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虎[1]2002年在《中国20世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迭与语文教育》文中指出20世纪是文艺复兴后全世界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世纪,也是世界文化融合最自觉的一个世纪。20世纪是中国打开国门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国受传统的封建的残余思想压迫的一个世纪。20世纪是现代语文教育从无到有的一个世纪,也是语文教育在我国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艰难成长的一个世纪。 本文从清朝末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后关起门来搞建设和改革开放几个时期来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并试图解释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 清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要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所领导,这使得语文教育也体现出改良精神,在封建教育中融入了实用教育,但总体倾向仍是封建的、保守的。它打破了科举制度的禁锢,建立了新的学校系统和教学制度。于是,和现代语文教育内容、规模、要求近乎一致的国文科,1903年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设起来。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五四运动中“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加盟动摇了孔孟的一统天下,社会上出现了关心政治、追求民主平等的心态,思想空前解放。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也突出表现在对自由与民主思想的追求上。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都直接影响了语文教育,胡适认为语体文进入教科书至少使中国教育的革新提早了二十年。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为指导思想,语文教育上也一方面体现“人民民主”的大众教育的特点,一方面体现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相结合的“专政”特点。 建国后由于国际“冷战”形势、前苏联的影响和国内左倾错误的泛滥,语文教育也失去了本来面目,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教学效果很难保证。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铭记。 “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于1985年如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定性。“第二次”是相对于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第一次革命而言的,它不仅是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同时还是一次思想观念的革命,百花齐放是此时意识形态的特点,多元化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格局,国际性与民族性的融合为语文教育的前进提供了动力。 当前,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的不满,正反映了语文教育与当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教育先行。语文教育应以自己的方式反作用于主流意识形态,变被动为主动,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个性和前瞻性将是语文教育的走向。
张斯妮[2]2010年在《建国初期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统一之路探析》文中指出中小学教科书作为各大中小学校教学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教学内容的载体,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历届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将其作为引导学生社会化、巩固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往往社会变化越剧烈,对旧教科书的推翻越迫切,对新教科书的建设越渴求。因此,在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中国从此摆脱了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样一个特殊社会发展时期,新的政府必然要求教科书迅速作出反映,以迅速改变人们的思想,实现新社会的整合。本文试图在掌握大量的建国初期中小学教科书实物文本的基础上,通过研读相关教育及出版等方面的历史资料,理清1949至1953年建国初期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准确把握这一历史过程的规律特征,在此基础上反思中小学教科书统一的经验,为当今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有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概要性地介绍了建国初期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统一之路研究的缘起和意义,重点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时间进行界定,明确本文的研究边界。而后在综合分析了建国初期中小学教科书的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理清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统一之路出现的现实选择。从外部促进因素——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内部促进因素——建国初期教科书本身的复杂局面两个方面深层探索在建国初期短短几年内中小学教科书迅速要求走向统一是当时现实选择的必然结果,为下一章的统一之路实现的具体过程的探索做铺垫。第叁部分:统一之路的实现。通过历史还原,理清建国初期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统一的五大措施:明确了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公布了中小学教科用书表、成立了国家统一编辑出版的专门机构、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规范了全国的中小学学制;描述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以来教科书统一的路径,包括有选择的沿用和有重点的改编两个时期。第四部分:统一之路的特点及反思。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分析建国初期中小学教科书走向统一的两大特点:统一路径的强应急性以及统一意向的强政治性;反思统一过程中的经验:第一,高度重视,制定明确的教科书政策;第二,加大力度,建立具体可行的教科书管理制度;第叁,广开渠道,构建教科书的质量规范之网等方面来指导当今中小学教科书的建设发展。
闫雅婷[3]2015年在《百年高考作文命题演变研究》文中认为高考作文命题,兼涉对考生写作实力、思维潜能、表达功力、价值取向和人格品质等多项能力指标的考查,不仅牵动着考生个人的命运,还对我国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研究高考作文命题,有利于发掘我国宝贵的考试经验,提高高考作文命题与写作教学的水平,同时丰富我国的考试文化宝库。本论文以我国语文独立设科至今百年以来的高考作文命题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对高考作文命题受时代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而不断嬗变的历史轨迹与发展特征进行梳理总结,以期对其未来发展作出某些理性构想。基于以上思路,全文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目的与意义、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就百年高考作文命题史据其不同阶段特点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展开论述。第一章为五四以前(1904——1919)高考作文命题的艰难发轫与现代变革期;第二章为民国时期(1919——1949)高考作文命题的现代化探索与初步定型期;第叁章为改革开放前(1949——1977)高考作文命题的波折与断裂期;第四章为新时期(1977至今)高考作文命题的回归与继续发展期;最后一章在前四章对我国百年高考作文命题形式与内容演进之轨迹特点回顾总结与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一些理性的展望。
方成智[4]2010年在《艰难的规整》文中研究说明教科书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的载体,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教科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教科书是从众多的文化知识里精选出来的文本,在知识准入教科书的过程中,国家必然会介入其中,因此,教科书又是国家主流价值观的物质载体,它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现实的内容。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十七年的时间尽管不长,但在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大变革时期。新中国十七年的教育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变幻的运行轨迹。在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始终贯穿着制度化、正规化与政治化、革命化之间的对立、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促进学校教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保证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教科书中的贯彻落实,国家是如何规整中小学教科书?在规整过程中碰到哪些困难?究竟有哪些力量在冲突和斗争?这些引导着本研究的展开。本研究采取系统分析和重点深入研究相结合的思路,采用时间与问题结合的方式安排结构框架,力求在详尽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知识与权力的视角,探讨新中国十七年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充分关注传统与变革、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多方探寻国家是如何规整教科书的,反思其经验与教训,并就如何规整当前教科书提出了建议。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为规整的缘起,第二章为规整的策略,第叁章为规整中的博弈,第四章为规整的反思。各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研究教科书规整的缘起。从叁个方面探讨了新中国十七年国家对教科书进行规整的缘由。首先,教科书的规整是国家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任何一个新生的国家和政府要想长治久安,必须首先要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地位,培养广大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和忠诚,而这种认同则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特别是教科书对特定思想的灌输来完成。可以说,教科书是获取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渠道。其次,教科书规整也是教育及教科书自身发展的需求,只有通过规整才能使教科书摆脱建国初期的混乱无序状态,才能提高整个学校教育的质量。再次,教科书规整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然。随着我国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步建立,教育领域概莫能外,政府明确地制定了教科书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第二章分析了教科书规整的策略。新中国对教科书的规整是从借鉴、模仿开始的。主要依赖叁个方面的经验:延安经验、苏联经验、民国经验。叁种经验各有千秋。延安经验来自老解放区,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的宝贵经验,但它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战斗的痕迹,与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苏联经验是当时比较成熟的、或者说是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代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它植根的土壤、成长的文化氛围、国情背景与我们有较大的差距。民国经验源自西方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注重质量,反映了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政治的原因,它是我们刻意回避的乃至斗争的对象,当然,实际上是我们是无法回避的。理想的状态是吸收叁者之长,为我所用。事实上,新中国十七年中,政府也在想办法寻求叁者之间的均衡,可惜没有做到。第叁章剖析了教科书规整中各种力量的博弈。教科书是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结果。教科书是教育决策者、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影响学校教育的一个缩影。因此,在教科书规整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冲突和斗争。从叁个层面展开:一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新势力与代表资产阶级的旧遗留的博弈,二是本土经验与外来经验的博弈,叁是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激进派或者说革命派与代表传统教育的保守派之间的博弈。诚然,在教科书规整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干预是必要的,但要适度。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从推翻旧中国到治理新中国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其所秉承的革命情怀和狭隘的边区政府管理经验,与要结束国家的贫弱状况、迅速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所要求的技术专长和平稳的行政管理很难兼容,所以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风云变幻莫测、种种冲突不断。在对待教育问题上,在教科书的规整中也是如此。一会儿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会儿弘扬延安经验,开展群众运动;一会儿以健康的名义要求减负,一会儿以质量的名义强调“双基”教学。其实际在于中央行政干预过多、过度,无视教育教学本身的规律,导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举棋不定,客观上也使得教科书的规整动荡、曲折、艰难。第四章探讨教科书规整的反思。首先,总结了教科书规整的经验与教训。通过规整,逐步规范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形成了教科书管理的“国定制”,统一编制、统一出版,既保证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学校教育中的有效贯彻,又提高了中小学教科书的质量。当然,规整也导致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的垄断。这种垄断弊端在于:难以适应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不平衡状况;难以适应不同个性的学生的需求,不利于因材施教;没有竞争,不利于教科书的健康发展。其次,反思当前中小学教科书的建设。在国家对中小学教科书实行“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的今天,教科书规整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措施有:第一,要严格审查教科书编写者的资质,确保教科书的品质。第二,不断完善教科书的审定工作。第叁、努力规范教科书的发行和选用工作。总之,规整可以提高教科书的质量,规整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各方的无序竞争而带来的巨大资源浪费,规整有助于遏制教育腐败。但规整不等于统一,规整本身不排斥教科书多样化的发展,规整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陆颖[5]2014年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文中提出本论文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以傅东华初译(1935)与重译(1959)《珍妮姑娘》为个案,探讨社会文化语境转变、译者主体成长和两者关系改变对重译《珍妮姑娘》的动机、目标、过程的影响,从而历史地评价译本,.归纳译者翻译风格和思想的发展历程,探究重译的本质特征和个案批评研究的模式。本研究首先以译本为起点,将两种译文置于叁维立体的文本空间中,在细读比对基础上,探寻两个译本翻译策略和译文风格转变及傅东华翻译风格的独特性和时代性。而后以译家为主线,译史为背景,通过译者着述、译作序跋、出版广告、政策文件等大量一手史料再现傅东华初译和重译《珍妮姑娘》的历史现场,参照傅东华在整个翻译生涯中的成长和转变,从译者主体和社会文化语境两方面,点线面结合地勾勒语境差异与傅东华惯习转变对重译的影响,以及语境与译者的相互关系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从而全面、客观地评述两个历史语境中的译本、译家、译事、译史,多层次地审视译者和两个译本的历史地位,并归纳重译的独特性和个案研究的模式。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叁点:第一,重译本和初译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这不仅是版本演进和文本更新,更是语境转变、译者发展及两者关系变化的结果。重译本《珍妮姑娘》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出强烈的人民性,接近工农大众需求,是新中国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重译的出版受国家赞助,与国家政策主张保持高度一致,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文学构建,参与汉语规范统一和文艺大众化。译者傅东华由左翼时期雄踞文坛中心,转为解放后在文坛边缘徘徊,翻译中更多表现出对国家意志的接受和顺应,也凝结着24年中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调和。这些变化最终铸就了重译本的“人民性”,使译本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文化历史性。第二,《珍妮姑娘》的两度翻译折射出傅东华翻译生涯发展的大致轨迹。他对翻译始终寄予极大期望,系读者于心,以高度使命感严肃对待,视忠实为翻译的终极追求,但他又直面现实,顺势而为,经历了从最初的形神兼弃,到20-30年代的舍神留形和40年代的求神胜形,最后到解放后的神形兼求的过程。第叁,这一重译个案也体现了重译为异重译、因译而异、异中有重的本质特征,揭示出重译活动的复杂性和文化历史性,有力地驳斥了“重译复译假设”和重译“贵在超越”论。因而,研究和评价重译活动需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以“译本-译事-译家-译史”的框架,情境化地加以评价。
王海[6]2017年在《高中材料作文嬗变及教学对策研究》文中指出作文是语文教学的重镇。作文教学的成败,关系到学生培养能否符合民族文化素质的要求。作文成了高中语文教学退无可退,避无可避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也是当前语文教学发展与改革的“老大难”问题。新课程改革以来,材料作文越来越受到高考命题的重视,成为高中作文命题的主流样式。材料作文取料广泛,立意空间开阔,最能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引航学生自我人格的完善。然低效的符咒,始终困扰作文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在材料作文独占鳌头的今天,审视材料作文嬗变,探索改善高中材料作文教学的对策成为破解当前作文教学困局的关键选择。本选题研究坚持明晰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认真考察高中材料作文的历史发展、命题理念更迭及材料作文嬗变在高中作文教学中的实践表征,探究其中深层次的历史动因,探索因应高中材料作文教学的对策,展望材料作文的发展路径。论文将理论探讨与实践观察相结合,聚焦材料作文的历史进程、教学实践和发展路径,主体内容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着眼高中材料作文的历史进程分析,从滥觞发端、萌芽成型、发展革新等五个阶段对材料作文进行追根溯源式的历史考察与分析,发掘材料作文演变的历史成因及相关的语文教育理念更迭,把握高中材料作文与语文教育的发展规律。同时从命题、教学和功能叁大方面探讨材料作文嬗变在高中作文教学中的实践表征,在整体上感知高中材料作文教学的现实意义与独特价值。第二章探究高中材料作文嬗变的哲学归因,在前一章对材料作文历史进程分析的基础上,探析材料作文嬗变的哲学动因。材料作文交错着语文教育发展、语文教育思潮的演变,从工具论、人文论、认识论和存在论诸角度,深刻揭示材料作文发展的基本思想逻辑。第叁章探索高中材料作文的教学对策,基于前两章对材料作文嬗变的历史考察和哲学归因,以实证的思维具体描述材料作文教学存在的常态化缺位、实质性错位和权威性越位的乱象,审视高中作文教学中潜在的应试化、功利化、人文化、技术化和形式化危机,从材料作文教学、训练和评价等方面提出相洽的因应策略。这种近乎全景展放式的材料作文教学实践研究为构思材料作文教学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思维路向。第四章展望高中材料作文的发展路径,从更新命题理念、深化命题立意、充实命题内容和丰富命题形式等角度,展望材料作文发展的前景。这既是对材料作文历史发展的回应,也为今后高中材料作文教学发展提供颇具前瞻性、可预测的实践指向。本课题在研究中清楚厘清界定了“材料作文”的概念,力图结束材料作文在概念认知上的混乱。首次爬梳高中材料作文的历史发展轨迹,揭示材料作文才是作文教学的源头和根系,进而提出提出材料作文教学的构想,认为回归材料作文教学,回归以言语思维为核心的作文教学,就是回归以“人”为主体的言语实践教学。在材料作文教学策略的研拟上,注重结合教育心理学选择确定教学内容,分析教学任务,构思教学设计和教学训练。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强调指向教学实践的理论研究,发挥理论研究对材料作文教学实践的引领作用,注重史料、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发掘材料作文教学在立体多维的研究视角中的潜在价值与实践意蕴。
赵燕[7]2016年在《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借鉴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梳理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发展线索,即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独立性起步,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式发展,再到反思期和深化期。在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始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并以近40年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其发展历程。为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以一部《教育杂志》期刊的起伏演变为缩影,从中获得有关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教育价值、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丰富的史料;然后以教育活动史的视角,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确立了学术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探寻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儿童文学教育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内容与论点如下:首先,通过对《教育杂志》在办刊过程中的历史评介,分析了《教育杂志》作为儿童文学教育发展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出它以非官方的形式记录的历史资源,推动了儿童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考察了《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对日本现代教育思潮、欧美进步主义儿童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儿童观的演变、各种课程、教材和教学法的推广等做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从而形成全部研究的基本理论格调。其次,以《教育杂志》及其史料为基本来源,对儿童文学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一是在课程方面,分析《教育杂志》中公布的儿童文学的课程标准,掌握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文学教育的相关政策导向,同时梳理了儿童文学课程分阶段的实施情况与争论经过,以《教育杂志》为窗口全面展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的关注点。二是20世纪二叁十年代,"儿童文学化"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也引发了诸多论争。《教育杂志》以详实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五次有关儿童文学教材论争的过程,认真审视这些争论观点,对现今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问题亦有启示。叁是教育杂志》从民初、五四到国家本位时期,儿童文学教学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国人通过大量的新式教学实验,摸索与寻找适宜于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儿童文学教学方法,以此推动儿童文学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四是探讨了《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的师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师培、制定俸给标准和优待条件以及改善教学环境和提升教师的修养等;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以连载于《教育杂志》中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为例,讨论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行了深入的追溯,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新"与"旧"的争论、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本体性的问题等,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观点是,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应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弥沙[8]2016年在《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嬗变:族裔性、文学性、世界性》文中指出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多元文化运动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烙上了 "族裔性"的印迹。1982年以前的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1982年至1995年之间的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旨在发现美国亚/华裔文学集体特征和确立文学经典。1995年至今诸多文艺理论被用来研究美国华裔文学,如后现代主义、心理分析、全球化话语、离散等等。本文旨在研究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范式的嬗变:族裔性、文学性、世界性。首先,笔者厘清了美国华裔文学的历时发展脉络,梳理了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历史分期,阐释了美国华裔文学生产的历史文化语境。"美国华裔文学"含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族裔特征,这也为华裔文学批评的族裔性奠定了基础。其次,以"亚裔感性"为尺度判定美国华裔作家"真""伪"的标准开启了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族裔性研究。族裔性批评的价值体现在:唐人街式英语的使用解构了英语的霸权地位,纠正了华裔男性的刻板形象,钩沉了华裔被遗忘的历史,华裔以反叛的主流意识声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族裔性批评的局限性体现在过分强调作品的"亚裔感性"使批评呈现单一维度,并且陷入本质主义的巢臼,致使华裔文学批评研究很难从边缘话语体系走向中心话语体系。同时,过度强调作品的"族裔性"恰恰遮蔽了文本的"文学性",即文学作品的美学意义和价值。"文学性"概念的提出是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和雅各布森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它彻底改变了文学研究范式和方法。从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这个最基本的认知出发,把文本的语言组织和语言结构形式作为内在特性研究。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受到"文学性"观念的当下意义转变和文本自身族裔性内涵减弱的双重影响,批评的重心从"族裔性"向"文学性"转变,批评的内容超越了移民文学的传统模式,转向对文学本身特质的追寻。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批评成为"文学性"批评范式的核心和主旨,张敬珏、林英敏、黄秀玲等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学者均从不同角度深度挖掘文本的"文学性"特质。以"文学性"为主旨的批评维度使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逐渐挣脱了文本所附带的沉重的历史使命,进而从女性批评、心理分析、叙事策略等角度阐释华裔文学文本所体现的文学意义和美学价值。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转向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内容的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汤亭亭和谭恩美为例,她们在创作时有意识地淡化了人物的族裔身份,以女性言说的叙事方式弱化男性叙事的强势地位,注重文学叙述技巧与策略,呈现文学作品的普世价值。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一种开放的话语体系。在全球化、"世界文学"新观念、离散、语系文学的观照下,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呈现出世界性的视野。达姆罗什的新的"世界文学"观念提倡各民族、各国家、各时代的文学都有权力和机会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获得一种平等地位和话语权。作为族裔文学,美国华裔文学也有权力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赢得一席之位。20世纪末,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带来了语言的跨界,同时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新的挑战。所以,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也应该具有跨界的姿态,借鉴美国其他少数族裔文学的批评方法与范式,融合其他国别文学的批评理论和话语体系。既可以将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与美国其他少数族裔批评研究做横向比较,借鉴有益的批评范式来丰富自己的批评理论;也可以将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文学批评做纵向的对比研究,发现其与美国主流文学批评之间既从属又独立的关系。在全球性离散文化的观照下,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也呈现出超越"中国性"和"美国性"的维度,而显像出"世界性"的特征。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内容主题不再只限于追溯华裔的历史和共同经历,进而关注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命运。集族裔性、文学性、世界性于一体的批评范式体现了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多元话语体系,凸显了华裔文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对美国传统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补充,是集理论研究与现实意义于一体的、开放式的话语体系。
于源溟[9]2004年在《预成性语文课程基点批判》文中提出本论文从课程设计立场出发对过往预成性语文课程的基点——语文学科性质问题进行了解构性批判。主要的写作目的是消解语文学科性质这一预成性语文课程的本体论基点,为生成性语文课程的创生建立本体论基础。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为: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梳理过往课程与语文课程范式研究成果,归纳出语文教育史中的四种语文课程范式并对其进行预成性品格判定,总结出预成性语文课程的思维方式特点,确证语文学科性质(本质)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基点;梳理已有语文学科性质的研究成果,归纳出各派的主要观点和基本的思维路径,通过谁的性质、什么性质的性质、为何研究性质和怎样研究性质四个提问,发现过往语文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不明、本体虚无、目的错位、方法失当,揭示出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虚妄性,消解了预成性语文课程的本体论基础;从课程设计立场出发,进行问题转换,实现从语文学科性质研究向语文课程属性研究的格式塔式转换,提出研究语文课程属性的合理方式。 全文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预成判定:语文课程历史品格认证。包括“范式与课程范式”、“语文课程范式及其进化”、“预成性语文课程思维方式特征”叁章。本编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过往语文课程范式进行预成性判定。引进了库恩的范式理论,梳理了国际、国内和语文教育领域中课程范式研究的成果。以本论文所确立的语文课程范式概念,总结出语文教育史上的四种语文课程范式,即:“工具——综合”范式、“工具——实用”范式、“工具——思想”范式和“工具——人文”范式,归纳出语文课程范式的叁条演化规律。借用课程范式突变律,发现过往四种语文课程属于一个更高层次的范式,即预成性语文课程范式。概括出预成性语文课程范式的思维方式特征,并找到了预成性语文课程所赖以建构的的基点:语文学科性质。 下编,批判解构:预成性语文课程基点剖析。包括“纽拉特之船:语文学科性质研究演变”、“阿基米德之点:语文学科性质问题解构"和“面
田良臣[10]2006年在《语文科口语课程的多维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通过对汉语口语事实“本相”及当下口语课程实施现状的考察,结合对已有研究及其范型的反思,在回归汉语口语、汉语口语课程本体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构想。试图通过多维探究,走出原有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模式,从本体之维出发,经功能之维、历史之维、域外之维,最后回归本体之维,由此探明口语课程的功能、发展轨迹,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在新的知识观、课程观视域内,构建汉语口语课程的维度模型,为口语课程乃至整个语文课程的重建提供新的材料与新的思路,同时也力图在汉语口语课程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方面有所探究。 通过不同维度的探究,本研究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1.汉语口语课程缺位与异化的深层根由。 从语文科本体外来看,口语课程之所以缺位或异化,主要是源于以下原因:一是“字本位”的传统文化。“字本位”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精英取向的书面语文化,它与以口语为表征的大众文化或民间文化相对,具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与运行规范。事实上,我们的语文教育也一直是在书面语的范围内展开的,是一种“字本位”的语文教育。二是现代知识观。以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为特征的科学知识,是能够用文字表征的,可以量化的,能够被重复检验的,是真正的知识,这是现代知识观的基本立场。口语知识是不符合科学知识规范的,不属于知识范畴。不仅如此,口语还不能对科学知识进行表征。叁是传统的教育目的观。传统的教育目的观关注的是非日常生活,忽视了学习者的当下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就言语载体而言,日常生活是口语表征的,非日常生活则是书面语表征的,忽视学习者日常生活的教育,当然不会给口语课程以存在空间。这里是一个残缺的生活世界。最后是陈旧体制的原因。中国社会长期推行的是精英教育,实行的是“书语取仕”,一张试卷判定学习者的学习成效乃至终身命运。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了书面语课程的“霸权式”存在,加重了口语课程的边缘性。 从语文科本体内部考察,口语课程缺位与异化的原因有:第一,传统的语文观。传统的语文观将语文视为外在于人而存在的符号系统,是一种可以被“拿来”、被“运用”的工具,特别地,这是一种能够被置于主体视域之内进行科学分析的“物”(工具)。很明显,书面语正好符合这一“工具”特性。而与主体生命、生活具有一体同构性的口语,实在难以被“拿来”,更难以被置于主体视域内进行触摸、把玩。因此,人们自然也就将口语拒斥在“工具”范畴之外。第二,以教材代课程。语文教材长期以来的“文选型”,自然难有或少有口语课程存在的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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