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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经过顽强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南亚各国先后赢得了独立，民族自信心大为增强。但是，独立之后，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却进一步发展，长期以来，接连不断的民族问题和教派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南亚国家的痼疾，严重影响了南亚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危害着国内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而且破坏南亚国家间的关系。因此，探讨20世纪南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原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南亚民族主义大发展及其特点
南亚地区的几个国家，除马尔代夫是单一民族国家外，其他国家均为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20世纪是南亚地区民族主义大发展时期。特别是战后50多年来，南亚地区民族宗教冲突一直持续不断，起重要的根源在于该地区宗教、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如：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印巴冲突，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冲突等，都是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
以摆脱殖民统治、赢得国家独立为分界点，20世纪南亚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民族主义的发展，对团结凝聚各族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独立以后，南亚各国民族主义逐渐走向极端，导致国内局势动荡，与邻国关系紧张，甚至发生武装冲突。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
南亚地区是最早沦为殖民地的地区之一。正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斯里兰卡实现了统一，英国殖民者到达南亚后，用刀和剑，使原来分散的南亚诸国，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政治上的统一为殖民地民族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比如印度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从未实现过统一，莫卧儿王朝最强大的时候，也只是统治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里土邦林立，英国殖民者在统一了印度次大陆后，印度才首次实现了统一，但这时的印度指的是南亚次大陆。
殖民主义统治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南亚各国政治上的统一，经济联系的加强，客观上为各民族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19世纪开始，英国殖民政府开始在南亚殖民地开设工厂、铺建铁路、架设电话线和电报线。这客观上有利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南亚诸国开始了现代化。同时，为了更好地统治殖民地，他们需要培养自己的代理人，于是，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开始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殖民地上层人士也将自己的子女送往英国接受西方教育。这些受过西式教育知识分子，绝大多是成了民族主义者，由此产生了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想。
20世纪初，随着英国对南亚民族奴役和掠夺的强化和南亚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南亚地区民族觉醒加速，各国民族主义政党纷纷成立，如印度的国民大会党、穆斯林联盟，斯里兰卡的锡兰国民大会、平等社会党。这些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在领导殖民地民族独立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们领导的一系列民族独立运动，大大促进了广大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成了20世纪前半叶南亚人民最流行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殖民地的流行，民族独立运动广泛发展，极大地动摇了英国殖民统治基础，最终瓦解了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当然，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以世俗民族主义为主。这种民族主义主张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种姓的印度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英国殖民者，这种民族主义的代表就是甘地主义，表现形式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南亚各国的独立过程中，民族主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独立之后，南亚的民族主义在维护国家独立，促进国家发展方面仍然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一些消极的因素逐渐显露，有的甚至发展到极端民族主义，造成国内冲突不断，甚至还影响到了独立后与邻国的关系。
独立后南亚民族主义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既有传统的世俗民族主义，又有宗教民族主义、语言民族主义。这些类的民族主义齐头并进，相互作用，构成了南亚诸国独立后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
独立后，印度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指尼赫鲁主义。作为印度国大党领袖和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尼赫鲁有独到的民族主义思想。尼赫鲁民族主义思想在他留学的时候已经形成。他回国后就投身于民族独立事业，并自称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1]。1936年他曾说：“就印度来说，就印度目前所处的地位来说，我确实喜欢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最终将不得不作为政治外衣把民族主义推向前进。”[2] 尼赫鲁认为，英国统治使印度蒙受了最大痛苦，印度必须经过火的洗礼才能得到新生。[1] 这是尼赫鲁民族主义的核心。他还主张印度政治运动的最后目标是获得完全独立，而不是仅仅自治，反对改良派倡导的自治领方案。指出：“我们压倒一切的愿望就是争取独立”[3]。他要求把民族自由看成是被奴役地区人民最首要最基本的要求。他认为独立后，应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国，反对印巴分离。这种心灵深处的大一统观念与后来印度执行的大国扩张主义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对以后印度次大陆冲突起了一定消极作用。在政治上，他谋求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对旧的国家机构进行根本性改革。尼赫鲁还把经济上的独立看成是民族独立的重要内容。认为“没有高度工业化，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3] 基于上述考虑，印度独立后，经过三年恢复期后，便开始执行计划经济，尼赫鲁立志通过经济发展，使印度起飞，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
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则是宗教民族主义的性质。代表人物是以真纳为首的穆斯林联盟领袖。与尼赫鲁不同，真纳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国，他担心英国人撤离后，印度教徒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进而难以保证穆斯林的平等权益。他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不可能和平相处。他说：“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宗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那种认为印度教和穆斯林可以融为一体，并形成具有共同性质的民族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幻想。……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穆斯林都是一个民族。”[4]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巴分治是穆斯林联盟奉行的民族主义大胜利。尽管巴基斯坦独立后面临来自印度的强大压力，但毕竟诞生了一个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新的民族国家。从解决原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来看，印巴分治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正是由于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冲突，所以，印巴分治方案公布后，立即引起了两大教派教徒的双向大逃亡，即住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逃往印度控制区，而在印控区的穆斯林则逃往巴控区。在这个过程中，还引发了空前的教派大仇杀，官方把在旁遮普遭到屠杀的人数定为25万，但是据专门为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寻找证据的温福德·沃恩·托马斯认为，被屠杀的总人数被大大低估，总数应该是100万人。[5] 印巴两国几十年来还因为克什米尔问题互行敌视，甚至发生了三次大的战争，这都与民族主义发展有关。
20世纪南亚地区除了因为民族宗教问题引起国家间冲突外，各国本身还有许多民族问题。民族主义的在南亚还呈现出语言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形式。再加上种姓问题，使得民族问题更为复杂，这一点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表现得都很明显。这也是南亚民族主义发展的一大特点。
语言问题引发的民族矛盾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都存在，而尤其以斯里兰卡为最。殖民地独立以后，清理殖民主义语言往往成为民族复兴的一项主要任务。这通常是宣布某一种语言为官方语言。但是语言问题非常敏感，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民族的情感、地位和尊严，而且还涉及到入学考试、在政府机关就业等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所以民族国家中，国语政策往往是导致民族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斯里兰卡，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在斯里兰卡大力推行英语教育，英语成了官方语言，受过英语教育的上层人士垄断了政府机关的工作。独立后的最初几年，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1956年随着以班德拉奈克为首的僧伽罗民族主义性质的联合阵线上台，斯里兰卡通过语言法案，规定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引起了泰米尔人强烈不满，长达半个世纪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两大民族的冲突从此开始。直到现在仍然看不到和解的迹象。
语言问题在印度也存在。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度，由于民族众多，印度语言之多令人咋舌。其中使用人数超过10万人的就达82种。1950年的印度宪法承认的官方语言有14种。1963年，印度通过《官方语言法》，规定印地语为全国官方语言，随后印度推广、普及印地语的措施纷纷出台。广大非印地语地区居民对此强烈不满，非印地语地区宁愿把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也不愿把印地语作为国语。为此不少邦发生抗议和骚乱，抵制“印地语帝国主义”，南部泰米尔纳杜邦反应更为激烈。1965年1月26日，南印度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此后20多天，159人被警察开枪打死，数百人受伤，5000人被捕，5人自焚。[6]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被迫延长英语的使用时限，尽管印度官方一直努力推广印地语，但是英语仍然是全国通用语言。
南亚各国民族主义发展与宗教有很大关系。南亚地区最严重的宗教问题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互相敌视和仇杀。印度是全民信教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越来越频繁，涉及的地区和和范围越来越广泛。国大党在印度独立之初，就已经认识到宗教问题的严重性，一直推行“世俗主义”政策，试图以此来消弭教派间的争斗。印度之所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寸步不让，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证明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实际上，许多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于巴基斯坦的分离很长时间不能接受这一现实。[7] 但是，由于印度的传统文化与宗教紧密相连，难以割舍，印度教不只是一个宗教或者一个社会制度，他是印度文明的中心。[8] 因此，印度世俗化政策并不明显，在印度教派冲突成了社会动乱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兴，带有教派性质的印度人民党的势力越来越大，教派冲突越来越严重。1984年，英·甘地总理由于对阿姆利则金庙事件处理不当，加剧了印度教与锡克教徒的冲突，是年10月，英迪拉·甘地本人也被两名狂热的锡克教士兵刺杀。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冲突只有26起，1961年增为92起，到了80年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冲突急剧增加，1980年为427起，1985年为500起。[9] 过去，教派冲突局限于城市，但后来扩展到农村地区，据印度政府统计，1988年，全国发生教派冲突或者教派关系紧张的县有88个，到1989年，这样的县已经增加到110个。[10] 实际上，持续几十年的印巴冲突，表面上是军事冲突、领土冲突，实际根源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宗教问题成了南亚地区民族主义泛滥，民族冲突持续不断的根源之一。
20世纪南亚民族主义大发展的根源
毋容置疑，南亚是一个民族、语言、宗教都十分复杂多样的地区，20世纪南亚民族主义过度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原因。
1.历史原因：殖民主义的遗患
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将原来四分五裂的南亚统一起来。在印度次大陆，所有英属殖民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印度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斯里兰卡也由三足鼎立，变成了一个国家。长期的殖民统治，引发了南亚传统社会的巨大变迁。英国殖民统治不仅给印度教徒，而且给穆斯林和其他宗教教徒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马克思在论及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后果时说：“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的社会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的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遭受的灾难是具有一种特殊悲惨的色彩。”[11]
在英国殖民者到达之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南亚次大陆已经相处了约1000年，虽然宗教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两大教派上层统治者利用宗教问题而发动的争权斗争，各教派下层群众还能和睦相处。对于英国的入侵，穆斯林更为痛恨。相比之下，印度教徒对英国殖民者采取比较合作的态度。英国在印度统治从一开始就采取“分而治之”的做法。表现在对印度教徒着意拉拢，而把穆斯林作为打击对象。他们认为，：“只要广大印度教徒对我们满意，一部分伊斯兰教徒的不满就不足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反对公司政府。”[12] 1843年，殖民官员埃伦巴勒勋爵写道：“我毫不怀疑该民族(指穆斯林)同我们是根本敌对的，我们的政策是安抚那些印度教徒。”[12] 1857—1859年大起义后，英国人更加露骨地推行拉一派打一派的政策，以此来制造双方的不睦和猜忌。到19世纪70年代，穆斯林政治势力遭到彻底毁灭，而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蒸蒸日上。英国又开始支持穆斯林的复兴运动。同时，由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国家剧变时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适应能力，到19世纪中叶，穆斯林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远远落在印度教徒后边，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滋长了相互间的紧张和疑虑。当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后，他们又劝告穆斯林不要加入国大党，最终促使1906年穆斯林联盟成立。
进入20世纪，英国又利用各种手段，挑起两大教派争端。在殖民当局的煽动下，两大教派对立情绪日趋严重，进而导致大规模流血冲突。1926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加尔各答发生冲突，138人死亡。[13]
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共同的斗争中，殖民地的各个教派、宗族都能联合起来。1913年，穆斯林联盟新纲领明确规定：今后要与其他教派合作，以建立一个适合印度的自治制度。[12] 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政党组织也联合起来反对殖民统治，1919年成立的锡兰国民大会是一个全民族性质的政党，成了民族和谐的象征。
但是，随着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英国殖民者在撤退之际，又玩弄宪政改革，来挑拨宗教争端。在印度，英国通过所谓的“蒙巴顿方案”，在地图上，将印巴分裂成两个国家，引发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民族的大仇杀。在斯里兰卡，英国则通过宪政改革，取消原来的教族代表制，遭到泰米尔人强烈反对，使僧伽罗人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助长了大僧伽罗主义的发展，导致僧泰两大民族长期的冲突。
2.南亚地区多种宗教并存，对于南亚民族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局面。宗教因素对民族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当宗教成为维系、凝聚民族的力量或者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志时，这种影响和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南亚各国人民笃信宗教，而且宗教派别繁多，有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基督教、犹太教等。而且，民族矛盾往往表现出教派斗争的形式出现，两者密切交织、互为因果。独立以后，南亚各国民族主义极端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因素。
英国殖民者到达南亚后，南亚原来的宗教如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都受到压制，与殖民者的宗教殖民主义针锋相对，殖民地人民也纷纷以宗教作为他们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大旗。但是，当宗教以民族的亚文化的形式出现时，多民族政治社会中的矛盾隔阂往往以浓厚的宗教争端性质，或者干脆直接表现为教派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宗教冲突，印度境内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冲突，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人的冲突，实际上都是宗教民族主义的表现。
独立后的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而不是印度教国家，相反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不是世俗国家，斯里兰卡是世俗国家，但是，僧伽罗佛教主义试图把它变成佛教国家从而危及到世俗化的根基。[14] 但是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世俗主义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的影响。自古以来，印度就处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存在着200多个少数民族和错综复杂的宗教冲突，宗教在印度政治生活中起巨大作用。尽管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但是，在印度这样一个宗教众多且宗教感情影响政治生活的地方来说，世俗主义有特定的含义，宗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国家政策。[7] 1991年，印度信仰印度教的人占全国人口80.3％，信仰穆斯林的人占11％，信仰基督教的占3.8％，信仰锡克教的占2％，信仰佛教的占0.7％。[15]
独立以来，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冲突不断，其本源在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1947年6月3日，英国殖民当局公布了印巴分治方案，即所谓的“蒙巴顿方案”。按照此方案，巴基斯坦由东西两部分组成，东巴人绝大多数属于孟加拉族，说孟加拉语，西巴由德新人、旁遮普、俾路支人等几个省组成。他们被印度隔开，相距2000公里。东西巴基斯坦被组合在一起的基础仅仅是它们都信仰伊斯兰教。由此可看出，“蒙巴顿方案”的核心是按照宗教来划分自治领。由此产生了无穷后患，在印巴分治期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发生了空前绝后的宗教仇杀和流血冲突。这在两大教派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冲突，一直是影响印度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圣雄甘地也因为反对教族仇杀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以后，印巴之间因为克什米尔问题接连爆发了1948年、1965年、1971年三次战争，其中宗教争端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印度是一个印度教国家，丢掉克什米尔意味着穆斯林对印度教的胜利。[7] 而且，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与巴基斯坦境内的穆斯林息息相通，印度境内的教族冲突马上会在巴基斯坦触发从官方到民间的强烈反应，从而导致两国关系的不时紧张。
印度境内的穆斯林有1亿多人。独立以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持续增多。20世纪70年代以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出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这个现象促使印度国内印度教复兴主义的兴起和反穆斯林情绪的增长，印度教民族主义使得印度境内宗教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80年代初泰米尔纳杜邦大批贱民和低种姓者放弃印度教而改信伊斯兰教，引起了正统的印度教徒的极大不安，加重了印度教徒的危机感，因此，80年代后，印度教复兴主义迅速抬头，发展迅猛，而且在印度教徒中还滋长出了一种宗教狂热心理和反伊斯兰教的情绪。1992年12月6日，10万印度教徒涌进阿约迪亚，其中一些人不顾军警阻拦，爬上巴布里清真寺将它的寺顶捣毁。这一举动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教派流血冲突，在此后的一星期里，至少有1200人丧生，4000人受伤。这是印度独立后影响最大的一次教派冲突。[9]
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这届政府被人们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府。新政府上台后，不顾世界舆论反对，迫不及待进行五次核试验。试图通过核试验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以此实现其正当世界大国的民族主义目标。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直接原因应当归根于两个宗教本身的差异。由于两大宗教在信仰、教义、宗教和习俗上的巨大差异，使他们很难相互容忍、沟通。比如，印度教徒信仰多神和崇拜偶像，而穆斯林信奉唯一的真主，没有偶像，穆斯林吃牛肉，而印度教徒将牛奉为神明，因此伊斯兰教的宰牲节往往是两派冲突最为频繁的日子。正是这种宗教的差别，使得两大宗教冲突很难杜绝。宗教民族主义还会进一步发展。
另外，南亚地区宗教政治化也是民族主义极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亚各国独立后，各种教派主义组织活动频繁，发展迅速，并积极向政坛渗透，影响本国政治的发展。印度的教派主义组织有印度教大斋会、民族服务团以及教派政党人民同盟。1951年，印度全国性的教派政党人民同盟成立，该党大力宣传大印度教主义，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由于印度人民党经常采取一些行动维护印度教徒的利益，所以他们在印度教徒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由于这些教派的鼓动与宣传，印度人民党在印度大选中节节胜利。1996年，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从印度人民党迅速发展和执政的事实可以看出，与宗教与政治结合的倾向日益明显，二者相互促进，使得南亚民族主义影响不断扩大。这种情况在斯里兰卡也存在。
3.南亚国家政府没有坚持各民族真正平等的政策，没有一个长期、稳定和前后连贯的民族政策，也是南亚民族主义发展的原因
在长达20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属印度的许多民族-政治实体都是以独立或半独立形式存在于南亚次大陆。长期的地方割据式的印度一些较大的民族都具有较强的独立和自治意识。
南亚国家独立后，占人口多数的大民族掌握了国家政权，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多数南亚国家的中央政府实行高度集权，地方自治权有名无实。各国政府没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民族政策极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包括语言、教育、就业、宗教信仰等方面。例如，印度1956年按照语言划分邦界时没有充分考虑一些小民族的合理要求，以使他们能够享受到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引起其他少数民族不满。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些少数民族为改善这种不平等的待遇，要求自治的呼声日益强烈。其中以旁遮普的锡克族最具有代表性。当他们希望享有更大的自治或扩大旁遮普的领土，以便使锡克人在该地区占有稳定多数，遭到拒绝后，便开始采取极端行动。英迪拉·甘地总理被极端锡克教分子杀害。
而印度、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印度教徒和僧伽罗人，也没能用平等的心态对待少数民族。有的政党为了上台执政，甚至利用民族矛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样，本来可以缓解的民族问题变得复杂而且难以解决。这种局面与南亚的政治制度有关。
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自独立以来便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国内党派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有时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故意煽动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以达到政治目的。如印度的人民党利用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狂热情绪，挑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寺庙之争，从中渔利，成立仅十年，便成为印度第二大党，1998年成为第一大党，执掌了国家政权。在一些印度教徒看来，只有印度教徒才是印度的真正的主人，穆斯林不过是外来的侵略者或者印度教的叛逆者。在一些政党的鼓动下，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迅速，一些极端的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制造了民族—宗教危机，宣称自身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甚至对穆斯林宣称：“如果你们愿意生活在印度，那么你们就必须向我们(印度教徒)一样生活”[10]。印度教教派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甚至还喊出这样的口号：“谁与我们对抗，谁就将灭亡。”[9] 正是这种大民族沙文主义的存在，使印度民族、宗教矛盾持续不断。
斯里兰卡也存在这种情况。由于斯里兰卡独立是和平取得的，因而独立后的最初几年，国家的政策和殖民地时期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是，1956年后，佛教民族主义者走上了政治舞台。以班达拉奈克为首的自由党，团结广大僧伽罗佛教徒，提出将僧伽罗语定为国语，将佛教定为国家的煽动性的口号，并在1956年的大选中取得了胜利。新政府上台第二天，议会就通过了语言法案，规定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自由党通过扮演僧伽罗民族代言人的角色，以牺牲泰米尔人的利益为代价，成功掌握了政权。此后任何政党想要执政，就必须取悦僧伽罗人，必须用民族问题做文章，其核心就是强化一元制结构。
在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度，强行建立一元文化结构，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16] 这种一元结构表现在：①将主体民族语言僧伽罗语定为唯一官方语言；②将佛教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③将主体民族的文化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在教育、就业诸方面明显向僧伽罗人倾斜。6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接管所有的学校。政府采取为僧伽罗语考生和泰米语考生规定不同录取分数线的方法，降低理工类泰米尔学生的入学率。1973年，考生实施标准化考试，使各种考试语言录取比例等于用该语言进行考试的考生比例。1974年以后，又在标准化考试的基础上实施按地区名额分配法。而且地区“定额分配”制度极大的限制了泰米尔人的入学人数，泰米尔人的教育优势丧失殆尽，许多分数较高的泰米尔学生被剥夺了入学的机会。从1970年到1975年，泰米尔人大学生在理工类大学的入学率从40.8％降为13.2％，在医药方面则从37％降为20％，在农业方面的入学率下降更大，[17] 而僧伽罗人大学生入学率则超出了他们的人口比例。教育方面的不公正政策使泰米尔人觉得受到了歧视，引起了泰米尔人的极大愤慨。许多僧伽罗人还完全不顾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共存的事实，把斯里兰卡看成是僧伽罗人一个民族的国家，用僧伽罗人的民族利益代替整个国家利益，努力在一个多元的国家建立一元的政治结构。他们提出了诸如提高僧伽罗人的地位、宣布佛教为国教和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优先照顾僧伽罗人等要求。这些当然会引起泰米尔人的强烈不满。
注释：
[1][印度]尼赫鲁著.尼赫鲁自传(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35，513
[2]R.C.Dutt,Socilaism of Jawaharlal Nehru,New Delhi,1981:96
[3][印度]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497，537
[4]Shahid Javed Burki.Pakistan:the Continuing Search for Nationhoo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69
[5][英]布赖恩·拉平.帝国斜阳.钱乘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13
[6]马加力.印度民族宗教概况.国际资料信息，2003(5)
[7]K.R.Dark.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cmillan Press Ltd.,2000:152,140,156
[8]塞谬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8：30
[9]朱明忠，尚会鹏.印度教：宗教与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61，162，160
[10]Graig Baxter.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South Asia.Westview Press,1993:153,209
[1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45
[12]I.H.库雷希主编.巴基斯坦简史(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7：219，218，299
[13]Biswajeet Guha.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Indian Society.New Delhi,1998:96
[14]Douglas Allen.Relig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South Asia,India,Pakistan,and Sri Lanka.Greenwood Press,1992:7
[15]Encyclopedia Britannica.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1998:621
[16]郭家宏.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根源.学海，2005(5)
[17]H.P.Chattopadhyaya:Ethnic Unrest in Modern Sri Lanka,an account of Tamil-Sinhalese Race Relations.New Delhi,19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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