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密集型可持续农业发展机制研究_农业论文

我国知识密集型可持续农业发展机制研究_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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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布伦特兰报告问世以来,可持续发展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生存与发展的主流思想,且已融入各国的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之中。由于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事关人类的生存根本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农业可持续发展更是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西方学者基于高度发达的现代常规农业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和农产品的大量过剩等问题,先后提出了“有机农业”、“低投入可持续农业”、“高效可持续农业”等替代模式,探索通过降低农业对外来投入品的依赖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2]。针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和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低投入模式,而应走集约化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但在具体的发展模式上,目前还存在着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以增加农业投入为主,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即物质集约型可持续农业之路。[3]

本文认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只能走知识集约型的发展道路,并对其发展机制进行了初步研究。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理论内涵与基本特点;第二部分论述集约型可持续农业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和未来希望;第三部分剖析我国农业知识化程度低下的原因;第四部分对我国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机制进行了探讨。

1 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理论内涵与基本特点

1.1 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理论内涵

按各要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表现形态,我们将农业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其中,自然资源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物质资本是对自然资源的扩充,知识资本决定着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的配置方式、方法和效率[4]。在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阶段, 农业自然资源的丰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土地是财富的标志;在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显著标志的现代农业中,其主要特点是物质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物质资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但以良种培育技术为代表的知识资本的作用已获得显著提高;自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生物工程、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知识和科技随之成为重要资本,并开始替代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而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近期已高达80%以上。我们把这种主要依靠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通过集约化地使用知识资本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称之为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由于知识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具有可重复使用、可发展、可传播、可共享等特点,[5 ]知识经济的发展必将使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本质特征就是更多地使用具有可重复使用、可发展、可传播、可共享等特性的知识资本来替代存量有限、可耗竭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使农业增长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转向主要依赖智力资源,从主要消耗物资转向更多地消费知识,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和根本保证。现代农业主要依靠现代工业来装备农业,其基本标志是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化学化,其实质是更多地使用物质资本来替代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即把石油转化为食物,故又称之为“石油农业”。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是对现代农业的继承和扬弃,它主要已不是依靠追加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来促进农业增长的“外延式”发展,而是依靠知识的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来实现农业的“内涵式”增长和质量与效益的提高,其基本标志是高技术化和信息化,也就是把知识资本转化为农产品,可称之为知识农业。从而,主司农业知识与技术的创造、生产和传播之职的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将成为农业发展的核心和主要动力来源,其创新能力和规模结构直接影响着全国农业的实力强弱和发展后劲。各国农业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各国的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之间的较量。

1.2 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2.1 农业生产手段的高科技化和智能化

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农业劳动手段将日趋高科技化和智能化,从传统农业的人力、畜力机具和现代农业的以石油为主要动力的机械化体系向以电能为主要动力的高度自动化、智能化仪器和控制系统发展。农民将运用各种具有自动化信息搜集、存贮、分析、辅助决策和智能化操作的各种仪器,来全面管理和控制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

1.2.2 农业经营管理的精准化和科学化

知识型可持续农业是建立在人类对农业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要素组合规律等更为深入和科学的认知基础上。从而,人类将能动地应用这些知识来调控和改造农业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使农业复合系统更趋人工化、工厂化和智能化,农民将更多地运用各种高科技化和智能化仪器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科学化、精确化管理,如运用计算机来进行智能化测土施肥,运用3S技术来远程遥控适时、适量化施肥、用药等。

1.2.3 农业经济活动的信息化和网络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将把21世纪的农业经济带入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农业经济活动的各种决策必须充分考虑世界各种农产品的生产、流通、价格等信息,综合比较本地本国在自然资源、物质装备、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与劣势等。信息网络化还将使农业经济活动突破分散性、地域性的限制,人们可以便利地通过互联网络购买生产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农业技术、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各种信息。

1.2.4 农业生产环境的无污染化和生态化

随着生物科学和生态学的发展及对农业复合生态系统认识的深入,人类将能动地利用相生相克、循环再生等生态学原理,设计和构建出结构精致、功能稳定、高产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其所依赖的外部投入主要以无污染、可重复使用的知识资本为主;其所必须的物质资本的投入将根据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要素组合规律智能化地适时适量地施用,绝大部分为生物体所吸收,残余部分将控制在环境容量以内,不会对生态环境构成危害;以倡导生态文明和主动节制消费为特征的可持续农业又将主动调节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保证农业复合系统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2.5 农业劳动者的高素质化

农业劳动者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对农业劳动者的智能和技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为它主要是一种智能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能劳动,只有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能掌握和应用高科技化、智能化的劳动手段和精确化、科学化的经营管理知识。培养和积累人力资本是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中最关键和最大的投资。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是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对农业劳动者的最基本的要求,除此之外,他们还应该珍爱自然环境,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生态伦理观;具有终身学习、勇于实践的探索精神和较强的市场参与及风险意识。

2

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是我国的必然选择与希望之所在

2.1

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然选择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

人口规模巨大、人均农业自然资源极为匮乏、农业产品的需求增长较快等,是我国农业发展所要面对的基本国情,即要用极为匮乏脆弱的资源禀赋来支持和满足十分巨大的人口与需求压力。这种独特的国情迫使我国只能走集约化的可持续农业发展道路,将高产高效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6], 而不能照搬发达国家流行的“低投入可持续农业”模式,这一点已获得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7]。

但对我国集约化可持续农业的具体发展途径与模式,目前还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认为应该以增加农业的投入为主,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即物质集约型可持续农业之路。[3]另一种观点认为, “按照我国的国情要高集约地对农业大量投入资金和物质(能源、化肥等)必然受到相当的限制,应该把集约的重点放在智力上”[7], 并且科技将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8], 因而应走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道路。

显然,重在以物质资本来替代自然资源的物质集约型农业,对于经济基础尚极为薄弱的中国农村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因为高投入所需要的雄厚的资金,政府、农业企业和农户均极难满足,其所产生的高额成本还会极大地削弱我国农业本就十分低微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不大可能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所接受;其次,从表面上来看,我国农业确实存在着总量投入不足的问题,但实质上,因缺乏科学施肥用药的知识和技能而导致投入品的利用效率过低,才是其根本原因。例如,目前我国的化肥施用量已跃居世界第一,平均每公顷耕地用量为210kg, 高出世界平均数的1倍多,但其有效利用率极低,平均只有27%~30 %被作物吸收,大量残渣的存在使土壤中毒和酸化现象日趋严重。同时,高外部投入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和其“外延式”农业增长方式,在倡导人地协调发展和“内涵式”经济增长的21世纪也显得不合时宜。而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集约型农业,主要依靠知识的创新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经营主体的素质和资源、物质投入品的利用效率,用可重复使用和具有报酬递增特性的知识资本来替代存量有限且呈报酬递减特性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既切合我国的独特国情,又符合世界农业发展的规律和潮流,是我国农业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21世纪的必然选择。

2.2

用知识经济来装备农业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以生物工程、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农业科技革命将为我国农业的知识化改造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现代育种技术将使季产吨粮的“超级稻”和日增重1公斤的“大型猪”的科学设想成为现实; “白色农业”极大限度地摆脱了自然条件和水土资源对农业的约束;“蓝色农业”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信息农业”和“精准农业”不仅将大幅提高农业资源与物质投入品的有效利用率,减少或消除农业污染,而且还会促使从事生物性生产的农业由分散性、地域性、变异性、和可控性低向网络化、全球化、产业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变。蓬勃发展的新农业科技革命将把传统农业改造为一个全新的产业,以高新技术和高素质的劳动者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资本在其中居于决定地位,而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将退居次要地位。

在21世纪世界农业格局中,我国在知识资本方面相对于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而言,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目前,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在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三个方面在绝对水平上均处于劣势,其中尤以前两者为甚,并且它们还具有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的刚性。相对地来看,我国在知识资本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其一,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农业科研体系,专业分布横跨一百多个种类,积累了一定规模的仪器设备、试验田等科研手段存量。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40%。其二,我国的某些关键性生物工程技术,如粮食高产优质品种培育技术、克隆技术等,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因此,只要我们顺应新农业科技革命的潮流,重视用知识经济来装备传统农业,选择积极发展农业高新技术和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我国农业在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21世纪必将摆脱资源匮缺和物质装备落后的刚性约束,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跻身于世界农业强国之列。

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约束将迫使我们只能走一条依靠科技、节约资源、节制消费、生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5 ]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未来的希望与潜力往往孕育于目前的困难与限制之中。因而,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装备和改造农业,大力提高农业知识化程度和农业增长的质量,走内涵式农业发展道路,正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3 我国农业知识化程度低下的现状表征及其成因

农业知识化程度是指知识资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相对于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所起作用的大小,它标志着人类利用和配置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的方式、方法的先进程度及其效率的高低。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等。但究其实质,因农业知识化程度低而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其根本性原因。

3.1 我国农业知识化程度低的现状表征

我国农业知识化程度低突出表现为“五低”:①农业资源与物质投入品的有效利用率低。我国气候资源总利用率为发达国家的50%—70%,农田光能利用率为世界高产国家的60%。我国水资源十分紧缺,人均占有水资源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我国自然降水利用率仅为10%,而日本为30%,以色列更高达60%;并且由于农业用水仍以大水漫灌等落后方式为主,灌溉水利用率不到30%,而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的化肥、农药等物质投入品的有效利用率极低,如化肥的当季利用率仅为30%,比先进国家低30%[10]。②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低,且增长缓慢。1972~1980年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为27%,“六五”时期为35%,“七五”时期反而下降为28%,“八五”期间也只有34%,1997年提高为42%,20年时间仅提高15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由战后初期的20%~30%提高到70年代的60%~80%, 其增长速度是我们的2倍左右[11]。③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普及率低。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平均转化率仅为30%左右,既便是获奖的优秀农业科研成果,其平均转化率也只有50%左右,大部分科研成果仍停留在完成与获奖阶段,没能对农业增长作出贡献。另据估计,我国近20%~30%的耕地未应用优良品种,牛、羊、猪、鸡的良种普及率仅为15%、40%、18%和15%[13]。④农业劳动的生产率低。这是农业生产中劳动手段原始落后、智能化程度低下的直接结果。1996年我国农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役畜56头、大中型拖拉机不足1 辆、小型和手扶拖拉机约10辆。因而,在仍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要劳动手段的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仅能生产1562kg粮食。养活4人, 而在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则可养活22人。⑤农业劳动主体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1996年我国农民劳动力中有47%的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其中11%为文盲或半文盲[14],难以满足现代化农业和可持续农业对农业劳动主体的素质要求。

3.2 我国农业知识化程度低下的形成原因

显然,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业生态条件千差万别;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历史悠长,现代农业科学发展的时间短、起点低;以及人口多、资源少、底子薄等,均是导致我国农业知识化程度低下的重要的客观原因。但我们更要重视和反思我国农业政策和农业制度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激励不足、甚至是显性阻碍或隐性约束等主观原因,因为这些是我们可以能动地调控并进行变革的方面。

3.2.1 农业制度创新缺乏对农业技术内在需求的有效激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一系列农业制度创新,确立了农户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解决了劳动激励不足的问题。但是,这种均田制下的超小规模家庭经营制度,却限制了农户采用农业技术的内在需求,并为农业科技进步设置了障碍。不少地区甚至已倒退到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要劳动手段的自然农业状态。因为,过于狭小、零散的农业经营规模,加大了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放大和加剧了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从而削弱和限制了农户学习和采用农业新技术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3.2.2

农业科技投资严重不足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有效供给能力

我国的农业科研投资,无论从总量还是从增长速度来看,均表现为严重不足。1996年我国的农业科研总投资为52.38亿元(现价), 仅为农业总产值的0.36%,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6,且远低于30个最低收入国家在80年代对农业科技投资强度的简单平均数(0.65%)[16]。我国农业科研投资严重不足,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产出和有效供给能力。据黄季焜等人于1997年对浙江等四省的15个农业科研单位的典型调查,它们所育成的品种数由“七五”时期的68个下降为“八五”时期的35个,减少了近一半;所育成的品种比对照品种的增产幅度也由“七五”时期的平均增产11.3%降为“八五”时期的平均增产10.2%。另外,由于目前我国的农业科研体制基本上仍属于行政驱动型,农业研究单位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与农户和农业生产对农业技术的实际需要有较大的差距,常产生供非所需的资源浪费现象,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农业研究系统的技术有效供给能力。

3.2.3

破散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支持服务网络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普及与采用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建立的相当完整的省、地、县、乡四级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新型市场经济形势下,其内在的“政府投资、个人受益”矛盾日趋明显化,从而导致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呈下降的趋势。据统计,从1986年至1994年,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人均年总经费年平均下降0.9%, 人均年推广活动经费年平均下降0.6%。1994年有44%的县级和43 %的乡级农技推广机构被停拨或减拨事业费。目前我国农村基层科技服务网络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困境,难以维持其原有的无偿农技推广职能。另外,近年来农民自发组织的各种专业技术研究会、合作社等新型民间技术推广组织,目前的规模、实力均极为有限,依靠的主要是经验性技术而没有现代农业技术的开发研究能力,不能弥补官办推广体系的不足。其次,采用农业高新技术所必需的支持服务体系落后,也是阻碍农业技术普及的重要原因。

3.2.4 以增产为目标、 以提高价格为手段的“外延式”农业发展政策导致了对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本的集约投入和对知识资本的漠视

改革以来,针对我国农产品供应严重短缺和工农产品间存在巨大剪刀差的现实情况,农业发展政策一直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产量为目标,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逐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政策是必要的和成功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这期间的农业基本上是靠农民投入更多的劳动、土地、灌溉水等农业资源、及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所实现的“外延式”发展;而在这期间,国家对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农技推广的投资却呈徘徊不前甚至下降之势,农民获取农业新技术的难度、成本明显上升,从而导致农民对农业技术进步等知识资本的漠视,并阻碍了农业的知识化进程。

3.2.5

农民较低的科技文化素质制约着他们认知和采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

农民自身的文化科技素质直接决定着其对农业新技术的认知、接受能力和采用新技术的成本、收益和风险。我国农民普遍较低下的文化科技素质,一方面使学习和采用新技术的成本上升,预期收益下降,导致了农民对科技的有效需求不足,削弱了农民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制约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与扩散,致使大量的先进适用农业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既便勉强被推广采用,也会因缺乏必要的技能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4 我国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机制

显而易见,我国的农业发展现状与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要求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但来自人口、食物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和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刚性约束,迫使我国只能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的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21世纪新农业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机遇,通过制度变革、政策调整和技术创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利益诱导功能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构建积极主动的技术需求机制、高效强劲的技术创新与供给机制、一体化的技术推广与支持服务机制和资源节约激励机制,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转变的跨越式发展。

4.1 建立市场化的农村人口与土地流转机制, 激发农户的内在技术需求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是限制农户的内在技术需求的根本原因。这种现象的产生,又是由于我国现阶段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管理体制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均田制”土地分配体制。为了激发农户的内在技术需求,必须对农村的人口与土地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把人口与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来进行高效配置:一方面要逐步取消以二元化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带有城乡壁垒性质的制度安排,用市场机制来引导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业、乡村与城镇之间的流动,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建立起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机制,促使土地向农业经营优绩者集中,推进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机制具有开放性、竞争性、流动性和商品化的特点,它主要是根据土地经营者的业绩和赢利能力而不是“均田制”下的人头多少来配置土地资源,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农业经营主体学习和应用农业技术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为农业科学技术进步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经营业绩的主要源泉和最有效的途径。

4.2 稳定增加国家对农业研究的投入, 构建以国家农业技术创新系统为主、农业技术市场调剂为辅的高效强劲的农业技术供给机制

农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因而,建立一个强大高效的农业研究系统显然更是核心之核心、关键之关键。我国目前的农业科技投资严重不足和现有行政附属型科研体制的效率过低,严重地约束着我国农业技术的有效供给能力。因此,为了实现我国农业向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转变的跨越式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在稳定地和较大幅度地增加对国家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投资的同时,大力改革和精简农业科研机构,构建一个以国家农业技术创新系统为主、农业技术市场调剂为辅的高效强劲的农业技术供给机制。

4.3 引入市场机制整合和完善农技推广与支持服务网络, 构建一体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支持服务机制

农业技术推广与支持服务网络,是联系农业技术供给与需求两大系统的桥梁和纽带,是培训和教育农民、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对知识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我国现有的行政驱动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具有条块分割、机构繁杂等体制性缺陷。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必须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将其各职能工作部门整合、完善为一综合性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支持服务中心,构建集无偿农技推广和有偿支持服务于一体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无偿的技术示范、宣传与教育、人员培训等公益性农技推广,激发农民对农业技术的认知和需求,扩大技术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其技术、信息、物资等方面的优势和在农户中的良好信誉,向农户提供技术支持、技术承包、信息咨询等有偿性服务,并开展创收性的农资供应、产品销售等经营活动,以补充农技推广经费和改善职工待遇,形成一个“以无偿农技推广促有偿支持服务和以有偿支持服务养无偿农技推广”良性循环。另外,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制订配套优惠政策,鼓励各类农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农业技术开发企业与农民及农民组织建立各种形式的横向联系和合办各种经济实体,通过互惠互利的利益联系形成多途径、多类型的农业技术推广渠道。

4.4 调整农业发展目标,建立有效的科技进步激励机制

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来的迅猛发展,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所面对的形势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是我国农产品的供给已由极度短缺趋向于在总量上的相对过剩;其二是农业自然资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愈发脆弱;其三是我国即将加入WTO,与世界农业溶为一体; 其四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农业科技进步必将在农业增长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在这种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的农业政策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单纯追求农业产量增加为主的旧目标,而把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新的发展目标。同时,必须改变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核心的政策激励手段,建立有效的科技进步激励。具体措施有:(1)投资激励:增加对农业科研、农技推广等的投资;(2)价格激励:实行优质优价政策以鼓励品种改良、经营更新等, 并实行有偿资源使用制度以限制大量消耗资源;(3)教育激励, 通过正规的专业教育与业余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网络教育和专门性技术讲座与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无偿或低偿地为农户提供经常性的技术教育和培训;(4)保障激励,设立多种形式的科技应用风险基金, 以降低农民应用新技术的风险和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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