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长期萧条成因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成因论文,萧条论文,日本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952（2007）01—0111—07
日本是世界上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过20多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国家。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崩溃始，日本经济出现重大转折，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长期萧条之中。目前，日本经济虽然在缓慢回升，但仍有许多萧条期间所积留的不确定因素在制约着经济的增长。长期以来，日本经济学界有关这场经济萧条的争论一直未停歇过。对论争中的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研究，无论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该萧条的复杂成因，还是对于深刻理解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政府政策选择的重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关于论争的派别及其分歧的渊源
大竹文雄等人在其著作《平成萧条的论点》中认为，日本经济学界有关经济长期萧条成因问题的论争大致可分为两派：认为日本需要在经济结构上进行改革的，被称为“结构改革派”；而把经济低迷的原因归结为政策失误、并主张采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的，被称为“通货再扩张派”。田中秀臣等学者认为，两派学者的对立不完全是因为国内经济问题，而主要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国际经济关系认识的分歧及其所要采行对策的不同。当时有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进入80年代后，日本在与美国等国的经贸往来中取得了巨大的贸易盈余，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日益激化，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发达国家召开广场协议，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利用汇率调节贸易失衡。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开始了对美元的升值。随着利率的提高和金融的紧缩，日本经济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随即陷入了“升值萧条”之中。
第二件，在美国等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发表了《为国际协调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的报告书》（该研究会会长是日本银行总裁前川春雄，故简称为《前川报告》）。该报告认为，日本经济今后的中期目标是减少对外收支的失衡，致力于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其基本政策是进行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等结构性改革，“实现由出口大国向内需主导型的消费大国的经济结构转变”。从此，“改革外需依存型结构”的这一提法，便在经济学界开始流行。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通货再扩张派”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应采取金融扩张政策，迅速扭转日益蔓延的日元“升值萧条”，而“结构改革派”则赞同《前川报告》，认为萧条确实存在，但主要的不是采取金融扩张政策，而是深化结构改革，“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景气恢复”。“通货再扩张派”则反驳说，要完成景气恢复这样的宏观性课题，使用结构改革这样的微观政策手段，是典型错误的政策搭配。① 从此，两派的对立日益明显，这种着眼于短期需求因素和着眼于长期供给因素所产生的分歧及其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二 《前川报告》是日本应对当时国内外诸多矛盾的纲领性文件，发表后引起广泛的讨论
（1）赞同《前川报告》的观点。香西泰、加藤宽等著名经济学家是《前川报告》的作者，自然是报告的拥护派。他们认为，目前日本的经常收支不平衡是一种危机，盈余增加所引致的“失业的输出”效果，会导致美国失业的扩大，也将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邻家失火不能袖手旁观”，出于“维持自由贸易体制”的考虑，减缩贸易盈余是必要的。②
有学者认为，《前川报告》提出了关于市场开放、放松管制等思想。这引发了人们对战后那种护卫舰式、官僚主导的经济运行方式进行反省，而且提出了一系列规制改革和行政改革措施，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日本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
（2）反对《前川报告》的观点。小宫隆太郎对《前川报告》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第一，他依据储蓄投资恒等式，认为经常收支盈余与其说是进出口的问题，不如说是一国总储蓄与总投资二者的宏观性问题。该报告所提出的市场开放和废除贸易壁垒等政策，可在影响一国总投资和总储蓄的基础上使经常收支发生变化，却不能使总储蓄减少使总投资增加。因此，无法达到减少盈余的目的。第二，小宫还认为所谓日本经常收支盈余，是日本把储蓄中的一部分以资本输出的形式供给其他国家的表现，这非但对世界经济无害，反倒有助于缓解美国等国的资金不足。③第三，上述小宫的论点，是以跨期交易模型为工具的，该模型是分析经济主体在不同时点将支出、储蓄最优化的方法。依据此模型，所谓资金的借贷不过是现在支出和将来支出间的交易。经常收支盈余或赤字，不过是国际间资金的借贷而已。因而经常收支不均衡，并不意味着各国福利水平的下降。相反，刻意采取使经常收支不平衡缩小的某种措施，例如资本流动管制等，却会使世界总体福利水平恶化。④
下村和饭田也对报告持否定态度。首先，他们依据凯恩斯的贸易乘数理论，认为如果将日本对美贸易盈余由500亿美元减少到零，则日本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必须要达到32％～33％，从而指出了《前川报告》的非现实性。⑤ 其次， 日本经常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在于美国的“过剩消费体制”和里根的减税政策。该报告倡言“扩大内需”，无异于以自虐的方式迎合美国。几年后，以石原慎太郎所著的《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为标志，日本列岛泛起了抵制美国的意识流，上述观点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 关于国际政策协调
既然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国际政策协调有关，国际宏观政策自然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1）有关参与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后果。竹中平藏等多数学者强调国际政策协调对日本的积极意义，认为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应接受国际社会的“制约和协调”，同时这也是日本未来利益的来源。但也有学者认为国际政策协调对日本有害无利。他们认为：
第一，加入协调后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有学者指出，广场协议后，为推动日元对美元的升值，日本实施了提高利率的政策，但是这种金融紧缩措施，却与日本被赋予的“扩大内需”的使命背道而驰，使日本的“内需”缩小，经常收支盈余进一步扩大，结果遭到外国政府的指责。
第二，导致日本国内日元“升值萧条”。时任日本银行总裁的澄田智指出，当时日本金融政策承担汇率调整这一目标，就不得不放弃其稳定宏观经济的目标。1985年广场协议时1美元兑240日元，而后很快就突破了100日元。当时即使国内存在“升值萧条”，却不得不继续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
第三，埋下泡沫经济的隐患。1987年2月各国签订了卢浮宫协议，目的是阻止美元过度贬值。于是日本的金融政策又开始反向运动，将利率下调，同时增加了货币供给，整个经济社会流动性迅速增强。日本银行理事铃木淑夫指出，后来经济产生混乱和萧条，不仅是日本经济自律性引致的内生结果。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政策协调带来的外部冲击。⑥
（2）有关对国际政策协调有效性的评论。竹中平藏等学者认为参与国际政策协调是完全必要的。他们依据1985年克鲁格曼提出的“美元的持久性理论”，认为美国的经常收支是由美元的汇率水平决定的，而对外债务又是经常收支赤字的累积，只有使美国经常收支赤字减少，才能阻止美国对外债务的扩大。而要减少美国的赤字，就须将美元贬值。这样该理论便成为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根据。
野口旭引用丁伯根—蒙代尔的“政策搭配”理论对国际政策协调进行了批评。该理论有两个命题，其一，假定只存在两个目标T[,1]T[,2]与两种工具I[,1]I[,2]，假定目标工具是线性函数，即T[,1]＝a[,1]I[,1]＋a[,2]I[,2]，T[,2]＝b[,1]I[,1]＋b[,2]I[,2]，政策调控追求T[,1]T[,2]的最佳水平。在此情况下， 假若决策者能控制的两种工具是独立的，即a[,1]／b[,1]≠a[,2]／b[,2]，（两个政策工具线性无关），就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搭配达到理想的目标水平。而当a[,1]／b[,1]＝a[,2]／b[,2]时，意味着两个工具对两个政策目标有相同的影响，也就是说，决策者只有一个独立的工具而试图完成两个目标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多个政策目标，必须具备同样数量的多个政策手段。其二，对各个目标的政策手段的搭配，必须根据各个手段对目标影响程度的强弱来进行。例如，要实现国内物价稳定这一目标，与之相搭配的政策手段，应是对其有最直接影响的金融政策。但是，金融政策如果承担稳定物价这一目标，它就无法实现汇率稳定的目标。反之，金融政策用于汇率操作时，也不能实现维持物价稳定的目标。
滨田宏一以博弈理论为框架，对国际政策协调的效果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的策略性博弈类似于“囚徒困境”，各国政策之间存在相克关系，不能达到福利的最大化。⑦ 他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已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发达国家有关汇率的国际协调，某种意义上是对固定汇率制的回归。在此状况下，国际宏观协调政策必须在各国间对称地进行，才能避免特定国家福利的损失。但现实是日美两国的国际地位是不平等的，两国间是无法进行对称协调的。船桥洋一认为，国际政策协调不过是美国通过牺牲他国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手段而已。
四 关于泡沫经济的若干问题
有关对日本经济长期萧条成因的认识，时至今日学者们之间仍存在分歧，但是对长期萧条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则没有任何异议。
（1）有关是“景气”还是“泡沫”的争论。学术界普遍认为泡沫崩溃前景气的“高峰”是在1991年2月。当时有认为景气依然存在的乐观论和认为景气已开始消退的悲观论。原藏相宫泽将当时的景气与60年代末期的“伊奘诺景气”进行了比较，认为“伊奘诺景气”是高度依赖出口的景气，而当时的景气是日本参与广场协议后以内需为拉动力的景气。明确持悲观态度的是鸟中雄二和中古岩等学者，鸟中认为景气已经后退，他主张应下调利率，否则，金融混乱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无法避免。⑧ 令人深思的是当时悲观论者只是极少数。
（2）有关泡沫经济的成因。最早对泡沫经济进行全面说明的是铃木淑夫。他认为在国际政策协调的框架下，日本不得已经历了长期的“超”低利率阶段，因为货币供给过剩，为资产价格暴涨（泡沫的形成）准备了货币条件。后来的“捅破泡沫”，又引起资产价格暴跌（泡沫崩溃），使经济陷入深刻的“资产紧缩”之中。这种看法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小宫隆太郎通过回顾战后日本货币政策史，强调了货币供给政策的作用。他指出，日本较快地从70年代危机中走出的基本经验是，“货币供给政策应以物价稳定为第一考虑要素”。但是，在1987年之后，货币供给增长率竟超过10％。这是人为的泡沫经济的货币条件。⑨
当时日本银行总裁三重野康也曾担心过于宽松的金融环境。他曾用燃起燎原大火的“干柴”，来形容泡沫经济的危险。问题是既然意识到了危险，可是为何将2.5％的这一历史上的最低利率，持续了那样长的时间，对此铃木淑夫指出，原因在于卢浮宫协议的束缚，为阻止美元过分贬值，当时只能采行与日本国内景气动向完全无关的金融扩张政策。
（3）有关对泡沫经济的处置。学者们指出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是由政策当局有意识地“捅破泡沫”而引发的。具体是指日本银行在1990年至1991年间，将原来约3％的活期贷款利率提高到8％左右。大藏省从1990年初到1991年底，实施了对不动产融资的总量限制。泡沫经济生成后，政策当局完全可以“软着陆”的政策方式使经济降温，但遗憾的是并未如此。“捅破泡沫”可以说是战后日本经济中最严重的政策失误。令人深思的是该政策的背景，是对因资产价格上升而发财的人们不满的社会舆论。当时人们似乎认为“捅破泡沫”就代表着正义。
五 关于资产紧缩
泡沫崩溃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连锁反应，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1）有关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随着泡沫的崩溃，1993年货币供给和基础货币的增长率开始一路下滑。这种巨大的“负的货币冲击”，使实体经济严重收缩。然而野口悠纪雄等学者依然认为，应继续实施金融紧缩政策，以防止地价反弹，认为地价只是部分的下跌，他不主张向金融扩张的方向转变。⑩
鸟中雄二等少数学者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认为随着货币供给的变化，日本“所面临的状况已非同寻常”。他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认为一般在货币增长率的变化约6～9个月后，名义收入增长率会发生变化。典型的现象是：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产出量上，几乎不体现在物价上，而日本已出现这种状况。他认为景气衰退的原因之一，是日本银行采取的异常持续性的金融收缩政策，这是日本银行对本身曾宣称过的“重视货币供给的金融政策”的否定。(11) 鸟中雄二批评所引发的政策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宫尾尊弘指出了政府政策转变迟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认为就金融政策而言，在1991年中期之前一直持续实行以抑制泡沫为目的的高利率的金融紧缩政策。1991年7月贴现率才从6％下降到5.5％。之后虽然利率在下调，但是下调的速度在整个90年代前期一直很缓慢。而导致地价回落的不动产融资总量限制这一规定的取消，已经是在发生了资产减缩的1991年末的事了。在财政方面，日本政府在整个1991年度未采取任何景气对策。(12)
（2）关于对收支账户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当时泡沫崩溃不过是对偏离经济基础的部分进行纠正，是资本损失和收益在社会整体间的相互抵消。而有学者认为，资产价格的变动对经济的效果决不为零，它引起了家庭、企业和银行等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的收支账户的变化，进而引起了经济主体的消费、投资即宏观总需求的变化。例如，不动产和股票等家庭所持有的资产价格如果上升，就会使家庭所得的约束条件变得宽松，其支出也会增加。如果企业的资产价格上升，企业从银行或从资本市场融资就较容易，民间投资就能进一步扩大。相反，如果资产价格降低，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则将减少。后来在争论中学者们将产生这种资产减缩的萧条定名为“收支账户萧条”。1990年后，学者们开始借用本·巴南克—麦克·戈德勒的“收支账户调整的金融增幅效果”理论。该理论指出，微小的金融冲击通过资产价格的变动都会引起大幅度的宏观经济变动。日本泡沫崩溃后的萧条是这种效果的典型事例。
六 关于日本银行的货币供给政策
日本经济从泡沫产生到崩溃，货币供给出现了剧烈波动，货币供给以1990年初为拐点一路下滑，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这种货币供给波动是否可以避免。
（1）有关货币供给。学者岩田规久男认为，日本银行的重要任务是通过合理的基础货币的供给控制货币数量，以实现宏观稳定的目标，但日本银行未做到这一点。(13) 翁邦雄不同意此说，他认为，日本银行只能在政策性利率确定的前提下，按与之相适应的货币需求数量进行供给，因而不能任意增加基础货币供应。日本银行不能同时调节基础货币和政策利率。而岩田则指出，仅将利率作为操作目标而不考虑货币供给的动向是错误的，他认为日本银行保持利率稳定的做法，意味着在景气上升时增加货币供给，景气恶化时减少货币供给。因为随着景气上升，资金需求扩大，日本银行为抑制利率上升必须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反之，景气恶化时资金需求缩小，为抑制利率降低又须减少基础货币的供给。也就是说以利率稳定为目标的同调性金融政策，非但没能抑制景气波动反而却扩大了景气波动的幅度。事实正是如此，日本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在景气过热的80年代后期急剧扩大，在泡沫崩溃后随着景气的衰退而急遽减少，正是这种同调性金融政策的结果。
翁邦雄的观点主要有二。第一，货币供给在泡沫期的增加和萧条期的减少，是由于资金需求的变化所致。第二，在货币供给上没有传统的货币主义所设定的那种可以信赖的可供操作的指标。(14) 翁邦雄的观点代表了日本银行长期以来已被定式化了的思维模式，即货币的扩张和收缩不是景气变动的原因而是结果。无论基础货币、货币供给，还是物价，都不是中央银行所能控制的，而是由民间经济的动向决定的。中央银行只能根据经济主体的需求来供给货币。这就是曾被小宫隆太郎批评过的“日本银行流理论”的主要观点。总之，根据这种理论，日本银行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卸其在货币供给方面应负的责任。
（2）有关日本“金融政策的机能麻痹”。曾任美国FRB的主席的本·巴南克认为，日本长期萧条的最大原因在于“极其草率的金融政策”。他还认为对通货紧缩的预期，正是其后流动性陷阱——近乎于零利率产生的原因，在流动性陷阱下，人们即使在低利率水平时仍愿意选择储蓄，而不愿选择投资和消费。此时仅靠货币政策已不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通货紧缩预期一旦被锁定，即使名义利率降为零，实际利率也不会更低，因而总需求也不会扩大。“金融政策的机能麻痹”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期萧条。
七 简要评论
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开端距今已经约16个年头了，人们围绕这场萧条以及相关政策选择的争论，至今没有终结且仍在继续。当我们对这场漫长的争论加以梳理和总结的时候，有如下启示：
第一，日本长期萧条的发生及日本政府的政策选择，为各国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周期波动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然而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周期在危机的起因、持续时间、周期的阶段性划分，以及周期期间结构性因素和宏观因素相互交织等方面，都与古典经济危机不同。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过程已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学术界的论争有助于认识和了解人们未曾遭遇过的这种经济波动的运行规律。2000年末美国发生了IT泡沫崩溃，后来又引起了世界性的景气衰退。值得庆幸的是，此次衰退很短时间内就结束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的FEB和各国中央银行直面泡沫崩溃的冲击，采取了灵活而大胆的金融扩张政策。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巴南克及其后任格林斯潘都认为，美国如此之快地摆脱萧条，与对日本泡沫经济及其金融政策的观察和研究有关。(15) 经济学是实证的科学。在研究日本经济萧条的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理论和对策。争论的过程也是对假说进行理论与实证检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显得越发重要，但是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的，那种在全球化经济下认为政治边界和民族国家政府已不再重要的观点，也是十分天真的。他认为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各国政府仍继续利用他们的权力，推行各种引导经济力量有利于本国国家的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政策。(16) 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是受美国操纵和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的国际行动，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崩溃，与此两次协议有密切的关联，这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纵观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世界主要货币汇率演化的历史，人们发现美元是趋于贬值的，且贬值的方向主要是富有竞争力的、高增长经济体的货币，当贬值仍不能扭转美国自身巨大的逆差之时，又逼迫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升值，目的是增加美元的贬值效应，削弱对手的竞争力。过去美国曾迫使马克和日元升值，现在轮到了人民币。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我们应汲取当年日元无条件升值的惨痛教训，维护我国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第三，由于对经济长期萧条成因的认识不同，日本经济学界出现了“结构因素主导”和“周期因素主导”这两个派别的论争，所涉及的这两个问题，也是各国政府难以回避的经济中的主题。其实，日本经济萧条本身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结构改革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既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也非相互排斥的关系。结构因素主导论注重的是长期的供给分析，而周期因素主导论强调的是短期的需求分析，结果两派均未跳出片面性的窠臼。事实表明，如果忽视结构改革，一味地强调实施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其政策的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日本泡沫的形成及其崩溃，除金融政策实施有误等周期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银企关系和银行在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所致。结构改革派的主张，可以说是致力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治本”改革，但其措施往往与短期的经济复苏目标相脱离，所追求的效果也有时是相悖的。另外结构改革的实施也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总之，经济结构的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
第四，在现代社会，政府的政策选择往往受媒体等社会舆论的影响和左右。日本学者野口旭称其为“民主困境”。当泡沫经济衍生后，整个日本社会到处充满了对“土地成金”和“房产成金”的暴发户们的不满。大藏省和日本银行急于“捅破泡沫”的行为，与这种社会压力有关。日本学者新保生二曾指出，日本金融扩张不充分的深刻原因在于：日本银行、经济企划厅，还有著名的经济学家们，过于重视纠正地价飞涨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而忽视了资产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对国民危害更大的通缩后果。(17) 历史上曾存在许多围绕经济政策问题专家见解与大众认识产生分歧的实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围绕国际金本位制再建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家、传媒以及一般大众与包括凯恩斯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对立。前者认为，为使世界经济从战时混乱状态中恢复正常，必须尽早按战前的平均价格恢复金本位制度。与此相反，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要恢复金本位制度，就必须使用基于黄金实际价格的新的货币平价，不能采用战前的旧平价。其理由是很多国家的货币供给在战争中已经膨胀，如果将货币供给紧缩到战前水平，就会使各国经济陷于通货紧缩并引发经济停滞。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们的主张当时并未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以旧平价恢复金本位制度的各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种通货紧缩和高失业率并存的停滞现象。历史与现实均表明，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下，理性经济政策的选择应超越一般的社会观念和舆论。
第五，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留给人们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即使资本市场产生了局部性的泡沫，金融政策本身也不应充当“捅破泡沫”的工具。金融政策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人们对通货紧缩应持有高度的警惕。在日本这一案例出现之前，流动性陷阱仅被认为是一个理论上的推导和设想，而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典型化事实，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危害要比设想的大得多。一旦泡沫崩溃，应最大限度地实施金融扩张政策，防止其波及实体经济。
注释：
① ［日］田中秀臣、野口旭：《结构改革论的误解》，东洋经济新报社2001年版。
② 《东洋经济周刊》1986年9月6日。
③ ［日］小宫隆太郎：《日美经济摩擦与国际协调》，《东洋经济周刊》1986年6月7日。
④ ［日］小宫隆太郎：《现代日本经济——宏观展望与国际经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 ［日］饭田经夫：《扩大内需论偏离目标》，《世界》1986年6月。
⑥ ［日］铃木淑夫：《日本的金融政策》，岩波新书1993年版。
⑦ ［日］滨田宏一：《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创文社1982年版。
⑧ “伊奘诺”，是传说中日本最早的神，是天照大神之父。
⑨ ［日］小宫隆太郎：《昭和48—49年间通货膨胀的原因》，《经济学论文集》，1976年4月。
⑩ ［日］《东洋经济周刊》1991年5月18日。
(11) ［日］鸟中雄二：《到达最低点后的乏力的恢复》，《东洋经济周刊》1992年2月7日。
(12) ［日］《东洋经济周刊》1991年5月18日。
(13) ［日］岩田规久男：《金融政策的经济学——日本银行理论》， 日本经济新闻社1993年版。
(14) ［日］贺来景英：《不能说是供给量不足的货币供给的争论》，日本经济新闻经济教室1992年版。
(15) ［日］本·巴南克著，高桥洋一译：《通货再膨胀和金融政策》， 日本经济新闻社2004年版。
(16) ［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7) ［日］新保生二：《克服资产紧缩：金融政策应该从美英学什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报，1994年4月1日。转引自［日］日本评论社：《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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