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与宋代音乐研究的倡导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宋代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42(2013)04－0005－07
相比唐代音乐研究，对于宋代音乐的关注要晚得多。20世纪40年代龙榆生的《创制新体乐歌之我见》①、钱仁康的系列研究《隔溪梅令(白石道人歌曲旁谱今译及考证)》②，以及1957年问世的杨荫浏、阴法鲁的《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可以说是宋代音乐研究的开端。但事实上，宋代音乐研究的真正起步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对于南宋音乐的关注则更晚，特别是对于宋代市井民俗音乐的研究，总体上要到21世纪才出现。
2009年是宋代音乐研究作为一个断代学术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代。时年初夏的6月25至27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在依托学校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了首届“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相关综述这样写道，宋代音乐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然而，对于其历史地位的认识及研究的深入，则经历了一些曲折过程。近些年来，一批学者致力于宋代音乐的断代史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但是，建立宋代音乐断代与专题研究的学术意识、探讨宋代音乐研究方法论以及新史学视野下如何寻求宋代音乐研究的新途径等方面，仍是值得思考与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次会议旨在梳理宋代音乐研究的国内外学术动态，总结已有学术成果，探寻宋代音乐史研究的新途径，从而加强宋代音乐断代和专题史研究，推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宋代音乐史研究专家齐集一堂，围内外重要的宋代音乐研究学者和专家诸如刘再生、修海林、赵为民、李方元、戴微、张国强、赵玉卿以及会议倡导和主办者洛秦教授及其团队的青年学者康瑞军、王菲菲、曾美月，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与方法对宋代音乐进行解读与阐释，内容涉及宋代音乐研究特征的分析与问题反思、姜白石词乐研究、宋代乐器分类法研究、浙派古琴历史研究、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南宋临安音乐世俗化的文化研究、宋代笔记中的音乐史料研究、宋代宫调理论研究等，并对宋代音乐研究的前景、价值以及新史学视野下宋代音乐断代史研究的新途径进行探讨。
开幕式上，陈应时教授提到，关于宋代音乐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尚属首次，因此本次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再生、修海林及赵维平等教授认为中国音乐史学长期以来沉溺于通史研究，近年来才逐渐进入专题史与断代史研究，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不仅推动宋代音乐断代史研究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开幕式上，笔者作了主题报告《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分析与反思》③，对宋代音乐研究的历史、现状及问题进行了总结性发言。会议期间，特邀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著名学者林萃青教授作了专题讲座《宋代音乐史研究的前景》。
自此之后，笔者及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一直都在为宋代音乐研究的深入开展而积极努力。例如，2010年11月26日，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参与主办了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唐宋音乐史学研讨会”。宋代音乐研究的专场主题为“新史学理念下的宋代音乐史研究”。如果说唐代专场体现的是对于杨荫浏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有音乐的音乐史”研究理念的继承、拓展与发扬，那么宋代专场则集中体现了“后杨荫浏时代”学术研究的新动向、新思考。与会者发言虽然领域各不相同，但在研究理念与方法上，却具有深受新史学影响的整体一致性。例如，李方元探讨了宋代音乐研究的历史叙事的史学元理论问题、李幼平的《兴于礼·立于学·成于乐——关于赵宋时期编钟理论和实践的梳理与审思》、项阳的《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在籍官属乐人承载的意义》，皆在不同层面上体现了他们的研究受到历史人类学领域中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在视角上关注国家制度、大传统与地方传统的关系，西方新史学之“史料革命”精神的影响，在史料上关注地方志和口述史的运用，在方法上将历史研究和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相结合。笔者也以《宋代音乐研究的结构问题探讨》阐述了自己对这个学术领域的整体构想，不仅明确提出借鉴新史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宋代音乐，并且具象到进一步的研究视角及方法论层面，从而提出了宏观的整体结构性设想——以思想研究为核心展开纵向的编年体写作与横向的转型探讨。
2011年11月，由台湾佛光大学与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音乐史学建构与宋代音乐史学·第二届中国音乐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佛光大学举行。
这次会议为中国音乐史学的研讨构建出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语境与平台，在碰撞与对话中寻求新的学术与文化认同，而且以“音乐史学建构与宋代音乐史学”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对于学科建构的理论思考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所要面对的首要课题。作为“后杨荫浏时代”的中国音乐史学，在学科建构、研究方法与观念上如何寻求突破与发展，是摆在每一位音乐史学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同时，宋代音乐史学研究这一曾经由于“唐宋衰退说”等史学观念的影响而被学界忽视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在诸多学者的呼吁与努力下，逐渐得到学界关注，并以“新史学”观念下建立断代史研究的学术意识，逐渐形成宋代音乐断代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此次会议是继2009年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④之后，又一次对宋代音乐研究的专题研讨，表达出主办方与学界对于关注音乐断代史研究的学术诉求。
会议上，八位学者就宋代雅乐、仪式音乐、古琴、音乐思想、音乐人物以及城市音乐研究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集中讨论，其中既有对于音乐形态的描述与分析，也有理论概念的思考，更有一些对于新的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与运用，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交流与争鸣。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林萃青的《聆听南宋初期的音乐世界：张孝祥的个案》的演讲、台湾大学沈冬的《琴意谁可听？——欧阳修之琴与北宋士风》、上海音乐学院洛秦的《代序：史学观念与宋代音乐研究的意义——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的解读》、中国台湾地区屏东教育大学李美燕的《宋周敦颐的“淡和”乐教观及其对汪〈立雪斋琴谱〉的影响》、中国台湾南华大学周纯一的《北宋徽宗大晟乐在韩国的演变》，来自“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宋代音乐研究中心”的康瑞军、黄艺鸥和杨成秀分别就《中国古代仪式音乐研究的时间维度——以宋代宫廷音乐为例》、《北宋都城汴京的音乐演出与声音境界》、《论北宋仁宗朝的雅乐之辩》进行演讲。⑤
我们还可以从2010年的福建“中国音乐史学会年会”和2012年沈阳“中国音乐史学会年会”上看到，宋代音乐研究也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专场研讨主题。
另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事项是，在2009年首届“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充分肯定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宋代音乐研究学术群体的作用和价值，大家一致认为，其无疑已经成为宋代音乐研究的重镇。因此，为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上海音乐学院在宋代音乐研究方面的优秀传统，更好地推动宋代音乐研究的发展，我们依托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学术资源，吸取其学科建设规划的理念，在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了“宋代音乐国际学术研究中心”。“中心”以“新史学”的理念为动力，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宋代音乐断代史研究的深入和重新认识：(1)努力进行史料的挖掘、开拓、整理和再解读；(2)强调“新史学”的多元化、国际性的学术视角和理论方法的探索；(3)注重宏观的“文化视野”与微观的“技术分析”相结合；(4)试图建立“乐人——机制/环境——乐事”的学术研究模式，力图阐释音乐与其相关事项的关联，认识和理解音乐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特殊作用和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无疑已经感受到，2009年首届“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这些学术活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其中有两个突显的关键词，即新史学与宋代音乐研究、上海音乐学院与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
虽然距首届“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过去五年，在这期间陆续又产生一些新的成果，但笔者在《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分析与反思》⑥中担忧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面对宋代音乐研究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笔者曾提出了对宋代音乐研究的展望，即加强史学理论与方法探讨，具体为六个方面的思考，包括史料，方法论，研究范畴、领域和内容的扩展，问题意识与解决途径，研究中形态与观念关系的互补，计划与设想等。在方法论中，以“新史学”的视野关注宋代音乐研究，探寻其在音乐史学理论中的突破。笔者不止一次地表达，历史学的观念层面上，历史，就是历史学。因为历史的研究与撰写是特定阶段和特定意识形态社会对过去的认识，诸如乾嘉学派、唯物史观、年鉴学派、历史主义、新史学等。因此，宽容、理解和接受各种治史的观念和方法，是接近历史本身的基本态度。
笔者在《“新史学”视野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⑦一文中指出，20世纪下半叶出现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与人类学的历史化进程不断加速而受到音乐学界关注。“新史学”要求研究者不再是被动地向历史寻求历史的理解，等待历史回答，而是在向历史提出问题之中代替历史做出回答。研究者不再是单纯地整理和归纳历史文本，而是立足于“当代”，通过历史文本来回答问题，来与当代对话。这正是新史学的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勒高夫在其《新史学》中试图将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而为一，称之为“新史学”，或也被后人称为“历史人类学”。由此，历史学发生了一种“人类学转向”，促使其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正是由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结盟”开启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或视角，笔者提出借鉴新史学，在研究视角上希望通过前述六个方面的思考，来实践“新史学”对于宋代音乐研究的开拓，试图尝试在中国音乐史学的断代领域——宋代音乐研究中有一种突破，一种学术范式、学术思维上的拓展。
至此，也基本回答了第二个关键词的部分内容，即为何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热情投入于宋代音乐研究的领域。第二个关键词的另一个方面是因为上海音乐学院在宋代音乐研究领域有着相当的历史与坚实的传统。笔者曾在《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分析与反思》一文讨论宋代音乐研究中所涉及的学术群体和研究基地一节中分析和论述：
上海音乐学院在宋代音乐研究方面拥有深厚传统，在现代学术语境中不断继承、发扬和壮大。据初步统计，自龙榆生于1942年发表的论文算起，至今已经在宋代音乐研究方面的成果积累了60余种，其中直接有关的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12篇(目前比2009年新增了3篇，即9篇完成，3篇在研)。其中，老一辈的著名音乐学家龙榆生、沈知白、钱仁康、夏野先生等，都对词乐、俗字谱、姜白石歌曲等具有深入的研究，他们是宋代音乐研究的先驱。同时，著名学者陈应时教授在宋代乐律学研究、俗字谱翻译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其博士研究生们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沈括的律学思想和姜白石俗字谱研究(目前均已完成)；洛秦教授的宋代音乐研究团队完成和在研的系列博士论文，内容包括宫廷音乐制度、南宋临安都城音乐世俗化、宋代笔记音乐史料价值、宋代音乐编年史、宋代理学音乐思想、宋代青铜钟及其礼乐观研究等以及赵维平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开辟了宋代宫廷音乐与朝鲜的交流专题研究。而且，戴微教授从事的浙派古琴、刘明澜教授的研究所涉及的词乐、梁燕麦从事的姜白石歌曲研究、金健民探讨的宋代曲艺研究等都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上海音乐学院在宋代音乐研究方面的传统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成绩卓著，这些研究成果在宋代音乐研究领域具有奠基作用和开拓性的意义，特别是目前的研究在内容选择和方法论探讨上都逐渐呈现出学科交叉的多元化、学术视野的国际性的特征。因此，学界公认上海音乐学院无疑已经成为宋代音乐研究的重镇。
笔者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宋代音乐研究传统的继承者甚感欣慰与责任。自2003年以来，先后指导数位研究生开展了以宋代音乐研究为论题的博士论文的撰写。在笔者看来，宋代音乐已经包含了近现代中国传统音乐结构与形态的整体格局。换句话说，现今中国传统音乐的几乎所有类型皆源起于宋代。
宋代杂剧南戏、诸宫调唱赚、词乐歌唱、歌舞大曲、傀儡影戏以及大量器乐合奏，开启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最初且最为重要的“俗乐时代”。如何来梳理与分析、总结与评价这一划时代的音乐样态，王菲菲的《论南宋音乐文化的世俗化特征及其历史定位》(2006届博士论文，正在出版中)为其做出了努力和贡献。论文通过对南宋都城临安的音乐及其文化的深入分析和论述，即：(1)南宋临安各类音乐形式在北宋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变化及其世俗化特点。(2)南宋临安的世俗化音乐文化在一系列生存环境变化的合力作用下的形成机制。(3)南宋临安音乐的文化特征及其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从而给南宋音乐文化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作用和价值作出适当的定位。论文将音乐人类学的理念贯彻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当中，力图把南宋临安的音乐安放在其特殊的生存背景中来考察，将音乐本体层面与历史文化层面的思考相结合，较为全面地揭示南宋临安音乐文化的世俗化特征及其历史定位。
这一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南宋音乐文化的一个较为完整的形象及其价值。作者在结论中总结，南宋临安的音乐文化在北宋的基础上获得了质的飞跃，音乐在整体上体现出融合性、叙事性、程式化、讽刺性以及当代性和现实性等世俗化的特点；在文化特征上，它是以民间音乐为主导、北宋遗风和临安传统结合变异、由多个阶层个性因素渗透的音乐文化，是以城市为主体、城乡交融的音乐文化；南宋临安音乐文化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古代世俗性音乐发展趋势的真正形成，代表了全国音乐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同时也奠定了元明清以来音乐发展道路的基础。
笔者在以“新史学”的视野关注宋代音乐研究，探寻其在音乐史学理论的方法论的突破中，强调了“音乐人事关系研究”中的“机制”问题的探讨，其被笔者视为研究结构的核心内容。“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⑧由纵横两个方面构成。横向的(乐)人事(乐)，即音乐从事人及其与所从事的音乐事项的关系以及纵向的文化三个层，即“宏观层”的历史场域、“中观层”的音乐社会以及“微观层”的特定机制。其中，模式的核心是着重于文化环境(历史/社会)中的“机制”。笔者模式借用“机制”概念来强调特定文化环境中的某种运作方式，直接关系到促成和支撑音乐人事的发生和存在。其中，音乐制度研究就是“机制”所具有的“支配力量”的集中体现。
康瑞军的论文《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⑨(2007届博士论文，已出版)正是这一思考的实践。中国古代宫廷的音乐活动是特定宫廷礼乐文化背景中，各项音乐设施、法令和成例化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论文重点关注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的构成与功能，通过对于宫廷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乐籍制度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作用、和雇制度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作用以及宋代宫廷音乐演出体制与特征的分析与研究，从制度文化的视角揭示唐宋之间宫廷音乐活动变迁的内在依据和轨迹。
“新史学”在学理上的关键立场是解释，笔者在许多语境中叙述，宋代音乐的各种形式是一种历史存在，今天我们怎样来认识和看待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来看待宋代的“音乐史料”。什么可以是史料？什么范畴的内容可以视为音乐史料？这一切都决定于我们的史学观。
笔者在《代序：史学观念与宋代音乐研究的意义——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的解读》一文中引用了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的一段话，他说：“我们并不是按历史事件自身的意义去看待历史事件，而是按照历史事件与某个表现形式整体(这些表现形式表明了它们时代的特征)的关系来看待历史事件。”⑩如果我们认同这种历史认识方法，那么对于宋代音乐的理解必定是解释学的。解释学告诉我们，对话过程是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人们在人际互通交往中，通过语言的交流来寻找理解。理解本身并不是最终目标，而是通过意义的寻求来达到“视域融合”促使意义范畴的丰富、扩展和多样。因此，解释是一种寻找新的意义的过程。
宋代笔记近五百种，其中含有音乐文献的笔记至少181种，其所涵盖的音乐文献约二十万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堪称是历史上最有价值的。遗憾的是，学界长期以来视笔记小说充其量为“野史”，不堪正视、不值一顾。除了王灼的《碧鸡漫志》、沈括的《梦溪笔谈》已受到今人的关注和研究，前者主要叙述历代歌曲演变、考察乐曲名称由来等，是一部笔记体音乐专著，而后者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笔记体著作，其中音乐部分讨论乐器、乐曲、乐律等，实已具有专著性质。虽然宋代与音乐相关的笔记中，还有多种笔记资料被使用，诸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以及僧居月撰写的《琴曲谱录》(一卷)的篇幅，今存于《说郛》，其将琴曲分为上中下古所制三个部分，琴曲的名称共222首，部分还加注了琴曲的创作者或乐曲调式。然而，这些笔记中的音乐史料价值和意义却很少有人进行正面评价，更不用说对所有宋代笔记中所涉及的音乐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总结。
曾美月的《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2009届博士论文，出版中)是我们对该领域的重要挑战和富有成效的努力。作者在“绪论”中指出，论文以史料价值为点，从撰述特点和叙述内容两个视角展开研究。围绕几个方面谈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1)将发掘新材料与史料分析相结合，在展现新材料意义的层面上体现笔记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2)因笔记中的音乐文献琐碎、庞杂，缺乏史书音乐文献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因此，本文亦在对笔记音乐文献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展现史料价值。(3)将笔记中的音乐文献与史书乐类中的音乐文献进行著述内容的整体比较，从“补史之阙”的角度展现笔记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4)将笔记与笔记之间的音乐文献个案进行比较，将笔记中的音乐文献个案与史书中的音乐文献个案进行比较，在各文献的互证、互补中探究笔记文献的真实性和信息量等，从而展现笔记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5)将宋代笔记中的音乐文献与宋之前期笔记中的音乐文献进行纵向整体性历史性比较，从而凸显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6)通过学术界对笔记音乐文献的运用的研究、在展现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学术价值的基础上凸显其史料价值。
如前所述，“新史学”强调学术取向为非价值判断的文化特殊性和差异性解释，这种人类学关注文化事物思维的注入，开启了“新史学”的视野，人类学转向的历史研究启迪了研究者们在研究范畴、方法和理论上的革新，其中叙事性和连续的历史研究，强调对象考察的完整、连续和过程，避免“历史碎片”的局限，是其比较突出的变化之一。
目前较为全面阐述宋代音乐的论述为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的第六编“辽、宋、西夏、金”，在这之后的大多有关宋代音乐整体性概述都是以其为蓝本的。此“辽、宋、西夏、金”编为八章，内容涉及词乐说唱、民间俗乐、歌舞戏曲、乐器器乐、宫廷音乐、乐论等，这一架构成为宋代音乐研究的学术基础。“这种横向分类的叙事方式，选取研究对象的重要构成因素进行描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抽象性，明晰的呈现出这一时期主要的音乐形态的轮廓”(参见本期黄艺鸥论文《中国音乐编年史的理论思考—北宋音乐编年史研究的个案》)。这种叙事方式是由其书写体例所决定的，然而同样也由于音乐史通史的写作体例(章节体)是以横向的叙事方式进行分类化研究局限了其“强调对象考察的完整、连续和过程”研究，“静态化”和“分类阐述”的方式不可避免。
笔者曾在《宋代音乐研究的结构问题探讨》(11)中对宋代在音乐历史上定位的再认识，在前人的断层说(黄翔鹏)、俗文化的转型说(刘勇)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二次转型说”，即艺术形态方式上由唐—北宋—南宋呈现为“燕乐—礼乐—俗乐”的转变。同时，在对宋代音乐研究的整体状况做过详细的梳理与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乐论思想的研究和整体性编年史研究的不足，这是目前宋代音乐研究尤为欠缺的两个方面。关于编年史研究，以“北宋李照改乐”、“南宋‘废教坊’”、“朱熹乐论”三个例子说明编年史体例对于阐述复杂历史事件的积极作用，进而提出将以史为纬、以时间为经的编年史叙述作为宋代整体研究的突破点之一，希望以这样的叙述方式实现历史与事实、历史与作者、历史与读者的交流互动。
因此，如何完整勾勒北宋音乐的历时性基本发展脉络，从而补充音乐史通史的写作体例(章节体)的分类化研究局限，黄艺鸥的博士论文《北宋音乐编年史研究》(2013)成为了这一设想的积极尝试。该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此论题的思考和实践，不仅是作为一项数年“苦差事”编年史写作的“修成正果”的呈现，更是作者如何在传统编年体框架中有效且合理地吸收“新史学”的叙事与解释的学理思想的汇报。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对于编年史作用于21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探讨亦成为具有尝试性、探索性的史学命题”的努力结果。
传统上，思想的研究是一个哲学范畴的内容。音乐思想、音乐美学及其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宋代理学是中国哲学或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然而，音乐思想或音乐美学的重头戏却在先秦的《乐记》和魏时的《声无哀乐论》。如果宋代没有音乐思想，它哪来的上述“划时代的音乐样态”？问题是，宋代的确没有出现任何一位突出的、史上公认的音乐思想家，但是宋代乐论的内容却又是如此地丰富，远胜于任何其他朝代。据我们《中国历代乐论》项目“宋辽金”工作小组统计整理出的目录，共有三百六十余条，目前暂时收录的内容多达约三十万字，这又是为什么？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宋代音乐史上有过多次不同性质、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雅乐改制”事件，宋徽宗、李照、范镇等都投身于其中。是什么样的音乐观念或思想致使“雅乐改制”行为和事件不断上演？
在读博士研究生杨成秀承担了这一较为复杂的研究内容之一，其论文《北宋礼乐观研究》(题目暂定)尚在撰写之中，论文《范镇雅乐观研究》正是其博士论文项目中的内容之一。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感受到杨成秀对于“新史学”作用于宋代音乐思想研究的思考。如其文章摘要所述，近年来，宋代思想史研究和音乐史研究无不深受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影响，其学术观念、方法是否可以为宋代音乐思想史的研究所借鉴？该文以北宋名臣范镇的雅乐事迹为例，探讨其雅乐理论与实践背后的音乐观念，分析这些观念所形成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们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阶层中的普遍性与共通性。
其研究的前提是，以留存至今的北宋乐论文献为主体材料，探讨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关于国家雅乐的立场、态度。论文拟从北宋礼乐乐论文献的文体本身所提供的语境化信息，提出北宋礼乐乐论的三种典型语境——论政、制乐和治学，并将“中声”作为其内在逻辑与重要观念加以解读，分析三种语境的逻辑关系、论乐格局与观念的联系，从而借由此观察北宋时期关于国家雅乐的基本思维模式与特征。
如果说，杨成秀的论文《范镇雅乐观研究》及其博士论文是礼乐思想研究在理论层面的探讨，那么，在读研究生徐蕊的博士论文《宋代青铜乐钟研究》(题目暂定)则是从一个具象乐器——青铜钟的层面来分析宋代礼乐思想如何用于音乐实践。论题的研究包括几个方面：其一是对宋代青铜乐钟的本体研究，包括宋代青铜乐钟的形制、乐律、乐悬、度衡、制作、音高、场合、运用等内容，由此而厘清青铜乐钟在宋代的特征；其二是对宋代钟论的研究，包括宋人如何对青铜乐钟进行探讨，其争议的内容、理论依据与来源以及所涉及的律历、度量衡等问题；其三是对宋代青铜乐钟的文化功能的探究，探讨宋代青铜乐钟在宋代皇室的各种日常与郊庙祭祀等仪礼场合中的运用与规约，进而了解宋代青铜乐钟之于当时的宫廷与社会的意义与功能。本期中，徐蕊选取了《中声与钟声——北宋雅乐的中声音乐观与钟声实践》的角度参与讨论。
如上所述，笔者以“音乐人事关系研究”中的“机制”问题的探讨尝试“新史学”在方法论上对于音乐历史研究的启示。“机制”概念强调的是特定文化环境中的某种运作方式直接关系到促成和支撑音乐人事的发生和存在。“机制”具有功能性、多样性、多元性以及特殊性和复杂性，体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1)意识形态——“机制”可以是思想、观念、信仰等意识形态的形式。(2)支配力量——“机制”也可能是相关权力、制度、机构、场所等管理和支配力量(机构或人物)。(3)活动或事件——“机制”也可能呈现为教育、宣传、经营等运行方式的活动或事件等。
因此，徐蕊的文章《中声与钟声——北宋雅乐的中声音乐观与钟声实践》是将礼乐思想“中声音乐观”与“钟声实践”作为“机制”来探讨的尝试。如其在文中所述，“音乐人事关系研究”的模式关注促成音乐事项发生的机制因素及其相互的关联。借鉴这一研究角度，再来看北宋的雅乐改制，如何从制乐的过程来理解北宋的雅乐改制？其音乐观念到音乐实践的过程是如何进行转换？作者选取北宋的中声音乐观与承载中声的青铜乐钟为研究对象，聚焦两个概念及其关系，以观念到实践的转换过程为线索来理解北宋的雅乐改制，力图从中能发现可能潜在的诠释角度。
对于“新史学”与宋代音乐研究的倡导和实践的表达在此暂时打住。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我们宋代音乐研究团队的成员们，感谢他们勇于探险的学术精神。除了王菲菲的硕士论文是《两宋间的歌曲初探》，其他五位在硕士阶段皆未涉及宋代音乐专题研究，因此，宋代音乐研究对于他们而言，几乎都是“重起炉灶”的工程，几乎都是笔者作为导师强加于他们的。笔者的强加不仅在选题范围上，而且都要求他们尝试了学界“前所未有”的“探险式”的学理方法。事实上，他们充当了学术前沿的“炮灰”。目前这六位年轻学者中有四位已经毕业，两位在读的今年秋天和明年春天也将毕业。其中除了最早两位是三年完成学业之外，之后的几位都因为课题的艰难而至少延期一年，最长者延期了三年。欣慰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时间或艰难或充当“炮灰”而“趴下”，而是以勇敢的努力赢得了大家的鼓励、认可和赞赏。因此，感谢他们为宋代音乐研究的新探索付出的勇气和辛劳；同时，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宋人”，他们也是值得骄傲的。
注释：
①载《真知学报》第1卷第1期，1942年3月。
②笔名钱万选，《同声乐刊》1943年第1卷创刊号、第2卷第9号、第2卷第10号。
③洛秦：《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分析与反思》(上、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
④参见黄艺鸥《回顾·反思·展望——首届“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音乐艺术》2009年第3期。
⑤黄艺鸥：《碰撞·对话·认同——“音乐史学建构与宋代音乐史学·第二届中国音乐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述》，《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
⑥同注③。
⑦洛秦：《“新史学”视野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洛秦编)，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89—193页。
⑧洛秦：《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载《书写民族音乐文化》(陈铭道主编)，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
⑨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
⑩洛秦：《“解密”的“解释”：另一种序》，《音乐艺术》2008年第3期。
(11)详见杨成秀《“唐宋音乐史学研讨会”综述》，《音乐艺术》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