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明[1]2016年在《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空前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既把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优势拓展到全球,也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拓展到全球；经济全球化既把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动力拓展到全球,也加剧了全球范围内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经济全球化既推动了国际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使国家经济主权的安全面临威胁；经济全球化既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经济利益,也加大了南北的经济水平差距。全球化既表现为全球经济活动的现象,也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制度的运动轨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虽然穷国和富国的世界经济结构依旧继续,但经济全球化也出现了很多新特点。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乏力。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得巨大成就,已成为世界经济浪潮的引领者,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增大。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也急需中国实施前瞻性的举措,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利于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和再繁荣。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建设新型国际合作关系的重大举措,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在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普遍认可的同时,一些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有观点认为中国以“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为工具,对沿线国家进行“新殖民主义”侵略,“中国威胁论”之说泛起。那么,经济全球化究竟是发达国家借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具,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的有效途径?面对全球经济的转型,广大发展中国家又该如何取得经济的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提供了两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一派倾向于“剥削观”,一派倾向于“互利观”。实际上,现在热烈讨论的经济全球化问题,在历史上都有其学术渊源,深入挖掘两派理论的形成、演进及在历史上曾有过的争议,可以更深刻的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实质以及发展趋势,以便进一步认清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本文以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剥削观”和“互利观”的分歧为研究主线,在纵向上,结合经济发展现实,从全球化的动力、生产格局、国际交换、贸易利益分配、政策主张等视角详细梳理了两派全球化理论的路线演进,构建了两派理论的起源及嬗变的谱系,较为系统的阐释了每派理论的产生、内部修正、演进及最新发展。在横向上,对两派理论从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基础、理论体系、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比较,并评析了两派理论的争论焦点及其相互批判。本文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指导,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优秀内核,深入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然后,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全球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本文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对我国构建新型对外开放格局的指导意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对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借鉴意义,并给“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剥削。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能量,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全球化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化。当然,广大人民的斗争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化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在当代,任何一国都不能脱离全球化独立发展经济,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既存在国际剥削的一面,又有使各国互利的一面,兼具破坏性和建设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来增强国际竞争力,要采取合理引导外资流向、防范金融风险等措施来抵抗国际剥削和霸权主义、保障本国经济安全,还要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建立新型的国际合作关系。另外,中国也要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倡导自由贸易,优化资源配置,给经济注入活力。第三,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逐步实施,更加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并不排斥非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基于经济技术分析的优秀内核,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指引下,中国不但能促进国内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也能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建立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经济的再繁荣。
王玉玲[2]2017年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成为这些国家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经济转型突出体现在:一方面服务业中以满足中间需求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崛起,且对制造业转型以及其他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持和驱动作用愈加凸显;另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和智能化趋势增强,在制造业产品价值构成中生产性服务所创造的价值占比持续提高,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服务经济或"去工业化"过快的国家发出了警告——即缺乏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支撑,服务经济过快发展所形成的经济体系往往是不稳定的或脆弱的。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或"重振制造业"等发展战略。在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端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且其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偏低,这严重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以及其他部门发展的战略支撑和驱动作用的发挥。同时,受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方式仍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制造业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不利于拉动以满足中间需求为主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鉴于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本文认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融合发展的新局面,让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部门成为驱动制造业转型的"发动机和推进器";同时引导和促使制造业部门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让制造业部门将那些自身提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环节和服务部门由"内部化"转向"外部化",从而为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借助规范分析、实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方法,本文结合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和经验数据,深入剖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动因、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和供给层面因素及其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在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不高、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层次较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以及典型企业转型发展所积淀的国际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便为提高我国产业互动和融合发展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理论和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层面的分析来看,作为制造业重要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产品质量和生产组织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因为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将更多的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融入到制造业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从而降低企业的内置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组织效率和市场交易效率。同时,生产性服务分工越细化、种类越多、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越高,越有利于增强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差别定价能力和获利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升级。但通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却发现由于受市场规模、专业化水平以及发展层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不甚明显,还不足以发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心脏和翅膀"作用。(2)通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分析,发现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服务"的认识偏见致使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管理观念和方法的延续亦严重抑制了制造业企业以及其他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另外,虽然制造业发展迅速,但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导致产能过剩、原始创新能力不高,资源能源高消耗、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正在倒逼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发展。要改变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困境,一个现实路径就是清除二者联动发展的诸多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和壁垒,搭建必要的"平台"来促进二者的互动和融合发展。(3)理论分析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是产业发展重要趋势,而国际经验也显示发达国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程度愈加深化和拓展。但通过对1997年以来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和融合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是通过对体现产业互动和融合的相关指标计算,发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还没有形成显著的互动关系,二者非均衡融合程度依然较高,虽然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依赖度却较低,二者融合发展趋势还不明显。结合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教训以及中国大国经济特征来看,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逐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以便为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注入更多的知识、信息和创新元素,推动制造业产品结构和品质升级,在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和层次变动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新需求;另一方面还要积极鼓励和推动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市场秩序和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借助合理的激励机制诱导市场主体在追逐利润中推动和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和融合,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马源平[3]1985年在《生产率特别高的劳动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文中研究表明关于同一生产部门内生产率高的劳动是否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论在部门之间还是在部门之内,等量劳动只创造等量价值,同一生产部门内生产率高的劳动不能创造较多的价值;第二种观点认为,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但在同一生产部门内,生产率高的劳动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笔者基本同意第二种观点,但觉得它没有阐明为何“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
于玲[4]2016年在《战后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文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在二战前就出现了工业和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而第三次产业也就是现在的服务业迅速增长的趋势。到20世纪70年代,服务业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的产业,工业丧失了其以前的绝对优势,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极其微弱,其重要地位的体现是在一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而不再是经济作用。这一经济结构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怎样评判服务业的边际效用呢?对于这一经济问题的研究,理论界虽有许多的争论观点和论著,但对于我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涉及到事物的“源头”这样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只是个别碎片性的涉猎,从整体上研究服务业几乎是个“空白”。必须从根本上理清服务业的产生和演变规律,探索其发生发展的条件、机制与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清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结构的质量、经济运行比例关系及经济增长等问题所产生的质的影响,对后发展中国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制定真正适合本国经济结构调整而发展服务业的经济政策,避免促进服务业发展时产生盲目性和教条性的错误。在19世纪还没有服务业(第三产业)这样的概念或范畴,但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产业”理论思想却十分丰富,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及其形态理论是打开我们上述问题的金钥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务业与产业资本(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一样,是资本的一种社会化存在形态。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经济和社会一切活动的主宰者、统治者,被资本家占有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都是以资本的面目而存在着,发挥着作用,反过来说,一切物质形态、非物质形态的东西,一切劳动方式、组织方式和业态,只要是被资本家占有,用于生产剩余价值,都是资本,或是资本的具体表达方式、运转机制而已。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他们已经看到了商业、银行借贷业、股份证券业、以及古老的理发、文化文艺业、律师业等服务行业,一旦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或这些行业是通过雇佣劳动者从服务消费中获取利润(剩余价值)时,这些行业就成了资本的化身,成为资本具体形态了。这些资本具体形态的存在是由社会总资本运动产生的。资本既是以经济最小单位“企业”存在着,这些单个资本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进行着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在循环过程中,资本必须将其总量分为三个部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资本形态在空间上保持并存,在时间上要相互继起。如果运动中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就不能完成。在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中,已经包含了产业资本被社会分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专门从事货币经营的资本、专门从事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和实现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资本。这些资本形态又形成自己的循环,这就存在着行业上的资本形态的产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单个资本的总和又构成了社会总资本。社会总资本同样要想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必须将资本分为三种形态,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形态,这三种资本形态的表现就是现实的银行业资本、产业资本即工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在马克思的历史时期,执行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职能的资本形态就是银行业和商业,这是早期服务业的内容。从根源上说,商业资本来自商人资本,银行资本来自借贷资本,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是在产业资本产生前就已经存在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将其内化于资本循环和周转,成为资本循环和周转的一个环节。但是,现代服务业不同,产业资本不再是将已有的服务业资本纳入资本循环周转,而是商业和银行业等服务业资本直接诞生于产业资本循环周转,并独立地维系社会总资本正常循环与周转,它是在行业层面上的资本形态。所以,现代服务业首先从根源上来自于资本循环周转中某些运动环节的独立。如产品生产前的研发设计服务、产品生产中的劳动资料的维修保养服务、产品销售中的仓储等都是资本循环中独立出来的服务资本形态。甚至是生产过程中人的要素也需要被“生产加工”,这一过程是在劳动者进入资本流通以前完成,并且对简单生产的企业来说,这一“生产加工”过程自身难以承担,于是,教育、医疗等服务业发展起来。其次,社会分工为服务业资本的产生奠定物质基础,同时也直接促使服务业的产生。企业内部分工使生产环节细化增多,需要许多工人参与生产,生产规模扩大。当生产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不仅不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会使生产成本增加,这时,用被简单化了生产工具生产的环节就会与原生产过程分离,采取专业化生产的方式,这样市场上就出现了新的行业,是生产过程的环节独立出来后直接构成了服务业的一部分。最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现代服务业的产生。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丰富了工业和农业产业资本的生产内容,并且提高它们的生产效率,正是在这两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水平极大提高,由机械化、自动化带动的服务业初步发展。但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要求下,对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行着改变,最终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了,这次革命使生产走向了智能化、轻型化。首先这次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产生的新行业主要改变着生产的方式,从现象上看是为生产经营活动服务,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科学技术产生了新资本形态,如新能源、生物技术等。此外,科技革命通过改变资本流通环境产生着新的资本形态。新资本形态的产生在产业层面上表现为服务业,这一变化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资本形态在形式上的变化改变了经济增长动力,服务业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尤其是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资本形态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其次,服务业资本成为经济增长动力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在前两次科技革命中产生的经济影响因素主要是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如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要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第三次科技革命使技术和劳动力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再次,服务业资本崛起也改变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在经济以产业资本为主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是要求产业资本内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能顺利进行。当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要求的是工业、农业及服务业资本内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最后,服务业资本形态的出现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劳动虽然仍从属于资本,但劳动力成为资本获得了剩余索取权,改变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表现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
徐东辉[5]2016年在《基于双重价值转形理论论证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反比关系——兼与何干强教授商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变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论题。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成"正比说",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质的差别。要厘清"变动关系"问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这一命题。劳动生产力和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关系是本质关系,而劳动生产力和市场价值及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则是不同层次的现象形态的关系。运用双重价值转形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关系,从而找到正确理解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逻辑关系的金钥匙,破解所谓的"马克思的悖论",从而更好地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刘晋[6]2013年在《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思想史考察及理论指导意义》文中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是劳动者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目标,关乎民生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伴随经济的增长而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却十分突出,集中表现为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区域、行业、群体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分配承载着人们对民生的期待,关系着改革发展全局的稳定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马克思工资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以消除社会两极分化、实现人的平等与全面的发展为其理论价值归宿,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的本质、变动及其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都做了深刻的阐释。因此,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对于我国当前的工资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乃至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论文以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形成及其对于中国当前工资及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指导为主线,总体上运用辩证法,并具体运用比较分析、理论分析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具体研究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了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对于中国工资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义,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文章主要是从三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是关于马克思工资理论历史渊源、基本内容及理论特征的研究。该部分通过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内容及相关部分进行系统的考察,认识到马克思工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工资理论以及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认为该理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其他理论一样,具有开放和不断发展的理论特点。本文在系统总结马克思工资理论确立过程的同时,也概括和分析了马克思工资理论的阶级性、历史性及科学性特征,为论文其他部分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通过进行马克思工资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工资理论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展示了马克思工资理论所体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无产阶级立场。首先,对西方经济学工资理论的基本内涵进行理论考察。其次,将马克思工资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工资理论从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理论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挖掘两大理论体系的不同之处,并找寻其相同点。进行比较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比深化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认识,并突出马克思工资理论所具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同时工资的比较分析也强调了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本质。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工资与收入分配制度现状的考察,并分析马克思工资理论对于当今中国工资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义。首先,结合中国经济的双重转轨,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代背景,考察在这期间工资制度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变迁,分析在当今形势下工资及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弊端与问题。其次,从马克思工资理论出发论证其对于我国工资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指导价值。第三部分的内容强调马克思工资理论的现实意义。文章的结论主要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视角下的工资理论从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实现社会和谐公正为目标,对工资的本质、形式及变化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该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刘磊[7]2016年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争论:演变与分歧》文中研究表明梳理国内学界就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争论的演变历程,以及争论各阶段的主要分歧,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争论集中于同一时期不同主体间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共时性关系;随着"劳动时间中包含的劳动量"这一论证思路的建立,争论逐渐转向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中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历时性关系。早期争论的主要分歧在于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逻辑先在性;"劳动时间中包含的劳动量"的论证思路引出了有关劳动量的衡量尺度的分歧。在争论发生转向之后,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成正比和成反比的关系是什么;其二,如何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认识社会经济增长。
鲁保林[8]2012年在《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与现实》文中提出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是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及其内在矛盾,在理性分析和总结前人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规律。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和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日渐显现背景下,如何运用这个规律去分析和解决那些事关中国经济社会能否科学发展的现实重大问题,诸如如何正确处理好投资与消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传统产业与高端产业的关系等等,进而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走向,无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之一。从微观层面来看,利润率表示资本的增值程度。利润率水平的高低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好坏和评价企业经济效益高低的重要指标。从宏观层面来看,利润率是资本积累的条件、刺激与动力,而资本积累又是影响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关键变量。一般来说,利润率上升的时候,投资增长率也比较高,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加快,并带动就业和消费水平提升。因此详尽考察经济转型时期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波动、趋势及其原因,对于理解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与演变,评判相关政策措施的利弊得失,以及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实践中努力把握更多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帮助人们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学界特别关注甚至是惟一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的演变趋势,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润率的波动与趋势变化问题长期被忽视。不少学者习惯性地认为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且现有的绝大多数理论与经验文献也都是围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展开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然客观存在的论断,但缺乏实际统计资料的验证。本文根据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适当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利用1981-2009年的统计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进行初步测算,以期在对实体经济利润率的现实水平和历史轨迹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演变趋势,进而检验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否发挥作用。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剔除各年的不规则变动和较短时期的周期变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率的变动轨迹是：1981-1990年,利润率趋于下降；1991-1998年,利润率缓慢回升；1999-2009年,利润率再度趋于下滑。整体来看,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率基本呈下降态势。鉴于工业部门仍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我们还单独考察了我国工业部门利润率的变动趋势。经验分析显示,从1981年至今,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推动工业部门利润率在波动中趋于下降。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以及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变化趋势与马克思的预测完全一致。为了进一步透视中国经济的利润率,我们还借助西蒙·莫恩的分析框架,细致剖析了导致实体经济以及工业部门一般利润率和净利润率波动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此外,我们还使用同样的方法测算了1966-2009年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利润率。在此基础上,本文比较了中美两国利润率演进的异同,对影响利润率波动的制度背景和政策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结果显示,长期内,两国经济一般利润率和净利润率的下降主要受产出资本比的影响。在短期内,两国一般利润率波动的原因在多数情形下也主要由产出资本比的变化得到解释。但对短期净利润率变动的解释较为复杂,它可能更多地受到利润份额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非生产性支出份额在短期内的波动幅度较大,进而导致利润份额的波动幅度也同时增大,使之成为某些时期影响两国净利润率上升或下降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我国工业部门净利润率的短期波动与最近30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等有关。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对美国净利润率趋势的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对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波动、趋势及其原因作出理论解释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利润率下降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去初步判断中国投资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以及出口依存度攀升形成的具体根源。我们认为,在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制约下,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持续走低,资本就开始寻找其他回报率更高的投资领域。与此同时,财富往少数群体的集中、市场化的全面铺开使得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更趋恶化,再加上政府对资本投资领域管制的放松,虚拟经济因而受到更多过剩资本的青睐。利润率下降和消费需求不足的联系则较为复杂。二者往往会相互影响,相互恶化。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使得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大,收入差距的扩大则直接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反过来,消费需求的萎缩又进一步加剧了利润率的下降。我国目前所处的产业分工格局以及“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也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在全球层面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上世纪70年代后,为了应对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进一步向外扩张,力求将本国先进的技术与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跨国公司纷纷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据统计,对外开放以后我国引进的外资有将近70%投向制造业方面。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能力大幅提高,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我们着重指出了当前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所引发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宏观投资效率日趋下降,结构性产能过剩日益凸显,资产泡沫风险逐步增大,外贸依存度持续攀升。我们认为,目前这种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不仅危机四伏,而且在未来难以为继。一方面,在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下,.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不断减弱,实体经济中大量资本析出进入房地产领域,形成对生产性投资的挤出,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如果不遏制投机性资金在房地产领域的获利空间,那么虚拟经济自我推动、自我实现的泡沫经济循环就会掏空实体经济,必将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在欧美经济形势仍然低迷,外部环境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过度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与萎缩的消费需求相互恶化甚至可能会引发生产过剩危机。为了使中国经济逐步走上稳定、协调、高效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和提升目前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扩大投资与出口转移到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上来。坚决抑制房地产投机炒作行为,促进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挤出房地产泡沫,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基于对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认识与剖析,我们提出扩大消费需求和推进自主创新两条思路,以防范产能过剩和培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创性动力,减缓利润率下滑的步伐,从而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这样一来,它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会大大降低。
滕柳[9]2015年在《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制造业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改变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新常态”,以前固有的发展模式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中国经济需要在增速、结构与改革三方面取得更科学的平衡。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处于大调整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内忧外患使得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之路愈显艰辛。而电子信息产业是知识、技术和资本高度密集型产业,其基础性突出、技术难度高、关联性强,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也是一国或地区制造业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建设,不但可以牵引和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变中国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提升就业水平,还能促进解决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资本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产能过剩等宏观经济上的主要问题。提升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对于破解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困局、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达到新的平衡具有突出意义。因此,探寻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增长的内在机制,完善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产业政策,就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进行初步的探索,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途径,以供有关各界参考。首先,构建了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客观的评估;其次,通过国际比较,明确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第三,在研究分析主要电子信息产业强国产业政策基础上,充分借鉴其宝贵经验,以促进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主体分为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实证分析、经验借鉴以及提高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途径和方法四个部分。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本文对国内外产业竞争力的理论观点与评价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梳理,并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从中汲取有益的部分来充实本文的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其中主要借鉴了马克思的价值创造理论和四分法、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和价值链理论以及巴拉萨等人衡量比较优势的指标等。2.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了产业国际竞争力内涵,即产业国际竞争力应该涵盖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三个环节的竞争力,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能力: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持续获取利润的能力;掌握比较优势并形成竞争优势的能力;持续创新的能力;占据国际市场份额的能力。3.在上述理论框架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三因素”评价体系,价值创造环节主要从生产角度来考察产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的来源;价值实现环节主要从交换角度来考察产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的表现;价值分配则主要侧重于一国产业的利润实现和议价能力,是产业竞争力的结果。实证部分的研究是在理论框架与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首先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背景、历程、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初步判断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国际竞争力亟待提高。其次,本文采用综合评价法和比较分析法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分别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三个环节对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其主要目标是考察各国在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优势,以确切判断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情况。考虑到电子信息产业涵盖产品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本文还选取了计算机、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三个细分行业进行综合评价和横向比较。除此之外,为了反映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的变化,本文还加入了动态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判断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发展趋势和路径方向。通过经验数据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总体国际竞争力呈现增强态势,主要源于价值实现竞争力的提升,而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环节虽有所增强,但其国际竞争力仍偏弱。具体而言,在价值创造环节中,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要素贡献度两个指标排名靠后,而资本要素贡献度和专利申请数排名靠前,说明一是中国人力资本相对较弱,知识技术含量不高;二是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发展主要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处于规模扩展和粗放型增长阶段,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三是技术创新在量上有较大的飞跃,但质上却差强人意,主要以微小的跟随创新为主,且由于没有很好地遵循市场需求,缺乏推向市场化的途径,技术转化率偏低。在价值实现环节中,中国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竞争指数三个指标排名均靠前,说明中国已成为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出口竞争力较强,占据大部分国际市场份额。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制造环节过程中,抓住机遇承接了大量的产业转移。当前,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处于以外资企业主导、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市场扩张阶段。在价值分配环节中,中国出口相对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率两个指标排名较靠后,说明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增值部分较少,缺乏国际知名品牌。此外,大量技术水平不高的中小企业同质化、低水平的经营模式和恶性竞争,造成企业盈利空间小,整体仍处于价值链低端。2.从细分行业来看,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特点。计算机制造业在价值实现环节,优势十分突出,我国为净出口国,出口竞争力很强,主要生产微型电脑、笔记本电脑等西方技术成熟的产品,从价值创造环节来看,我国发挥的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价值分配环节,竞争力就较弱。电子元器件制造业从价值实现环节来看,明显落后于其他行业,我国为电子元器件净进口国,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中低端元器件,而高端产品大量依赖进口,关键技术受制于国外,不具备比较优势,我国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弱于计算机、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通讯设备和广播电视制造业从动态分析来看,劳动力要素贡献度增长很快,资本要素贡献度增长较慢,说明该行业近年来在人力资本上有很大的提高,已经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道路,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本文在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察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显不足,人力资本投入明显落后于其国际竞争力的增长。为此,本文从宏观制度建设、中观产业政策和微观企业对策三个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和应对策略。在价值创造环节,本文认为应注重技术创新的质量和转化,大力提升人力资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要素贡献度以及技术专利的质量。在价值实现环节,本文认为应继续发挥我国的规模优势,政府要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走出去”创造良好的贸易政策环境,并进一步发挥产业集群和聚集效应,以保持中国在价值实现环节的优势。在价值分配环节,本文认为应通过一系列的产业政策,诸如培育大型跨国集团、改善组织结构、加强品牌建设等,增加产品附加值促进结构升级,提升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位置。
陈艺琼[10]2017年在《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选择及效率评价》文中研究指明按较短劳动年龄段确定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将农业和工商服务业两部门作为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出路、以农户收入最大化作为家庭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已不符合包括农村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也与农户的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行为存在不小差距。在这种状况下研究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效率,便失去了可靠的基础。为此,本文拓宽劳动力资源的年龄限制,并引入家庭部门,在农业、工商服务业和家庭三部门的基础上研究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能更好地解释农户劳动力配置的行为,还可以为国家(或地区)制定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提供参考,也可以为农户科学配置劳动力、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福利提供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以农户经济行为理论、劳动力就业理论、劳动力资源配置理论为指导,采用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所研究的科学问题是:在具有多种选择的条件下,农户家庭以什么为依据选择合理有效的配置方式,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选择对就业效率、收入效率、福利效率有什么样的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为农村劳动力利用的相关理论提供补充,也为农户改进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提高配置效率提供参考。1.研究的主要内容(1)农户家庭及其劳动力资源分析。主要分析农户家庭类型及其人口构成,劳动力资源的数量测定及素质的评估等。(2)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抉择的分析。主要研究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就业主观条件和外在环境变化的选择,及其配置部门的拓展,分析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状况、家庭人口及年龄结构、家庭资源及社会环境状况、家庭消费及发展需求对配置抉择的影响,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应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抉择的影响方向和强度。(3)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就业效率分析。主要研究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就业效率的指标设置及其测度,分析农户家庭可支配资源及资产存量、家庭社会资本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选择的影响,不同配置方式对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的关联。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应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对就业效率影响方向和强度。(4)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收入效率分析。主要研究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收入效率的指标设置及其测度,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家庭劳动人口构成、家庭劳动人口的体能素质及技能素质对其收入的影响。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应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方向和强度。(5)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福利效率分析。主要研究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福利效率的指标设置及其测度,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家庭人口构成、家庭劳动人口素质对其福利效率的影响。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应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对家庭福利的影响方向和强度。2.研究的主要结论(1)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及配置部门需要重新界定。改革开放使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其体能和文化技术素质显著提高,劳动能力增强、劳动年限延长,传统的劳动年龄男16-60岁、女16-55岁的界定已不符合新的经济社会现实,应当按具有劳动能力又实际参加劳动的含义,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进行重新界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产业部门及其内部细分,农村人口对福利需求的增长又使家庭成为重要的就业部门,这不仅为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也为不同类型劳动力到适宜的部门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传统的农业和非农产业(主要是工商服务业)就业分析已不能反映现实,将家庭部门纳入就业分析框架更符合实际。根据84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61-70岁有劳动能力的共222人,70岁以上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共138人,农业劳动及部分家务劳动主要是由这些人完成。根据这一调查,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只在工商服务业部门配置的有45户,占5.4%,在农业和家庭两部门配置的有259户,占30.8%,在工商服务业和家庭两部门配置的有184户,占21.9%,在农业、工商服务业、家庭三部门配置的有352户,占41.9%。这些调查数据表明,60岁以上的劳动人群是重要的劳动力资源而不应忽略,农户家庭是重要的就业部门而应予重视。(2)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农户将劳动力资源配置在农业部门、或非农产业部门、或家庭部门、或这三个部门的某种组合,除受家庭劳动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劳动人口的体能及技能素质的决定外,还要受家庭所拥有或可支配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和水资源)、生产设施及设备、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家庭人口构成的影响,也要受家庭社会资本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决定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家庭劳动人口和年龄结构及素质是配置方式选择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配置方式选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家庭资源及资产和人口构成是配置方式选择的内部条件,内部条件越好配置方式选择的余地越大,优化选择的可能性也越高。家庭社会资本及宏观经济形势是配置方式选择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越好配置方式选择的灵活性越强,优化选择的机会也越多。对于不同的农户这些影响因素往往优劣兼具,影响方向和强度也存在差别,在配置家庭劳动力资源时一般会综合考虑、全面权衡,以求得家庭劳动收入的增加和福利的增进。(3)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就业效率受多重影响但主导因素不明显。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就业效率主要受非农产业部门、农业部门、家庭部门劳动力配比及配置方式、家庭人口、家庭人均资金、家庭社会资源的正向影响,受劳动力家庭配比、家庭儿童及老人占人口比例的负向影响,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每个因素的作用都较为有限。在正向影响的六个因素中,劳动力非农产业部门配比的作用较大,其次是家庭社会资源、劳动配置方式、家庭人口,劳动力农业部门配比及家庭人均资金的作用很小。在负向影响的三个因素中,劳动力家庭部门配比的作用较大,高龄老人在家庭人口中的占比次之,儿童占家庭人口中的占比很小。这是因为非农产业部门劳动力配比高可有效吸纳农户家庭剩余劳动力,家庭社会资源越丰富非农就业门路越多,家庭劳动力资源多部门配置有利于不同类型劳动力就业,从而使家庭劳动人口就业率提升。而家庭部门劳动力配比越高使总劳动工时降低,高龄老人需要有劳动能力的人照料,未成年儿童也需要有劳动能力的抚育,这部分劳动力的工时都不高,从而使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就业效率下降。(4)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收入效率影响因素较少但重点凸显。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收入效率主要受非农产业、农业、家庭部门劳动力配比,以及配置方式、劳动人口就业率及劳动人口体能、技能素质影响,除家庭部门劳动力配比为负影响外,其余因素均为正影响。在发挥正影响的六个因素中,劳动人口体能的作用很小。这是因为劳动人口技能越高越容易在劳动报酬高的部门及工种中就业并带来高收入,家庭劳动人口就业率越高使每个劳动人口的收入相应增加并带来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多部门配置方式有利于提高就业率使劳动收入产生群体效应并带来平均收入的增加。而家庭部门配置的劳动人口虽也创造价值,但因其劳动生产率一般不高,使所产生的价值量较少,与配置到其他部门的劳动人口相比处于劣势,不利于家庭劳动人口平均收入的提高。(5)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福利效率影响因素复杂且重点突出。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福利效率主要受非农产业、农业、家庭部门劳动力配比,以及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劳动人口占家庭人口比重、家庭劳动人口的体能及技能素质的正影响,受儿童及老人占家庭人口比重的负影响。在具有正影响的七个因素中,家庭劳动人口技术素质的作用最大、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次之、家庭劳动人口体能素质又次之、劳动人口占家庭人口比重再次之,其他三个因素的作用较小。这是因为掌握职业技能的劳动人口在农业部门可从事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在非农产业部门可从事高收入的工作,其劳动收入远高于普通劳动者,可为家庭福利水平提高提供可靠经济支撑。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决定劳动人口的就业与收入,配置方式越合理总体就业和收入就越高,对提高家庭福利便越有利。农村劳动力转移至非农产业部门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体能素质越好越易于适应,也有机会获取重体力劳动的高收入工作,从而增加劳动收入以改善家庭福利。劳动人口占家庭人口比重越高,从事劳动进而获取收入的家庭成员比例也越高且需供养人口较少,自然有利于提高家庭福利水平。而家庭未成年儿童及高龄老人占家庭人口比重越大,不仅需要配置劳动人口对其照料,还需要花费钱物进行供养,加之从事家庭服务的劳动人口创造的价值不高,导致家庭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自然对提高家庭福利水平不利。3、创新与发现(1)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和配置部门的内涵有新的拓展。研究发现,随技术进步、机械设备使用、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及社会发展,农村劳动人口的劳动能力增强、劳动年限延长,且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在实际参加不同类型的劳动。同时,农户劳动力资源不只是配置在农业及非农产业部门,也有一部分配置在家庭。由此提出按是否有一定劳动能力并实际参加劳动为依据重新界定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将家庭部门纳入劳动力资源配置分析框架的主张,对劳动经济学按16-60(女55岁)年龄段确定劳动力资源、以农业及非农产业两部门就业分析劳动力配置的传统观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2)论证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同类型效率的影响因素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按常理,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就业效率的因素对收入效率和福利效率也有影响,影响配置收入效率的因素对福利效率的影响应当类同。但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劳动力资源在非农产业部门、农业部门、家庭部门的配置占比及配置方式四个因素对三类效率都有影响,而这三类效率的其他影响因素是互有区别的,且个别因素对不同效率的影响方向也不相同。如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就业效率还受农户总人口、少儿及老人占比、人均存款及现金、社会资本的影响,收入效率还受家庭劳动人口就业率、劳动人口体能及技能的影响,福利效率还受少儿及老人占比、劳动人口占比、劳动人口体能及技能的影响。劳动力在家庭部门的配比对就业效率和收入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但对福利效率却有正向增进作用。依据这些结果,农户可以弥补因素短板,增强因素的正向功能,使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3)揭示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同类型效率的关键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就业效率的因素较多、但没有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相对而言,非农产业部门劳动力配比所起正向作用稍大,而家庭部门劳动力配比所起负面作用稍大。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收入效率的影响因素较少,其中劳动人口技能、劳动人口就业率、配置方式三大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其他因素的作用很小。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福利效率的影响因素虽也较多,但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只有劳动人口技能及体能、配置方式、劳动人口占比,其他因素的作用十分有限。根据这一研究结果,农户便可有针对性地改进关键因素,以提高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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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选择及效率评价[D]. 陈艺琼. 西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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