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文化选择与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基本功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教育具有多种功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来考察。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
一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高等教育如何改革与发展以回应这一挑战，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人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理论上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实践上的探索业已显出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只是高等教育外部关系的一个方面，仅仅关注它而忽视其它方面，尤其是内部关系方面，势必会导致理论研究的片面性，从而把实践引向歧途。当前，确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研究上的浮躁现象和实践中的混乱状况。这就使得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更为必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高等教育的有关问题，有助于拓宽视野，避免理论研究的浮躁与片面，将其引向深入；并对克服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具有指导作用。这主要是由文化的特点以及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联系所决定的。
与经济、政治等相比，文化与高等教育具有潜在的和更深层次的本质联系。如果说教育最基本的社会任务是文化传承，那么高等教育就是高深文化的传承。高等教育是随着文化（包括科学）的发展，逐步从一般教育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教育层次的，它与文化特别是高深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独特的联系。
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历史演进中渐渐积淀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体现在这个民族的价值和伦理观念、思维与行为方式、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等方面。它渗透于该民族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表现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制约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活动的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文化传统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不仅其自身深受文化传统的制约；而且，一切政治、经济等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往往都要以文化为中介，通过文化传统的折光反射出来。同样，高等教育对政治、经济等的反作用，也是以文化为中介的。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管是宏观上的体制改革还是微观上的教学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文化传统的制约。因此，文化及其传统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不同于政治、经济等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既兼有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两方面的性质，又介乎它们之间，起着沟通两种关系的桥梁作用。
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当社会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作出的改革与文化传统相一致，至少不相抵触时，文化传统就会成为一种促进力量，推动着高等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反之，当高等教育的改革与文化传统相冲突时，文化传统就会成为一种强劲的阻力，阻碍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或者使改革偏离预定的目标，甚至会把一时取得的改革成效渐渐地消蚀殆尽。德国人重理性的传统，使它的大学在经济不发达并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情况下最早确立了“学校自由”、“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办学思想。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和英国都有大量学者留学德国，他们都深受德国大学办学思想的影响，并将此带回国内，以推进本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但其结果却有所不同。在美国没有招致太大的阻力，很快就掀起了一场改革运动。特别是直接根据德国大学模式创办的霍普金斯大学，使科研职能在美国大学得以确立并占据重要地位。那些率先依照德国大学经验进行改革和新创办的大学成了美国高等学校的楷模，即使象哈佛等古老的大学也不甘愿在改革中落后。美国的大学在改革中不仅吸取了德国大学的经验，而且还突破了德国大学的模式，到19世纪下半叶，在研究生教育、教学（尤其是选科制的推行）、加强大学与社会的联系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进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英国在学习德国大学模式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却步履艰难，尽管有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裴提生(Mark Pattison)等人的积极倡导，但传统大学的辩护者纽曼(John Newman)、阿诺德(Mathew Arnold)等竭力反对。甚至在国家的直接干预下，牛津、剑桥两所大学改革的步子仍很缓慢。不仅老大学如此，19世纪中期建立的新大学和学院，起初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创办的，比较重视实用课程和科学技术的研究，注重与社会的联系，曾一度打破了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沉闷的局面，但后来也纷纷成了老大学的仿效者。美英两国19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与结果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的文化传统（美国人重实用，英国人重文雅）有关。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无论在创办同文馆和算学馆、兴办实业学堂，或在废科举、派遣留学生和建立新学制等方面，文化传统都显示出了顽强的阻力。重伦理道德轻科学技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念，是造成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末新政时期，科举致仕的道路被废，法政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迎合了这种价值观念，因而一度得到快速发展。法政学堂数最多（47所），学生数（11893人）超过其它各类学堂学生数的总和(10521)①。因此，在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文化传统的影响力量也是不可低估的。
以上只是探讨了文化对高等教育的作用，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但是，高等教育面对文化及其传统的影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它能够依据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主动地反作用于文化。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有文化的选择、传递、传播、保存、批判、创造等。其中，对文化的选择，高等教育比其它教育的作用更为深远；而对文化的批判与创造，则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它教育文化功能的主要方面，是高等教育对文化的反作用的突出表现。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
首先看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高等教育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就必须对文化进行选择。文化选择功能虽非高等教育所独有，但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与其它教育的文化选择具有一定的差别。这表现在层次与性质两个方面。从层次上说，高等教育是高层次教育，它选择的文化代表了社会文化的较高层次，而高层次的文化对整个社会文化起着导向的作用：它所培养的高级人才的文化地位，正如他们的社会地位一样，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性质上说，高等教育主要是一种专业教育，不象普通教育那样属于基础教育。尽管通才教育的呼声很高，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仍不会改变。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具有高层次、权威性、多样性、专门化的特点。
高等教育是如何实现文化选择的功能，即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择文化的呢？其主要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高级专门人才，其具体要求则体现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培养目标所要求的是人才的素质，而这些素质的提出，既是文化选择的根据，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
为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教育者要鉴别和选择适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劳动观等，作为德育的内容来教育学生，而这些方面就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德育在实现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思维方式、知能结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选择与培养是智育的主要任务，也同样属于文化选择的范畴。德育、智育注重的是人的心灵和心智的塑造和锻炼，而体育则是心灵与心智的载体——身体的锻炼。健康的体魄、优美的姿态历来就是文化的内涵。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进行哪一方面的身体锻炼，实质上就是文化的选择。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体育项目，其本身就体现着每个国家或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不仅是表现在外观上的身体运动，而且更是内在精神的表露，是身与心统一的展示。至于美育，不论是审美观，还是艺术知识与技能的教育，都是对文化的选择，这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表面上是对所要培养的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各方面的要求，而实质上则是对深层文化的选择。它把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文化作为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濡化(enculturate)于年轻一代大学生的心与身上，寄托着一个国家或民族乃至人类的理想和希望。
第二，通过课程和教材选择文化
如果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通过观念的形态对所要培养的人才提出的一般要求，直接体现了深层结构的文化，那么，高等学校的课程和教材则是把这种观念形态转化为知识与技能的形态，把所选择的文化具体化为一门门的学科，通过它们来实现培养目标，实施文化选择的功能。
高等学校的课程和教材是实现其培养目标的主要手段，课程的编制、教材的选择都要立足于培养目标，从知识形态的文化中撷取符合这个目标要求的内容。具体地说，高等教育通过课程和教材实施的文化选择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高等学校的课程和教材具有时代性，它反映着文化发展的趋势，代表着一个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水平。近现代高等教育源于中世纪，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迄今，高等学校的课程和教材发生过多次变革，而这些变革都是与文化演进过程相一致的。中世纪大学的课程主要是三科（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四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以及神学、法学、医学等。其中神学的地位最高，这反映了当时西方文化发展的水平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随着科技革命的爆发，科学技术逐步发展起来，并代表了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高等学校的课程虽然是缓慢地，但也在不断地变化着。至19世纪之后，科学技术在高等学校的课程中的地位由确立到逐步占据主要，形成了人文与科学相对峙的局面。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中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分离现象十分严重，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人文与科技的统一，要求高等学校的课程必须体现这种趋势。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已反映出这一趋势。其二，高等学校的课程和教材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制度相近，高等学校的课程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性。尤其在那些人文社会学科中，一般都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反映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等。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各国高等学校课程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德国人向来重理性，哲学的地位在大学里是比较高的；美国人重实用，实用性和职业性的课程与专业比较受重视；英国人有重文雅、尊崇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所以人文课程在高等学校，尤其在老牌大学里占有很大比例。总之，无论高等学校的课程如何反映社会的需要、知识的演进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它都要体现出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正是这两种特征体现着文化及其传统对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的制约。
第三，通过教师群体选择文化
高等教育的目标能否实现，课程和教材能否按计划转化为学生的心灵、心智和技能，一句话，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能否最终实现，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师群体在文化选择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教师是文化选择的参与者，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师，在教学内容、方式与方法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权。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文化选择中的特殊地位。列宁曾从学校思想政治方向的角度讲明了这一点。他说：“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谁来决定的呢？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任何监督、任何教学大纲等等，绝对不能改变由教学人员所决定的课程的方向。”②只有当高等学校的教师真正代表社会的需要，成为文化选择的积极支持者和主动参与者时，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才能够顺利实现。其二，教师又是被选择的文化的承担者。高等教育所选择的文化最终要通过教师传递给学生。教师的价值观念、道德品质、知能结构、审美情趣、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等，对学生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只有当教师真正领会和掌握所选择的文化，并在上述各方面同所选择的文化一致时，才能使之得到顺利传递。其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教师的选择亦即对文化的选择。任何国家对教师的选择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主要包括思想品德、知能结构、业务能力和水平等。这些标准和要求就是文化的内容。因此，高等教育文化选择功能的发挥，教师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欲保证教师作用的发挥，首先要调动教师自我修养的提高以及主动参与文化选择的积极性，鼓励他们支持并积极参与教育尤其是教学的改革；其次要严格教师的选择与培养，使他们各方面的素质都符合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
第四，通过校园环境选择文化
与一般社会环境相比，校园环境具有许多独特之处，这是由它服务于培养人的教育目的所决定的。正如杜威(John Dewey)所说，学校是“一种典型的环境，设置这样的环境以影响成员的智力和道德的倾向。”③校园环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和管理者经过长期的培育而形成的，它反映了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和校园群体的智慧与意志。它既是文化选择的手段，又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在高等教育文化选择功能的实现上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而，近年来，人们对“校园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已引起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通过校园环境进行的文化选择，具体体现在学校的校风（包括教风、学风等）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等）的确立、校园活动的组织、学校规章制度的订立和各种设施的建立等方面。这是对社会文化进行的全方位、立体式的选择，它容纳了观念的、知识的、制度的、行为的和物质的多种形态的文化，弥补了学校课程的不足，在文化的选择和学生的文化适应(cultural adaption)以及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具有独特的作用。有人将它称为“稳性课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校园环境或校园文化基本上反映了社会上的主流文化。但是，校园是一种开放的环境，与社会大环境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虽然具有可控性，但仍有大量不可控因素的存在。这样，社会上的各种非主流文化或反主流文化（表现为各种观念、思潮、行为方式等）都会不经选择地渗入校园里来，增强了校园文化的复杂性。尽管如此，重视发挥校园环境的文化选择和教育功能，仍是十分必要的。
由此看来，高等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是多方面、多途径的，是有目的、有意识进行的主动的选择。其主要依据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它，使得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精华被传递继承、传播和发扬、而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糟粕被排斥、摒弃，从而逐渐地消亡。所以，文化选择是文化演进、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
三
再看高等教育的文化创造功能。文化的生命在于它不断地创新，只有时时更新的文化才能源远流长，历久常新。如果说，普通教育主要的文化功能是文化的传递、传播，那么，高等教育在文化的选择与传递过程中则不断地批判旧的文化，创造新的文化，推动着整个社会文化的演进。批判与创造文化是高等教育的特殊功能之一。
高等教育在创造文化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创造性是这种人才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高等教育的内容是高级专门的知识，反映了高层次的文化，其中包含许多有争议的和尚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和领域；高等学校的学生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知识的青年，思想比较活跃，富有创新精神；大学教师，一般来说，都是某一专业或领域的专家，兼有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尤其是大学的主要职能；许多大学还是国内乃至国际文化和学术交流的中心。所有这些都是高等教育直接和间接地创造文化的有利条件。
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直接创造新文化的主要途径。作为一种学术活动，自有了高等教育机构就存在着科学研究。在古今中外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不少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都是边从事教学边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活动的。中国古代和近代的书院，一些官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大学、国子监等，古代阿拉伯、欧洲等地的学园和大学等，往往还是当时高深学问的中心。但是，把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一项职能，则是在19世纪之后才确立下来的。在此之前，它虽存在但并不受重视。就欧洲来说，中世纪建立的大学不少在16世纪就开始衰落，其中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它们没有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文化创造主要是科技的发展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入19世纪，在德国洪堡(Wilhelm von Huniboldt)“教学与科研统一”的思想提出和实践以后，加上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启蒙思想的影响，欧洲的大学才逐步打破古典主义的封锁，开始在创造新文化、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现在许多国家高等学校的科研在整个国家的科研，特别是基础科学和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大学已成为现代文化创造的中心。
从文化进化的规律来看，文化运行与发展的机制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社会实践，特别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推动；其二是与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乃至碰撞和冲突。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只有在它受到外来文化的挑战与冲击时，才会发生剧变，实现自身的更新与超越。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高等教育经常处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中心。一个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往往要向别国引进和学习先进的物质设备、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高等教育在这种活动中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物质设备、科学技术和各种经验的引进常伴随着各种外来文化观念的渗入，并与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观念相冲突。这种冲突一般较早地发生在高等学校里。这不仅是因为高等学校具有与外来文化接触的优越条件，而且还由于高等学校的师生，特别是大学生思想活跃，对新思想、新观念比较敏感，接受得快。高等教育正是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重组、融合中创造了新的文化。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化的诞生，与北京大学以及其它大学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有其政治、经济的原因，它还有着直接的文化渊源。商贸往来，特别是十字军东征，为东西方文化再度融合开辟了道路。东方的文学艺术、医学、数学和科学等与西方的哲学、法律、宗教等相结合，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的主要课程，培养出了一大批象但丁(Dante)、伊特拉克(Petrach)、薄加丘(Boccaccio)、伊拉斯莫斯(Erasmus)、胡斯(Huss)、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培根(Francis Bacon)这样的大学者，创造了欧洲的新文化，为其后来的文艺复兴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高等教育创造新文化的活动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般说，其进程是渐进的、曲折的，往往充满着批判、斗争、选择。任何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开始并不为人们所理解，甚至还要受到传统或保守势力的百般阻挠。不少创造者还会受到排挤、压制和迫害，甚至为之付出生命。这在中外高等教育史上都不乏其例。由于政治和经济对教育和文化起决定作用，一种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就不仅要受文化传统的顽强抗阻，而且还要受政治与经济的制约。所以，一种新文化从不受注意的亚文化发展成为主流文化，往往要借助于政治或经济的剧变而形成的疾风暴雨般的猛烈冲击。在中国近代，这样的时机较有影响的有几次。举例说，一次是“五四”运动。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帝国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建王朝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局面，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中国。为救亡图存，一些开明的封建官僚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办洋务、兴学校，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序幕。但是，直到“五四”运动前几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仍被作为迎接西方文化挑战的指导思想，也是高等学校的办学方针。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进程。以儒家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为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经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洗刷，但一直未从根本上受到冲击。“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不断探索新文化过程中的一次飞跃。这场运动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思，并以“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文化精神，对中国的哲学、道德、文学和史学等进行了全面的清现，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创造了中国近代新文化。这种以“科学”和“民主”标榜的新文化，最初是由在大学执教的先进学者提出的，经过“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而成为主流文化。另一次是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结合中国国情，创造了“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实现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这种文化的创造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各种高等教育机构有一定的联系，并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从一种亚文化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近几年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次。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由于市场经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伦理观念与中国数千年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是相抵触的，因此，这场改革实际上伴随着一场文化观念上的更新，必将导致一种新文化的产生。这种新文化的创造，即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市场经济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相融合。这种新文化的创造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参与。培养大学生具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平、竞争、法制、效益、公正等观念，已成为高等学校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如果说自80年代初中国进行的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使这些观念所体现的文化成为必要，那么，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它也将由一种亚文化发展成为一种主流文化。
总之，任何新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教育，高等学校一向是创造和传播新文化的中心。不同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创造新文化的主要机制，高等教育常常处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中心，以其优越的条件和独特的地位在文化创造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新文化的活动不论多么艰难，进程多么缓慢、曲折，它将永远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这种功能本身也是高等教育的活力所在。
四
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与创造功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选择是创造的基础，创造是选择的目的。没有选择就没有创造，只有通过精心而广泛的选择，才能创造出更新更好的文化来。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④毛泽东在论及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时也曾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⑤
从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尽管高等教育创造文化的进程是渐进的、曲折的，但除了个别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例外，总的来说，高等教育所创造的新文化是积极的、向前的、推动着社会发展的。没有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和它所创造的新文化与培养出来的人才，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有可能滞后；没有近代大学担负起科学研究的职能，西方科技乃至社会的发展就会缓慢得多。在中国，没有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社会和文化近代化的到来就要更加推迟；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离不开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离不开现代高等教育创造的文化和培养的具有现代化观念与素质的人才。高等教育正是通过它所创造的文化和培养的人才，来发挥其对社会的作用的。
就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它只有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为自己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高等教育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高等教育必须依靠其创造的文化和培养的人才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这完全是由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近代初期，欧洲古典大学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没有能够适应社会的变革与发展，面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挑战，它们固守象牙之塔，沉迷于古典文化之中，甚至成为新文化的反对者。”英国和法国各大学持续了200多年对新科学的反对，……在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崩溃”。⑥由于缺乏新文化的创造，在17、18世纪的欧洲大学里，“旧有的知识并没有增加，而只是被一再重复，变得越来越泛，越来越滥。人们老想永远在同一块土地上收获庄稼，可是既不耕地又不施肥。”⑦在社会大踏步地向前迈进的时候，它们落伍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在一定意义上应归因于高等学校职能的转变，特别是体现文化创造的科学研究活动的加强，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使命是通过发挥文化的选择与创造功能，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两个方面，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从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来说，高等教育以其科技和人才优势，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来说，高等教育一方面对其教育对象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进行思维方式与审美能力的培养，为社会造就代代具有良好素质的新人；另一方面，向社会传播正确的思想观念，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直接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高等教育的主动参与，高等教育正是在推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改革和发展的。高等教育只有根据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及时改革旧的管理体制、调整结构、完善制度、提高质量，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的进步。在目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这是由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然而，高等教育的改革决非易事，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那样，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仿效。中国也不能再像50年代初期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那样，照搬国外的另一种模式，而是要建立一种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这场改革是一场艰难的探索，因此，出现回流、碰到暗礁、形成旋涡在所难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面对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高等教育领域无论在观念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有人主张高等教育不应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应严格遵守自身发展的规律；与此绝然相反，有人提出把高等教育推向市场，接照经济规律办学。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全面的。前者只注意到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及内部规律，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要受外部因素的制约；而后者则趋于另一个极端。在实践上，不少高等学校盲目搞创收而影响教学工作，重术轻学、重商轻文、教师下海、学生经商等现象十分严重。更令人忧虑的是，各种不良的观念充斥校园，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严重倾斜，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困境。加快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及早克服上述偏向，已成当务之急。
应当承认，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具有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一冲击的两面性。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建立和完善起来的高等教育体制积弊很深。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已根深蒂固。市场经济的冲击无疑为高等教育克服这些积弊提供了机遇。但是，如果说由冲击所造成的学校秩序上的混乱现象是暂时的，那么冲击所带来的各种不良的社会观念对一代大学生的影响可能更深刻、更久远。因此，高等教育工作者一方面要主动地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抓住机遇，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把由市场经济而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程度，特别是要依据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选择各种积极向上的文化，创造出更多健康的文化，消除校园里盛行的各种不良观念，引导整个社会文化健康地发展。这不仅是社会的呼唤，也是高等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高等教育文化功能的发挥需要一定的环境，办学民主与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进行文化选择和创造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史实证明，只有高等学校有了办学民主和学术自由，高等教育才有可能在文化的繁荣和健康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世纪大学在当时世俗封建主与教会封建主两股势力的夹缝里争得了办学的自主权，定下了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基调，并以学术自由的气氛，孕育了新的思想，培养了大批文化巨匠，大大加快了西方文化发展的进程。在中国，办学民主与学术自由也有着光辉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齐国的稷下就是百家名师聚徒讲学、开展学术争鸣的中心。它对当时中国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宋明的书院被国内外公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术机构。它以私人讲学、学术自由的特点而著称，在中国文化和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应归功于蔡元培以学术自由、兼容并蓄为原则进行的改革。建国以后，高等教育时而沉浮于政治的旋涡，时而荡漾于经济的海洋，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充分的办学自主与学术自由已成为可能。而现实的问题是要通过立法以确立和保障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保证和明确其职权和责任。我们坚信，中国高等教育将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中得到健康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本数字是1909年的统计结果。参照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
②④《列宁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52、227页。
③约翰·杜威著，邹恩润译：《民本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版，第3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00页。
⑥贝尔纳著，伍况甫等译：《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9页。
⑦卡尔·伯克：《联邦德国的高等学校及其问题》，《中国教育报》，1984年9月1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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