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骆驼的输入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骆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骆驼是骆驼科骆驼属动物，在古代不同的汉文文献中被写作“橐驼”“驼”“橐它”“橐他”“橐佗”“橐”“骆”等。骆驼，最早见于西汉陆贾《新语·道基》。颜师古注《汉书》云：“橐驼者，言其可负橐囊而负驼物，故以名云。”①从体型上分，骆驼有单峰驼和双峰驼两种。单峰骆驼比较高大，在沙漠中能走能跑，可以运货，也能驮人。双峰骆驼四肢粗短，更适合在沙砾和雪地上行走。骆驼科的进化最早发生于北美，后来其分布范围扩大到南美和亚洲，而在其原产地却消失了。英国学者梅森主编《驯养动物的进化》云：“在冰川时代，由于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的白令海峡是相连的，使得早期的骆驼能从美洲扩散到亚洲。不同类型的化石表明，它们在穿过干旱的亚洲大陆中部而进入欧洲东部（南俄罗斯和罗马尼亚）。某些早期的骆驼通过中东和北非，一直向西迁徙到大西洋或向南到达坦桑尼亚北部。”②传统观点认为，现代骆驼的祖先4000万年前生活在北美，有可能体型巨大，没有脚趾，在大约300万年前至亚洲，并进而达到中东和非洲。也有一种观点是100万年前骆驼远祖越过白令海峡到达亚洲，进而至非洲，并演化出双峰驼和人类驯养的单峰驼。③ 按照贺新民等《中国骆驼资源图志》的介绍，骆驼起源于距今5500万年新生代始新世时期北美洲的“原蹂蹄类”。距今约3000万年的渐新世中期，演化成二趾原驼。距今约2500万年的中新世末期进化为原驼，外形与现代骆驼仍有差异，但在解剖学上已经非常相近。距今约100万年，原驼开始自北美大批迁徙。一支经白令海峡到东半球，在中亚细亚进化为双峰驼；一支越过大陆干旱地区，至西亚、北非热带沙漠地区，演变为单峰驼；另有一支南下，越过巴拿马海峡，进入南美地区，演化为四种无峰驼：驼马、原驼、羊驼和美洲驼。④罗运兵指出，大迁徙后的骆驼，各自适应迁入地区的自然环境，繁衍生息，逐渐进入人类驯化的历史。距今约6000年，西亚、北非和阿拉伯南部地区驯化出单峰驼；距今约4500年，中亚地区则驯化出双峰驼。⑤ 单峰驼最早在阿拉伯半岛中部或南部被驯养。有人认为单峰驼早在公元前4000年已被驯养，而大部分人则认为是公元前1400年。约于公元前2000年，单峰驼逐渐在撒哈拉沙漠地区普及，但在公元前900年左右消失，它们大多是被人类捕猎的。后来埃及入侵波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Ⅱ，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把已经被驯养的单峰驼传入波斯地区。被驯养的单峰驼在北非被广泛使用，罗马人使用骆驼骑兵在沙漠边缘巡逻。波斯骆驼不适合用来穿越撒哈拉沙漠，起初穿越大沙漠的长途旅行通常是靠战车实现的。更强壮和耐久力更强的双峰驼，原产于亚洲中部土耳其斯坦、中国北方和蒙古，大约在公元前八九世纪被驯化。亚述王室碑文记载了公元前8世纪的地区香料贸易：“从阿拉伯女王撒木斯（Samsi）那里，我得到了1100名囚犯、30000头骆驼、20000头牛、5000蒲式耳各种各样的香料，而她却像野驴一样逃往没有水源的巴祖去了。摩挲、特马、萨芭、阿帕、巴达那、海地等国的居民知道我的势力后也纷纷臣服于我的统治。他们每年要为我纳贡，有公骆驼、母骆驼，还有香料。”圣经《旧约全书·列王纪》记载，示巴女王拜访所罗门，“跟随她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⑥在公元前4世纪，双峰驼传入非洲，在这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们。这种骆驼适合做穿越大漠的长途旅行之用，而且可以装运更多更重的货物，跨撒哈拉沙漠的贸易活动得以进行。 关于中国双峰驼的起源和驯养的时间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议。《驯养动物的进化》的作者认为：“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在中国尚不知骆驼的存在，这就近乎排除了中国是早期驯化地的可能。”⑦中国学者贺新民、杨宪孝考证的结果是，内蒙古、新疆、甘肃黄河南西以及青海柴达木盆地等省区的荒漠、半荒漠地带，既是中国双峰驼的发源地区，也是亚洲驯养双峰驼最早的地方。中国驯养双峰驼的时期是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的氏族公社时代。⑧2012年11月14日，中国科学家破译了世界上首例双峰驼全基因组图谱，完成了世界首例双峰驼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绘制和解析工作。他们的结论是双峰驼同牛遗传关系最近，在5500～6000万年前有了最近的共同祖先。他们的成果发表在Nature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上。⑨这项成果说明中国西北地区早有双峰驼的生存。在塔里木盆地至柴达木盆地之间，向东至蒙古，汉代时仍有双峰野驼栖居。野双峰驼驼峰比家驼小而尖，躯体比家骆驼细长，脚比家骆驼小，毛较短。数量稀少，单独、成对或结成小群4～6只聚在一起，很少见12～15只的大群。双峰驼特别耐饥渴，它可以10多天甚至更长时间不饮水，在极度缺水时，能将驼峰内的脂肪分解，产生水和热量。一次饮水可达57升，以便恢复体内的正常含水量。它们以梭梭、胡杨、沙拐枣等各种荒漠植物为食，吃沙漠和半干旱地区生长的几乎任何植物，包括盐碱植物。而且双峰驼比较驯顺、易骑乘，适于载重，四天内可运载170～270千克东西，每天行走约47千米，最高速度约每小时16千米。居延汉简中有西北边境地区驿置人员出塞捕获野骆驼的记载，其中一简记载，张宗骑驿牝胡马看望其生病的哥哥，“见塞外有野橐佗
/宗马出塞逐橐佗，行可卅余里，得骆驼一匹”。⑩张宗所获野骆驼应该是这种双峰驼。陕北绥德延家岔出土一狩猎图案的画像石，所绘被围猎的对象是一只在漠北才有可能作为猎物的野骆驼。(11)从考古发现的骆驼化石或骨骼遗存来看，中国北方更新世时期就有骆驼的生存。晋东地区下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类驼”化石，河南、北京周口店出现年代较晚的更新世“巨类驼”化石，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流域晚更新世地层中出土“诺氏驼”的骆驼化石。(12)根据古生物学家的研究，类驼可能是现生骆驼的较早祖先，而诺氏驼是现生双峰驼的近祖。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出土双峰驼上臼齿一枚，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因无法判断是否驯化，被考古界定性为野生动物。新疆地区，特别是北疆地区，考古发现大量的随葬骆驼骨骼遗存，说明至迟在西周中晚期中国西北地区已驯养骆驼。(13) 骆驼可用作骑乘、驮运、拉车、耕地等。首先是骑乘，骆驼是荒漠半荒漠地区，尤其是沙漠地区的主要的骑乘工具。骆驼虽不善于奔跑，但其腿长，步幅大而轻快，持久力强，加之其蹄部的特殊结构，非常适合作为沙漠中的交通工具。在短距离骑乘时，双峰驼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0至15千米，长距离骑乘时，每天行程可达30至35千米。其次是驮运，在沙漠、戈壁、盐酸地、山地及积雪很深的草地上运送物资，其他交通工具往往难以发挥作用，而骆驼则是这些地区最为重要的驮畜，发挥着其他家畜及交通工具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被广泛用于沙漠地区的运输等工作。骆驼在气候恶劣、水草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仍可坚持运输。一般说来，双峰驼的驮重约为体重的33.8%～43.1%，即100～200千克，短途运输时可驮重250～300千克。驮用单峰驮一般比骑乘用驮体格粗重，速度约为每小时2至3千米，负重为165至220千克。第三是挽曳，骆驼可用于耕地、挽车、抽水等。据测定，骆驼最大挽力为369千克，相当于本身体重的80%。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各地区常以它为驮畜，跋涉戈壁、沙漠。汉代时，骆驼除用于商业活动，也用于战争。战争中骆驼是军事物资的运载工具，特别是在北方和西北沙漠地区。汉武帝《轮台诏》讲到汉伐大宛国：“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14) 骆驼在秦汉之前即已传入中国内地。《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商时伊尹奉汤之命为《四方献令》云：“正北崆峒、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狄、匈奴、楼烦、月氏、截犁、其龙、东胡，诸令以橐驼、白玉、野马、
、良弓为献。”(15)说明先秦时北方的骆驼已经输入中原地区。汉代时中原地区从北方、西北游牧民族以及西域国家那里得到骆驼。(16)陆贾《新语·道基》里提到：“夫驴、骡、骆
、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17)把骆驼与各种外来物品相提并论，说明他也是把骆驼看作外来牲畜的。从汉代文献可知，汉人对骆驼产地尚无完整的知识，但知道燕、代、匈奴、康居、鄯善、大月氏、东离国、蒲类国等有骆驼： 大王诚能用臣之计，则……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18) 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
。(19) 康居亦遣贵人，橐它驴马数千匹，迎郅支。(20) 鄯善国，本名楼兰……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21) 大月氏国……出一封骆驼。(22) 东离国……乘象、骆驼，往来邻国。(23) 蒲类国……有牛、马、骆驼、羊畜。(24) 移支国居蒲类地……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与蒲类同。(25) 这是古代处于北方、西北、西域、中亚和南亚的国家和地区。 骆驼是北方草原民族的普通家畜，但在中原地区少见。桓宽《盐铁论·崇礼》云：“骡驴
驼，北狄之常畜也。中国所鲜，外国贱之。”(26)直至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中尚以“睹骆驼言马背肿”以喻“少所见多所怪”。(27)在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北方草原民族往往以骆驼献赠，如著名的冒顿单于《遗文帝书》云：“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28)东汉时匈奴南单于降汉，向光武帝进献骆驼。《东观汉记·匈奴南单于传》记载：“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单于遣使献骆驼二头，文马十匹。”(29)华峤《汉书》记载：“南单于遣使诣阙，奉藩称臣，入居于云中，遣使上书，献骆驼二头，文马十匹。”(30)汉朝从匈奴获得骆驼，更多的还是通过贸易所得。桓宽《盐铁论·力耕》记载，桑弘羊论与匈奴贸易之利，云：“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
驼，衔尾入塞；
马，尽为我畜。”(31)汉朝与匈奴时战时和，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也获得不少骆驼。西汉时，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常惠率汉与乌孙联军击败匈奴，获“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头”。(32)《后汉书·窦宪传》记载，永元三年（91年），窦宪率军出塞击北匈奴，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33)汉军对匈奴战争的每一次胜利，其战利品都少不了大量骆驼。美国汉学家谢弗说：“汉朝人不得不依赖像匈奴这样的边境游牧民族，以满足汉朝对这些牲畜的需求。大夏驼在运送士兵、商品通过戈壁和塔里木的高原荒漠时表现出来的安全性能，使它身价百倍，备受珍爱。”(34) 汉朝从西北地区和西域获得骆驼，有时是作为战利品获得的。东汉时西北地区的羌人时有反叛，中原政权在对羌人的战争中常获其骆驼。永初七年（113年），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获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余头。(35)元初四年（117年），任尚、马贤破羌猷狼莫，获牛、马、驴、羊、骆驼十余万头。(36)建宁二年（169年），伐东羌，获牛、马、羊、骡、驴、骆驼427500余头。(37)汉敦煌马圈湾木简中有“湖部尉得虏橐也”的记载，(38)可能就是缴获的战利品。《后汉书·耿恭传》记载：“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39)延平元年（106年），梁慬在西域平龟兹、温宿和姑墨诸国反叛，“获生口数千人，骆驼畜产数万头”。(40)有的则出于贡献。顺帝阳嘉二年（133年）六月，“疏勒国献狮子、封牛”。李贤注云：“封牛，其领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41)《通典·边防》“条支”条云：“条支，汉时通焉……出封牛、孔雀。”(42)敦煌悬泉置汉代简牍中有西域国家疏勒、鄯善、莎车、乌孙、康居、大宛诸国贡献骆驼的记录： 1.甘露元年二月丁酉朔己未，县（悬）泉廏佐富昌敢言之，爰富：使者段君所将踈（疏）勒王子橐佗三匹、其一匹黄、牝，二匹黄、乘，皆不能行，罢（疲）亟死。即与假佐开、御田遂、陈……复作李则、耿癸等六人杂诊橐佗丞所置前，橐佗罢（疲）亟死、审。它如爰书。敢言之。（Ⅱ0216③：137）(43) 2.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悬）泉置……（Ⅱ0214②：53）(44) 3.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献橐佗六匹，阳赐记
（A） 十九日薄（簿）至今不移，解何？（B）（I 0309③：20）(45)
6.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瀣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877简） 关县次赎（？）食至酒泉昆归官，太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值）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直以次（878简） 食至酒泉，酒泉太守独与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879简） 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880简）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部大夫谓侍郎，当移敦煌太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881简） 七月庚申，敦煌太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瀣王使者杨伯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882简） 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掾宗、啬夫辅（883简）（Ⅱ0216②：877～883）(48) 悬泉置汉简中关于西域国家入贡活动有不少记载，其贡物品种和数量一般要记录在案，特别是一些特殊情况发生，更要详细叙述事故原因情况。以上诸条大都是有特殊情况发生，如疏勒王子入贡，所携三匹骆驼都在半途疲累病死；大宛国贵人所献骆驼死在悬泉置；乌孙、莎车使节入贡的六匹骆驼一直未到，因此被悬泉置守吏记入竹简文书。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擅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因献骆驼事诉冤，其册书留传下来。 汉朝从西域得到单峰骆驼。汉代从匈奴那里获得的骆驼，应当是双峰驼，所以，从西域得到单峰驼时便感到稀奇。《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出一封橐驼”。颜师古注云：“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为封牛。封音峰。”(49)汉朝人所谓“封牛”，即单峰驼，除了大月氏，还产于条支、罽宾。《汉书·西域传》上记载，罽宾“出封牛”。颜师古注云：“封牛，项上隆起者也。”(50)汉朝还通过地处今缅甸的僬侥国得到单峰骆驼。《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51)封牛或峰牛，即单峰骆驼。这种单峰驼是作为奇兽进献的，因此，数量较少。我们没有看到汉代有关单峰驼的考古资料。山东益都北齐一石室墓曾发掘出一件刻绘商旅驼运图的石板，葬于武平四年（573年）。线刻画内容有一仆人牵一头骆驼、一匹马。骆驼乃较为罕见的单峰驼，张口昂首，背负兽面纹鞍具，上挂一水囊。仆人短发，深目高鼻，上穿翻领衫，下着紧腿裤，脚穿尖头鞋，其长相衣着显示为西域胡人，骆驼则随仆人匆步前行。(52) 无论从匈奴，还是从西域、西南夷获得骆驼，主要的途径应该是贸易。汉与北方的匈奴和东北、西北边地其他民族都存在互市贸易，汉地通过互市贸易从游牧民族那里主要获得其骆驼和马畜。“汉魏以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也”。(53)敦煌汉简中有骆驼和骆驼笼头买卖的记载： 元平元年七月庚子，禽（擒）寇卒冯时卖橐络六枚杨卿所，约至八月十日……与时小麦七石六斗，过月十五日以日斗计，盖卿任……（敦1449A）(54) 这是一份债券簿，据分析，杨卿购买擒寇卒冯时骆驼笼头六枚，应有八月十日以前支付冯时小麦七石六斗，超过八月十五日，每日就要额外加付一斗小麦。 由于汉代得到大量骆驼，太仆寺有专门负责饲养骆驼的机构，如橐泉厩；有负责饲养骆驼的官员，称橐泉监长、橐泉监丞、牧橐令和牧橐丞。(55)司马相如《上林赋》云：“其兽则麒麟角端，
橐驼，
蛩蛩，驶
驴骡。”(56)说明上林苑中养有骆驼。东汉卫宏《汉仪注》云：“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宦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57)饲养骆驼归太仆寺管理，因此，北边、西边监苑饲养的也有骆驼。上文中提到李广利伐大宛，汉武帝能够调发酒泉橐驼，就是西北牧苑饲养的骆驼。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有一简云：“所遣骊轩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他。”（Ⅳ0317③：68）(58)“苑监侍郎”是朝廷派遣到边地牧苑任职的官吏，牧苑饲养的不仅是马，还有驴、骆驼。汉代在西北边地设苑养马始于汉景帝，其时尚不包括河西。汉武帝时开始在河西地区设苑养马，同时饲养驴、骆驼等。这件文书是朝廷命担任苑监的古成昌向指定地点输送驴和骆驼的记录。 在古代途经许多沙漠地带的丝绸之路上，骆驼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作。与其他动物相比，骆驼特别耐饥耐渴。骆驼鼻孔能开闭，足有肉垫厚皮，适合在沙漠中行走；背有肉峰，肉峰内蓄藏脂肪，在骆驼得不到食物的时候，能够分解成骆驼身体所需要的养分，因此，骆驼能够连续四五天不进食；骆驼的胃有三室，第一室有20～30个水脬，即瓶子形状的小泡泡，那是贮存水的地方，水脬里贮存的水使骆驼即使几天不喝水，也不会有生命危险。骆驼可以多日不吃不喝，一旦遇到水草，可以大量饮水贮存。骆驼的平均寿命可长达30～50年。成年骆驼到肩膀身高1.85米，到驼峰身高可达2.15米。冲刺速度可达每小时40英里，长途持续速度可达每小时25英里。 骆驼耳朵里有毛，能阻挡风沙入耳；有双重眼睑和浓密的长睫毛，可防止风沙进入眼睛；鼻子能自由关闭，可以防止风沙入鼻。这些生理“硬件”使骆驼不怕风沙。沙地松软，人脚踩上去很容易陷入，而骆驼的脚掌扁平，脚下有又厚又软的肉垫，可以在沙地上行走自如，不会陷入沙中。冬天沙漠地带非常寒冷，而骆驼的皮毛厚实，其皮毛对保持体温极为有用。骆驼熟悉沙漠里的气候，有大风或沙尘暴将要来临，它就会跪下应对，旅行的人可以预先做好准备。骆驼对地下水也特别敏感。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敦煌西度流沙，往外国，济沙千余里中，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停不行，以足踏地，人于所踏处掘之，辄得水。”(59)骆驼行走缓慢，但有很强驮载能力。 骆驼对沙漠环境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途经广大沙漠地区，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产生之前，骆驼是沙漠里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交通运载工具。因此，人们把它看做渡过沙漠之海的航船，有“沙漠之舟”的美誉。早在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骆驼就成为人们穿越大漠进行长途贩贸的重要运载工具。在从中国洛阳、长安出发西行经河西走廊进入西域，越葱岭进入中亚、西亚的绿洲之路上，是世界上沙漠最大地区之一，骆驼成为最佳的运载工具，奔波在丝绸之路的商旅依靠骆驼进行丝绸贸易。骆驼也是战争中重要的驮载工具，其负重驮载能力优于驴、骡、牛、马，在战争中常常被用来运输军用物资，特别在西北到处是戈壁沙漠的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正如有人指出的：“西汉时与西域各国的经济交流，主要依靠骆驼商队。往来西域的商人，成群结队骑着骆驼，根据沿路骆驼遗粪认识路线，越过四面茫茫的流沙。”(60)据说那时人们使用的主要是大夏双峰驼。美国汉学家谢弗说：“到唐朝统治的初年，北方的中国人知道使用大夏双峰驼至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早在汉代时，在新开拓的西域地区，商业性和军事性的驼队中就使用了成千上万的大夏驼。”(61)骆驼也是供人们食用的牲畜。汉武帝《轮台诏》中讲到伐大宛之战：“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62)这段话告诉我们，远征大宛的汉军在军粮不足的情况下，曾食其畜产，当然包括军中的骆驼。汉朝供应凯旋的汉军，亦用驴和骆驼“负食”。驼蹄羹作为一种美味，可能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引《晋书》：“陈思王（曹植）制驼蹄羹，一瓯值千金。”唐沈如筠《异物志》云，曹植驼蹄羹又“号七宝羹”。考古材料说明，汉代也用骆驼驾车。河南新密市发现一块汉代骆驼御车空心画像砖，图案为两头骆驼拉着一辆张着伞盖的车子，后乘一人，似胡人。前有一御者，手拉四条缰绳。(63)在中亚、西亚、北非和阿拉伯等干旱沙漠地区，很早就在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和战争中把骆驼运用于骑乘、驮载和运输，在这些地区陆上贸易活动主要是通过驼队进行的。驼鞍的使用使骆驼能够承载重负，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驼鞍加工业曾遍布上述地区。骆驼运输的发展，造成西亚和中亚的主要城市中为驼队服务的客栈的兴起。汉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越来越繁荣，骆驼及其利用方式传入中国，骆驼也越来越引起中国人的重视。骆驼的利用极大地促进了欧亚非世界的沟通和往来，在中国与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和北非的商贸文化交流中，骆驼发挥了重要作用，驼铃悠扬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富有诗意的一大景观。 在西北地区很早就有以骆驼殉葬的习俗。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二号墓地单室墓的墓室周围封土边缘下的一些小墓中，葬有幼儿、成人，陪葬物多是马头，个别的则有骆驼头或完整的马或狗。其墓葬时间在公元前810至前610年，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64)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山墓地M80号墓出土有牛、羊、骆驼头骨，墓葬时间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65)新疆鄯善县三个桥墓地中公元前400年左右相当于战国或稍晚时期的墓葬共18座，其中祭祀坑6座，发现用完整骆驼随葬的情况，坑内葬有马和骆驼。(66)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是一处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规模较大和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其M012封堆西侧发现三座殉牲坑，分别殉有一头骆驼和两匹马，皆为完整骨架，经鉴定为家养双峰驼。(67)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墓地一号台地墓葬发掘汉代墓葬55座，殉牲坑55座（其中殉马坑51座，殉驼坑4座），全肢殉葬者39座。即将马、驼杀死后整匹整头殉葬，有的骨骼保存完好，甚至有的皮毛还附着在骨架上。(68)这种杀驼殉葬的现象在汉代中原地区也有发现，在汉代帝陵陪葬坑中发现以骆驼随葬的现象。咸阳汉昭帝平陵陪葬坑发现了大量骆驼骨骼，这也是陕西乃至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骆驼骨架，经鉴定确认为33头骆驼。(69)此墓还发现一乘木制四头双峰驼驾车模型，驼车说明除了骑乘、驮载之外，当时还以骆驼驾车。 骆驼很早就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甘肃嘉峪关“黑山石刻画像”中有三幅刻画骆驼形象的岩画，一幅上层刻骆驼、牛各一头，下层刻鹿两头；一幅刻骆驼一头，后一人持长绳，绳系于骆驼后腿，人后跟随一匹马；一幅是狩驼图，刻有八位猎人围捕三峰、双峰骆驼，猎人手持捕猎工具。这些岩画反映了我国西北地区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也是野双峰驼在嘉峪关一带生活的证明。(70)内蒙古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中有骑驼和野生骆驼的形象。(71)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柯尔加依地区有两处面积较大的岩画，即盘吉尔山岩画和托格拉克布拉克岩画，刻画有驯养家畜马、骆驼、骡和牛等。(72)托格拉克布拉克岩画中有一幅“牵驼狩猎图”，画面上刻有大角羊八只，双峰骆驼五头，还有骑驼和牵驼者七人。据考证，属早期姑师人生活的地区，其年代在春秋至西汉时期。湖北江陵望山二号楚国贵族墓、荆门后港楚墓出土有战国中期形制相同的人骑骆驼铜灯柱，表明当时这种铜灯是成批生产的。(73)河北易县燕下都辛庄头战国晚期墓地30号墓出土一件人骑骆驼饰牌，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如剑和金银器上也有骆驼纹图案。(74)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地沟墓地出土两件骆驼形金质饰片，为双峰驼，静卧状，平视，造型逼真，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器物。 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更多的骆驼输入中原地区，骆驼异于中原牲畜的形象以及其耐劳性格受到汉地人们的喜爱，汉朝出现了更多地以骆驼为题材的造型艺术。西安沙坡村出土的西汉陶骆驼像，没有任何装饰，比较写实。整体造型十分高大，高73.5厘米，长90厘米，这与汉代流行制作其他大型动物塑像一致。(75)汉代画像石中有胡人、骆驼、狮子、象以及佛教人物等许多外来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反映了汉代战争、丝绸之路、佛教的传入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对汉代文化艺术的影响，其中有不少骆驼形象。汉代骆驼的使用主要在西北地区，内地还比较少见，故《史记》称为“奇畜”，在河南南阳，山东长清、沂南，江苏徐州、洪泗，四川新都，陕北等地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都发现有骆驼形象，刻画比较稚拙。江苏徐州汉画像石馆收藏的就有来自域外珍禽奇兽的作品，其中有石刻画骆驼。(76)陕北大保当汉城址出土的画像石中有“牵驼图”。(77)可南南阳画像石中出现的骆驼，以四肢纤细，如马狂奔为特色。四川新都东汉晚期画像砖上的骆驼，造型风格相似。齐东方指出：“这些汉代的骆驼形象显得有些稚拙，特别是蹄子，与同时期塑像、画像上的马蹄无异，反倒与骆驼差距很大。骆驼与其他有蹄类动物的最大差别是蹄趾特别发达，趾端有蹄甲，两趾之间有很大的开叉，外面有海绵状胼胝垫，增大接触地面的面积，能在松软的流沙中行走而不下陷，还以防止足趾在夏季灼热、冬季冰冷的沙地上受伤。汉代对骆驼的塑造中忽视了这一关键的细节，似乎作者对骆驼并不十分了解。在汉代动物塑像中，骆驼大都混同在各类动物之中，没有数量上的优势和变化多样的姿态，显然与其他大量动物等同起来，没有明显的特别含义。”(78)四川成都新都区东汉墓出土被命名为《骆驼载乐画像砖》的画面上一头双峰骆驼，背负一建鼓，前后有两人击鼓成乐，骆驼稳步前进，人物和骆驼的刻画非常具有动态感。骆驼形象的刻画比较稚拙，驼蹄与马蹄相似，尾巴亦似马尾，刻画者或许对骆驼形象尚无直接观感。中国古代骆驼的形象更多地出现在魏晋南北朝和唐代造型艺术中，艺术性大大提高，特别在表现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造型艺术中，骆驼更是主角。茫茫大漠上一队骆驼行走于夕阳残照之中，令人对古代丝绸之路产生无限的遐想。因此，骆驼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形象大使”。但汉代作为艺术表现中的新的对象，骆驼形象的雕刻还是初级阶段。 北方草原民族的斗骆驼游戏曾流行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民族。汉代匈奴地区盛行赛骆驼和斗骆驼游戏，随着匈奴向汉朝进贡骆驼传入中原。《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79)《东观汉记·匈奴南单于传》记载：“南单于上书献橐驼。单于岁祭三龙祠，走马斗橐驼，以为乐事。”(80)史书上记载单于向汉朝进献骆驼，特意交代其赛马和斗骆驼的活动，显然单于进献的骆驼就是用以比赛的骆驼，这些骆驼在汉朝进行了表演。后世文献记载，北方草原与西域一直流行斗骆驼游戏。《新唐书·回鹘传》记载，黠戛斯“戏有弄驼、师子、马伎、绳伎”。(81)黠戛斯即汉时之坚昆国，在康居西北，坚昆王庭所在地位于苏联阿巴干城以南八公里处。现地名改为阿巴坎。阿巴坎所在的叶尼塞河东岸是历史悠久的米努辛斯克买卖城。坚昆曾被北匈奴郅支单于征服，在文化上与匈奴有密切联系。《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国“岁朔，斗羊马橐它七日，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82)龟兹国乃西域古国，在今新疆库车、拜城和新和一带，匈奴曾长期统治西域，龟兹是亲匈奴的国家之一，其文化上自然受到匈奴影响。土耳其现在仍然流行斗骆驼活动，可能是古代草原民族斗骆驼游戏传统的传承。斗骆驼是土耳其南部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各省份如塞尔柱、艾菲斯、穆拉、丹尼兹利等地流行的一种冬季传统娱乐项目，每年进行两次，都是在雄骆驼发情季节的12月至第二年3月间。斗骆驼有专门的场地，往往是一个长着青草的大广场，四周围着木栅栏。它不像西班牙斗牛那样血腥刺激和令人震撼，但很独特、很有趣。参赛骆驼是同一品种，角斗是在两头双峰雄驼之间进行的，这种骆驼是由单峰雌驼与双峰雄驼杂交培育而来的斗驼，参加角斗的骆驼都来自斗驼种群。在斗骆驼之前，饲养骆驼的人要用红胡椒、香料和白面做成饼喂骆驼，并将酒精兑上水给它们喝，借以刺激骆驼的斗志，使它们格斗时完全处于疯狂状态。土耳其有全国性的斗骆驼比赛，即斗骆驼节，这是土耳其最重要的民族传统节日。土耳其当代的斗骆驼游戏活动，让我们想象当年匈奴人的斗骆驼活动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有人说这种比赛活动是在约200年前兴起的，古代一些商队间和游牧人家之间常让骆驼彼此角斗以争高低。其实在两千年前匈奴人已有此类活动，说明草原民族中斗骆驼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娱乐活动。 注释： ①《汉书》卷57上《司马相如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56～2557页。 ②［英］梅森（I.L.Mason）主编：《驯养动物的进化》（中译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③贺新民、杨宪孝：《中国骆驼发展史》（上），《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 ④贺新民：《中国骆驼资源图志》，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⑤罗运兵：《我国骆驼的早期驯养与扩散》，《中国〈活兽慈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威远），2013年。 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圣经》，上海，2008年，第331页。 ⑦［英］梅森（I.L.Mason）主编：《驯养动物的进化》，第123页。 ⑧贺新民、杨宪孝：《中国双峰骆驼起源考》，《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⑨科学人网：http：//www.guokr.com/article/384798/2012-11-16。按：Nature Communications是英国Nature集团旗下的子刊，一个仅在网上出版的多学科杂志，发表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等领域的学术论文。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58页。 (11)吕静：《陕北汉画像石探论》，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网，2012-10-08。 (12)史庆礼：《沙漠之舟》，《化石》1979年第1期。 (13)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等：《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都善三个桥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6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1期。 (14)《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上），第3913页。 (15)《逸周书》卷7《王会解》，《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286页。 (16)罗运兵：《我国骆驼的早期驯养与扩散》，《中国〈活兽慈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威远），2013年。 (17)（西汉）陆贾：《新语》卷上《道基》，《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323页。 (18)《史记》卷69《苏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60页。 (19)《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 (20)《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02页。 (21)(22)《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6、3890页。 (23)(24)(25)《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2、2928、2929页。 (26)（西汉）桓宽：《盐铁论》卷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1～82页。 (27)（南朝·梁）僧祐编：《弘明集》第1卷，《中华大藏经》（第6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10页。 (28)《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896页。 (29)（东汉）刘珍等撰：《东观汉记校注》（第20卷），吴树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85页。 (30)《艺文类聚》卷94《兽部》（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30页。 (31)（西汉）桓宽：《盐铁论》卷1《力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页。 (32)《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5页。 (33)《后汉书》卷23《窦宪传》，第814页。 (34)［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4页。 (35)(36)《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8、2891页。 (37)《后汉书》卷65《段颎传》，第2153页。 (38)胡之主编：《甘肃敦煌汉简》（四），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9页。 (39)《后汉书》卷19《耿恭传》，第722页。 (40)《后汉书》卷47《梁慬传》，第1591页。 (41)《后汉书》卷6《顺宗纪》，第263页。 (42)《通典》卷192《边防》八“条支”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237页。 (43)(44)(45)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6～107、108、109页。 (46)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23页。 (47)这是一枚记载康居王遣使贡献的木牍。第三行“九匹”前缺字应该是“马”，此牍记载了康居王贡献马、驴和骆驼的数量。甘露是宣帝年号，说明至迟宣帝时汉与康居已经发生通贡关系。 (48)此件被定名为《康居王使者册》，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18～119页；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49)(50)《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0、3885页。 (51)《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哀牢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8页。 (52)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钱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 (53)（唐）李隆基撰：《大唐六典》卷22，李林甫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415页。 (54)参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55)《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9页。颜师古注曰：“牧橐，言牧养橐驼也。”又引如淳曰：“橐泉厩在橐泉宫下。” (56)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57)佚名撰：《三辅黄图校注》卷4引，黄清谷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第231页。按：《汉仪注》，东汉卫宏撰。又名《汉旧仪》，后人见该书所载多官制，又名之为《汉官旧仪》。该书原本有注，魏晋唐人引曰《汉仪注》，皆指此书。主要记述皇帝起居、官制、名号职掌、中宫及太子制度、二十等爵等内容，是研究汉史的重要资料之一。原为4卷，今本《汉官旧仪》2卷，系残本，清人孙星衍有校证，并辑补遗2卷。 (58)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60页。 (59)（唐）欧阳询：《艺文类聚》第94卷《兽部》（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30页。 (60)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61)［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3页。 (62)《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3页。 (63)魏殿臣：《汉代骆驼御车空心画像砖》，《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6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等：《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 (6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 (6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都善三个桥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6期。 (6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1期。 (6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团、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5～74页。 (69)袁靖：《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发现与新进展》，《考古》2004年第7期。 (70)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甘肃地区古代游牧民族的岩画——黑山石刻画像初步调查》，《文物》1972年第12期。 (71)盖山林：《阴山史前狩猎岩画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1期。 (72)克由木·霍加、夏克尔·赛伊德：《柯尔加依岩画》，《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6期。 (73)陈振玉：《湖北发现战国西汉的骆驼图像》，《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74)陈平：《北方幽燕文化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年，第362页。 (75)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 (76)郝利荣、杨孝军：《徐州汉画像石中的“胡人”及其文化影响》，徐州史志网，2012-2-21，http：//www.pzgl.com//wenshiminsu/_xuzhoushizhi_/17556.html. (77)吕静：《陕北汉画像石探论》，《文博》2004年第4期。 (78)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 (79)《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第2944页。 (80)（东汉）刘珍等撰：《东观汉记》卷20，吴树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86页。 (81)《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8页。 (82)《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第6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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