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目标相去甚远--孟景辉与“浮士德”告别20世纪与千年_浮士德论文

与目标相去甚远--孟景辉与“浮士德”告别20世纪与千年_浮士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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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期待着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事件能够出现,借以驱除纠缠着我多年的种种折磨,清理出哪怕短暂的一线净界,凭借引导,让我清洁、平静地跨渡那一瞬间。对于其后,不管是永福还是永罚都毫不在意。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对人的全体,而不止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以及所有信奉千禧年的教徒都有意味的时刻,它在1000年乃至整个历史上从未有过。仅就纪历文明(也是人类最重要的文明)这一点,它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人类共同的重大时日,值得今天60亿人类普天同庆。

但是,耳目所及依然不过是犬马声色,“千禧年”毫无例外地照旧成为各行各业最大的招牌,即便是发祥“千禧”的欧洲以及做秀绝伦的美利坚也不过是把蛋糕做大而已。伴随着媒体上繁多名目的百年、千年专题和纪念活动的是大块大段的广告。一切都只能让你躁动,而无法让你感动。报刊上的“寄语”“留言”淌满口水,文字的顽主和“话语”的霸权者除了感染不了失语症以外,患上了所有和语言有关的疾病。当然,这一切也都顺理成章。“火星极地着陆者”的失踪宣告了所有纪念活动的规格和质量,它与面对“千禧年”的“理屈词穷”、难以动衷相互印证,再次表明:在自在面前,一切的自为都微弱渺小,不堪提及。

自在就是自在!

我的小朋友袁鸿说他们的《盗版浮士德》将穿越千年之夜,如果我愿意,他将送我一张昂贵的门票。对于我来说,这一时刻给谁,也许比宗教和爱情都重要。在我茫然若失之际,袁鸿的邀请竟令我发现遍寻无着的感动就在寸步之内:我86岁的父亲经历了那么久的苦难,在无数人离行掉队的情况下,他健康而平静地来到新的千年。如果血脉是自在的话,它简简单单声色无动,便将我以及周边的一切自为轻轻勾销——那一时刻,我将与父亲无语相对默默而坐。

不过,在所有的“千年操作”中,我觉得孟京辉选择浮士德确是最有想法(潜力)的。在这1000年里,如果数三个由人所创造的“人”(前提是:世界范围,足够的时间尺度,文学、历史、哲学意义交汇),浮士德必居其首,而其他两个可能就要大费口舌了。浮士德作为母题与原型之重要、深刻以及与人的基本问题的接通,可以说至今无出其右。所以,我决定提前半个月跨越千年,这使得今晚的观看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活动,复杂得难以呈现。

今年6月,我写了《犀牛还是疯牛? 》批评孟京辉和廖一梅的《恋爱的犀牛》,但得到了两位导、编友好宽宏的回应。这足以卷蚀任何批评者的刀锋,因为王法也大不过人情。今晚观看“盗版”,确实感到它在挽回“犀牛”的败笔,但我不知这是“人情”作怪,还是歌德像达里奥福一样又起到了支撑作用?孟京辉和他的演员相当克制地发挥着他们的长项,使其“特色”恰到好处甚至略显亏欠,以至个别突兀之处(如浮士德要送甘泪卿回家处二人长达十次的重复)反倒像是意味深长有所喻意。孟式长项在成为品牌的同时,也成了双刃剑。人们一边觉得还是老一套,一边要看的就是这老一套。无形之中,孟京辉已为人役使、“为人民服务”了。这大概是形式主义者孟京辉难逃的宿命。当然有两条路可以逃脱:一是变换形式,比如去排些歌剧及其他,让形式断开再续,造成陌生化和怀念效果;二是凸现主题、内容以遮蔽风格化形式。但不管怎样,当前情形行之不远(我在看《娜当那的灵光》时感觉到,很多青年观众在看过孟京辉以后,已经看不惯看不上也看不了其他的话剧了。而某些迹象表明孟式风气或曰风格正以某种变异方式播开,比如据说宗旨观念完全不同的剧本《切格瓦拉》)。尽管票房越来越好,但对已形成气候的风格施行放纵或压抑到底不是办法。孟京辉已走到莲花街头。在多种选择面前,最可能的是成为流行的消费文化。只是由于受众是青年的原因,孟京辉还没做最后的价值转换,比如采取保守与圆融的文化姿态。不过,他的前卫、先锋性早已被媒体用一个更加准确、商业、流行的消费观念替代:另类。

这肯定会让有人欢喜有人忧。

去路如何取决于孟京辉的观念。和其他前卫者一样,孟京辉本质上还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尽管他们的对象大抵相同,但他们从来没弄清、似乎也不屑弄清的是:他们“解构的武器”(而非工具)是什么?他们对拆解的兴趣超过了建构。我前次所说的他们对艺术的误会,实际上起源于这个基本问题的迷失。没有办法,不论他们多么不喜欢不愿听“观念”,但没有确定的“观念”,你绝对走不远,你只能“喝白开水撒酒疯”,工具也永远是工具,而你永远是工具的奴仆。这里的“观念”不是你深恶痛绝的经院典章、理论教条,也决不是感觉、放肆与狂妄。“观念”是真正支配你、而影响了他人的力量;是喧嚣繁华时的冷峻孤觉,而在寂静萧条中愈难割舍;它可以是一条没有河床的河流,但必须是“走过从前,始终如一”。这种东西在孟京辉那里并没有形成。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虽然他是我看过最多也最为关注的导演,可我至今不能确认他的基本观念,不知道他一直在干什么,想干什么?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他留给我们的,除了定型、品牌化了的“特色”之外,就是“感觉不错”,仿佛“感觉”就是思想和才华。这使他的作品呈现出“间歇性抽搐”状态,“跟着感觉走”,每次都是“现挂”。艺术变成了赌博,而赌博者以为自己是艺术家。解构者没有武库,而只有一个简陋的工具袋,袋里的工具也已老旧……《盗版浮士德》里,陈健斌只有一次登上桌子,带领大家手舞足蹈“上下求索”,节制简炼,镶嵌合理,精彩得不得了,也危险得不得了,因为它不能再多一点儿了。

果真戏剧或孟京辉别无选择了吗?主题、观念、思想,包括故事真是艺术、戏剧和感觉的冤家吗?在看《盗》剧之前,我对孟京辉确实期待很高。我知道孟京辉肯定承受不了浮士德之重,但“盗版”完全可以四两拨千斤。浮士德到了歌德手里时要多大有多大,几乎概括了人的全部重要问题。灵与欲的冲突,爱情、知识、政治、美学、事业的多重悲剧,这一切在今天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扑朔迷离,诡异悖反。歌德最终以净化、赎罪方式拯救了浮士德,天帝与靡菲斯特关于人善、人恶的赌博看来都没那么简单。问题还是那些问题,但答案决不像博士“最后智慧的总结”那样:“每日争取自由和生活的人,才能享受生活和自由”。引领(迷惑)我们的太多,又太少,但绝对不再是“永恒之女性”。美女在公共汽车上濒临灭绝,但又每时每刻出没于你的电视,让你看得见,摸不着,忘不了。“纯洁无私”因违背私有制原则而成为尽人皆知的笑柄。魔鬼肯定不再青面獠牙(周迅却是惟一化妆、并且化成魔鬼的),经过200年的修炼,他进化得周到体贴彬彬有礼。 他已不再和人或上帝抬扛打赌。合同、签约显得文明而具有法制观念,权利义务彼此相等,收益风险双方共担,当然结果肯定不是双赢。人们虽然知道一步一个圈套,但签字画押的又不是我一个,何况还有律师。在一个按揭的时代,只要是分期支付,要什么都可以给你。而在无神论者那里,物质是第一性的、惟一性的,不必有抵押灵魂之虞。我们追求的范围还是爱情、知识、权力、美好、事业,但内涵和追求的方式以及所经验的与浮士德完全不同了。当一千年结束时,回望莎士比亚以来 400多年走过的道路,谁能提供一个“借口”,让我们将许多旧话重提?浮士德!如果歌德清理、终结了他之前近300年的浮士德,编制了一个新的文化符码, 那么,在千年结束时,这个针对北京观众的“盗版”,其意义决不止限于中国。在现在到处能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时,我常想到托马斯·曼1947年创作的《浮士德博士》中阿德里安那部与“贝九”截然相反的大型清唱剧《浮士德博士的悲歌》。作为人类的基本原型,浮士德所提出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好好对待的,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孟京辉和沈林隐隐约约意识到这点,所以选择了浮士德,并在最后给他以空前的使命和待遇:登陆火星。但浮士德最终还是被淹没了。坐在孟京辉的剧场里总是很开心,你会想到余秋雨张艺谋,想到水均益白岩松敬一丹……孟京辉和他的演员,当然还有我们,陶醉在他们发现、炮制的每一个段子中,孟京辉在一个晚上给我们的可能比电视一年给的都多。不过,在这个芯片与网络时代,眼前的浮士德更像个白痴,他的问题和困扰滑稽浅薄,仅仅博人一笑。我突然发现:孟京辉在解构对象时将解构的工具连同自身一同解构了,杀敌一万,自损十千。而靡菲斯特戴上中国程式的脸谱后一锤定音,除了盯着浮士德的嘴巴,给他当个戏架子,连哏都捧不上。其实,今天的《浮士德》,在很大程度上,戏是靡菲斯特的!在上帝死后,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又让人欣然接受。如果老浮士德没有完全泯灭,当他带着他几百年的“追求”出场与现代化了的靡菲斯特相遇时,这个冲突简直是天造地设的(如果可能,我真想亲自再盗它一版)。但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孟京辉(们)屡屡浅尝辄止,与机遇擦肩而过。是因为妥协,还是因为能力?一位朋友在看过《犀牛还是疯牛?》后,认为我在缘木求鱼,用文化或艺术原则苛求以娱乐为原则的孟京辉。但孟京辉的作品、路线、告白和舆论评价表明并非如此。从林兆华到牟森的全线溃败、消逝证明孟京辉策略大致正确——先得让观众进来、坐下、兴奋,生存之后再谈发展。但娱乐,至少在过去不是孟京辉的目标。从贝克特、日奈、毕希纳、达里奥福到歌德看不出娱乐总动员的迹象。不过确实有一个裂度始终存在:孟京辉一手接援(同时也解构了)现代主义和大师,一手要安抚愉悦观众,这既是由衷选择又属迫不得已,既是策略又是悲剧。这就让孟京辉成了整个90年代最有意义的导演:他脚踩两只船,劈波斩浪逆水行舟,居然至今没有翻船!到今天,孟京辉已经成了品牌和票房保证,而他在外形上至今保持着先锋和艺术家的名义,这就是奇迹。在6月的文章中, 我谈到问题是孟京辉的自称和被称与其称谓本身的背离。莫非这种分裂就是一种境界?但使我不能泰然视之的是,很多时候事情根本没有这么尖锐,往往是认识、把握甚至是技术问题。比如对靡菲斯特的开掘不可能伤害娱乐性,相反会在加深主题的同时能获得大量的段子、噱头,何乐不为?宁可费心让演员去念“谁知盘中餐,疑是地上霜”,也不能给靡菲斯特找点儿活计?而在孟京辉的娱乐方式、手段越来越单调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他在主题、深度和“艺术性”上几乎没有长进。一个人不会有很多机会,拿浮士德说中国事儿,拿古人说当今天下,拿瞬间说千年,浮士德应该是难得的一次!

既然天帝说了“人在旅途,难免失误”,错讹均在你我。

浮士德登上火星后,望着光环缠绕的地球喜极而言,死于终生的困扰与尴尬之外,有了出人意料的正剧结局。回到悲剧,剧场立刻安静下来。舞台上方的装置撒下一束白色砂粒,连绵不绝,这一场的浮士德恰好倒在下面。白砂落在浮士德那条“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的腿上,激溅出一朵硕大的白色花冠,由线与颗粒构织的白色之花在每一刹那都是变幻无穷,决无雷同,也没有任何盗版和复制的可能。她意外的生成暗示了造化之功,也突然平复了我从眼前到平生的许多烦扰,在承认自在的不可争执、抗拒的同时,领悟了自在的从容与绝妙。“江河永远是江河!”那些白砂今夜完全在人为的装置里,在定时定点定位定量的控制之中。可一旦释放走脱,她就可以展示自在的巨大魅力和秘密,引领觉悟者前行、上升。

几百年间,人类已从过于迂腐的浮士德中渐渐摆脱出来,并具备了很高的本领。要解决的问题已趋于一致,解决的手段也大同小异。但除了一堆数字外,人们并没有什么目标。而这些让人们在达到前感到自卑恐慌、达到后感到空虚和更加恐慌的数字,显然不能成为人的目标,也不能给我们以平静与欣慰。没有票房时,我们想念票房;有了票房后,我们维持票房。一切,无不如此,不过如此。《浮士德》的最后一句唱词“永恒之女性,领我们飞升”,申明人是需要引导和目标的,歌德在此暗示了人凭借自身并不可靠。但谁能料到,人自身的不可靠,最终竟然导致了目标的不可靠。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的目标动摇变换,彼此抵牾消长,冲突挤轧、妥协之后又殊途同归。短近目标取代了长久的目标,小的目标分解了远大的目标,实在的目标偷换了实际的目标,不同的目标兑换成同一类目标。而我们惊奇地发现:本来是目标使生活具有了意义,并使我们有所感动,但在没有目标或各有目标的情况下,生活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好”。雅斯贝尔斯认为(假设)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历史的统一,我们就处在这无始无终的统一过程中。莫非这就是历史的目标抑或向目标的方向性运动吗?可每当我走到魏公村,看到那块巨大的广告:“全世界PC联合起来,Internet就一定要实现”时,我便感到,不论形状和说法怎么变化,我们的目标越来越具体,“统一”也大局已定。充满魅力的开放性已被预制,对未知的兴奋、期待、追寻都只和“数字化”有关,所以叫“数字化生存”。全部生活用一个商业概念便可一言以蔽之:目标管理。在这样一个机制里,浮士德的问题越显迂腐,越显其深邃。不屑回答不等于回答。对它的“盗版”刚好印证它不朽的悖论价值。相对于我们,它已进入自在,像那朵白色的自在之花,可望而不可及,可遇而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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