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民众反蒋拥共心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共产党论文,民众论文,选择了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战争时期是国共两党战略大决战的时期，也是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生死搏斗的时期。斗争的结果是：号称强大的国民党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土崩瓦解，溃败到台湾一隅苟延残喘；共产党则以弱胜强，天随人愿地夺取了全国政权。关于国共两党的成败得失，人们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诸方面进行了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试图运用心态史学、比较史学的理论，对解放战争时期民众反蒋拥共心态产生的思想基础、发展状况及重要影响作一剖析，以揭示出共产党胜利、国民党覆灭的历史必然性，并借此机会求教于大方。
一、长期积淀的民族主义情感是民众反蒋拥共的思想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是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诩为天朝大国的满清政府，被帝国主义列强打得遍体鳞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处于瓜分豆剖、任人宰割的境地。这种严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到了即将亡国亡种的紧要关头。饱受外国侵略者凌辱和摧残的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达到了空前的高涨，全民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精彩地描述了中国人激昂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国人是十分讲究伦理道德的人民。两千多年来，他们对团体的忠诚超过他们对个人生活的追求。……当他们最后把对家庭的忠诚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并下定决心，认为为国家而战是正当的时候，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生命的那种精神，会使全世界感到惊讶。”（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日记》第89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正是依靠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兴，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情感更为强烈。谁顺应民心，谁就会赢得人民的爱戴与拥护。
为了消灭共产党，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府，蒋介石不顾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奉行勾结敌伪、献媚美国、出卖国家利益的政策，极大地伤害了炎黄子孙的民族主义情感。首先是利用敌伪力量，控制大中城市。8月11日，蒋介石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要求“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收复失地；命令沦陷区伪军“切实负责，维持治安……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收编。”（注：《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13日。）8月21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致电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之日军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直至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及负责长官到达接受为止。在此期间内，绝对不得交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会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和代表人员。”（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司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据此，冈村宁次命令所属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注：〔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为了利用日军抵抗八路军，蒋介石把冈村宁次当成座上宾，百般照顾，到后来则将其无罪释放。对此冈村宁次心满意足，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到：“降服以来，我还能继续在官舍生活，并有专用汽车。三餐中有一餐是面包，自昨日起面包不好买，但其他食品，仍由炊事员去市场购买单做，一切没有变化。”（注：〔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第7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此外，国民党当局还搜罗了其他战犯，如原日本第十三军参谋长土居光夫等，组成国防部第三研究所，专为反苏、反共提供情报。
据统计，华北地区日军除由八路军缴械者外，在美军及国民党军控制地区的共有26万余人，有94%没有缴械，大多变成了“剿共”的第一线兵力。仅华北和江苏北部因抗拒中共武装力量的正当受降而被击毙、击伤者就有7000多人。（注：〔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而被国民党收编的50余万伪军，则变成了国民党的“先遣军”，到处攻城掠地，阻击人民军队。试想一下，那些在中国曾经搞过“三光”政策，残害过无数生灵的法西斯战犯，不仅没有受到审判，而且堂而皇之地成了蒋介石的重要谋士；那些认贼作父，罪孽深重的汉奸伪军摇头一变，成了国民党依重的力量，这叫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如何能够理解？又如何能够忍受呢？
为了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南京国民党政府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以求得美国的援助。1946年11月4日，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署名，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美国全面攫取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特权。《中美商约》“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不平等条约，比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和1939年的《日汪协定》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中国近百年来与外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最残酷、最具有奴役性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因而被称之为‘新二十一条’”（注：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67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此后，美蒋又陆续签订了10多个不平等条约，如《中美航空协定》、《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中美救济协定》、《中美农业协定》等，把《中美商约》进一步扩大和具体化。通过这些条约，美国独占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控制了中国的农业、对外贸易和交通运输。与国民党正好相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作为自己重要的奋斗目标之一。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投入了消灭敌伪残余，没收敌伪财产，开展反奸清算斗争，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全党：“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解放区人民武装不顾蒋介石的阻挠，对一切不愿投降的日伪军发动进攻，猛烈扩大解放区。在8月9日至年底的大反攻中，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5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这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方面，共产党则代表了人民的心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帮助国民党垄断受降权、运送军队、在调停中偏袒国民党，给予了揭露和抨击；对于国民党将国家主权出卖给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商约》签订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中美条约是不平等的，将来一定废弃。11月4日是中国新的国耻纪念日”（注：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5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此后，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宣布：“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3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针对美军的挑衅行为，人民武装站在自卫的立场，予以有力打击。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美军为了配合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先后制造了唐山事件、安平事件、九台事件、胶东事件等，以武力进犯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则不畏强权，坚决反击，俘虏了许多美国军事人员。当英国的军舰阻碍我军渡江作战，并开炮打死打伤252名解放军时，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开炮击伤英舰“紫石英”号。毛泽东针对英国政府扬言要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施报复的叫嚣，发表郑重声明：“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从而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维护了民族尊严，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中华民族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已饱尝了被帝国主义任意践踏、宰割、侮辱之苦，而抗战的胜利，为人民提供了一个自立自强的机会。但是，美蒋勾结、蒋日伪合流，剥夺了人民的这种权力。由此，民族自尊独立的情感，再一次被强烈地呼唤出来，使得蒋介石孤立至极，陷入人民大众的包围之中，其灭亡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代表人民意志，自然受到人民爱戴和拥护，其胜利也是必然的。
二、对和平的强烈愿望是民众反蒋拥共的心理反应
对和平的向往是中华民族自1840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的强烈愿望。抗战胜利后，中国处于和平与内战的十字路口，国共成为主宰中国前途命运的两大政党，是和平建国，还是发动内战，这是顺从民意，还是逆反民心的关键问题，也是评判国共两党优劣的试金石。
从鸦片战争到抗战胜利，中国社会始终处于空前剧烈的动荡之中。帝国主义列强的一次次野蛮侵略，大清政府的一次次割地赔款，北洋军阀的混战不已，国民党的内乱频仍，致使中华大地千疮百孔：农村经济衰败不堪，民族工业步履艰难，商业贸易一蹶不振，广大民众处于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生死两难的水火绝境。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极其渴望在胜利之后，“一切苦难便都可以解脱，一切的对于生活和生命的威胁，便都可以除掉”，“从此可以安居乐业，可以享受‘升平’之福，挺起胸，直起腰，用自己的手和脑，积极的、勇敢的、兴奋的，为光荣的中国，从事于建设的工作。”（注：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7卷第433～4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至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中国妇女联谊会等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则纷纷发表政见，强烈呼吁和平与民主。然而，这一强烈的美好的愿望被国民党的内战行为打破了。
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建立独裁统治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但面对不利的军事态势和亿万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的形势，蒋介石采取了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是通过美国总统杜鲁门垄断了中国战区的受降权，利用美国海空军运送军队，并同日伪军合流，抢占控制战略要地；一是玩弄假和平阴谋，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商谈国事”。其真实用意是：如果毛泽东拒绝赴渝谈判，他便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不要和平”的大帽子扣在中共和毛泽东头上，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时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总主笔、蒋介石的智囊陶希圣叙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并一语道破了天机：“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注：《重庆谈判纪实》第419页，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但由于其内战决策已定，假戏难以真作，故尔暴露无遗。
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密示所属：“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注：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为了向中共方面施加压力，蒋介石于9月上旬命令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命令第五战区刘峙部抢占平汉、陇海铁路各要点；于9月30日密令第九战区薛岳部进攻信阳、礼山一带的新四军；于10月9日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第六战区孙蔚如部“围剿”长江南岸的共产党军队。《双十协定》签订后，在蒋介石指令下，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围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进犯晋察冀解放区；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部进击热辽解放区。既使在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后，国民党仍然沿津浦路向山东解放区推进，并在东北大打出手，直至1946年6月挑起全面内战。国民党的内战行径撕毁了《双十协定》，同时也破坏了政协决议，又把广大人民推向了内战的深渊。
国民党挑动内战，破坏和平民主运动的行径，打破了人民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使人民对蒋介石政府仅有的一点信任也全然丧失。著名作家朱自清在1946年写道：“中国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一般人都挣扎的生活着。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太快了。”（注：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1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这非常形象和确切地反映了抗战结束一年间人民群众的心态变化。人民在和平的幻想破灭后，便将怨恨发泄到蒋介石头上。当时有一首《你是一个坏东西》的歌，歌词这样写到：“……坏东西，拉夫抽丁，征粮征米，拆散父子，拆散夫妻都是你，你的心肠和魔鬼一样的，别国在和平里复兴建设，只有你成天的在内战上玩把戏。你这个坏东西，真是该枪毙！……”（注：陈孝全著《朱自清传》第26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抗战胜利后，一直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和平幻想的民主党派，也从一系列血案中清醒过来。中国民主同盟公开表示：“时局愈来愈黑暗、愈危险了。继较场口、下关这一大串血案而起的，是政治暗杀手段，我们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先生七月十一日在昆明已被暗杀了。……这说明中国今天是无法无天的黑暗政治世界，民主人士的生命在今天没有丝毫的保障，近来封闭杂志，烧毁报馆，杀戮编辑，已经成了一种公开普遍的风气，民意已经完完全全的被摧残了。”“这不止有损政府威信，实际国家已不成国家。”（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90、17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茅盾在《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以身殉民主，这告诉反民主分子：暴力不能摧毁人民之要求。也告诉：不流血而实现民主，在中国是一种幻想。”就连美国人也表示：“凡此种种均足以加强吾人对国民党顽固分子反对政协之忧虑。”（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0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厌蒋、反蒋的情感。联合社记者报道说：“沿海各地及东北各主要城市人民渴望和平，其反对内战从未有如此一致者，农民、学生、商人、记者、菜馆职员以及妇女老人，莫不异口同声地说：我等应停止此种无意义之战争，恢复平常生活，一般流离失所，饥饿乏食之人民，面上无不有此同样表示。”（注：《解放日报》，1946年8月8日。）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国统区人民要和平，反内战的言行逐渐汇成一股洪流，形成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博得了人民的一致拥护。早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党便把“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为一般纲领。1945年8月25日，中共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宣言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针对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中共中央作了认真分析和反复斟酌，即绝大多数中国人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苏美英等大国，不管其动机如何，也都不愿意看见中国爆发内战；蒋介石发动内战还有许多困难；中共力量有了很大增强。在此情况下，“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参加谈判，力争国内和平，同时拆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面目，以教育人民。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飞抵重庆，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国内外记者纷纷发出专电，称颂毛泽东的伟大气魄与胆略，赞扬中共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大公报》在8月29日以“毛泽东先生来了”为题的评论中说：“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一件大喜事。……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成都市《华西晚报》在评论中说，毛泽东到重庆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胡其瑞等民众在致《新华日报》编者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赞颂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认为“毛先生之来，是关系全国命运的大事。”“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是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希望即将开始的谈判完全成功。”（注：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293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谈判过程中，中共为了促使谈判成功，击破国民党鼓噪的中共对谈判无诚意的谬论，主动提出愿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解放区之军队撤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然后再把部队集中于鲁、冀、察、热、晋、绥及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努力下，国民党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对此，毛泽东主席给了很高评价，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事实确是如此，在此后国民党进行的一系列内战行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共产党则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牢牢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此后，中共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作了不懈的努力，无论是在马歇尔调停期间，还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均殚精竭虑，奔走和平。但是国民党的内战行动却越来越严重。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华北重镇张家口，堵死了通过国共美三人军事会议解决中国政治军事问题的道路，马歇尔调停失败。11月1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召开，“和谈大门已由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了。”（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人民和平民主建国的美好愿望被国民党蒋介石彻底毁灭了。
历史已经证明，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反对，逐渐失去了民心，国统区出现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共产党顺应民意，主张国内和平建国的诚意，赢得了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指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中共便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开始战略反攻，国民党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可见，能否满足人民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是国共两党失败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人类本能的生存需要是民众反蒋拥共的最根本原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实行的祸国殃民政策，使老百姓无法生存，其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从而引起人们的强烈反抗；而中共实行与民土地，发展经济的政策，则赢得了民心。可见，本能的生存需要是民众反蒋拥共的最根本原因。
应该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影响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蒋介石成了国家与正统的化身，善良质朴的中国老百姓把他当作神来顶礼膜拜。当蒋介石步入南京、上海、沈阳等地的时候，他一次次面对狂呼“蒋委员长万岁”的人潮；当国民党军刚进上海时，“数十万市民拥挤于道旁，舞旗挥帽”，在市区搭起彩牌楼，“挂旗扎彩，满街都是”（注：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7卷第4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此，国民党首要人物之一李宗仁也承认“国民党究属正统，沦陷区人民，尤其东北人民，处于敌伪治下，身受水火，久望王师。”（注：《李宗仁回忆录》（下）第89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关于这一点，解放军高级将领罗荣桓、黄克诚等在给中共中央的文电及后来的回忆录中，都坦然承认了民众那种“想中央，盼中央”的心理。然而，国民党却没有把握住、利用好这一大好局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实行的反动政策，很快使民众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丢掉了盲目的“正统”观念，转而投身到反蒋的阵营之中。
最先使老百姓看到的是国民党在接收中的贪污腐败。战争期间，日伪以掠夺和压榨和勒索，在其占领区积蓄了大量财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虽然制定了一些接收政策，但却没有实效。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的各级机构与接收大员，根本不把国家和人民放在心上，他们贪婪地搜刮民财，巧取豪夺，把个收复区搞得乌烟獐气，怨声载道。据统计，上海的接收机关多达89个，杭州有28个，天津至少23个，北平至少有29个。如此众多的接收机关，虽说分工不同，职权不同，但接收起来都想多占则同。对于同一接收对象，“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的现象到处发生。上海是重点接收区，蒋介石派嫡系将领汤恩伯前去接收。为了争相接收一所日人俱乐部，汤的军队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互相开枪射击，死伤多人。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为了霸占九台县的造纸厂和吉林市哈达湾的水泥厂，特派两排武装警察，用武力赶走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的接收人员，日夜盗运贩卖制成品。至于抢夺房产、车辆的更是不胜枚举。对此，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亦承认：“有擅行接管者有隐匿不报甚至拒不移交或占据房屋不肯迁让甚至拒绝清点诸种事情”为此，下令“不论党团军政机关驻军部队个人应即迅速遵照规定移交有关机关接管”，违令者将“依法究办”（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训令”。），但一纸空文又如何能遏止那些“接收”大员们贪婪的欲望呢！至于“接收”后，大吃大喝，一掷千金就更不足为奇了。据报道，南京“安乐酒店近来开了一个光明餐厅，入夜灯红酒绿轻歌慢舞，门前排了一字长蛇阵的流线型汽车……夫子庙白天是那样的冷静，夜幕降临，高朋纷纷……一席数千金，还大喊‘便宜便宜’！一夜数万金，还大喊‘值得值得’！”（注：王彦民著《蒋介石与国民党腐败》第16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生活的腐化，弥漫着整个收复区。
国民党在经济接收中的种种弊端，给收复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收复区人民群众讥称那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金子、料子、婊子）、“三迷成风”（财迷、色迷、官迷）、“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当时，北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注：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第9卷第119页，中国书店1999年版。）反映了收复区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对此，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毓麟，曾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注：邵毓麟《胜利前后》第76、87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蒋介石也承认：“由于在接收中许多高级将领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注：《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26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伴随着经济的“接收”和全面内战的爆发，国统区的经济由短暂恢复，迅速恶化，直至最后崩溃。由于国民党把社会财富消耗在战火之中，造成军费激增，财政金融破产。1946年，全年财政总收近2万亿元，支出为5.6万亿元，赤字达4.3万亿元，占支出总额的78%。1947年，财政总收入为13万亿元，总支出45万亿元，赤字达27万亿元，占支出总额的643（注：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67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滥发纸币，大搞通货膨胀，从而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据除此之外，国民党还疯狂地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征兵抓丁，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国统区已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对此，国民党安东省主席高惜冰在向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提出的辞呈中描述到：“农民饥苦未除而倍增，工人失业未减而愈重，商家贫困无术依旧停业，行旅因道路阻险而裹足不前。”（注：《东北日报》，1947年8月17日。）高惜冰描述的只是1947年8月以前的国统区状况，而1948年8月后的悲惨状况则令人目不忍睹了。全力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承认：“教师和各个阶层的一切专业人员，包括各级政府里一些有名气的公职人员，生活情况尤为悲惨。”（注：〔美〕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81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幕僚唐纵不无绝望的在日记里写道：“全国公务员、教职员和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不了，天灾人祸，物价高涨，大家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此时强者铤而走险，弱者转死于沟壑。”（注：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618页，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乃致社会上本来对党有了解、有同情的人士，也一天天和党的距离疏远。本党的政权，无异于唱没人看的独角戏。”（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对此，蒋介石在1948年11月5日的日记也不得不承认：“最近军事与经济形势，皆濒险恶之境，一般知识人士，尤以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政府诋毁污蔑，无所不至。盖人心之动摇怨恨未有今日之甚者。”（注：〔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四册第47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完全丧失了人心。当时，国统区流传的一些民谣，反映了人们对国民党政权的厌恶与唾弃。“新一军，新六军，军军抢人”；“民政厅，财政厅，民穷财尽”；“征钱粮，抓壮丁，要钱要命”（注：《东北日报》，1948年10月10日。）“东求神，西烧香，国民党来了苦难当。小伙子抓去当国兵，媳妇娘们遭了殃。衣服、首饰被抢光，鸡鸭牛羊被杀光。三光！三光！”（注：《东北日报》，1947年7月4日。）总之，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不仅失掉了民心，而且直接促使国统区政治危机的总爆发。
人们群众无法生存，纷纷揭竿而起。上海、天津、北平等三十多个大中城市，爆发了各种各样的反抗斗争。广大学生相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捍卫学生自治会学潮、反美扶日学潮、上海“八·二六”学生运动、北平“七·五”学潮等。
朱自清有感于学生“反饥饿”运动，写了一篇《论吃饭》的文章，文中感叹到“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注：陈孝全著《朱自清传》第29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反映了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与学潮相呼应的是，1947年5～6月间，苏、浙、赣、皖、鲁、豫、鄂、川、湘、粤等省的40多个大中城市，爆发了抢米风潮。饥民们捣毁粮店、政府机关，甚至活捉了当地县长。至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国统区真正形成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统治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是逐渐提高的。人民从共产党实行的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一系列政策中，在与国民党祸国殃民反动统治的比较中，真正看清了国共两党的本质，从而确定了拥护支持共产党的决心。
解放战争初期，人民群众尤其是曾经沦陷过地区的人民，对共产党了解不多，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因而对共产党军队另眼相看，甚至采取敌视态度。到达沈阳后的罗荣桓深切感受到，市民“还盲目相信‘中央’政府，见我军服装破旧，枪械不精，举止言谈‘土气’，尽管我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也总是敬而远之。”（注：杨国庆、白刃著《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到：“老百姓不明真相，我军一到，他们就纷纷躲藏起来，来不及躲藏的人也是紧闭房门，怎么敲也不开门。部队宿营时想向老百姓借点柴草用，根本借不到。”（注：《黄克诚自述》第20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那么，共产党是怎样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获得人民支持的呢？
中国老百姓是最务实的，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让他们听看得到、体会得到的政策。共产党则针对老百姓的需求，实行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政策，如政治上建立了民选的三三制的廉洁有效的各级政府，积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经济上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保护中农和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努力发展多种经济；军事上制定了秋毫不犯的军风军纪，以及争取国民党中爱国官兵起义投诚的光明政策；文化上积极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促使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了土地改革，平分土地。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共产党赢得广大农民支持的最重要的政策。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占人口的80%以上。因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抗战胜利初期，中共继续实行抗日战争期间的减租减息政策，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到了1946年春夏之交，中共根据广大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以及蒋介石已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发出了“五·四指示”，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奋斗目标。1947年9月，中共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各项政策的贯彻，到1948年底，在老区半老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老区1948年主要是复查），在1.5亿人口的地区约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广大群众从切身体会中，从与国民党的对比中，感到共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国民党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于是一首民谣写出来了：“中央好，中央强，中央打仗为哪桩？中央打仗为花姑娘；八路军好，八路军强，八路军打仗为哪桩？八路军打仗为老乡。”一副对联贴出来了“共产党在深山修身养性，八路军出古洞普救众生。”横匾是“一定成功”。（注：《东北日报》，1947年6月29日、8月28日。）这不只是一首民谣、一副对联，它反映了老百姓彻底扫除了盲目的正统观念，转而全力支持共产党的心态变化。
土地革命的胜利，废除了统治中国近3000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使全国数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解放了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生活。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的广大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反蒋的斗争之中。当时，东北有一首民歌反映了广大农民与共产党、解放军血肉相连的心态：“从这疙瘩到那疙瘩舌头紧靠着牙，民主联军和老百姓守住东北守住家，东北是我们家乡拼命保住它！眼泪里长着苗鲜血中开着花，打败那敌人保住我们的家！”据统计，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华北近百万、东北160万人参军；民兵参战者近229万人，作战115700余次，共歼敌20余万人；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山东有580万人，冀中有480万人随军出征（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下册第317～31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农民群众的全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胜利的重要保证。
由此可鉴，人们自身生存需要的本能的能量是无比巨大的。蒋介石反动的内外政策，几乎剥夺了人民的生存权力，自然而然受到人民的有力反抗，其灭亡是必然的；共产党实行的与民生息政策，大得人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其胜利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综上所述可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的勾结敌伪，献媚美国，镇压民主，发动内战，巧取豪夺，鱼肉百姓的内外政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不得人心的。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由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之外，再无出路。”（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可以说，国民党统治在大陆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失去民心的结果。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实行的力争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坚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与民休养生息，分给农民土地，发展多种经济的政策，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从而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因此说，共产党取得天下，是老百姓拥戴的结果。民众反蒋拥共的心态变化，决定了国共两党失败与成功的不同结局。因为它符合人们心理发展的一般定律，也符合“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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