者，“在一起”成为一体。而“我们”行动的价值更在于，帮助乡村孩子“寻找内心的热爱”，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在爱和梦想的话语包里，几乎填入了所有的美好情感，是志愿主义和行动主义意义的核心。不过，有意思的是，在情感策略的主调之下，又时常可见理性策略的副调。如上所述，基金会对于自身形象的塑造是以“效率”为基础的，这是典型的理性策略。在阐述其公益原则时，他们还强调“非牺牲的公益原则”：“慈善事业整体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有赖于健康的、快乐的参与者。我们提倡无压力的公益服务，无论是捐赠者和志愿者，都能够以不改变自己的基本生活方式为前提而做出贡献。我们努力创造一系列可持续的服务模式，以降低公益服务的参与成本。”这也是诉诸动员对象的理性的表现。这些理性动员方式在其他公益动员中较为罕见，不仅有利于实现动员目标，更为自愿意义赋予了新的内涵，使得认同更加坚固、持久。
本案例最让人感兴趣的还不是它如何开展共意动员，然后行动以实现目标，而是它把共意动员贯穿于行动过程，甚至目标本身，或如其秘书长吴冲经常挂在嘴边的表述：“我们的工作就是传递价值”。的确，素质教育首先是一种价值主张，而“真爱梦想”所主张的“不一样的支教”又强调先改变乡村教师，而不是直接由志愿者向学生授课，所以，从动员志愿者到支教、再到学生接受梦想课程，整个过程更像是传播素质教育理念的行动，而非具体执行。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基金会的公益理念和自愿行动中所显示的自愿意义也得到传递。
具体而言，这一传播过程有三级：第一级是从真爱梦想基金会到“梦想教练”(以大城市的教师、大学生、企业志愿者和优秀“梦想课程”教师为主)，通过集中培训的方式，向志愿者传递“真爱梦想”的素质教育理念和公益观念。通常由基金会的理事长、秘书长和项目总监等讲授，极具煽动性。第二级是从“梦想教练”到“梦想领路人”(主要是“梦想中心”专职教师)。通过志愿者/“梦想教练”下乡支教的方式，向乡村教师传递和展示素质教育理念。另外，基金会也经常开展集中培训，对象则扩大至教育局领导、校长、教导主任等。为了保证志愿者的传播准确性，基金会准备了完整的材料，包括演示文档PPT、影像和文字材料等。事实上，志愿者在上海、珠海等地接受的3天培训，其内容与形式就是他们下乡以后传播给乡村教师的。当然，基金会也鼓励志愿者根据自身特长和当地情况适当发挥，但主体内容基本不变。这也是基金会为了提高效率而提倡的“用一个可以复制的模板大范围地传播”，他们也形象地将其比喻为“标准化的公益‘麦当劳’”。第三级传播是从“梦想领路人”到乡村学生。由于基金会主要传播素质教育理念，这一级的传播内容就要依靠教师发挥了。不过，基金会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开发出一套“梦想课程”，也以各种方式鼓励乡村教师依照其基本原则自行设计，从而为准确传播提供模板和范例。这一系列的传播过程，不仅以裂变式的效率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乡村教师和学生⑦，促进了组织目标的实现，而且形成了一个共享意义的网络，使得公益意义和自愿意义都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为公民社会建设提供意义资源。
三、公益行动中的组织生成与联盟建构
仅有价值和意义是无法构成组织的，或者只是拉什所说的“无组织”。但是，只要人们合作起来开展有意义的行动，就会产生一定的关系与秩序，浮现出特定的结构，进而可能形成组织或联盟。之所以只是可能，是因为组织或联盟建构需要参与者不断地、有意识地努力(自反性建构)，没有这种自反性建构，组织或联盟也难以成形，更难以持续。从行动的角度来看，组织和联盟使得合作更为持久，行动更加有效。也正是各种组织和联盟的存在构成了社会的肌理，即使特定组织或联盟解散了，其关系网络还会以不同形式存在，为其他合作行动提供机会。具体地说，联盟的自反性建构是通过传播(互动)来实现的，同时也包括传播媒介的中介和锁定。
真爱梦想基金会为了动员集体行动，不仅努力形成共意，而且还以各种互动方式建构了一个具有一定的秩序结构，能够相对稳定持续运作的联盟网络。这个网络也就是法国社会学者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网络”(Callon ＆ Latour，1981)，它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社会实体(如科层组织)，而是强调互动、流变和过程。但同时，由于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不仅具有能动性，而且还包括人和非人(如技术设备)⑧，因此又为网络赋予了一定的持久性。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非人类行动者，总是凝结了一定的制度与行为，当它加入某一网络时，就把以往的制度和行为嵌入进来，使得这一网络超越了当下的情境，具有了一定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从传播的观念来看，这种非人类行动者也是一种媒介。由是，联盟网络既不同于传统组织观念的僵化、凝固，也不是完全的变动不居，而是一个在互动中不断形成与调整的关系网络。
在“真爱梦想”所建构的联盟网络中，有两个非人类行动者(媒介)非常关键，一个是“梦想中心”，另一个是互联网。作为一种物质空间，“梦想中心”一方面用色彩、技术和符号展示素质教育理念，表征了城市与现代性(谢静，2011b)，另一方面，又成为锁定联盟的一个“吸引装置”(Callon，1986)⑨，是一个重要的网络行动者。各校的“梦想中心”采用了标准化的修建与配置方式，是“梦想课程”得以开展的具体空间，也是志愿者对乡村教师进行培训的场所。它与传统的教室截然不同，是学校“最漂亮的地方”，深深吸引了孩子们。一些乡村学校缺少活动室，教师开会、娱乐也常使用“梦想中心”，因此，“梦想中心”又成为教师的“最喜欢的地方”。志愿者每年短暂的现场培训，则宣示了基金会与“梦想中心”的实际联系，使其不再仅仅是需要铭记的历史。“梦想中心”同时彰显了行动的公益意义和自愿意义，并将民间组织、志愿者、教师和学生联结起来，加以锁定，形成网络。而且，“梦想中心”又在日常的多种形式的使用过程中，嵌入到当地的生活网络。
互联网是一个更为活跃的“吸引装置”，基金会不仅使用互联网宣传自己、传递公益价值和理念进行共意动员，而且还利用互联网联结异时异地的行动者，巩固联盟网络。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其价值在于超越时空的限制将人们聚合起来。从资源动员的效果来看，互联网还只是基金会的补充媒介。作为非公募基金会，它的资金来源主要基于人脉资源，机构和专业志愿者也大多源于人际关系。不过，也有企业通过其官网了解以后而主动上门联系；志愿者招募也通常采用合作机构加互联网(如官网、微博等)的模式。不过，在真爱梦想基金会的公益行动中，互联网的作用更主要地体现在维护和巩固联盟之中。最初，基金会在其官网上开设了“梦想博客”，鼓励参与“梦想课程”的教师和学校撰写博客，加强相互交流。为了激励更为广泛、深入的参与，基金会2010年又推出“梦想银行”⑩，以积分的方式对教授“梦想课程”、撰写博文、参与基金会培训等活动进行评估，并给以不同的物质奖励。为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和公众媒介使用习惯，2012年3月，基金会开发出新的互联网互动平台“梦想盒子”(A dream Box)，“将门户、论坛、博客、社交网络、群组、相册和微博等功能集成为一体，实现了一次登录，多平台运行的功能”。此外，基金会也利用其他商业网站如新浪微博、QQ等进行互动。这些网络媒介将分散在各地的参与者联结起来，形成虚拟社区，实现异时异地的互动。比如，对于分散各地的乡村教师而言，博客和论坛让他们有机会与志同道合者交流，而不再感觉是孤军奋战。
真爱梦想基金会建设“梦想博客”、“梦想银行”、“梦想盒子”等虚拟空间的行为，也可视为联盟自反性建构的一种手段，它们为维持和巩固联盟具有积极作用。不过，联盟的自反性建构不仅仅在虚拟空间展开，在培训和支教过程中，明确而模式化的团队建设也是基金会建构联盟的重要措施。事实上，团队建设本身就是基金会给志愿者和乡村教师培训、志愿者给乡村教师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借助企业常用的“引导人训练”、“团队训练”等方式，基金会工作人员或志愿者要求受训对象组成团队、协商角色分工、在游戏和讨论中配合行动等。这些团队建设手段主要针对临时团队，可以帮助参与者迅速彼此认识、打破交流障碍、开展比较简单的任务，比如合作完成某一个游戏任务，或者在10天内完成支教工作。对于具有较大认同度的参与者来说，团队建设效果比较明显，比如“梦想教练计划”的开展大多比较顺利。当然，在行动过程中，也会出现角色僭越、角色冲突的现象，团队成员需要不断重新协商角色定位与关系，有时甚至需要基金会的干预才能解决矛盾。
对于大学生志愿者，基金会过去并未进行太多维护，只是将其作为“零散冗余资源”对待，但是这不仅导致临时团队的合作与行动困难，而且也不利于联盟网络建构。从2011年起，基金会开始在临时组建的下乡支教团队中加入具有一定梦想课程教学经验的“种子教师”，使得临时团队具有了一定的历史传承，年龄和身份差异也产生了互补效应，使其结构更为稳定。而且，在支教结束后，仍然具有行动热情的志愿者在基金会帮扶之下，又组成了“梦想沙伐旅”，以线上线下的方式继续关注、探讨梦想课程和公益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志愿者临时团队的不足，让一部分志愿者在支教团队解散以后能够在“梦想沙伐旅”中继续互动、维系关系，既有利于后续行动中的快速参与，又能巩固自愿与公益认同。
与“梦想沙伐旅”相似，真爱梦想基金会还鼓励对“梦想课程”有兴趣的乡村教师组成梦想“教师沙龙”，当基金会和志愿者离去以后，乡村教师能够相互支持、自我发展。教师沙龙多由邻近学校联合组成，开展课程观摩、交流、学习、培训等活动，基金会根据其活动情况与成果给予经费支持。有意思的是，获得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也被看做是教师沙龙的重要成果，这使得沙龙与教育主管部门也进行关联，是这一民间活动得到政府部门支持的又一手段与途径。
根据群理论，群参与者之间主要是弱连接；而在我们看来，合作领域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有强有弱，他们通过各种媒介和吸引装置的锁定，以及大量的自反性建构，建立起关系强弱不等、密度不一的复杂网络。比如志愿者，对于他们的动员大多获得了既有关系网络的支持，这些“嵌入的网络”往往具有强连接；而且他们之间强烈的认同也有助于相互之间强连接的建立。乡村教师之间也有类似的强连接。基金会理事还有部分成员任职于商业组织，这些成员与不同阵营的理事成员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当然，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如志愿者与乡村教师之间，关系强度往往要弱一些，相关参与者在行动中形成的弱连接，以更为松散的方式，通过传播媒介将不同群体联结起来。这样，在联盟网络之中就有了多个层次的网络结构，它们可以在不同时间、展开不同内容的行动，而且价值主张也不必完全相同。
从传统的组织理论来看，成员构成越是异质、分散，互动和有效关系维持就越困难，成本越高。但是，在社会运动中由异质群体构成的大型网络，由于存在多个同质群体作为次级网络，大大提高了网络的关系密度。这些同质群体在合作中起到桥梁中介的作用，并且促进了网络的活跃程度。同时，由于数字网络(互联网)的低成本、低风险和高灵活度等特点，联盟网络得以维持，而不需要创建新的结构形式，或者依赖外部制度支持(Coopman，2011)。真爱梦想基金会组建的各类群体，如“梦想沙伐旅”和梦想“教师沙龙”等，将相对同质的人群聚集起来、密切互动，再通过“梦想博客”、“梦想盒子”媒介等加以联结，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联盟网络。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阐述主要是以真爱梦想基金会为中心展开的，这并不表明我们认为基金会在整个联盟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恰恰相反，网络概念区分于传统组织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非中心性。在整个“梦想中心”使用和“梦想课程”教授过程中，基金会实际上已“退居二线”，主要由学校和教师自发、自主进行。虽然基金会也通过“梦想银行”等方式进行激励，但由于不存在传统组织的等级关系，这种激励措施也不具备强制性。“梦想沙伐旅”和梦想“教师沙龙”等组织形式的运作也由参与者自行设计安排，基金会只是提供一定的物质激励。当然，如果没有基金会的工作，整个网络无法建立、也不能维持。所以，真爱梦想基金会在整个联盟中更像是发起人和代言人。发起人可以催化联盟的产生，为其建立渠道，使各种能量和资源得以输入(范李等，2010)；而代言人则将联盟中的其他行动者的不同愿望转换成一个愿望，使得联盟能够以一个整体开展行动(Callon，1986)。
四、结语：合作领域生产的两重性
我们从共意动员和联盟建构两个方面阐述了真爱梦想基金会通过公益传播行动而进行的合作领域生产。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两个方面并非各自独立运作，而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从价值和结构两个层面共同生产了合作领域。也就是说，参与者的互动关系既得益于他们的价值认同，又进一步促进了价值认同；而公益价值的传播和各种形式的互动则共同创造并巩固了联盟网络。其实，在本案例的分析中，我们也并未将二者截然分开，公益意义与志愿意义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是沿着一个三级结构进行的；而在联盟建构过程中，人们互动与交流的内容则基于公益与志愿意义。
在以往的研究中，共享意义与关系结构通常被当作两个独立的领域对待。在探讨共意动员的时候，往往集中于象征符号或话语框架，而忽略具体的传播路径与关系建构；当分析组织或联盟建构时，通常又只关心结构和秩序，且多从利益而非价值角度来探讨架构关系，忽略了意义在其间的凝聚与纽带作用。本文希望通过案例研究表明，共意动员与联盟建构是合作领域生产中不可偏废的两个向度，即合作领域生产具有两重性。
同时，我们还希望指出，合作领域的生产既是公益传播行动的基础，又是它的产物。它不仅为特定的公益活动提供了可行性，而且创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以新的方式组织了公民社会，促进社会的组织化发展；同时，也给这个新的社会关系注入新的价值与意义，为其他更多的公益行动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这个合作领域又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仅可以为其他行动提供支持，也可能在其他行动中发展、变化。考普曼把这种现象称为“潜伏”(latency)与动员的并置，这在数字媒体出现之前几乎不可能；其结果则是使得“异议的网络”成为一个持久动员的过程，并且建构、维持了一个替代性结构(Coopman，2009)。在此，我们进一步把这些过程看做是城市化进程与公民社会建设的具体机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也可以看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两重性：行动网络建构与公民社会建设。
当然，合作领域生产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价值的传播与认同不是短时间的说教能够实现的，随着行动的一幕幕展开，参与者也许能够获得意识提升(克兰德尔曼斯，2002)，但也有可能在交往互动过程中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疑虑，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一声责备也会对参与支教的大学生形成负面影响。在联盟建构过程中，各种解构因素时常相伴相随，忙碌的工作、其他事务或公益活动等都可能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减少与联盟中其他参与者的互动与联系。真爱梦想基金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为了增强联盟的吸引力，有一定的效果，但毕竟没有强制力。也正因为此，合作领域生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参与者不断的投入和努力。
注释：
①本文的案例研究数据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从2010年12月至2012年8月，笔者陆续参加了真爱梦想基金会的一些培训、支教和内部会议等活动，进行了现场参与观察，对基金会管理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乡村教师、校长等进行了深度访谈，一些参与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也作为调查者撰写了田野日记和报告。另外，笔者还收集了基金会官方网站(http：//www.adream.org/)、相关媒体报道和一些内部文献资料。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和引文均来自这些田野资料。
②本文的“社会构成”概念受吉登斯(A.Giddens)影响，强调行动与结构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吉登斯，1998)。
③筹款数据来源于真爱梦想基金会官网，筹款来源比例和各类组织数据则由笔者根据网站资料计算、统计。
④真爱梦想基金会此处采用的动员策略即斯诺(D.A.斯诺)等学者所谓的“框架整合”(参见赵鼎新，2006)。
⑤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以此为主题对其进行报道。
⑥“真爱梦想”在动员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主打口号，出现在各种媒介和场合。
⑦其官网宣称已有60万名乡村师生及城市农民工子女受益。
⑧在拉图尔看来，只要是在行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存在都是行动者，以此来打破传统的主客体二分法。
⑨卡伦(Callon)与拉图尔也多有合作，对“行动者网络”(又称“转译理论”)亦有贡献。“吸引(interessement)装置”是卡伦“转译的四个关键因素”中的第二个。“interessement”是卡伦利用interest中“利益”与“兴趣”的含义新造的一个词，形象地体现了吸引装置激发兴趣、厉害攸关的含义。
⑩“梦想银行”是一个“以教师发展和教师奖励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激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