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阿尔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5年，法国的共产党员哲学家阿尔都塞出版了《保卫马克思》和《读解〈资本论〉》两部著作，按照当时风靡法国的结构主义的方法去读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理论反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新解释，被称作“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次年12月，巴黎的一位观察家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提请人们注意法国有一群和阿尔都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家正在崛起后，阿尔都塞和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获得越来越大的知名度，他的上述著作，被认为是继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重要的著作。
阿尔都塞及其思想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巨大反响：赞誉者说其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复兴”，是在恩格斯、列宁、葛兰西、毛泽东所作贡献的基础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关键性因素的发展，使它得到了更加完善的创立；而且“对于制定必要的理论以帮助革命战士理解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并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改变现存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批评者则认为阿尔都塞同马克思主义很少有共同点，说他同马克思原文的明确性相对立，声称马克思并不真正在说他正在说的东西，是一种打着反教条主义旗号的非常特别的教条主义。西方敌对势力甚至把他提出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始于激进的人道主义又终于同样激进的反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自我解体”的证据。
虽然早在70年代末期阿尔都塞学派就已衰落，阿尔都塞本人也已在90年代初去世，但阿尔都塞提出的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却仍在发挥着影响。例如在我国，直到前不久还有人在说他所谓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实际要说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他关于历史是没有主体的过程的诠释，其理论底蕴无疑是历史决定论的等等。这就说明，弄清楚阿尔都塞所谓理论反人道主义的全部涵义和是非得失，它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界限，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阿尔都塞提出理论反人道主义的历史背景
促使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反人道主义的历史背景，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萨特鼓吹唯主体性的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特别是苏共20大以后人道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广泛泛滥，正是针对这种形势阿尔都塞决定进行干预。
阿尔都塞说，收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七篇文章，是由一个共产党人哲学家在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形势中构想、写作和发表的，它们并不仅仅是从学术的和思辩的研究中产生的，同时也是“对一定形势的干预”。他认为苏共20大谴责个人崇拜所采取的形式和突然急转弯的情况，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都有深刻的反映：从30年代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的、对马克思早期著作所作反马克思主义解释，现在被从斯大林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对马克思著作的“人道主义”解释，这就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据此，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方面的决定性任务之一，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般形式：经济主义及其精神补充伦理唯心主义（今天的“人道主义”），它们“都是反科学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为了反对革命者而建立起来的”（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伦敦1977年版第10-11页；《列宁和哲学》伦敦1971年版第17、19、20页）。与此同时，阿尔都塞说，为了彻底清算斯大林主义并取而代之，还必须对由于谴责个人崇拜而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确定的回答。
以理论反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阿尔都塞在对上述形势进行干预时提出的确定的回答。
二、理论反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结构主义的主体移心论
阿尔都塞对苏共20大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进行干预时，正值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而在法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
以萨特为主要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把人的主体性作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源于主体的设计、选择和创造，因而只有主体才是能动的；而且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是因为人而取得意义的，他据此而把存在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种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风靡一时的哲学思潮，由于其极其明显的主观主义色彩使人失望、厌倦，而被结构主义所取代。
发轫于由语言学家索绪尔肇始的、从历时态向同时态转换的语言学变革的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相反，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心；认为人只是构成结构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它本身并没有独立性，只是由结构所决定的，因而是被动、而不是能动的。结构主义从反主体性出发去否定人本主义，认为不是人赋予世界以意义，而是结构赋予人以意义。所以，结构主义主张“主体移心论”，把主体从笛卡尔以来在哲学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上驱逐出去，使之从思想、语言的可靠基础，变成某种既先于它、又超越它的关系的结果。结构主义否认个人在认识和实践中的作用，否认思维主体能够在认识中居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地位。它把人溶化到客观化的、无个性和无意识的结构之中，认为正是这些结构在决定着人的全部行为，它们是人的全部生存的结构，而主体则是某种外在力量的表现。
这种主体移心论广泛地表现在法国结构主义的各个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言论中。例如，把结构主义应用于人种学、人类学研究的列维—斯特劳斯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创造人”，“而是把人加以溶化”，“结构主义允许撇开主体这个占据哲学舞台为时太久的令人讨厌的宠儿”；把结构主义应用于历史哲学研究的福科认为，人的形象迟早会象海边沙滩上的图画一样被完全抹掉，“人是一种臆想”，它“将要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把结构主义应用精神分析研究的拉康则颠倒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公式，说“我思我不在之处，所以我在我不思之处”，就是说：我不在自我意识的圈子内，而在无意识的别处，因为作为自主的和自我确定的主体的存在，属于想象的序列，主体的自主性只是一种在想象中产生的幻想，主体的意义也不在“我思”的自我确定性中，而在其它地方。这样，主体就被移心了。把结构主义用于哲学和文学批评的德立达也有着这种否认主体和人在认识上首要性的结构主义共同倾向。
60年代初期，在同青年人类学家塞巴格、经济学家高迪里埃等人一起把结构主义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和研究时，阿尔都塞提出了以理论反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理论反人道主义的思想历程，始于他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认识论上的断裂”的“对症读解”。他认为马克思只是在对其青年时代的理论基础——人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以后，才达到科学的历史理论的。他说，从1840年到1845年，是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时期，在马克思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先是接近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接着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1845年是马克思同意识形态决裂的时期，马克思开始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建立在人的本质的基础上的理论、一切形式的哲学人道主义相决裂，把人道主义规定为一种意识形态；1845-1875年是马克思的过渡性著作的时期，马克思为建立一种适合于其革命理论设计的概念术语和分类学，而进行多年的实证研究和精心推敲；1875年以后，是马克思的成熟时期。在对人的哲学进行彻底批判以后，马克思达到了科学的历史理论，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新概念，代替个体和人的本质这个旧套式，同时又提出了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据此，阿尔都塞说：“所以，关于理论，严格地说来，人们能够而且必须公开说到马克思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理论上的马克国主义反人道主义的必然结果是承认和认识人道主义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29、230页）
对于把阿尔都塞的思想和著作列入结构主义的范畴，他本人曾多次提出异议。他认为自己只是“同结构主义术语的‘调情’，肯定超过了所允许的限度”，“所使用的术语在许多方面都过于接近结构主义的术语”，但却不是结构主义者。而人们却坚持认为阿尔都塞的理论框架属于结构主义之列，究其原因，一是阿尔都塞信奉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他的理论体系通过把“语言变革”的许多主题融合进马克思主义，而对其提出的挑战作出反应，首先是主张主体移心论。卡林尼柯斯说，为阿尔都塞和其他一些各不相同的结构主义者“所共有的语言观，是一种和现实分割开来的自主过程的语言观”，它“组织主体同时又炸裂主体，把主体归结为这个过程的一个从属的代理人，而不是意义的自主源泉”（卡林尼柯斯：《马克思主义有未来吗？》1982年香港版第169页）。二是阿尔都塞维妙维肖、亦步亦趋地套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卡林尼柯斯说：阿尔都塞：‘回到马克思’的整个设计，显然是以拉康‘回到弗洛伊德’的设计为模型的，正如拉康企求把弗洛伊德从其门徒的错误解释中拯救出来那样，阿尔都塞则旨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对它的庸俗化和曲解中解脱出来。阿尔都塞在《读解〈资本论〉》的头篇《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中，承认自己受惠于拉康”（同上引，第62页）。
所以，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在哲学基础上根源于他和其他结构主义者在思想倾向上、特别在主体移心论上具有着深刻的共同性。阿尔都塞的一个学生普兰查斯曾经说过：“在阿尔都塞身上，在我们其它人身上，以及在其中工作的理论界，都有结构主义的某些残余，用结构主义反对历史循环论，用列维一斯特劳斯反对萨特，对于我们来说，同这两个理论框架彻底决裂是极端困难的”（《同普兰查斯的会见》，载《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1979年7月号）。
然而，由存在主义唯主体性这一端到结构主义的主体移心论的另一端，都是不能正确解决主体性问题的。英国哲学家潘登认为：“正是关于人类主体性和代理人的哲学概念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特性，赋予结构主义关于人文科学中的解释以动机。但一般说来，结构主义却丢下了这个关于主体性和有意识活动的哲学概念，而只是把它加以‘移心’。于是，理论困难就重新出现”；“只要结构和代理人之间的对立支配着关于历史因果性的推理，结构主义宿命论和内容贫乏的唯意志论的极端所遇到的困难，就只能由两者的任意结合来加以避免”（潘登：《结构主义的崛起和衰落》1984年麦克米伦版第213页），而实际上却总是无法避免的。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的命运，正是这样说明问题的。
三、人与生产关系，孰为主体？
那么，阿尔都塞所谓理论反人道主义，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又究意有什么关系呢？
阿尔都塞说，“在马克思用以思考实在的概念中，以理论概念出现的不再是人的概念或人道主义的概念，而是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崭新的概念”（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43、244页），他说马克思反对从“人的本质”的思辩概念中，引申和演绎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来。
阿尔都塞的这个说法，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确实说过他的分析方法的特点，在于“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5页）。这是因为“人？如果这是指的‘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那里，即他获得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4-405页）。
从这个涵义来看，把阿尔都塞所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反人道主义”，理解为是指马克思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是非人道主义，无疑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理论反人道主义的涵义远不止此。从阿尔都塞赋予这个概念的其它涵义中，可以看出，所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反人道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把结构主义的主体移心论用于观察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各个方面的历史观，还把它强加于马克思，用它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
阿尔都塞赋予理论反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涵义，是说生产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成为主体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人。
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的结构在决定着由生产当事人所占据的位置和所承担的职能，就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而言，他们从来也只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所以，真正的‘主体’（在过程的构成主体的意义上说）并不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和职能的承担者，不管一切表面现象如何，真正的主体并不是素朴人类学‘所与’的‘明显性’、不是‘具体的个人’、‘实在的人’——而是对这些位置和职能的规定和分配。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但既然这是一些‘关系’，那就不能在主体的范畴内思考它们。如果任何人偶然要把这些生产关系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即‘人的关系’，那么，他就违反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指出，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不可被还原为任何人类学的内在主观性的，因为生产关系只是把当事人和客体结合在一个特定的分配关系的结构中，即由生产的当事人和客体所占据和承担的位置和职能的结构”（阿尔都塞：《读解〈资本论〉》1979年伦敦版第180页）。他还说：“认为社会关系可以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的集团之间的关系，这种想法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理论神话。因为只要这样想，那就意味着社会关系只涉及到人的关系，却不知道它们也涉及到物，即从物质自然界取得的生产资料”，“总而言之，生产者要受到生产关系及其结果的制约”（阿尔都塞：《观点（1964-1975）》巴黎1976版第166、167页）。
阿尔都塞赋予理论反人道主义的这个涵义，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就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为生产劳动所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
第一，虽然由于人们的生产活动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生产关系，具有着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但是，生产关系又终究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终究是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和个体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并不是什么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的超历史存在物，离开了人们的生产活动便无所谓生产关系；同样的道理，生产关系是人们为了进行物质生产而结成的关系，也丝毫没有改变它仍然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关系的性质。所以，阿尔都塞所谓“把生产关系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即‘人的关系’，就违反了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理论神话”等等说法，不仅毫无根据，而且具有把生产关系加以极度神秘化的生产关系拜物教的性质。
第二，虽然处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人们，总是受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任何生产关系又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世界上固有的，而是由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同麻布、亚蔴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2版第141页）。阿尔都塞只谈“生产关系的结构在决定着生产当事人所占据的位置和所承担的职能”，而只字不提任何生产关系都是由生产当事人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需要生产出来的。这种片面的思想方法和观点只能助长把生产关系神秘化。
第三，虽然和具有不断发展特性的生产力相比，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但却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生产关系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同上引，第142页）。阿尔都塞只讲“生产关系的结构在决定由生产当事人所占据的位置和所承担的职能”，而不讲又正是生产当事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而改变自己的生产关系，这种片面的思想方法和观点，使阿尔都塞只能从静止的结构的观点去看生产关系，而看不到它的动态的发展，看不到在人类历史中一种生产关系被另一种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发展进程。卡林尼柯斯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说，阿尔都塞这种作法的“结果却是使生产关系永恒化，把它们变成不变的结构”（卡林尼柯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83年牛津版第93页）。
第四，正因为在“生产关系的结构在决定着生产当事人所占据的位置和所承担的职能”的同时，生产关系又毕竟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己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需要生产出来和加以改变的，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成为主体的，就只能是人，而不可能是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所始终一贯坚持的基本观点。例如，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说：“生产过程的条件和物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6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指出“生产”“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3-736页）。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重申“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他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00页）。
所有这些说明，阿尔都塞赋予理论反人道主义的这个重要涵义，所谓生产关系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生产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生产关系，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象阿尔都塞那样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四、历史是无主体过程吗？
阿尔都塞赋予理论反人道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涵义，便是否认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鼓吹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
阿尔都塞考察了马克思的思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演变，从中引出结论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主张的那个站不住脚的论点是：历史主体（即在‘异化劳动’中被异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过程的历史，即人的类本质异化为‘异化劳动’的历史”，“但正是这个论点爆炸了，爆炸的结果是主体、人的本质和异化等概念完全消失，化为乌有，没有主体的过程这个概念得到解放，成为《资本论》中一切分析的基础”。他说，所谓“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意味着“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辩证法不是任何主体的作用，无论这主体是绝对的（神），还是仅仅是人类的”（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年纽约版第120-121页）。
应当指出，阿尔都塞赋予理论反人道主义的这个涵义，同样是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干的。
首先，马克思历来强调人类社会发展史不同于自然发展史。他指出：正“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9-410页）。这就是说，要是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那么，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在那里，任何事情都不是作为预期的目的而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却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追求目的的人。在这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有什么根据把由有意识的人类怀着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而创造的社会发展史同自然发展史等量齐观，说成是一个无主体过程呢？
其次，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历来反对那种把历史同人、同主体的活动对立起来，把历史看作是诸如把人当作工具的特殊人格或普遍理性自我表现之类东西的神秘化观点。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在1846年12月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又批驳了蒲鲁东“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史观。他说：“蒲鲁东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可是“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与此相反，马克思强调“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2版第531-533页）。
再次，由于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去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正是这些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构成为人们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这样，在历史领域中，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但总的说来，历史发展进程却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然而，这一切又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历史领域中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不，所谓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无非是人类在特定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下创造自己历史的规律。所以，事情正如列宁的指出的那样：“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摈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列宁选集》第1卷1995年第3版第26-27页）。所以，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把它说成是一个无主体过程，也是没有什么根据的。然而，阿尔都塞却把这样一个没有根据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这样，事情就正如施密斯在《读解阿尔都塞》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阿尔都塞来说，理论反人道主义变成了结构主义关于人死了的箴言的马克思主义垂饰”（施密斯：《读解阿尔都塞》1984年伦敦版第193页）。
又次，虽然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所预期的许多东西，或因缺乏实现手段，或因受到别人的阻碍，或因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等等而无法实现，从而使历史领域出现一种同在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十分相似的情况。但是，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结果，又毕竟是由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合力，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此，事情就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各个人的]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2版第697页）。这就是说，虽然在历史领域里，许多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历史中最后出现的结果甚至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但这并没有改变历史终归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这个事实，所以，据此而把历史说成是无主体的过程，是没有根据的。
最后，阿尔都塞把历史是没有主体的过程说成是“《资本论》中一切分析的基础”，同样是一种无稽之谈。事实是，在那里，马克思无论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关系时，还是在分析为人类各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劳动过程时，都始终坚持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观点。如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时，马克思说“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是在商品拜物教的条件下，“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是说，“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89页）。在考察撇开了各种特定形式的劳动过程时，马克思更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马克思在指出人类劳动和蜘蛛、蜜蜂等动物的活动的区别时，又一次强调“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质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以上这些，说明了阿尔都塞所谓历史是无主体过程，不仅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而且其理论底蕴也同历史决定论风马牛不相及，而是一种在历史过程中排斥人的能动作用的结构主义宿命论。英国学者汤普逊在《理论的贫困》一书中，曾经指出，阿尔都塞由于把人类代理人从历史的过程中排除出去，把他们描写成只是“占统治地位的[复杂]结构”的“载体”，这就使他全然不能把历史过程加以概念化，从而也就不能把握作为“过程”的历史。
五、几点启示
阿尔都塞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哲学家，面对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人道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广泛泛滥，决心为保卫马克思主义而进行干预。应当说，这种愿望和动机，不仅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是值得肯定的。在这个干预的过程中，他也确实提出过前面提到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见解，但为什么在发展进程中，这种干预会走到阿尔都塞愿望的反面，变成鼓吹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东西并把它强加于马克思呢？我们在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时，无疑是可以得到不少启迪的。
一是研究问题忌带片面性、表面性。
阿尔都塞说：“生产关系的结构在决定着由生产当事人所占据的位置和所承担的职能”，这句话本身并不错，因为“个人”确实有“从属于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页）的方面。但阿尔都塞据此而否认生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否认人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却是一种把片面当全面并加以进一步发展的错误，因为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又如阿尔都塞说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似乎也和社会发展是一个由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人们预期的目的很少能如愿以偿的外观相吻合，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它后面隐藏着人类历史终究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这个内在实质。阿尔都塞之所以会陷入理论反人道主义的错误，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把片面当全面，把表象当实质。
二是在反对错误倾向时，不能搞反向歪曲。
阿尔都塞的实例说明，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时，如果不是恰如其分地指出其错误并加以纠正，而是走到另一个极端，去鼓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反人道主义，那就不仅不能有效地克服错误思潮，而且还会因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个和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方向相反的歪曲，而陷入到另一种错误思潮的泥潭中去。
三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人类文明最优秀成果，总结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制订的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但是，马克思毕竟已经逝世一百多年，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去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去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答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马克思的观点就是马克思的观点，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就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在当代的情况下，需要提出新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时，也要加以如实说明。反之，要是象阿尔都塞那样，用什么“对症读解”法，把本来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乃至把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那么，不管其主观动机怎样良好，都是不能保卫、而只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
四是要正确对待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意义，就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思想理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显然要在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然而，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又毕竟是在和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倾向上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在这里，不仅包含有错误的倾向，而且连一些本来正确、合理的成分，也会因被极度夸张变成错误、荒谬的东西，因此，在研究现代西方文化的时候，“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反之，要是象阿尔都塞那样，亦步亦趋地盲目推崇结构主义思潮，不顾在理论基础和思想倾向上的根本区别，把它生搬硬套到马克思主义中来，搞什么“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就不仅不能推进、而且还会损害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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