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为祖国造汽车
□ 顾海楼
70年前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胜利来之不易，在饱受战争灾难、国民经济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同样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1949 年12 月16 日，在开国伊始、百废待兴的时候，毛主席出访苏联。苏联人安排毛主席参观他们的建设成就，在斯大林汽车厂，毛主席看着流水线上一辆接一辆下线的汽车，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汽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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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帮助下，第一汽车制造厂于1953 年在长春奠基，1956 年生产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但这毕竟是在人家帮助下的成果。此时，中央的注意力聚焦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萌发了自己造汽车的强烈愿望，上海也为提升交通运输能力提出了计划设想。
1956 年8 月，我调任上海市汽车修理公司经理、党组书记。为了推进载重汽车的试制工作，上海市汽车修理公司与上海市交通运输局货车修理厂（上海重型汽车厂的前身）合署办公，我兼任厂长、党总支书记，并由渤海军区调来的谷元浩同志担任副厂长。我们两个从硝烟中走来的新四军老兵，开始了把上海自开埠以来只能修理汽车的历史改写为能制造汽车的艰巨工作。
上海市交通运输局货车修理厂的前身是原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康定路仓库及物资局启明修理厂。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展了对旧上海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没收和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工作，物资局启明修理厂被接管后命名为华东汽车装修厂，主要从事运输车辆整修，是当时上海汽车修配行业最早的国营工厂之一。
造汽车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仅凭信心、决心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科学的态度、精湛的技术和周密的计划安排。我们当时的工作是因势利导，把群众的积极性保护好，同时努力寻找试制汽车的突破口。
当时工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每月货运汽车的大修能力最高只达45辆，全厂仅有机床设备三四十台，虽有职工近四百人，但技术力量薄弱，七个技术人员中只有一个工程师和一个大专毕业的技术员。我和谷副厂长都认为，虽然设备条件简陋、技术力量不足，但是，在党的路线方针的指引下，职工群众中蕴藏的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全厂上下要求造汽车的呼声越来越大，我们有市政府和局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扶持，再加上全市乃至全国很多兄弟单位的鼎力相助，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决心，为祖国造汽车，为民族争荣誉，为上海添光彩！
1958 年，我们在三轮汽车试制成功的基础上，开始试制国产载重汽车。在技术装备和技术力量极端缺乏的情况下，我们知难而进，组织成立了货运汽车试制组，开展车辆试制的选型工作。
1956 年底，日本工业展览会在上海举办，展品中有六种车型的三轮汽车。这类车的特点是灵活方便，适用于城乡短途运输。当时我国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城乡交通工具紧缺，因此这类交通工具引起上海各有关部门的注意。在市计划委员会、市政交通办公室的支持下，上海市货车修理厂着手试制三轮汽车。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通过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并虚心学习全国各同行厂家的先进加工技能，造出了一些急需的土机床、土设备，改进和制作了700 多种工夹具，突破了许多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上海第一辆乘风牌030型三轮汽车整车终于试制成功！这为我们试制国产载重汽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增强了信心。
为了给转基因食品的追踪机制的建立提供便利，应当构建严格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充分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知情权。
全厂职工经过52 天的日夜拼搏，第一辆交通牌4 吨载重汽车于1958年5月22日胜利诞生，比原计划提前了13 天。当年9月，交通牌汽车开赴北京，在国庆检阅式上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上海市交通运输局货车修理厂也因此荣获国家先进企业称号，列为全国“自力更生”十个红旗单位之一，交通牌汽车获得国务院技术革新二等奖。
在加工过程中，因为对大型零件的加工缺乏大型机床，工人们创造了用小机床加工大零件的“蚂蚁啃骨头”的方法，攻克了难关。试制中，最困难的是发动机总成的制造，缸体毛坯壁薄，内部水道密布，木模师傅以实样进行反复测试，制成全套模型和泥芯壳；铸造场地不足，则利用现有厂房，将芦席棚顶抬高一米，化解了矛盾。锻件方面遇到了加工底盘上驱动桥壳的困难，厂内没有大型铸钢设备，工程技术人员想方设法，采用无缝钢管热锻成型，然后把两段拼焊，接成整体。在驾驶室造型选择上，有较大突破，厂部采纳工人合理化建议，把驾驶室设计成双排六座平头型车头，以改变原来引擎在外，驾驶室限坐两人的格局，解决运输工人在运输途中日晒雨淋、无处休息的不足之处，同时还加装了利用余热的热饭器，让自带饭菜的运输工人能吃到热饭热菜。这些改进深受运输工人的欢迎。
我们厂原为汽车修理厂，长期为各种品牌的货运汽车进行修理维护，虽有试制三轮汽车的尝试，但制造载重汽车因技术装备不足和缺少经验，困难很多。厂部决定在试制中坚持发扬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坚韧不拔、众志成城的铁军精神，集中全厂职工智慧，攻克各种难关。全厂先后召开过12次技术研究“诸葛亮会”，摆了7 次“擂台”，发动群众攻克技术难关。通过这些活动，全厂共提出396 条合理化建议，制成和改进了207 种工夹具，并把整车分为发动机、底盘、车身等9 个系统，发动群众分别“认包”承担，落实试制任务。厂部和科室的干部也坚持深入生产第一线，与广大职工一起日夜奋战，及时帮助职工解决生活困难，协调各部门间的相互配合，主动联系与外部的协作和供应渠道，确保试制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前，过度依赖韩流文化的营销带动，让韩妆在“萨德”事件时，不堪一击。同样的，过度依赖中国市场以及中国游客，让韩妆在国内经济低迷及中国业务下滑时难以维稳。
诸如此类，传统体育的没落追根到底是传统文化的没落。正如斯宾格勒研究西方的没落时一再强调：对于没落文化的再现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应对将来[9]。
我们在交通牌汽车投入试生产时，根据已出厂车辆的用户反馈意见，继续开展全厂性的技术攻关，加以完善。同时，还根据用户需求，设计制造出三面液压倾卸汽车。全厂还自制了专用机床设备34台，初步形成了包括三轮汽车在内的5 条生产流水线，自制和改进了工夹具470 余项，改进操作方法5 项，使质量逐步趋向稳定，具备了小批量生产能力。1959 年10 月1 日是建国十周年大庆，我们厂有10 辆交通牌SH140 型载重汽车和50 辆乘风牌58-3 型三轮汽车参加了上海市的国庆游行，浩浩荡荡通过人民广场，接受市领导的检阅。
这一段难忘的岁月已经过去60多年了，祖国也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正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我作为这一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每当回想往事，总为自己能为祖国造汽车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