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进入成本与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之谜论文,出口企业论文,成本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中，通常假定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支付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包括首次进入国外市场时支付的沉淀成本以及每次出口都必须支付的可变贸易成本。①在此假定下，企业必须有额外的收益补偿才能进入国外市场。对于企业而言，额外的收益可以来自国外市场的规模效应、企业的市场权力及企业生产率。进一步假定国内外市场是对称的，同行业内不同企业具有相同的需求价格弹性，这样就剔除了市场规模和企业差异性定价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承担出口的额外成本。由此，出口就成为高生产率企业的自发选择。2000年以来国外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实了高生产率企业内生的出口选择行为。⑴⑵⑶⑷⑸⑹沿着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出口带来的“合理化效应”和“重新配置效应”有助于行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②
然而，在利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检验时，很多研究发现我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行为并不完全符合上述理论逻辑。在特定类型的企业中，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反而倾向于选择出口，即我国存在所谓的“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可以为判断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运作机制、绩效及其可持续性提供微观证据的支持。③本文的目的是在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内，对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进行合乎逻辑的定性解释。为此，我们在总结已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过程，从中找出理论观点赖以成立的关键条件，并思考该条件的合理性及适用性。在此基础上，延续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逻辑，引入更能反映我国出口企业特征的假设条件，探讨企业生产率水平与出口行为之间的不同联系，给出关于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的理论解释。
一、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之谜及现有解释
在我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行为背后，是否适用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逻辑？或者说，我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能否支持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命题？过去几年中，随着微观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出现了大量的以我国工业企业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力图理清我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
张杰等人基于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在总体上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因素，但如果按企业规模和产品特性划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⑺唐宜红和林发勤利用200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对异质企业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出口，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容易出口。⑻易靖韬利用2001～2003年浙江省的企业面板数据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只有那些生产率高、规模大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⑼张礼卿和孙俊新利用2004～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数据检验出口与企业TFP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行为是高生产率企业的自我选择。（10）基于这些经验研究，我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符合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逻辑。
然而，一旦将企业规模、年龄、所有权结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以及贸易方式等因素引入实证分析，结果将发生显著变化。李春顶和尹翔硕在分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存在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并且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沿海企业、小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11][12]张杰等人发现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出口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率越低的外资企业越倾向于出口。[13]王华等人认为，一方面，我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主要来自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低成本优势，而不是生产率优势；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分割加大了企业进入国内其他地区市场的成本，导致企业具有较强的出口动机。两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我国企业的面板数据无法支持自我选择效应。[14]Lu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外资企业中，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具体来说，在外资企业中，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最低，纯内销企业的生产率最高，既有出口又有内销的企业生产率居中。[15][16]戴觅和余淼杰的研究表明，既有出口又有内销的企业的生产率一般高于非出口企业，这满足标准的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纯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这与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相悖。[17]基于这些分行业、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实证研究，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逻辑，出口并不是高生产率企业的自发选择。也就是说，我国存在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或“生产率之谜”。
对于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之谜，现有研究也提出了多种解释。首先，由于我国省级市场之间的实际贸易距离远大于地理距离，由此导致海外市场进入成本低于国内市场的进入成本。④张艳和田鹏的研究表明，我国省级市场之间的实际贸易距离是地理距离的20倍至60倍，大大超过向海外市场出口的贸易距离。[18]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低的企业将会选择出口，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内其他省份的市场。第二，在国际生产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FDI企业能够通过国外市场的规模效应获得较高收益，以此弥补参与国际市场的额外成本，能够在不具有生产率优势的情况下参与国外市场竞争。Lu等人在异质企业模型中引入国内外市场的不对称性和国际生产一体化等因素，对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决策与生产率的关系以及“纯出口企业”现象进行了解释。[19][20]第三，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以出口为条件换取政府的优惠待遇，这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这样，加工贸易企业在生产率很低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因此，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加工贸易出口。戴觅、余淼杰的研究表明，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大量“纯出口企业”的存在，而且纯出口企业大多是加工贸易企业。[21]
这些解释力图将我国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特征融入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我国企业的出口—生产率联系具有启示意义。但是这些解释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无法解释出口—生产率联系的差异性。在现有经验证据中，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只适用于特定类型的工业企业，其中最主要的是FDI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而在其他工业企业中，出口—生产率联系符合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但无论是国外市场规模还是国内省际市场之间的实际贸易距离，对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不应该导致出口—生产率联系在不同企业中出现显著差异。⑤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之下，加工贸易企业能够获得的政策性优惠，一般出口企业和内销的FDI企业也能全部或部分获得。所以，政策性因素透过边际成本渠道对出口—生产率联系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其次，忽略了沉淀成本的影响。在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中，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的差异和企业的生产率异质性是解释企业行为差异的关键因素。⑥政策性因素和实际贸易距离等因素主要是通过边际生产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对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只有在不考虑沉淀成本时，可变贸易成本和边际生产成本的差异才有可能解释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
二、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逻辑及关键条件
（一）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缘起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伯纳德（A.B.Bernard）等人发现了一系列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典型事实：（1）企业在规模、生产率和工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并且企业的这些特征与出口倾向之间存在紧密联系；（2）在细分行业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参与出口市场，参与出口的企业只是少数；（3）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具有较大的规模、更先进的技术、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生产率。[22][23]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收益不变和产品同质性基础上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显然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以克鲁格曼垄断竞争模型为代表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产品异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等因素之后，分析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产业内贸易现象。但由于新贸易理论只考虑产品异质性，并没有考虑企业异质性，每个企业生产唯一一种异质性产品，这样，在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假设下，每个企业都会出口。这与伯纳德等人的经验观察形成明显的矛盾。这一矛盾成为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起点。⑦
如何理解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的系统性差别？这是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梅利茨等人把企业异质性、沉淀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和垄断竞争等因素纳入动态产业模型，探讨企业生产率水平对于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这些研究奠定了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⑧在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中，企业首先在生产率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行业进入决策，并为之付出相应的沉淀成本。在进入特定行业后，企业从特定的生产率分布过程中提取生产率水平⑨，生产率水平与企业市场地位⑩、定价行为、生产成本以及市场进入成本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决定企业的利润水平。企业根据对利润的判断，做出第二个决策，即退出或继续生产的决策。在继续生产决策的基础上，企业根据出口市场的进入成本进行第三个决策，即是否出口的决策。沿着这样的决策顺序，并对生产率分布过程、企业定价行为、生产成本函数、行业进入成本和市场进入成本等做出特殊的假定，就可以从理论层面得到“出口是高生产率企业自发选择”的结论。
（二） 一个简化的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模型
在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中，通常假定消费者对同一产业内异质产品的偏好是等替代弹性的，对异质产品的合成消费指数为：
（2）
以及对异质产品w的需求函数：
（3）
可变贸易成本可以用“冰山假定”来刻画，要在目的市场销售1单位产品，厂商必须交付r＞l单位产品。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垄断竞争市场中企业的最优定价法则：
（4）
其中，mc（w）是异质产品w的边际生产成本。这样就可以得到生产异质产品w的企业的可变利润（11）：
进一步考虑固定生产成本和进入目标市场的沉淀成本，并且假定沉淀成本平均分摊在每一阶段。（12）企业的利润可以表示成：
（6）
其中，F是固定生产成本，S是分摊在每个阶段的市场进入沉淀成本。
假定劳动是唯一的要素投入，工资正则化为1，可变成本与劳动生产率ψ成反比。企业总生产成本函数可以写成
。在这样的成本函数下，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并且边际成本不变。这是克鲁格曼之后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常见的成本函数形式。（13）这样，企业利润的表达式变为：
（7）
企业潜在的目标市场选择有四种：（1）纯内销；（2）先内销、再出口；（3）纯出口；（4）先出口、再内销。假定国内销售不存在市场进入成本，出口需要支付市场进入成本。与上述四种选择对应的利润分别为：（14）
纯内销：
（8）
内销基础上出口：
（9）
纯出口：
（10）
出口基础上内销：
（11）
对比（8）和（9）、（8）和（10），在
S＞0并且S＞F的情况下，出口的临界生产率（15）大于内销的临界生产率。也就是说，如果国外市场存在较高的进入成本，那么，只有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才能出口。从（10）和（11）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出口的基础上，国内销售的利润一定大于零，这意味着企业一定会选择在国内市场销售，也就是说，国内市场销售是“生存企业”（16）的“静态选择”。
（三）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关键条件的合理性
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结论依赖于一个关键条件，即相比于国内市场，参与出口市场需要付出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24][25][26]依据罗伯茨和蒂伯特（J.R.Tybout）的分析，企业在首次进入外国市场时，由于没有事前的国外市场销售经历，所以需要寻找潜在消费者，让潜在消费者了解其产品，了解和研究市场监管制度，改变产品的包装和标签等以满足市场标准和消费者偏好，建立销售和分配渠道。为此，企业必须支付沉淀成本。[27]而产品进入国外市场还必须支付长距离跨国运输的成本和关税等，由此带来显著的可变贸易成本。
必须注意到，这一假设条件并不能适用于所有企业。对于创新性产品的生产企业，在产品进入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后，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国内市场逐渐饱和并在少数大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均势，企业开始考虑进入国外市场。在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国外市场而言，产品是全新的，企业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潜在消费者，而且需要适应国外市场的需求特点对产品做出改进；另一方面，对企业而言，国外市场也是全新的，是它们此前未曾涉足的新场所，所以需要建立销售和分配渠道。很显然，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早期通过出口实现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更适合于这样的假设条件。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上述条件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大多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值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及其引发的国际产业转移过程。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资本密集型产品或生产环节。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国际产业转移过程建立起自身的出口工业部门。这就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中，很多出口企业并不是原生的本土企业，而是外资企业。这意味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成立之初已经有国外市场销售经历。跨国公司在特定国家投资设厂并开展生产活动之前，早已有国外市场的销售经历。跨国公司在特定国家的分支机构，其产品通过母公司业已存在的全球销售网络进入国际市场。非跨国公司的外资企业，虽然没有一个母公司来调配全球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但是这类企业在特定国家投资设厂和生产产品之前，同样也在其他国家有存在经历和销售经历。当产品在发展中国家被生产或组装出来以后，可以利用原先已经存在的销售网络进入欧美市场。所以，这类企业在首次将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时，并不需要支付罗伯茨等人所说的沉淀成本。
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原生的本土企业，首次进入国外市场是否需要支付沉淀成本，也与出口贸易方式有关。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体系调整的过程中，生产地点分布的变化快于市场分布的变化。许多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和组装环节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欧美市场依然是相关制成品最大的销售市场。两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方式是外包或代工。在这样的模式中，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通常只负责产品的生产、加工或组装，产品的出口由欧美流通企业或进口企业负责。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出口是在加工贸易方式下完成的。在加工贸易出口中，产品的设计、生产和包装等都是按照国外订单的要求来完成的，完成生产后交付国外订货商，然后进入国外业已存在的分配和销售渠道。所以，在加工贸易方式下，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原生的本土企业的出口同样不需要支付沉淀成本。
出口面临的可变贸易成本主要来自关税和长距离跨国运输带来的成本，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产品从国内生产地点运送至国内市场，是否存在类似的税收成本和运输成本？事实上，国家不是传统贸易理论中抽象的黑匣子，国内生产地点到国内市场之间存在有形的贸易距离，同样需要支付运输成本。而且，由于运输方式和技术的差异，单位产品和单位距离的国内运输成本并不一定低于或显著低于国际运输成本。由于国内市场秩序的不健全或税收体系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产品从生产环节到最终消费环节存在名目繁多的税费。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们不能忽略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时所面临的流通成本。
总之，企业为了参与出口市场，需要支付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这一条件决定了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基本结论的合理性。但是在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这一条件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企业，我们不能先验地接受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的设定。在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下，一旦放弃这一条件，理论模型的结论将会改变。
三、市场进入成本差异与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
为了在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框架内寻求对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的解释，需要重新界定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的差异。由于不同企业的出口—生产率联系具有差异性，所以，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出口企业的差异性特征，对市场进入成本做出不同设定。（17）现有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特别是其中的纯出口企业。（18）那么，相比于其他企业，我国的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在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方面会有怎样的差异呢？
我国工业部门中的外资企业大多数是“出口平台型企业”，在进入中国以前，已经在外国市场建立起相应的分配体系和销售渠道，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在中国开展生产之后，进入外国市场无需支付沉淀成本。相反，这些企业在我国开展生产后，要在国内市场销售却需要支付相应的沉淀成本。对于加工贸易型企业，产品的设计、生产和包装等都是按照国外订单的要求来完成的，完成生产后即交付国外，然后进入国外业已存在的分配和销售渠道。所以，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同样不需要支付进入外国市场的沉淀成本。
在可变贸易成本方面，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一般假定国内不存在运输成本和其他贸易成本。这样的简化假设并不合理，特别是结合过去几年中对于我国国内流通环节成本和市场秩序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位于中国特定区域的企业在向其他地区销售产品时，面临着非常高的流通成本和市场进入成本。从厂家到国内特定地区的销售终端，必须支付高昂的运输费用、行政费用、公关费用、税费和摊位费等。另外，虽然国际贸易过程中也存在运输成本和其他各种政策性或非政策性贸易成本，但是，在特定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下，出口企业享受的出口退税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跨国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19）
基于上述考虑，假定首次进入国内市场的沉淀成本为
，进入国外市场的沉淀成本为
，国内外市场的可变贸易成本都是τ。企业在各种目标市场选择下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纯内销：
（12）
内销基础上的出口：
（13）
纯出口：
（14）
出口基础上的内销：
由此可以得到，纯内销企业的临界生产率为：
内销基础上出口企业的临界生产率为：
纯出口企业的临界生产率为：
出口基础上内销企业的临界生产率为：
四、结语
在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关于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的界定是理论结论赖以成立的关键条件。现有研究通常认为，国内和国外市场进入成本的差异是外生的，并且对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由此得出的出口—生产率联系，在所有企业也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差异并不是外生的，而是依赖于企业的微观特征。所以，“出口是高生产率企业的自发选择”这一核心结论，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考虑到我国出口企业微观特征的差异，特别是所有权结构和贸易方式的差异，我们对国内外市场的进入成本进行了不同的设定。在一般贸易方式下，原生的本土企业没有事前的国外销售经历，也没有现成可用的国外销售渠道，所以，进入国外市场的成本高于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这类企业的出口—生产率联系符合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外资企业或加工贸易企业一般都拥有事前的国外销售经历或者现成可用的国外销售渠道，所以，进入国外市场的成本低于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这类企业的出口—生产率联系有悖于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判断。
由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方式在我国出口中所占比重非常高，所以，总体而言，在我国工业部门中，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并不明显，出口工业部门的扩张对我国整体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也不明显。另外，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和加工贸易方式的盛行，主要是通过降低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出口市场的沉淀成本以及谋取政策优惠，使得企业出口倾向提高，而不是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来实现出口的增加。这样，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方式在带动我国出口快速扩张的同时，对我国整体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以及通过生产率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并不高。
本文的分析过程延续了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逻辑，最主要的变化是根据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出口贸易方式，改变了关于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的设定，以体现企业所有权结构和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本文所呈现的都是定性的逻辑分析，关于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之谜，是对现有实证研究结论的直接引用；而关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进入国内外市场的成本差异，本文所给出的不同于既有研究的设定，只是定性思考的结果，尚缺乏经验数据的充分支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需要利用企业微观数据为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的量化差异提供经验支持。
注释：
①下文中我们将这两种成本统称为市场进入成本。
②这构成了从出口到经济整体生产率提高的微观联系机制。参见Melitz，M.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2003,71。
③在关于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的各种争议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出口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到底是要素积累还是生产率？
④这里的市场进入成本是以运输成本为主的可变贸易成本。
⑤此外，还必须注意到：（1）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在此背景下，继续假设国外市场规模显著大于国内市场，缺乏合理性和充分的经验支持；（2）虽然我国省级市场之间的实际贸易距离大于地理距离，但是并不一定大于我国到海外市场之间的实际贸易距离，特别是到欧美市场的实际贸易距离。
⑥梅利茨（M.J.Melitz）认为，关于国际贸易成本和替代弹性的设定会影响生产率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存在跨国运输成本和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淀成本，企业异质性并不会导致企业出口行为的差异，出口也不会带来“合理化效应”和“重新配置效应”。所以，在梅利茨等人的研究中，不仅沿用了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国际贸易运输成本的设定，而且引入了进入外国市场的沉淀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
⑦相关分析可以参见Greenaway D.and R.Kneller."Firm Heterogeneity,Exporting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Economic Journal,2007,117。
⑧雷丁（S.J.Redding）对于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逻辑和发展脉络进行了很好的综述。参见Redding，S.J."Theories of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NBER Working Paper 16562,December 2010。
⑨在Melitz（2003）,Bernard、Eaton、Jensen and Kortum（2003）,Bernard、Jensen and Schott（2003）,Helpman、Melitz and Yeaple（2004），Costantini and Melitz（2007）等人的模型中，生产率分布过程是外生给定的。在Yeaple（2005）、Aw，Roberts and Winston（2007），Aw，Roberts and Xu（2009）等人的研究中，生产率分布过程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企业R&D投资、职工培训、创新活动及其他投资活动的结果，是企业内生选择的结果。相关分析参见Aw，B.Y.,M.J.Roberts and D.Y.Xu."R&D Investment,Exporting and Productivity Dynamits".NBER Working Paper 14670，2009。
⑩主要表现为差异性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或者需求价格弹性。
（11）不考虑固定成本和沉淀成本，只在销售收益中扣除可变成本。
（12）市场进入沉淀成本是企业在初次进入目标市场时一次性支付的。根据梅利茨的分析，在不考虑生产率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沉淀成本的一次性支付和平均分摊在每个阶段是没有差异的。因为我们在此不打算分析企业的行业进入决策，所以，可以忽略生产率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可以假定市场进入沉淀成本平均分摊在每个阶段。
（13）单一要素投入是一个简化假定，改变这一假定并不会改变最终结论。在这里也可以假定生产投入是包括资本和劳动等在内的多要素，这样的话，φ就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劳动和资本等在内的最优投入组合的价格正则化为1。
（14）不考虑国内外市场的规模差异和垄断程度差异。
（15）利润等于零的生产率水平。
（16）在梅利茨等人的研究中，企业面临生产率不确定性，在支付行业进入沉淀成本后，企业从给定的生产率分布过程中提取生产率水平。只有所实现的生产率水平高于某个临界值，企业才能继续生存，成为“成功进入企业”。否则，企业将选择退出行业。
（17）在张艳和田鹏的研究中，已经将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差异与出口选择联系在一起。（参见张艳、田鹏：《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基于国内分割的解释》，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第二届中国贸易研究会年会论文，2012-05-09）张杰、张培丽和黄泰岩的实证分析发现，不同企业在广告投入密度和销售费用率等方面存在差异。（参见张杰、张培丽、黄泰岩：《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载《经济研究》，2010（8））在外资企业中，出口与广告投入密度负相关；在本土企业中，出口与广告投入密度正相关；在没有出口的企业中，外商企业的广告投入密度高于港澳台企业，港澳台企业高于内资企业。在销售费用率上，外商企业以及港澳台企业的出口与销售费用率负相关。这些研究已经触及不同类型的出口和非出口企业在市场进入成本和销售成本方面的差异，接近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市场进入成本概念。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将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差异与所有权结构以及出口贸易方式等企业特征联系在一起，也没有明确地从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的差异这一因素展开分析。
（18）以2009年为例，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量为320778家，出口企业67959家，其中纯出口企业有16670家。戴觅、余淼杰认为，大量纯出口企业的存在是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参见戴觅、余淼杰：《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纯出口企业的作用》，CCER Working Paper，C2011018，2011-11）事实上，在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中，“出口是高生产率企业的自发选择”与“不存在纯出口企业”，是同样的分析逻辑与假设条件下同时成立的两个结论，所以，“纯出口企业”与“生产率悖论”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我们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特定类型的企业会成为“纯出口企业”，同时这类企业的出口行为与生产率的关系有悖于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
（19）在过去几年中，针对“中国制造产品”在中、美两国价格“倒挂”的现象，大量的分析集中指向中国出口退税等贸易政策和国内过高的流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