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较哲学中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的方法论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建设性论文,哲学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9-0065-06
这篇文章旨在对建设性交锋—交融(constructive engagement)这种比较哲学方法论策略在元哲学和元方法论层次上作一番表征。①我将通过对现代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中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的反思实践或运动所具有的十个不同特征的强调和解释，来完成本文的目标。这十个特征要么是直接反映了比较哲学中这种建设性交锋—交融的方法论策略（特征一、二、四、八、九、十），要么是贯彻这种策略的效果（特征五、六、七），要么是与这个策略内在相关（特征三、六）。由此，人们就既能够看到比较哲学中的这种一般方法论策略的理论维度，又能看到它在哲学中的实践运用和反思效果。②
现代中国哲学③和中西比较哲学中的建设性交锋—交融事业或运动的认同特征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考察。作为比较哲学中的一种集体性取向，它在一种全球语境中并通过来自全球不同哲学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来进行哲学探索。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中的集体事业，它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或任何其他的哲学传统）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以及在中国哲学内部不同思想运动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它们分有同样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的方法论策略或哲学探索的取向：亦即去探索那些来自各种哲学传统或者来自（同一传统或不同传统间）做哲学的不同风格／取向的不同思想方式、方法论途径、眼光、洞察、基本观点或概念性／解释性资源，如何能够通过反思性批判和自身批判而相互学习、携手为共同的哲学事业和／或一系列哲学上的共同问题和关切作出贡献。④
“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这个标签既可以在一种弱的意义上理解，也可以在一种强的意义上理解。在弱的意义上，这一说法意味着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正如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在前述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策略引导下所显示的那样）的一种或多或少是集体性的趋向，无论这种趋向所涉及的元哲学的和方法论的问题是否得到自觉的和系统的考察，无论它是否具有明确和系统的议程，也无论它是否已经被某个以明确清楚表述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目的为宗旨的学术组织明确加以倡导。不过，在强的意义上，这一术语意味着一种尤其是自21世纪最初几年以来才浮现出来的运动。这一运动具有其明确的研究议程，具有某些相互联系的、作为一个集体推动力的学术组织或机构，具有各种为了建设性交锋—交融的目的而相互协作的系统努力，以及下面将要指出的某些其他的鲜明特征。这样一些系统的努力已经形成了某些主要的集体研究规划，并产生了一些实质性的结果。在前述强的意义上⑤的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的本质和方法论特征，可以从以下十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一般说来，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超出了已往某些个别的努力（其中每一个别的努力典型地反映出比较研究中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视角），并且这一运动在整体上都已经处在一个更大的视野或方法论的引导原则的引导之下，后者涉及如何看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各种合适的但似乎又是竞争性的方法论视角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它使那些分别把握住研究对象之不同方面、层次或维度的合适的视角相互补充，而不是不加区别地认同某个有限的视角或使这个视角成为唯一合格的视角而没有公正地对待其他合格的视角；⑥它强调诸多合格视角本身（并非它们与不适当的引导原则的混合体）在适当的方法论引导原则的引导下所具有的互补兼容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它不限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分析哲学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或在中国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的交锋—交融），而是指在一种全球语境⑦中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中任何一种思想运动（甚至任何一种哲学传统中的任何一种思想运动）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在这一方面，它既不是仅仅根据分析的方法论途径来对中国哲学研究进行“改革”(reform)，也不是仅仅凭借“大陆”哲学的资源来对中国哲学研究进行“重述”(reformulate)。然而，这既不是说任何一种作为该运动之部分的特定计划在其显性当下研究范围上必须面面俱到，也不是说它必须要采取一个全面的视角复合体作为其当下工作视角；关键在于前述那类以更大视野引导着（特定）计划的方法论的引导原则，这更大的视野涉及如何看待当前主题／关切与其他主题／关切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下工作视角与其他合适视角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我不妨就为什么这种交锋—交融型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并非简单地等同于（而是包容但超越）下面要提到的若干按照某些方式所理解的“分析的”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多说几句。的确，这里所强调的不仅是要注意避免概念混乱、注重清晰严谨的表达和注重解释论证这样一些分析传统哲学在其工具方法(instrumental method)这一表层层次上所注重的东西（这些在当代或多或少已属于要使自己的研究成为能够经受他人及其本人之反思批评的当代哲学工作者所具有的基本共识或属于基本学术规范）；这里所强调的也不仅是要如何用西方哲学传统所熟悉的语言概念去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们当中并不负有这种使命的同事似乎没有必要关注当代哲学发展及其概念和解释性资源而尽可“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所强调的甚至不仅是要有意识地运用当代哲学的概念和解释性资源去更有效地表征（譬如说）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某一特定哲学思想或阐释发掘其深层内涵。这里所说的交锋—交融型比较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或趋向并不等同于上述三种各自有所区别的所谓“分析的”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的目的，尽管后者都相容于并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实现前者。这里所说的交锋—交融型比较哲学方法论策略的要旨是：就一系列双方（主观上或有意识地）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或者是双方（客观上或无意识地、潜意识地）不得不共同涉及的哲学问题，通过反思性批判和自身批判而探索双方如何在方法上和在实质性观点见解和视野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为共同哲学事业（或一系列哲学上的共同问题和关切）携手作出创造性贡献。这种交锋—交融型比较哲学方法在下述几方面包容但超越按上述若干方式所理解的“分析的”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方法。(1)这种交锋—交融型的比较哲学研究所论及的不仅是工具性方法上的，而更主要的是在方法论视角（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或perspective method）上和实质观点见解和视野上的交锋—交融。(2)这种交锋—交融型的建设性对话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不是单向地仅仅用分析传统哲学在方法和实质性观点上的强项来促进（广义上的）中国哲学研究，而是双向地在各自强项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为共同哲学事业而携手并进（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不分青红皂白地在一切具体问题上均追求那种“你有半斤我必有八两”式的所谓“平等话语权”；所谓“双向”是就整体而言）。(3)如上所述，这种交锋—交融型比较哲学方法作为一个整体力图公正地对待一切合格的方法论视角（其中当然包括非分析的方法论视角），强调它们本身（并非它们与不适当的引导原则的混合体）在适当的方法论引导原则的引导下所（可能）具有的互补兼容关系。(4)（这一点实质上涉及下面要谈到的第十个特征）这种交锋—交融型的比较哲学研究本质上的方法论内涵不限于分析传统和中国哲学传统之间、乃至任何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而实质上是一种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哲学传统之间或同一传统内部不同方法和观点之间关系的一般性哲学方法；就此而论，它是包容、但又超越狭义上理解之分析的一般性哲学方法，它是一种不限于狭义上理解的比较哲学而旨在走向世界哲学的比较哲学方法。在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中最近开展的两项集体性研究项目（即“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和“塞尔哲学与中国哲学”）都较充分地体现了上述(1)和(2)两点。
第二，就这个运动的方法论维度而言，它特别注重对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在哲学方法论和哲学探索的本质这两个问题上的关系在元哲学和元方法论层次上开展系统深入的探索思考。事实上，对西方（尤其是分析的）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在哲学方法论和哲学探索的本质这两个问题上的关系所作的这种系统深入的元哲学和元方法论讨论，业已为一项全面的、系统的建设性交锋—交融事业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元哲学上的理论准备。比如，由于分析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被许多人认为是不甚相关的甚至是彼此外在排斥的，所以，最近对它们之间——尤其是考虑到它们各自的方法论——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如何可能而展开的一些系统深入的元哲学讨论，就为随后深入研究它们如何能够共同为我们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具体问题作贡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准备。当哲学中的某种思想运动业已对它自己的本质、方向和方法论展开系统的元哲学反思的时候，这种反思努力就会被视为该思想运动成熟的一个标志及其长期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三，就其主题范围而论，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是全面的，包括对诸如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识论等核心的或重要的哲学领域里一系列基本问题或意义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而不是仅仅集中于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哲学中的问题。在过去，对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本质和范围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老套看法，它认为传统中国哲学仅仅是在其关于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想上才有哲学价值。尽管它也强调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相互学习的必要性，但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互惠的交锋—交融仅仅或主要是在涉及诸如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哲学这些有限的领域时才有价值，才有效果。但是这种看法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正如某些个别学者在过去几十年的探索和近来在那些如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重要领域所进行的集体的交锋—交融计划及其富有成效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
第四，就它的交锋—交融模式而言，这一运动强调的是交锋—交融双方之间直接的、批判性的但又是建设性的对话（只要条件允许），以便有效地进行反思批判和自我批判，并一道为哲学的共同事业作贡献。的确，这是“建设性交锋—交融”这个说法的应有含义之一，它抓住了哲学探索的一个关键特征：亦即，为了一道促进对共同关注问题的理解和处理而进行批判性的交锋—交融。这样一种批判性的交锋—交融的特征而非单纯的颂扬，已经有效地促使有关接触各方积极参与进来。比如，最近有关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和塞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的两个计划就很好地采取了这样一种批判性的交锋—交融的途径。
第五，就它的集体性的和系统性的特征而言，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并不是某些个别学者的个人计划，而是已经发展为一项具有系统特征、有广泛力量共同参与的集体事业。这一点表明了它的成熟程度，是它的深入的理论准备的后果。这一点也有助于促使有关学术共同体的产生，这样一种学术共同体能够为建设性交锋—交融的学术研究工作提供得体的批判性考察。尤其是，这一运动现在已经通过一些有效的团体性组织力量而被很好地实现出来。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团体性力量是一个国际性学术协会，即于2002年正式成立的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上述对于中西哲学之间建设性交锋—交融的设想已经被明确地正式列入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的如下章程：
“为了上述目的，本学会强调（但不限于）中国哲学与西方主流哲学（广义理解下的分析传统和大陆传统）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本学会强调这种比较研究对于当代哲学发展及其相关资源的积极反映和响应以及两者之间借此相互促进提高；通过上述这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途径，本学会致力于不仅分别地对于中国哲学研究和西方哲学研究作出贡献；而且对于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哲学之发展作出贡献。本学会也强调对于作为中国哲学发源地的中国大陆与西方哲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开辟渠道和建立有效的学术合作方式。”⑧
读者可以看到，上述来自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章程的引文，尽管很简要，但却明确地反映了这一运动的一些关键特征，而且实际上为协会的议程和组织活动充当了引导性线索。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已经系统地筹划和组织了一系列明确是为了建设性交锋—交融目的和议程的学术活动与计划；可以说，建设性交锋—交融这一比较哲学方法论策略在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的议程以及该协会的一系列学术计划和活动中业已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第六，就这一运动参与者的组成而言，他们既不限于那些主修传统中国哲学的学者，也不限于那些本土的中国哲学家，而是也包括了来自世界上其他哲学共同体（比如英语国家的主流哲学界）的学者。在这一方面并且在这个程度上，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已经成为一项国际事业（作为世界哲学中的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渠道，借助于这个渠道，来自不同传统或具有不同风格、取向的学者，可以在研究面对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或在这样一个全球语境下做哲学的过程中，进行国际合作、建设性对话和比较性的交锋—交融。比如最近几年，两位杰出的分析哲学家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塞尔(John Searle)就实质性地参与到了下述两个姐妹计划中：前一个是“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后一个是“塞尔哲学与中国哲学”。通过这种实质性的参与，他们也就成了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还有另外一些分析传统的著名学者也被吸引到了这一事业当中。⑨尽管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并不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中，但他们还是为研究中国哲学作出了贡献：或者是通过他们的那些与中西哲学的建设性交锋—交融中所涉及的某些元哲学或方法论的问题有关的有益著作，或者是直接通过探讨这种研究中的某些被共同关注的问题。
第七，就其研究成果而论，伴随着上述的系统努力，这一运动已经在一系列哲学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实质性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单纯可能性进行纸上谈兵式的思辨，也不是仅仅处于对这样一种建设性交锋—交融如何可能作单纯元哲学的讨论这一层次上，尽管这种讨论是必要的，而且已经为这一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论准备和方法论准备，如前强调的那样。对中西哲学中处理具体问题的不同途径如何能够相互建设性地交锋—交融这个问题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不仅出现在某些已经促进了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之发展的个别学者的著作中，而且也出现在一些来自近年来特别为建设性交锋—交融目的而开展的集体性努力的出色研究成果中。特别是，最近两卷关于前面提到的这一运动中的两个集体性研究计划的文选（即关于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和塞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的文选）业已出版。⑩
第八，就其与当代哲学的关系而论，这一运动尤其注重现代哲学中的后康德阶段（有时被标以广义意义上的“当代哲学”）的各种资源，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当代哲学（既包括分析传统中的当代哲学也包括“大陆”传统中的当代哲学）中的资源。理由如下，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中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策略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探索如何为共同的哲学事业中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关切作出贡献；为了这一目标，这一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主要注意、并且也特别关心两件事：(1)那些在其他传统中所提出的进入共同问题和共同关切的不同途径（尤其是那些由处于西方传统中的当代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所提出的途径）；(2)在当代哲学各个领域里所探索的那些哲学新发展。第一个关注使得这一运动适于进行比较，而第二个关注则使得这一运动对于哲学的最新发展和当代哲学中的概念性—解释性资源保持敏感；而这两个关注结合起来则使得这一运动特别积极与当代哲学中来自其他传统的各种不同途径进行比较性的交锋—交融，也特别积极采纳在当代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各种相关的概念性—解释性的资源。
第九，就其自己的哲学学术标准而言，建设性交锋—交融的议程和具有前述一系列特征的这一运动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已经在下述程度上为研究中国哲学和研究比较（中—西）哲学的哲学学术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对中国哲学的哲学的（而非仅仅历史描述性的）研究，需要对处于各种密切关联着的核心领域中当代哲学发展及其概念性的和解释性的资源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而非仅仅是介绍性水平上的知识），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不相干的或外在排斥的事物来处理。人们已经认识到，对于建设性交锋—交融的目的和议程来说，这样一种理解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偏爱，而是一种必须。换言之，当为了建设性交锋—交融的目的而对中国哲学进行研究时，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当代哲学中的相关主题及其相互关联的概念性—解释性资源作介绍性的认识；毋宁说，人们需要对它们的新近发展有及时深入的理解，包括仔细研读当代哲学的相关文献，并注重相关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
第十，就其根本的性质和方向而言，在下述两种意义上或两方面，这一运动是全球哲学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在全球语境中做哲学的比较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独与中国哲学连接在一起的地方性的运动，也不单独是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1)就其基本的议程而言，如前文已经强调的那样，这一运动的一个基本议程是这样一种建设性交锋—交融策略：亦即去探索那些来自不同的哲学传统和来自各种不同的做哲学风格／取向（因此也包括那些来自同一个传统内部的具有不同的做哲学风格／取向的复合体）的不同的思维方式、方法论途径、眼光、洞察、基本观点或概念性的和解释性的资源，如何能够通过反思性批判和自身批判而相互学习，并联合起来为共同的哲学事业和／或一系列共同的关切以及具有重要哲学意义的问题作出贡献。以此方式，那些在它的反思性考察之下的问题与关切最终就是一般的和跨传统的问题和关切，而不是独独针对中国哲学有效。(2)就它的基本方法论的策略而言，考虑到前述的基本议程，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并不限于它与西方哲学的建设性交锋—交融，而且也是与其他哲学传统的建设性交锋—交融，也包括中国哲学内部不同运动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在这种程度上，中西哲学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可以为通向世界哲学的哲学探索中任何两种（或更多）看起来竞争性的途径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比如中国传统与像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其他非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提供一种方法论模型。
注释：
①一种为了这个目的而做的完备表征，应当包括对比较哲学中的这样一种建设性交锋—交融方法论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的论证性说明。考虑到我在以前的出版物中已经对完备表征的这一维度做了探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下列文章：(1)《对哲学方法论结构的一种分析——从比较哲学的角度看》，载《通往智慧的两条道路？——中国的哲学传统与分析的哲学传统》(chicago:Open Court，2001)，第337-364页。此文的中文节译载于《世界哲学》杂志2003年第3期。(2)《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如何可能：一个主题导论》一文的第2节，载《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建设性交锋—交融》(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6)，第1-33页。该节的中译文载于《世界哲学》2007年第1期。(3)《塞尔，庄子，与超越性视角论》一文的第3节，载《塞尔哲学与中国哲学：建设性交锋—交融》(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8)。(4)《论与中国哲学有关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一个主题导论》，发表在《中国哲学史》(London:Routledge，2008)。
②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有其描述性方面又有其规范性方面。就其描述性方面而论，它所讨论的并非仅仅是理论设想而是业已发生的事实。就其规范性方面而论，第一，这些事实作为哲学上的反思实践是在某种或某些规范性引导下发生的；第二，所讨论的反思实践对于将来的比较哲学反思实践或许具有某种适当的规范性引导或借鉴意义；第三，我对所论及的这些反思实践的刻画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哲学解释，而这种哲学解释是带有规范性的。
③我在此用“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这一术语主要是指中国从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到清朝早期（1644年—19世纪中叶）的各种哲学思潮及其当代发展和研究。
④最近几十年那些注重哲学解释和关注哲学问题的比较哲学反思实践业已相当充分，表明很多传统上被界定为不同传统中的一些“特有”问题实质上是关于某些共同关切的、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的不同方面、层次或维度的问题，尤其是从一种更广阔的哲学视野来看更能认识到这一点。的确，这里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值得专文深入讨论。我在《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如何可能》的第2节通过对比较哲学研究三种取向及其方法论的讨论已论及其中一些理论问题。这里需要强调的三点是：第一，共同哲学问题或共同关注及其相关性的认定和考察要经过反思性哲学解释而非局限拘泥于古人在表层字面上的遣词用句；第二，一个共同哲学问题或关注典型地具有多重方面或多层次结构；哲学解释的目的或任务之一便是通过阐释文本字面表层含义而把握住所涉及的（如果确实涉及）共同哲学问题之所在从而理解所考察的文本材料所论及的问题方面或层次及其与其他方面或层次之间的关系；第三，很多所谓的“特有”问题在从一种更广阔的哲学视野来看时实际上是某一共同哲学问题的一方面或一个层次的问题。另外我本人对于上述三点的体认并非仅仅基于纯理论构想，而是同时基于我本人对古典中国哲学中若干主要哲学运动或文本的具体案例研究。
⑤可通过论证表明下述说法是正确的：某些被指出的特征也可以用来刻画弱意义上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的特征，无论它们是以明确的还是隐含的、明显的还是模糊的方式显示出来。
⑥这一段中出现的“方法论的视角”（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或视角性方法perspective method)和“方法论的引导性原则”（methodological guiding principle或引导原则性方法论guiding-principle method）这两种说法，我是在它们在我以前的论文“对哲学方法论结构的一种分析——从比较哲学的角度看”中所澄清过的意义上使用的。简言之，一个方法论的视角是一条通往接近一个研究对象的路径；这条路径旨在指向对象的某个方面并且根据这一方面的特点来把握或解释这一方面；它带有这样一种最小的形而上学约定，即这一方面真正（而非仅仅是被假定）为该对象所拥有。如果方法论的视角应当指向的这一方面是真正为研究对象所拥有的，那么这一方法论的视角对于这个对象来说就被认为是合格的(eligible)。否则，该方法论的视角对于这个对象来说就被认为是不合格的(ineligible)。已经指出的是，上面说明的方法论视角是一个方法论视角的单体(simplex)，与其对应的是一个方法论视角的复合体(complex)，后者以某种方式把两个或更多的视角单体整合在一个里面。一个方法论的引导性原则是一种方式，它涉及某种（些）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方法论视角。它被采用那个（些）视角的人所预设，以便规范视角应当被如何评估（其地位及其与其他视角应当具有的关系）、应当被如何运用（如何在各种各样视角中进行选择）以及视角所服务的目标和焦点应当被如何确立。方法论的引导性原则与针对研究对象的方法论视角有关，其中有适当的和不适当的引导性原则之分。另外一个在概念上与上述两种方法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方法是工具性方法(instrumental method)：关于某一视角性方法的一种工具性方法是指借以贯彻该视角性方法的工具手段（包括工具性概念和解释性资源）。
⑦在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上，它的显著特征之一（至少是与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关）就是它正通过这种建设性交锋—交融运动而向世界哲学迈进。在这个意义上，并且在这个程度内，现代中国哲学新近发展的语境和前面提到的全球语境已经融合为本质上相同的语境。
⑧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的章程全文（中英双语），http://sangle.web.wesleyan.edu/iscwp/。
⑨比如Michael Krausz,Ernie Lepore,A.P.Martinich,Adam Morton,Avrum Stroll和Samuel C.Wheeler。
⑩参见《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建设性交锋—交融》(Davidson's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Constructive Engagement),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6；《塞尔哲学与中国哲学：建设性交锋—交融》(Searle's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Constructive Engagement,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