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了欲望与恐怖的梦乡：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梦乡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欲望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8)3-0081-07
伊萨克斯在对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做调查时指出：中国在西方具有两种肯定与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①如果我们将20世纪分成4个四分之一世纪，我们会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这四个阶段中发生了4次转变，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1900-1925)，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坏(黄祸)到好(乡土田园)；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1925-1950)从好到坏(极权与红祸)；第三个四分之一世纪(1950-1975)又从坏到好(毛主义乌托邦)；最后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又从好到坏(文革与中国威胁)。
20世纪开始的时候，从传教士、军人、政客的报道到小说诗歌，西方文化表述的中国形象，基本是贫困、肮脏、混乱、邪恶、残暴、危险的地狱，集中在有关“黄祸”、义和团与唐人街的恐怖传说上。其中“黄祸”是有关中国形象的一种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心理原型。他们在“黄祸”原型中表述现实中的义和团事件，使现实具有梦幻色彩；同时也以“黄祸”原型表述虚构的小说，使想象游戏也具有了某种真实的含义。克尔南谈到“黄祸”时指出：“有可能出现的中国威胁表现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如果中国被迫接受现代工业化，那么中国难以计数的劳苦大众就可以让中国产品泛滥于世界②。这是一个令人想起来毛骨悚然的前景，有位作家坦率地承认自己有一种幸免于难的欣慰，‘不管怎样，我们是看不到那一天了。’③当时还有人抱怨，‘在中国谋生的外国人的数量，已经日渐减少’④。正是那些侨居中国的西方人，最容易感到担忧与恐怖，而他们的看法又影响家乡公众舆论的偏见。从军事角度看，中法战争后，‘人们似乎已经想见中国佬满世界乱跑的景象’；⑤20年后(作者所说的西方人的种种恐慌，都在19-20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引者注)，这种危险可能就更加紧迫，如果有一个国家最终控制了中国，就像不列颠控制印度那样，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规模惊人的军队，一切就不堪想象了。有一位英国鸦片烟鬼说，如果英国能够占领中国，‘20年内就可以建立一支打败全世界的军队’，⑥如果沙皇的军队可以得到中国的人力资源上永不枯竭的补充，他们就无往不胜了。有关俄国统治中国并利用中国统治世界的预言，早在19世纪中叶就可以听到，19世纪临近终了的时候，一个美国人曾预言：俄国将统治中国，然后印度——‘亚洲将开始征服欧洲’⑦……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黄祸带来一种模糊的惊恐，只要一想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万涌到其他国家，人们就会不寒而栗。欧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国，对庞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对他们来说，亚洲人口泛滥，欧洲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领先，根本就无法应对。他们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贬称中国泛滥成灾的人群，该词最早出现于欧洲语言，指中亚腹地汹涌而出的野蛮人，他们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向，所到之处，无不令人惊恐……”⑧
“黄祸”是一场噩梦，是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关于异域的恐惧。它可能找到历史的依据与地理的方位，但本质上仍是文化心理的，是一种关于恐怖的想象原型。在一种充分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原型中，“黄祸”可以体现在关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想象上，如义和团事件证实的“黄祸”恐慌，也可以体现在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想象上，如傅满洲博士；可以以中国本土的庞大的中国人口为基础，也可以以渗透西方的唐人街的中国移民为想象素材。如果说义和团是体现在面目不清的无数黄种人身上的“黄祸”形象，傅满洲博士则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形象。“黄祸”传说表述的是一种差异与敌对意识，有不同层次上的含义，种族的、政治的、文化的。雷蒙·阿隆曾区分过三种不同的敌我意识，一是绝对敌我，二是政治敌我，三是价值敌我。绝对敌我表示一种似是而非的天生的憎恨，政治敌我的憎恨则是由一些具体的政治冲突与争端造成的，而价值敌我产生自伦理价值方面的差异。“黄祸”恐慌表现的敌我意识，同时出现在三个层次上，有东西方差异对立造成的绝对敌我意识，有义和团冲突造成的政治敌我意识，还有种族主义构成的价值敌我意识。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伦理政治意义的虚构的空间，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想象中，一方面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视野内有关中国的“黄祸”，另一方面，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也在社会现代性期望中悄悄复兴。有像《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作品，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园。少数知识精英们也开始想象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活的宁静和平的旨趣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罗素说“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着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⑨一战后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欧洲现代文明的意义，同时也重新“发现”东方文明的价值，中国形象开始转变。“黄祸”恐慌淡化了，哲学家们开始像他们两个世纪前的先辈那样引用中国同行的话，只是老子、庄子比孔子更重要了。值得注意的是，此间欧洲的中国形象，如果从总体上或一般意义上讲有所转变，那么，带来这种转变的正面价值也主要体现在精神内容方面。中国的道家哲学、人生态度、艺术精神，像一道光晕一样，环绕在中国形象外围，但内心仍是黑暗一团。贫困、饥荒、瘟疫、战乱、愚昧、野蛮，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改变。
“中国”在西方文化的乌托邦期望与意识形态视野中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成为原型。如果说20世纪头25年西方的中国形象主要是意识形态化的，随后25年西方主导性的中国形象则转向乌托邦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信，自省与自我批判的精神开始重新塑造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首先是知识精英圈子的“遐想”，到30-40年代，这种“遐想”在赛珍珠的小说与电影中找到了大众表达式，《大地》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不仅引起西方大众对中国的关注，而且改变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反面的中国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勤劳、坚毅、质朴、善良的、具有人性中种种高贵品质的中国农民的形象。扭转了一个多世纪间西方文化对中国丑化潮流，使西方人感觉到中国人不仅是与他们同样的人，具有相同的人性，而且还具有西方文化价值推崇的某些高贵品质。只有在20世纪初的黄祸恐慌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大地》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从意识形态视野进入乌托邦期望，以《大地》出版为标志，一时间从通俗小说到新闻报道，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纷纷将中国想象为纯朴、智慧的传统社会，或者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一个有英明的领袖勇敢的人民的和平文明的国家。以卢斯领导的美国三大杂志为代表的媒体美化中国的运动，在美国创造了一个优美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主要是美国塑造出来的。20世纪的美国文化，具有某种独特的“中国情结”，这与美国的“中央帝国”的心态相关。中国与美国有同样大的领土，有五倍于美国以上的人口，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正处于某种权力空洞的状态。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尝试在这片土地上有所作为，但迄今为止只在那里制造了混乱而不是秩序。20世纪该美国出场了。美国对中国的心态矛盾复杂，经常是爱恨交加，恩威并施。一方面是“黄祸”恐慌，使他们惧怕、仇视、打击中国；另一方面又是“恩抚主义”(Paternalism)，使他们关心、爱护、援助中国，把中国看成一个不成熟、多少有些弱智低能，也多少有些善良人性的半文明或半野蛮国家。在中国身上，美国感到自己的责任，也从这种自以为是的责任中感觉到自己的重要与尊严。
杰斯普森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一书中曾详细分析过美国对中国的矛盾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中体现出的美国对自身中央帝国位置的认同过程。“从19世纪最后10年到1931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主要建立在两种强有力但又相应矛盾的冲动上。第一种冲动集中在J.A.贺伯逊所说的上帝与玛门(指财神——引者注)或‘经济与宗教的合作’上……美国的中国观的第二种冲动与前一种对中国进行精神与经济拯救的诱惑完全相反，第二种冲动集中体现在恶毒的种族主义上，最终导致排华法案……美国的中国观从基督教恩抚主义到经济开发热情一直到种族主义偏见，融合了不同的态度、期待、希望、彼此之间甚至完全相反。”⑩排华法案与八国联军排除了黄祸恐慌，到2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一种在精神与经济上“拯救”中国的冲动占了上峰。尽管这种“拯救”的真实意义令人怀疑，就像孔华润指出的：“他们并不爱中国，而是珍惜中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改造这个‘愚昧的’国家，完成基督教使命，或赚钱的机会。”(11)其实这也是所有西方势力试图拯救中国的共有逻辑。史景迁在研究西方3个多世纪援助改造中国的活动时指出：“这些活动背后的内在动机隐曲复杂，他们的真实欲望不是帮助中国，而是帮助他们自己。”(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们又想起拿破仑皇帝100多年在圣海伦娜岛上对阿士美德勋爵说的那句话；睡狮一旦惊醒，全世界将为之震惊。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共产党政权的心态，基本上是敌视与恐惧，敌视是对集权与暴政的敌视；而恐惧，则是对革命与扩张的恐惧。反面的中国形象由充满灾难与迫害的恐怖故事组成。这些“恐怖故事”勾画的中国形象，由几种主要的“反面特征”构成。首先是“独裁暴政”，绝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纯粹是暴力征服，而维护政权的方式，也是暴力镇压，而且，它还有一个发明性特征，那就是由“洗脑”完成的精神专制。其次是经济崩溃。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里，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饥荒的消息，似乎共产党的统治正在导致中国大面积的饥荒与大规模的死亡。这些“传说”很少有事实依据，甚至很少经过思考，因为与这些报道同时出现的是中国人口的增长及其对世界的威胁。再次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破坏，如人民公社强行拆散家庭，造成妻离子散的现代悲剧，共产主义教条取代了富于人情味的儒家道德，洗脑政策扼杀了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自由精神。最后，也是最可怕的，红色中国是一个野心勃勃、极富侵略性、有称霸全球的企图的政权，它不断入侵邻国并奇迹般地试验成功了原子弹……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共产党已经将中国从一个和平、宽容、宁静的东方国家，变成一个斗争、仇恨、暴乱的共产党国家，甚至比苏联东欧更加更怕。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反面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一系列邪恶的特征。这些特征有时候显得过于邪恶，连他们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了。红色中国戏剧般地扭转了西方的中国形象。最激烈最极端化的是美国。西欧国家从来没有像美国那么紧张，那么充满敌意、仇恨与恐慌，尽管英国的态度多少接近于美国。费利克斯·格林在回顾最初15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时指出，美国之所以对中国有甚于对苏联的那么强烈的敌意，完全是因为历史上前一个时期美国公众中中国的美好形象与美国政府的援华政策。过多的期望与好感导致过多的失望与仇恨。(13)这种“夸大的敌意”使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与传说，都不是在反映一种事实，而是不断重复加强某种成见或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旦这种敌意被时间与历史变故冲淡，人们回顾检讨起过去时，就会发现，这一阶段的邪恶的中国形象与前一阶段美好的中国形象同样不真实。
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种黑暗远远超过早期帝国主义时代黑格尔那一代人对中国的诅咒。对红色中国的憎恶最后落实到恐慌。一个富于扩张性、侵略性的“红色帝国”，在朝鲜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终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唤起了一个久已存在但一度淡忘的噩梦。这一噩梦曾经出现在1860年美国的西海岸的排华运动中，曾经出现在1900年华北的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的故事中，如今又以不同的表述，不同的时间地点事件，出现在朝鲜战争中。“黄祸”已经变成“红祸”。这一噩梦在种族、文明的传统意义之外，又加上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意义。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狭义的“黄祸”或“红祸”，仅指军事上的威胁，而广义的“黄祸”或“红祸”，还应包括道德与文化意义上的威胁。罗伯特·艾利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提出的最终的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黄祸终于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成年人在痛苦与死亡中挣扎，又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饥饿而发育不良，疾病缠身。即使这种灾难完全是由他们自己的政府造成的，其他富裕的国家难道就可以坐视不管，任那里的人忍受饥饿？……这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没有人可以逃避，中国的灾难也会导致世界的灾难。所谓人道主义的困境，掩盖的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是否在道义上可以容忍这种罪恶与苦难存在。事实上黄祸的确存在，中国不仅从自身的灾难威胁着这个世界，而且他们在自身的灾难迫使下，还可能铤而走险地侵略征服这个世界。”(14)
20世纪西方文化中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交替出现，一个乐园般光明，一个地狱般黑暗。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从光明陷入黑暗。红色中国在西方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与信仰。我们分析不同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一个时代西方的某一种中国形象错了而另一种就对了，一种比另一种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图对其二元对立的两极转换方式进行分析，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结构原则。50年代西方极力丑化邪恶化的中国形象，在50年代末已经开始出现转机。60年代开始，西方的中国形象重新表现出一种美化的、乌托邦化倾向。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西方那些来红色中国“朝圣”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宣告，在中国，人类看到未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在世界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他们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西方文化再次将中国想象为乌托邦的时候，中国的现实正经历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人们参照两个坐标，一是西方中国形象自身的演变过程，二是中国的现实。上述两大“差距”提出的问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面临的根本问题。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的演变，是否可能显现出某种规律，比如说不断趋于相反极端的摇摆变化？这种规律是否昭示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某种本质特征？比如说，它是西方文化自我认同与超越的“他者”，其本质意义不在于中国形象如何，而在于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构成的差异关系如何。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现实究竟表现为一种什么关系，或者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的现实，如果歪曲、误解、想象、虚构一再出现，不仅是否“反映”真实值得怀疑，连“反映”这个概念以及与它相关的歪曲、误解等概念的使用都值得商榷了。或许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无所谓“反映”“认识”，又无所谓“歪曲”、“误解”中国的真实，它只是表现西方文化心理的期望、缺憾、恐惧与幻想。
我们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差异转型，具体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中国形象类型与原型转换交替。回顾20世纪，世纪初的“黄祸”形象被30年代构筑起的乡土中国形象取代，50年代初建立的邪恶的中国形象，60年代末又开始被拆解，另一种美好的中国形象在70年代初达到高峰。二是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中国形象对立互补。同一时代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也会产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中国形象，60年代西方社会关于“美好新世界”的传奇与“红祸”恐慌同时存在，表现西方社会文化结构中正统意识形态与激进的批判精神的差异关系，表现西方社会无意识中欲望与恐惧的不同侧面。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真正所指不是现实地理上一个确定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伦理意义的虚构的空间，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莫须有的地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心理含义往往大于地理含义。我们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既是研究它所指的那个具有特定内涵的“遥远的东方”，又是研究西方文化心理中一种既定的原型，因为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地理与心理的因素往往是相关相连的。实际上没有所谓纯粹地理的“遥远的东方”，不管这个遥远的东方是作为人间乐园还是作为人间地狱出现，它都是一种经验类型。“遥远的东方”是一个表达西方文化心理中关于欲望与恐怖、平静与焦虑、满足与失落、堕落与超越的经验的方式。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从意识形态视野转入乌托邦期望，复由乌托邦期望转入意识形态视野。“毛主义”的红色乌托邦在70年代后期又遭到破坏，西方人发现那个美好的中国形象又是一个“骗局”。一次两次“失误”，人们怀疑某一种中国形象是否真实，不断“失误”，人们或许就该怀疑西方的中国形象从来不曾真实，或者真实这个概念是否有意义。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想象地理中的“他者”，与现实地理中的那个国家构成的似是而非的反映关系，是一种错觉。我们的研究从根本上就不应该设置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否反映了中国的真实这个问题，更不应该试图从西方的中国形象中“认识”中国。西方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两种相反的中国形象，表现的是西方文化的自身的变化。60年代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从邪恶转向美好，与中国的现实无关，它是西方文化思潮自身变化的晴雨表。如果要对照中国的现实，人们也许会注意到中国现实与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特征完全相反，美好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的时候，恰恰是中国现实的黑暗时代，从60年代初的灾荒到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西方的中国形象，讨论的是“西方之中国”。
20世纪70年代中叶，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出现破裂。西方人发现左翼知识分子在中国看到的“美好新世界”完全是一个“骗局”。那些“红色圣地”的朝圣者们，从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一个高效率的“骗局”，旅行日程被安排得紧凑严密，从广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然后是延安、大寨，固定的线路、指定的地点，热情款待、紧张旅行，饱餐了各种中国菜与“中国谎言”之后，真诚感动，回到西方自然歌颂红色中国。(15)但真相却是“中国那些漂亮的开放性城市和富裕的专供人参观的公社制造了一个安逸平静的假相，在这个假相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混乱不堪的国家。”(16)西方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从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开始。经济领域的核心事件是60年代初的饥荒，政治领域的核心事件是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饥荒证据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革”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西方视野对“文革”灾难的关注，一直延续到80年代，成为80年代中国形象中最突出的一部分。在西方人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它对文化社会、人的破坏与迫害，似乎只有法西斯时代可以与之相比。近10亿人在疯狂的个人崇拜鼓动下爆发了一阵持久的歇斯底里式的破坏症，千年文明遗产毁于一炬，千百万人生命碾作泥泞，革命过后，偌大的国家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荒芜一片。
1975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落潮，发生了又一次从美好向邪恶的转变。(17)这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大众文化潮流的变化。现代大众文化及其大众媒体，具有批量生产、时尚经营的追新求异的特征。美化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时尚，有政治策划、媒体经营、大众趋迎多方面原因。它在短时间内将一个昨日的邪恶帝国变成美好新世界，而美化到极端，便觉得兴趣索然了。中国形象的转变是大众文化趣味时尚的转变。其次，中国形象的转变，与西方70年代左翼思潮与左翼运动从高潮走向回落相关，曾将红色中国与“毛主义”当作旗帜，手拿“小红书”上街游行的激进知识分子与青年，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与经历。整个西方社会趋于稳定保守。美好的中国形象首先被冷落，然后被一点一点拆解，随着左翼思潮的结束而消失。最后是来自中国的刺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打倒，中国人自己先戳破了“竹帘”，他们揭露的“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令西方人感到吃惊，难道他们歌颂的“毛主义乌托邦”竟然是个暴政与酷刑的大集中营？懊悔与愤怒使他们不仅否定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而且迅速构筑起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邪恶的中国形象。
在西方的想象中，始终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人民丰衣足食、社会安定团结，道德高尚纯朴的美好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另一个是饥荒动乱、暴政恐怖、堕落邪恶的中国。70年代中后期，西方开始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后一个中国再次取代前一个中国。80年代的中国形象乍明还暗，一方面是西方这一时期的中国想象一直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80年代是“后文革时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西方眼里正使中国愉快、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
麦克拉斯写于90年代末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说，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总体上讲明显是肯定的。(18)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确出现了一次“小阳春”，但这只是乍暖还寒时节，而且，不论从20世纪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7个世纪历史上看，80年代的中国形象都不能算是光明的。文革的阴影与改革开放的迟疑，都使8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70年代后期开始、90年代继续的邪恶化趋势的总过程中的一次小间歇或小调整，中国形象的否定性的下落趋势并没有改变。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新保守主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视野中结束。90年代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似乎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的东方专制社会，那里践踏人权、政治腐败、道德堕落；它的经济的确在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再是可喜的，而是可怕的，因为它将“助长邪恶的力量”。尤其是当西方人发现中国曾经“热爱民主西方”的青年学生，也出于一种民族主义激情进行反美示威时，他们忘了事件的起因，只感到绝望与恐慌。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中国威胁论”的新“黄祸”背景下结束。
注释：
①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②注意：这是19世纪末的观点。原文注出处为G.E.Simon,China:Its Social,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ife (English edn.),1887,p.79.20世纪末出现同样的观点与现实。
③A.Krausse,China in Decay(1900),p.374——原注。
④A.Little,C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1910),p.204——原注。
⑤R.S.Cundry,China and her Neighbors(1893),p.315——原注。
⑥A.Reid,From Peking to Petersburg(1899),chapter 4——原注。
⑦W.D.Foulke,Slav or Saxon(2nd edn.,New York,1999)p.64.55——原注。
⑧The lords of Human Kind: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mperial Age,By V.G.Kiernan,The Trinity Press,1969,p.171-172。
⑨转引自《罗素与中国》，冯崇义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页。
⑩参见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by Christopher Jespersen,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6,“Prologue”，引文出自第1-2页。
(11)[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张静尔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12)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1620-1960,by Jonathan d.Spence,New York:Penguin Books,1980,p.291.
(13)参见A Curtain of Ignorance:How the American Public Has Been Misinformed About China,By Felix Greene,Doubleday & Company,Inc.,Garden City,N.Y,1964,p.3，以及该书下面的相关论述与引文。
(14)The Centre of the Word,by Roberl S.Elegant,London:Methuen,1964,p.27.
(15)参见Chinese Shadows.by Simon Leys,New York:Viking Press,1974。比利时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彼埃尔·莱克曼(Pierre Ryckmans，化名西蒙·莱斯Simon Leys)在法国出版了他的法语著作《中国阴影》，对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的转变有较大的影响。
(16)The Other China,by Miriam and Ivan London,"Worldview",May,1976,p.34。1976年5、6、7月，著名的《世界观察》杂志发表了伦敦夫妇(Miriam and Ivan London：)的长文《另一个中国》，揭露中国60年代初的饥荒，令西方震惊。
(17)麦克拉斯明确指出，决定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是西方文化本身。因此他的著作(Western Images of China)研究的主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P183)。但他对中国形象的历史分期与章节安排，却完全是以中国的历史事件为根据的。本人认为应该以西方的中国形象自身的发展变化线索为根据，以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文本的出现和西方文化思潮的转型为根据。因此，1974年《中国阴影》的出版与同时期西方右翼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应该是一个分界点。
(18)Western Images of China,Revised Edition,by Colin Mackerra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34 - 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