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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90年代的亚太经济新战略是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处于动荡不定的形势下逐步形成的。它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浪潮中已经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由于美、中两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所处的特殊政治、经济地位，美国的亚太经济新战略必将对今后美、中经济关系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美国的亚太经济新战略
90年代美国的亚太经济新战略可概括为：以亚太地区作为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以贸易、投资与技术输出和经济援助为手段，全方位地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通过加深与亚太各国的经济联系、区域内双边多边合作关系和区域内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向亚太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共同体过渡，最终实现以美国为核心的经济合作圈，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逐步演变为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协定（APFTA）的战略。
（一）亚太经济战略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
战后以来，从冷战和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一直是在欧洲和拉美地区。直至本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仍以加强与欧共体、日本的经济合作为中心，对外经济活动皆以此为基准而展开。然而，进入70年代中期，随着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开始向亚太地区倾斜。1975年福特总统发表了著名的“新太平洋主义”的演说，重申美国是太平洋国家。1984年，美国成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美国委员会”。里根总统及政府对该委员会给予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从80年代中期起，美国开始正式实施“太平洋共同体”经济战略。其主要标志是，1985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与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会晤时，提出了在美加之间实现自由贸易的构想。经过3年的谈判，两国于1988年2月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1989年1月起正式生效。此后于1992年12月，美、加、墨3国领导人又共同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决定在1994年1月生效后的15年内，3国逐步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实现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形成了一个拥有3.6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6.4万亿美元的仅次于欧共体的世界第二大经济集团，而且它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最大的制度化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标志着美国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经济战略已经取得初步成果。1991年末至1992年初，布什总统出访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等亚太4国时，对“太平洋共同体”的基本构想作了描述，其主要内容是：以美国为基点，以北美为基地，以美日同盟为中枢，以美韩、美澳的双边关系为基础，以APEC为纽带，将太平洋地区各国相互联接，形成一个扇形辐射结构。
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继承了前政府的战略思想。1993年7月7日克林顿总统于7国首脑东京会议前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正式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他明确指出：“现在是美国同日本以及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一起创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时候了”。他接着指出：“APEC是我们所拥有的可以用来对新太平洋共同体各种问题进行讨论的最有希望的经济论坛。这个组织的15个成员占世界总生产的近50％，它包括了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为实施这一战略构想，克林顿发出在美国西雅图召开APEC成员国非正式首脑会议的倡议。1993年11月举行的西雅图会议，虽然没有接受克林顿的“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但表现出克林顿政府对参与和领导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美国政府力图把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紧密联系起来，并扩展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强烈愿望。
1994年11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第二届非正式会议，与西雅图会议比较，美国在APEC问题的做法上有一些重要变化。首先是强调经济合作。在西雅图会议上，美国明确提出把APEC变成讨论本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机制的意向，它受到亚太许多国家的抵制。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在政策上作了相应调整。其次是注意到亚太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对不同类别国家规定了不同的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三是强调自由贸易，不提自由贸易区。尽管有这些重要变化，但美国并没有改变西雅图会议上所持的基本立场。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仍然是：在亚太地区组织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同时推行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以此为基点，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确立冷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
（二）扩大贸易往来、增加直接投资和经济援助是美国实施亚太经济新战略的重要手段
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不断扩大与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贸易往来关系。1992年美国同APEC成员的双向贸易额为5340亿美元，同东亚的贸易额为3480亿美元，同加拿大与墨西哥的贸易额为2650亿美元，均远远超出同欧洲的贸易额2270亿美元。同期，美国对APEC成员的商品劳务出口增加了6.1％，为美国创造了30多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以来，一直把开放市场和扩大贸易作为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积极推行“国家出口战略”。1994年克林顿政府推出了重点开发的世界10大新兴市场，其中有7个是在太平洋地区，它们是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美国政府决定把扩大这7大市场的出口作为美国今后20年出口的战略重点，以加强美国在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亚太市场上的地位。
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投资激增。1985-1992年美国对亚太地区投资增加了1.36％。1989年美国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的资产总额为2564亿美元，到1991年则上升至3274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3年美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投资额为130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了16％；而同期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的投资仅增长2％。前者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后者。特别是对东亚地区的投资活动异常活跃，1989-1992年间，美国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增幅近60％，东亚地区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已占1/3左右。美国企业投资主要分布在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投资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化学制品、半导体和通讯设备等行业。随着这些国家能源需求扩大，美国资本对印度尼西亚、中国的石油开采与泰国的炼油事业投资也在增加。美国海外企业的年平均收益率为15.2％，而在亚洲各国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这个水平，如新加坡是31.2％，马来西亚29％，台湾省22％〔1〕。最近美国国务院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企业在东亚地区投资回报率相当于在经合组织国家（OECD）回报率的两倍。
不仅如此，进入90年代后，美国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关系，重视东盟市场，积极向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也不断加强对印支国家的经济渗透，与日本争夺越南等国的投资市场，努力开发亚洲“最后一块处女地”，从而形成全方位、纵深开发亚洲市场的格局。目前，美国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增长势头未减，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正在迅速扩大。
美国历来重视亚洲的战略地位，因而对这个地区的经济援助也有了显著的增长。1995年美国政府决定给亚洲的援助为2.8亿美元，其中接受援助数量最大的是菲律宾，将获得7300万美元；其次是印度尼西亚，为6330万美元；柬埔寨为3950万美元；蒙古为1080万美元〔2〕。这种援助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出口、投资和维护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正如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所说：亚太地区对美国商业和出口商品来说是最有利的地方，援助提供了我们为实现在这个地区的战略目标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三）加强与亚太各国间的经济合作，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积极构筑以美国为核心的“太平洋共同体”是美国亚太经济新战略的最终目标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已成为90年代世界经济的不可逆转的潮流。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确立，更以锐不可当之势推动着各区域经济合作体制的形成。而美国早已把亚太地区纳入它的全球经济战略体系，它以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作为基地，继而向南延伸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然后向太平洋地区拓展，积极筹划泛美太平洋经济圈，最终建立太平洋共同体。
但是，从目前情况看，由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国历史、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的巨大差异，短时期内难以形成诸如欧共体和美加墨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经济合作体。然而亚太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广大的商品市场与投资市场却可形成以互补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合作。这就使亚太经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即由小到大，由双边到多边，由“局部经济圈”到“区域经济圈”。从美国的亚太经济战略及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具体实施来看，美国的重点是东亚地区。因为亚太经济的崛起首先是从东亚地区开始的，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太平洋时代到来的条件和重要标志。同时，东亚地区既是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与进口产品供应国，又是技术输出和经济援助的主要地区。加强与东亚地区各国间的经济、技术、贸易往来，就可以抑制日本在这个地区的经济扩张，以便掌握亚洲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在此基础上，逐步把东亚、东北亚经济圈扩大到太平洋经济合作圈，最终在亚太地区建立以美国为轴心、能与欧洲统一大市场相抗衡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
二、美国亚太经济新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美国亚太经济新战略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它是为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自70年代以来，随着欧共体和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在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格局。但在近年来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激烈角逐中，美国已经处于日益被动和不利的地位。欧洲正以统一大市场的模式加速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美国的利益在不断受到排挤；日本正利用地缘优势，推行“脱欧入亚”的战略，在积极倡导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的同时，大力增加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和投资，从而使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挑战。为了与欧共体相抗衡，与日本争夺亚太的主导权，美国加紧在北美和拉美地区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同时，力求维护和扩大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利益，通过组建“太平洋共同体”，把太平洋两岸的亚洲国家、大洋洲国家和美洲国家联为一体，形成以美国为龙头的跨洲型超级经济联合体。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昔日美、苏两霸之间在政治、军事上的对峙与竞争，已被今日各经济强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所取代。美国已把扩大出口和投资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主要目标，而亚太地区是美国最大的和最有潜力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场所。90年代以来，美国与以东亚为主的亚洲国家之间每年的双向贸易额超过3600亿美元，是15年前的4倍多，比美、欧之间的双向贸易额高出近40％。美国每年向亚洲出口近1400亿美元，可为美国26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亚洲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意义愈来愈重要，在美国看来，亚太地区不仅是“美国最大、最有前途的贸易伙伴”，而且预计90年代后半期，美国将可能依赖东亚市场来振兴国内经济。
其次，亚太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乃是美国实施亚太经济新战略的客观依据。众所周知，亚太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1993年APEC原先的15个亚太成员国和地区的生产总值已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其对外贸易额则占全球贸易总额的40％。近30年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发达国家的3倍。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保持了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亚洲“四小龙”、中国和东盟国家1992年的平均增长率为8.6％，1994年略有下降，仍达7.2％，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头。
目前，亚太地区不仅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协作分工也日益加强。近10多年来，本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区域之间的相互贸易，已成为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区域化的重要纽带。从资本和金融市场方面看，东亚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和金融交易活动的麇集之地。面向未来的世界性大企业正在把投资的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在该地区内，东京、香港、新加坡已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金融中心，东京已成为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由于相互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以及多种经济合作形式的发展，已经形成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及中国在内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梯度式、相互交叉的新月型经济发展地带。因此，美国可以充分利用亚太地区现有的地域、经济上的比较优势，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结合，积极展开与亚太各国间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形成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而亚太地区各国，尤其是东盟国家、中国以及印支几个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也希望美国增加在该地区的投资和技术输出，以此推动本国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最后，在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浪潮的冲击下，亚太经济区域化的加快是促使美国加快实施亚太经济新战略的催化剂。在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运行之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也于1994年1月1日开始启动。为了顺应国际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潮流，亚太地区开始加快了经济合作的步伐。目前已初步形成或正在积极酝酿之中的除东盟自由贸易区外，还有东亚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黄海经济圈等。这些经济圈的构想和实施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安全息息相关。这就迫使美国必须把对外战略的重点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利用经济大国的优势，通过增加投资、技术输出和经济援助，加强向各经济圈的渗透，以便牵制日本的捷足先登，为逐步实现美国的“太平洋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创造条件。
可见，美国对亚太地区所采取的新的经济战略，具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但该战略的实施并非能一蹴而就。首先，从美国本身情况看，自80年代中期起，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已日趋衰落，巨额的财政赤字、贸易逆差以及逐年增加的外债余额，使这个昔日超级经济强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政治事务方面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如1993年11月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会议上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体”建议，就因受到亚太一些国家的抵制而搁浅。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亚太地区支持“民主与人权”，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必然也会遭到亚太地区一部分国家的反对。因此，美国的亚太经济新战略只能在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协调与调整中分阶段向前推进。其次，从亚太地区现实情况看，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短时期内难以形成像欧共体那样关系紧密的资本、贸易、金融上全面统一的经济集团，而只能初步形成松散的、开放型的、多种模式的经济合作圈。这种格局符合亚太经济现实，也是亚洲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将会放慢它实施亚太经济战略的步伐，并根据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变化不断进行调整。此外，亚太地区国家一方面希望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美国将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投入亚洲市场符合该地区国家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美国的干扰和控制。这也使美国亚太经济新战略的实施既具有可能性，又有局限性。
三、中美经济关系未来走向
中美经济关系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两国间的关系，它对亚太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产生着重要影响。因为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不仅是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基本保证，也是带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基础和重要因素。10多年来，中美两国经济往来的实践表明，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不仅有其牢固的基础，而且还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进入90年代以来，中美经济贸易发展十分迅速。按照中国海关统计，1990年中美贸易额为117.7亿美元，到1994年上升到354.3亿美元，4年间增加了两倍。同期，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从51.8亿美元增加到214.6亿美元，增长了4倍。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超过中国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从1979年至1994年中国出口额年均增长15.6％，而同期对美国出口额年均增长27％。到1994年，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进出口贸易伙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玩具、手表、服装和鞋类等，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通讯设备、商用飞机、精密仪器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美两国已成为对彼此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互利的经济贸易伙伴。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增长也很快。截至1994年底，美商在华投资项目已达16221个，协议外资金额为203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为70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台湾地区而居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华投资之首。美国500家大公司中有上百家在华有投资项目，它们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较高的技术水平，投资领域也不断扩大。
从上述情况看，近年来中美经济贸易合作进展较快，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以及90年代以来迅速增长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中美经贸关系经常出现矛盾与摩擦。目前，影响中美经贸关系顺利发展，主要障碍是：（1）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由来已久，虽然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于1995年2月26日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达成协议。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2）市场准入问题。由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大，美方要求中国应消除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和歧视性措施。（3）重返多边贸易体系问题。1994年底中国复关受阻，其最大障碍来自美国。美国企图借机迫使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中美在中国复关问题上的斗争，实质是中美经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延续和扩展。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全方位开放为未来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合作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发展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管理经验与巨大的市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也很需要中国的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和巨大商品与资金市场。因此，今后中美经济合作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从中国方面看，要继续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保持社会稳定，尽快消除阻碍美国资金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应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对美制成品出口的档次和技术含量，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既满足双方的需要，又使中美经贸合作建立在比较平等合理的基础之上。而从美国方面来看，无论是对华经济关系，还是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合作，都应抛弃经济大国强权意识，必须站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的立场上，利用资金、技术上的优势，扩大双边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的巨大市场、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相结合，有利于促进两国的经济振兴。展望未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注释：
〔1〕[日]《东洋经济》周刊1993年11月2日，第5页。
〔2〕[美]《华盛顿邮报》199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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