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乞大》诸版本看14至18世纪汉语“儿”尾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版本论文,世纪论文,老乞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儿”既可以表示独立的“儿”音节，又可以表示“儿”化韵，二者都有明显的卷舌音色，其区别在于“儿”化韵仅仅在前一音节末尾添加一个卷舌音色，不独立成音节，而“儿”音节的卷舌音色单独构成一个音节。造词时，“儿”音节经常被用作后缀①如“
，而“儿”化韵往往被用来区别意义和词性，这可以看成是一种音变造词的手段，②如“
”，书面上通常用下标的小字表示。从汉语史来看，“儿”缀至少在唐代就产生了，到宋元才较为普遍，且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中；“儿”化韵则是在明代中期以后产生的，③在这一时期以及之后的文献中，两种性质的“儿”才开始并行使用，它们在书面上都可以记作“儿”，所以分辨它们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学者们通常用“‘儿’尾”来统一称说近代汉语书面语中两种性质的“儿”，本文将沿用这个说法。
《老乞大》系列版本横跨了从元至清中前期四百多年的时间，其语言反映的是14至18世纪北京地区人们使用口语的情况。据汪维辉先生的考证，四种版本的大致时代是：《原本老乞大》（约1346年）→《老乞大谚解》（约1483年）→《老乞大新释》（1761年）→《重刊老乞大》（约1795年）（以下分别简称《原本》、《谚解》、《新释》和《重刊》），这正是“儿”缀不断发展，“儿”化韵逐渐产生的一段时期。其中《原本》和《谚解》大约产生于元至明初，它们比“儿”化韵的产生要早二三百年，其中的“儿”尾应该是词缀；《新释》和《重刊》大约产生于清中前期，它们的出现要同时或稍晚于“儿”化韵的产生，其“儿”尾的性质需要进一步分析。由此推测，《老乞大》不同版本中的“儿”尾极有可能反映14至18世纪汉语“儿”尾的共时存在状态和发展变化规律。这一点本文将主要通过对《老乞大》四种版本与“儿”尾相关的异文的比较来探讨。本文关于《老乞大》和《朴通事》系列版本中的语料均来源于汪维辉所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
二、《原本》和《谚解》中的“儿”尾
《原本》和《谚解》相距仅一百年左右，二者故事情节相同，文字改动不大，《原本》中的“儿”比《谚解》要多出几个，其余都完全一致。我们首先从《谚解》入手，最后补充说明《原本》中的“儿”尾。《谚解》中共有135个“儿”，其中“儿马、男儿、女儿、汉儿”中的“儿”，意义实在，是词根，其余131个“儿”是词尾，它们出现在62个词中，后者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这些“儿”尾全部都出现于名词性或量词性的成分后面。它们在《谚解》中的构词规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音词根后带“儿”尾构成派生词的情况；另一个是“儿”尾进入复合词结构的情况。
先来看“儿”尾构成派生词的情况。这种构词法唐代就已出现，到了宋代已经比较普遍，这一时期“儿”尾主要加在表动植物的词素后面（如杜甫《水槛遣心》“细雨鱼儿出”），到了元末明初，除了表动植物的词素后加“儿”尾外，其他名词性和量词性词素后面都可以加“儿”尾，而且其数量要超过表动植物词素后加“儿”尾，占有优势地位，《谚解》中“儿”尾的这三种用法都出现了，它们有：表动植物的名词性词素+“儿”尾：牛儿、鸡儿、枣儿、梨儿；其他名词性词素+“儿”尾：馅儿、甑儿、襟儿、袴儿、筐儿、铃儿、瓢儿、褶儿、锥儿、罐儿、卓儿、槽儿、丝儿、肚儿、房儿、井儿、句儿、盏儿、锅儿、路儿；量词性词素+“儿”尾：片儿、锭儿、分儿、盒儿、口儿、顿儿、棚儿、些儿、遭儿、家儿。可见，14到16世纪“儿”尾已经融入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中，其构词能力不断发展，是一种极其有活力的构词手段。
《谚解》“儿”尾的活跃程度和构词能力，还可以通过对一个词根加“儿”尾成词和不加“儿”尾成词两种情况的比较体现出来。这共有两种情形：
第一，一个词根在《谚解》中加“儿”尾和不加“儿”尾都能独立成词，加“儿”尾和不加“儿”尾其词义一般都相同。这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不加“儿”尾成词的频率要高于加“儿”尾成词的频率。这共有9组，它们是（每词后圆括号中的数字为其出现次数）：些（62）—些儿（2）、家（16）—家儿（1）、井（10）—井儿（1）、句（5）—句儿（1）、遭（4）—遭儿（1）、盏（6）—盏儿（1）、锅（5）—锅儿（2）、路（9）—路儿（2），如：
2.加“儿”尾成词和不加“儿”尾成词的次数基本相同的情况，这种情况共有6组，我们发现仅有1组加或不加“儿”尾意义完全相同：房（2）-房儿（1），例如：
其余5组加或不加“儿”尾意义有所不同，它们是：口（2）—口儿（1）、丝（2）—丝儿（1）、肚（2）—肚儿（1）、顿（2）—顿儿（1）、棚（1）—棚儿（1），例如：
这些“儿”尾主要起区别意义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词汇双音化的手段。“儿”尾的这一功能一直沿用到后来。在现代汉语中，这些“儿”尾词所表示的意义，除了已经不被使用的“棚”的量词义外，其余意义一般也都要使用“儿”化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必须用“儿”化韵的义项有“丝”的“像丝的物品”义、“肚”的“用作食品的动物的胃”义等；而在日常口语中“口”的“口味”义、“顿”的量词义也常常儿化，如“喜欢这一
、吃一
”。
3.加“儿”尾成词的次数要大大超过不加“儿”尾成词的情况，仅有1组，2个词：主（2）—主儿（5），例如：
（29）卖与山东济南府客人李五，永远为
。（《谚》/下，15a）
（30）“一客不犯二”，怎么可怜见，粜与我一顿饭的米和马草料如何？（《谚》/上，47b）
（31）买的人多少驳弹，急且难着
。（《谚》/下，56a）
其中，上面不带“儿”尾的“主”出现2次，一次是在马契中，属于较为正式的书面语，另一次是在谚语中，属于固定结构。可见，当时口语中的“主”一般都是加“儿”尾成词的。
第二，一个词根在《谚解》中不独立成词，加“儿”尾后才能成词，共有25个词。
其中：出现1次的：片儿、馅儿、甑儿、牛儿、绦儿、性儿、锭儿、襟儿、袴儿、筐儿、梨儿、林儿、铃儿、镊儿、分儿、兴儿（人名）；出现2次的：瓢儿、褶儿、锥儿、枣儿、罐儿、盒儿、鸡儿；出现3次的：卓儿、槽儿。为了进一步了解“儿”尾在当时的具体情形，我们还对比了《朴通事谚解》（以下简称《朴》）中以上26个词根带“儿”尾的情况。根据朱德熙先生的观点，《朴》是《原本》和《谚解》的同时文献，也成书于元代。在《朴》中，“梨、镊、鸡、锥、卓”也只有带“儿”尾才可成词，这和《谚解》中的情况是一致的，这至少说明当时这些词根后面带“儿”成词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它的使用频率和定型程度已经超过了不带“儿”尾成词的形式。如：
此外，《朴》中的“片、馅、牛、性、锭、枣、槽”后都不带“儿”成词，剩下的“袴、筐、罐”在《朴》中后面则既可带“儿”，也不带“儿”成词，如：
这和《谚解》中的情况共同说明，以上10个词根在当时带和不带“儿”尾都可成词。这一点和第一类是相同的。它们共同说明，当时相当数量的单音词和以单音词为基础形成的“儿”尾双音词在并行使用，作为新质成分的“儿”尾词虽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但是与作为其形成基础的单音词相比，其使用频率还较低，使用范围也十分有限，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旧质成分单音词仍然占上风。还需要说明的是“分儿”，《谚解》中仅出现1次，表“份数”义的量词，去声，如：
而《谚解》中还有做平声的“分”，表重量单位的量词（主要用来表示白银的重量），共出现11次，如“五分好的银”等，由于声调有差异，所以这两个“分”不能算作同一个词根。带“儿”尾的这个“分”后写作“份”，发展到现代汉语，它在充当量词时必须带儿化韵（《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记作“份儿”），《谚解》“分儿”中的“儿”尾不仅区别了词性，而且区别了意义，《谚解》中仅此1例。这种情况，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朴通事谚解》中有“头儿、盖儿、尖儿”，可见，这一时期“儿”尾的辨义功能已经有一定的普遍性了。
再来看“儿”尾进入复合词结构的情况。根据“儿”尾在复合词词根后的分布情况，我们认为《谚解》中的“儿”尾一般是先和一个词根结合构成派生词，然后在这个派生词基础上再和另一个词素复合成词，在《谚解》及其同时文献中这样的派生词有不少，我们只举《谚解》、《朴》和《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以下简称《元刊》）中各一例：“孩儿、珠儿、羔儿”：
它们在《谚解》中可以构成“小孩儿、水精珠儿、羖
羔儿”，可见这些词并不是派生词。其中，在《谚解》中较多的是，一个词根在带“儿”尾时和不带“儿”尾时是分别和不同的词根构成复合词的，这些词有7组，其中有8个“儿”尾词：五事儿（1）—物事（1）、凡事（1）、妨事（1）、家事（1）、事件（1）、无事（1）；盐瓜儿（2）—冬瓜（1）、虎瓜（1）、黄瓜（1）、甜瓜（1）、西瓜（1）；一半儿（5）—中半（1）、半酣（1）、半年（1）、半夜（3）；正面儿（1）—骤面（1）、当面（1）、地面（13）、面赤（1）、面粉（1）、面皮（1）、面生（2）、面子（1）、前面（2）、水面（1）、洗面（3）、—面（1）；毡帽儿（2）、棕帽儿（2）—狐帽（1）、帽子（3）；坐车儿（1）—车钏（1）、车房（6）、车锏（1）、车梯（1）、车头（1）、车厢（1）、车辕（1）、车轴（1）车子（5）、库车（1）、楼子车（1）；板门儿（1）—出门（1）、栏（拦）门（1）、门户（1）、门子（1）。限于篇幅我们只举带“儿”尾的例子：
另一种情况是，一个词根在带“儿”尾时和不带“儿”尾时都可以和同一个词根构成复合词，而且构成的词意义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共有2组，5个词。它们是“签筒（1）—签筒儿（1）一会（4）—一会儿（1）”，此外，“筒儿”还可以构成“针筒儿”，都一并举例如下：
此外，《谚解》中还有一个词根只有带“儿”尾才能和其他词根构成复合词的情况，这共有15个词，它们是“喜鹊儿、一霎儿、鱼子儿、杂货铺儿、草店儿、羖羔儿、假意儿、小孩儿、烧珠儿、玛瑙珠儿、琥珀珠儿、玉珠儿、香串珠儿、水精珠儿、珊瑚珠儿”，如：
这些“儿”尾形式在当时已经常见，使用频率甚至要超过不带“儿”尾的形式，它们广泛存在于同时文献中，如《朴》中有“一霎儿、菜子儿”，《元刊》中有“一霎儿、半霎儿、身子儿、羊羔儿”等，限于篇幅，不再举例。“儿”尾进入复合词，使得原来的双音词变成了三音词，这也十分符合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因为元明时期三音词的大量出现是近代汉语词汇的一大特点。
以上是《谚解》中“儿”尾的基本情况。《原本》和《谚解》中出现的“儿”尾大致相同，《原本》中的“儿”尾略多一点。其中，《谚解》中有而《原本》中没有的“儿”尾仅有1例“林儿”：
（67）a.到个酸枣
无人处，那贼将那客人脊背上射了一箭，那人倒了。（《谚》/上，26a-26b）/b.行到个酸枣
无人处，那贼将那客人脊背上射了一箭，那人倒了。（《原》8b）
而《谚解》中没有而《原本》中有的“儿”尾一般都是由于《谚解》对《原本》的文字改动，删除或换用了带“儿”尾的新词造成的。其中删除“儿”尾词共10个：“张儿、字儿、伯儿、五儿、衫儿、毡儿、簷儿、琥珀珠儿、玉珠儿、玛瑙珠儿”它们集中出现在《原本》中3处地方：
三、《新释》和《重刊》中的“儿”尾
与《谚解》比，《新释》和《重刊》中的“儿”尾大大减少，都不足40个；复合词中的“儿”尾也数量极少，不足10个。我们先谈《新释》和《谚解》“儿”尾的比较。《新释》只有35个“儿”尾，它对《谚解》“儿”尾的改造有删减、增加、保留和更换四种方式。
保留的情况共有13个：“枣儿（新/9b、35a）、槽儿（10b）、主儿（22b、27b、44a）、羖羔儿（29b）、些儿（33a）、甑儿（33b）、姪儿（33b）、一会儿（34b）、肚儿（35a）、板褶儿（39a）、珠儿、盒儿（44a）、针筒儿、绦儿（44b）、小孩儿（44b-45a）”，其中，“些儿”《谚解》中仅出现1次，它在《新释》“12b”中去掉了“儿”尾，同时，又在“33a”增添的一些文字中出现了一个“些儿”：
替换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最常见的是用复合词或其他派生词来替换《谚解》“儿”尾词。其中用“子”尾词来替换“儿”尾词的有“卓子-卓儿、孩子-孩儿、小孩子-小孩儿、男子-男儿、房子-房儿、珠儿-珠子、袴儿-袴子、男儿-男子、车儿-车子、锥儿-锥子”，如：
其中，《谚解》中只有“孩儿、小孩儿”，没有“孩子、小孩子”，《新释》中则主要用“孩子、小孩子”，还有2处用“孩儿”（《新》，40a）、“小孩儿”（《新》，44b-45a）。用复合词来替换“儿”尾词的有“参儿-参星、罐儿-瓦罐、梨儿-酸梨、甜梨、槽儿-石槽、襟儿-衣襟”，如：
我们认为，以上两种替换情况是由于“单音词和双音词的互动关系”[14][p303]造成的，具体过程如下：“儿”在元明之交作为自称音节的词缀，是词汇双音化的重要手段；但到了明清之交，“儿”化韵的出现，使得一部分“儿”尾词又变为单音词，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开始减少使用“儿”尾词，同时增加“子”尾词和复合词的使用，因此《新释》和《重刊》中“儿”尾词被替换也就很自然了。
此外，还有1例用一个“儿”尾词替换另一个“儿”尾词的情况，即用“一会儿”更换了“一霎儿”。在《谚解》中“一霎儿”、“一会儿”和不带“儿”尾的“一会”并用，“一霎儿”出现了3次，“一会儿”仅出现1次，“一会”出现2次，《新释》保留了《谚解》中的“一会儿”和“一会”，把“一霎儿”全部换成了“一会儿”，如：
《重刊》对《新释》的文字改动不大，其作者很可能觉得《新释》对《谚解》改动太大，所以又恢复了部分《谚解》的内容，《重刊》中的“儿”尾要多于《新释》中的，都是原来在《谚解》中有，但是在《新释》中被删掉，但又在《重刊》中恢复的，如：酸枣林儿（《重》/上，26a），罐儿（《重》/上，39b），摺儿（《重》/下，27a），分儿（《重》/下，55a）。
四、推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14世纪到18世纪之间近代汉语“儿”尾的发展做以下推断：
14到15世纪（元代到明初）汉语“儿”尾词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一趋势早在宋代就已开始，但当时一般多见于表动植物的名词后带“儿”尾，发展到元明之交，又有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就数量而言，《谚解》共有2167个词，其中“儿”尾词有62个，约占3%，比重不算高，但是由于“儿”尾一般只出现在名词和量词中，“儿”尾词在名词和量词的比重大致可以达到10%以上，而且相当数量的词根在构词时是可加可不加“儿”尾的，它们在使用时也必然受到“儿”尾的制约，这说明元明时期“儿”尾就已经成为汉语中非常重要的构词手段了，其构词的数量和范围都要超过这以后乃至现代汉语中“儿”尾的构词能力，这一点也可以在《朴》中得到佐证，其中更是出现了300个左右的“儿”尾；就分布而言，《谚解》中的“儿”尾还大量加在普通名词性成分后面，如“车儿、卓儿”等，其分布范围大为增加，《朴》中甚至出现了“慢慢儿”等加在形容词成分后的“儿”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恐怕与当时北方汉语受蒙古语影响有关，这一点李立成等学者曾经论及，不再赘述。
16-18世纪（明中期到清初）“儿”尾的构词能力有所减弱。所以，《新释》和《重刊》中的“儿”尾数量比《原本》和《谚解》减少了一半左右，许多“儿”尾消失，或者被其他词尾（如“子”）替代，或者用复合词替代“儿”尾词。这种变化可以和《新释》的编修思想联系起来，“今此新释，以便于通话为主，故往往有旧用正音而今反从俗者，亦不得已也”，[5][p105-106]由此推断，《新释》对《谚解》中的“儿”尾的改动，一定是因为当时汉语实际口语中这些“儿”尾已经变化。如果从语言内部来寻找这种变化的原因的话，儿化韵的兴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谚解》和《新刊》的成书相距300年左右，这期间正是儿化韵产生的明代中后期，由于大量“儿”音节变为儿化韵，《老乞大》的编修者将那些书面上不再自成音节的“儿”去掉了，同时，保留了部分当时尚自成音节的“儿”缀。现代汉语中，与“子、头”等词缀相比，普通话中的“儿”缀构词能力较弱，也应该与此有关。
注释：
①“儿”音节也可以作词根，如“儿女”。
②如果不用来区别意义和词性，“儿”化韵就仅仅是语音层面上的音变现象了，如“鸟儿、花儿”。
③“儿”化韵的出现年代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大体有三种说法：明代中期说（李思敬：1984）、元末明初说（李立成：1994）和宋代说（季永海：1995）。本文采用的是李思敬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