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中西科技及其哲学与文化基础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差异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1)04-0164-05
1954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 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总论》的“序言”中说：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就是中国科技史，乃至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化史研究中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多年来，人们围绕这一问题提出了种种看法，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是1982年10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成都召开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但在我看来，就此问题提出的种种看法尽管不乏精彩之处，却在基本出发点上走入了迷途。因此，我不揣冒昧，愿在此提出我的看法，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科学技术的宗旨：认识自然，征服和控制自然
我以为，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和“技术”，这一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其问题在于：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在根本上忽视了或者抹杀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知识和理论系统及传统，从而导致了对一些问题的误解，以至提出的问题成为“伪问题”。在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的确有“科学”和“技术”，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全部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与中国古代的观念、知识和理论传统几乎没有任何瓜葛。倘若看不到这一点，同样也会提出伪问题。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科学”和“技术”这两个词的含义（顺便说，在中国传统词汇里找不到这两个词语）。
“科学”(Science)，是有关自然或社会的系统知识与理论体系。构成科学的思维基础是逻辑思维，即在相信人类“理性”能够把握“客观真理”的前提下而规定的思维形式，由此形成了科学特定的思维范式：从概念或公理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出定理或结果。推理的方法一般为归纳（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和演绎（从一般到个别，从本质到现象）。为了使推理得以有效进行，需要有一套抽象的符号系统，如逻辑推理中的“所有的S都是P”，或者如物理学公式“S（距离）=V（速度）×T（时间）”。科学的目的是要揭示“为什么”，揭示“真理”（实质、本质、构造等等）。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产生的理论基础，它们往往与特定的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有着密切联系。例如，西方近代天体物理学的哲学基础是“日心说”和“相对论”。构成科学的理论基础又被称为“科学思想”。我们必须注意到，科学与科学思想实际上是有区别的，然而，人们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们并不否认二者有联系）。科学中的概念或公理是否正确、依据何在，并不能由科学本身来回答，而要由科学思想或哲学来回答，或者由实验来验证。微观经济学的产生，是特定经济思想的自然结果。“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和等于180度”，这个定理的正确性可以由实验来检验。科学思想与科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因果关系。
“技术”(Technology)，是实际的操作手段和方式，其目的性非常明确，即为了实用，要解决实际中“怎么做”的问题。它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可操作的、定性的、定量的、可验证的，以及为了达到特定目的所需的专门技巧。任何一种理论要获得实际的和实用的结果，都必须借助技术手段进行转化。因此，技术仅仅是手段，仅仅是方法，是过河的“桥”，载人的“舟”。技术的背后是精确的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
通过以上的简述可以看出，科学思想、科学、技术是既相关、又有区别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固然重要，而它们之间的联系更为我们所关注。这种联系大致上可以作如下表述：基本理论（思想）→实验验证→技术转化→实用结果。支配着这一关系链的是人类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如果抽掉理性和逻辑思维，那么上述关系链就将崩溃，科学与技术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要弄清楚科学和技术的含义及其来龙去脉与关系，而且还要进一步追问：人类为什么要有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们同人类有怎样的关系？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可能确立我们讨论的基本出发点。
所有这些问题只能由哲学来回答。
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人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根据这一原理，科学、技术是人类为了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基本手段之一。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离开这一目的，它们便失去了意义。它们满足人的需要——主要是人对物质的需要，而非精神的需要。人的物质需要的来源全在于人自身以外的世界，即自然。因此，科学和技术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同自然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去认识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
从上述前提出发，科学和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必然要涉及不同民族对以下几方面问题的理解：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自然观；第三，认识论与方法论。
古代中国与西方在上述问题的理解上迥然有别（详见下文），因而在认识、控制、征服自然方面各有其“道”和“术”。不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的确难以说明本文的主题。要言之，原产于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其根本宗旨就是要实现人对自然的认识、控制和征服。这一宗旨，恰恰与古代中国的自然观相背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说，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和“技术”，却有阴阳五行之说和“术”（道术、法术、术数等等），其目的绝不在“征服”和“控制”自然，而在为人所“用”。
二、西方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胜利
我们知道，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发源地是希腊。希腊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公元前800-400年左右）即出现了自然哲学的繁荣，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芝诺，以及希腊化时代的阿基米德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贡献，无人可以否认。
就我们所关心的而言，为什么在希腊会出现自然哲学（包括科学）的繁荣？答案只能到希腊人的生存方式中去寻找。希腊人是精明的商人，地中海沿岸多石的山陵地带决定了他们主要靠经商（以及战争，而非农业）生存。这种生存方式易于养成精于算计、理性、客观冷静的思维方式，同时，它也迫使希腊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努力去认识自然的本来面目，去探寻征服自然的途径（希腊神话正是这种愿望富于幻想和诗意的表达）。其次，希腊的奴隶制为哲人们的思考提供了前提。奴隶们承担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繁杂事务，这使得身为自由民的哲人们有足够的“闲暇”去从事各种活动（包括哲理的思考、科学观测和实验）。第三，出自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属冶炼术和精美工艺品的制作技术也对希腊产生了巨大影响，刺激了人们的占有欲和征服欲，以及探求欲。这些条件为希腊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温床。
从哲学上说，希腊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恰恰是古代中国所没有的）。人本主义(Humanism)的核心是在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二元划分的前提下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确信人是万物的主宰。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核心是坚信人的思维能力能够认识和把握客观真理，使人的愿望得以实现。后来，即便有动荡不安的希腊化时代、雄心勃勃的罗马帝国时代以及既辉煌灿烂又黑暗漫长的中世纪，但西方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并且还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和理性主义精神，也就没有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后两者正是前两者顺理成章的产儿。
及至“文艺复兴”晚期“宗教改革”兴起后的17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人类中心主义、启蒙精神、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多重推动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踏步前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马克斯·韦伯把这一历程称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历程。按照韦伯的看法，“现代化”的实质是，近代西方社会在“除魅”（即排除宗教一元化价值观的绝对统治）之后的理性化和官僚化趋势。“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模式，意味着工具理性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文化完全理性化，社会彻底官僚化，个人自由消失，意义之源枯竭。
“现代化”的核心观念是科学主义和启蒙主义，这二者是紧密相联的。就科学主义而言，它是有史以来“人类中心主义”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它相信人类及其理性对自然的绝对支配权，相信理性是无坚不摧的致胜法宝，相信人类应当不断进行开拓。这种精神形象化的代表便是德国文豪歌德的《浮士德》中那个浮士德博士。他的名言是：只有每时每刻去开拓，才能自由地享受。关键词只有两个：开拓，享受！这就是“现代化”！
无可否认，科学和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满足了人类对物质的需求和欲望，使人类的确可以任意地支配自然和改造自然。但是，时至今日，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极度发展，早已引起了我们至今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在物的层面，我们已经目睹了自然资源的枯竭，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甚至已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生物物种的大规模灭绝，人口的迅速膨胀。在人类精神的层面，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类物欲的极度扩张，人的全面异化，官僚制和科层制对个性的压抑与控制。所有这些难题，单凭科学技术是注定无法解决的。科学和技术本来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但是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桂桔。也许，这就是我们始终要面对的永恒的异化？
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一些社会批判理论已经作了深刻的反思和分析。例如，“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通过对自然科学基础的反思，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卡尔·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对传统科学的归纳法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全称判断的命题由观察到的个别事实归纳而来，然而从个别到一般只具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因此，要证实全称判断是不可能的；既然不能证实，那么就证伪。如果我们能证明“有一个天鹅是黑的”，那就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全称判断错了。另外，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理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科学理论”，也值得我们注意。
通过以上对西方科学和技术的产生、发展的简要回顾，我们想说明：科学和技术是西方特定的人本主义思想和理性主义精神的产物。它们既是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天使”，又是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恶魔”。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是整体上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我们的确可以“师夷之长技”，为我所用；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弊端是不是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警觉？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外侮，“救亡图存”几乎是百年来民族心理中挥之不去的主旋律，以至我们一再追问“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现代化的强国之梦成了全民族的共同理想。然而，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应当保持头脑的清醒。
三、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天人合一”自然观的结果
我们在前面已说过，古代中国没有酉方意义上的科学和技术，而有阴阳五行之说和“术”。它们皆源于古代中国特有的自然观和哲学思想。
与希腊相比，古代中国人的生存条件要优越得多。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温带气候养成了以粟为主的、精耕细作的自然农业经济。人们不需要与天斗、与地斗，仅仅依靠自然提供的条件，就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小康生活。靠天吃饭，对自然的依靠和依恋，就成了这种生存方式的自然结果。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自然不是与人对立的可怕的存在，而是生存的希望所在。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依赖与亲和的关系。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指把天、地、人及万事万物都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都是一个更高的、形上的“天”或“道”的具体体现。李约瑟先生对这种自然观是认同的，但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而我们中国人则对此心领神会。
对自然的尊崇成了古代中国各家各派和各种思想的共同特征（尽管“自然”一词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含义）。儒家哲学主要是一种伦理哲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现实中的人和人际关系，强调遵循天然的血缘关系和尊卑等级。“自然”在它那里的含义意味着天赋的人伦关系。它并不关注自然物，而且反对探索自然（实际上是主张顺从自然）。道家尊崇自然之“道”（“道”是存在之最高本体，“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主张顺应自然的“无为论”，反对知识、智慧、理性和逻辑。李约瑟认为道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对于中国人来说，道家的自然观是最自然不过的、最使人感到亲切的和最容易理解的。先秦的显学墨家，主要是小生产者的哲学，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的色彩，但它同样尊崇自然（它在物理学、力学、逻辑学、军事技术方面的贡献完全是为了解决实用的问题）。禅宗是中国本土化的一支佛教宗派，它的以心灵“觉悟”为核心的“心性之论”也把自然和生命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把自然物看成是“禅机”的显现，其实也包含着崇尚自然的思想。
按照李约瑟先生的描述，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先秦诸子百家（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汉魏时代（前科学或“伪科学”产生）→宋元明时代（技术发明的高峰期）→清代（西学移植与古代科学技术的终结）。应当说，这一描述大致上是不错的。然而，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补充。
在观念层面上，古代中国的“五行说”（水，火，木，金，土）和“阴阳说”构成了基本理论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人们对万物的理解皆由此出发（道家之“道”大体上也可以纳入其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人们主要根据内心体悟与个体经验，将它们合理地向外推及天地万物，以此来代替客观的观察、严密的推理、全面的分析和实验。后来，宋明理学与心学所倡导的“格物致知”，更进一步将这种体悟式的经验类推方法理论化，使之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实践层面上，古代中国的“术”（其种类之繁多，可另文专述）与西方的“技术”相当的大致有技（即实用技术）、术数、炼丹术等，其中后二者除了包含“技”之外，更包含有神秘和迷信的成分，与纯粹的“技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的“术”与体悟有着密切的关系，单凭理性是难以把握的，甚至是难以习得的。
将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之说和“术”与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天壤之别。倘若拿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可以找出一大堆证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缺陷”：缺乏抽象的符号系统；缺乏实验的理论基础；缺乏认识自然的纯思辩的兴趣；过度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缺乏分析、归纳、演绎的科学方法等等，等等。倘若以西方为尺度，我们的确可以说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和“技术”！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是落后的、不成熟的！证明这种论断最有力的例证便是中医和西医。用西医的观点看，中医的“阴阳调和、互补”以及“经络学说”简直就是荒唐的、愚不可及的“巫术”。用西医的解剖手段和放射手段，根本无法确证“气”和“经络”的存在与作用。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它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并且确实能起作用。
“西方中心”的立场，其实正是人们在讨论时完全没有觉察到的误区。人们或者竭力证明古代中国的学说“不科学”、是“前科学”、“潜科学”；或者竭力证明古代中国有“科学”，甚至还很发达。即使是李约瑟本人，也没有摆脱这一误区，尽管他对古代中国的成就大加赞赏。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可比的东西有意无意地搅到了一起，并且不自觉地站到了“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不自觉地认同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的普适性。
但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的确可以亲身感受到中医及其治疗手段的神奇勉力。同样，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中国功夫和中国气功的神奇力量。我们从来不会说它们“不科学”，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产生这些东西的文化氛围中，对它们心领神会，深谙其中奥妙，天生具有认同感。大概很少有人能否认这一点。刘勰所说的“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正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情形。
至于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则是另一回事。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完全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们的文化之根在西方，而不在中国。如果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确可以列出一些实实在在的原因，比如，中国近代在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软弱愚昧，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国家的贫穷落后，等等。这些原因确实不可否认，我们也无意否认。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在关注“落后”问题时，必须注意文化和观念的差异，必须反思西方的标准是否是唯一的标准，必须反思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给人类带来的困惑，必须反思如何改善人与自然（包括自然物、动物、植物、外层空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古代中国的文化里寻找到有意义的价值资源。
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例如人们经常提到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是中国特有的“天人合一”自然观的产物；西方的“声、光、化、电”之学，则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果。流行的观点（包括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至少在16世纪以前是“先进的”，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了。这种观点其实是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缺乏说服力。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以后，这种移植来的、与中国本土文化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知识形态和知识体系才在中国发展起来。因此，历史的追溯本来就应从近代开始，而不是从古代开始。古代和近代有着质的差别。
四、结语：与自然相对立还是和谐相处
如今，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科学技术成了推动这一进程的强大动力，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21世纪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然而，鉴于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教训，我们确实有必要同时思考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自然的极限：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资源是否是有限的？自然的极限是否存在？物质的增长是否有极限？自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观点以来，上述问题一直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论，而且，人们已越来越倾向于同意“罗马俱乐部”的基本观点。对这一观点的认同，导致了对17世纪以来的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更是一个要在行动上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的问题。
2.人类欲望的限度：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是否有限度？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否仅仅以满足物欲为目的？人类在追求物质之时，是否可以放弃精神的追求？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导致了“二战”以来人们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对“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之目的等一系列问题的探寻和追问。这些“终极关怀”的问题属于存在论的根本问题。我们的确必须对它们作出明确的回答。
3.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到底是自然的支配者、征服者，还是自然的产物和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否是完全对立的？人类与自然能否和谐相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导致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怀疑与批判，导致了本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生态运动”。如今，生态运动的观点已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1992年，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签署了《21世纪宣言》，承诺共同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科学技术并非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唯一“法宝”；我们在利用它们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必要的批判精神。唯有如此，它们才可能真正造福于人类。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在我们反思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时，思考上述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而不是对科学技术顶礼膜拜。
收稿日期：2001-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