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文学风格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风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文章对于后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刘熙载《艺概》说：“韩文出于《孟子》”，“昌黎接孟子知养气之传”，“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王介甫文取法孟、韩”。从韩愈、苏轼、王安石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孟子》的文学风格的印痕。本文拟就《孟子》文学风格加以论述；作者深知拙笔难以尽述孟文之美，疏漏与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一、饱蘸济世救民的浓郁情感
“惑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诗歌如此，文章亦然。真情积于胸，方能发而为至真至醇的文字。孟子继承并弘扬孔子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的思想，有着拯民于水火的情怀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他还通过伊尹之口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万章上》）这种以圣贤自视，“如欲平治平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的责任感和豪情，在诸子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样是“为民请命”，荀子平静委婉地说：“用国者，得百姓之死者富，得百姓之力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荀子·王霸》）而孟子则是：“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荀子完全是学者式的论述，而孟子则是以抒情诗人式的语言，把人民渴望和平、渴望明君的心情，通过槁苗需甘霖这一比喻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这里不仅仅是形象的描绘，更重要的是它饱蘸着孟子怜民爱民的深厚情感。这种充沛的情感宣泄，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在《孟子》七篇中，孟子多次大声疾呼，指出人民不得温饱、难于活命的现实，并把这种现实同王公大人们的骄奢淫逸作了尖锐的对照：“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这就是“率兽而食人”（《梁惠王上》）。“凶年饥岁，君（此指邹穆公）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以上慢而残下也”（《梁惠王下》）。孟子热切地期望诸侯国的统治者走“保民而王”的道路，要求他们“解民于倒悬”，尽快改善人民在现实社会中陷泥入火的处境。为此，他设计出改革政治的方案，提出了行“仁政”的理想，他建议国君了解下情，做到与民同忧、与民同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孟子根据“士人”、“商贾”、“行旅”、“农人”的不同情况，要求国君制定具体措施，修改规章，减轻税敛，使他们各尽其用，各有所安（《公孙丑上》）。其中，他对于怎样改善农民的境遇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主张统治者要给予农民一块足以自养的固定田产，“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要减轻对他们的压迫与剥夺，“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孟子还不无兴奋的憧憬农民拥有“恒产”，不受扰乱的平乐光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梁惠王上》）。民无冻馁之患，少有所教，老有所养：句句着眼于黎民的切身寒暖。完全可以说，孟子与百姓是心连心的！
《孟子》所表现出的怜民爱民的厚重情感，激发了无数后代进步文人的爱民之心，从而引起强烈的共鸣。杜甫饱经乱世忧患，深切体会到人民的疾苦，“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热切希望“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他那撼人心弦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名句，分明是从孟子的“庖有肥肉”等句脱胎而来。北宋王安石一再称引孟子的“治国养民之道”（《上皇帝万言书》）。陆游在《岁暮感怀》诗中所想像的民乐图：“井地以养民，整整若棋画，初无甚贫富，家有五亩宅……”显然也是来自孟子。笔者以为，浓厚凝重的济世救民的情感，既是《孟子》文章的最主要的特征，又是其影响后世作家最深远的地方。
二、尖锐犀利的文风，磅礴雄健的气势
孟子怜民的热忱、美好的政治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处处遭到冷遇。各大诸侯国都热衷于争城争地的兼并战争，认为仁政“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语），没有谁打算实行。各个政治学派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也互相展开了论战式角逐。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学派之间的纷争，迫使孟子拿起了批判的武器，他时而怀着极大的愤慨，用犀利辛辣的言辞揭露社会黑暗，时而又以尖刻的口吻同其他学派展开论战，他要树立，要驳斥，常如挥戈舞剑，他再也不可能像孔夫子那样从容不迫，雍容含蓄了。这一切交织起来，形成了《孟子》尖锐犀利的文风，磅礴雄健的气势。正如宋代苏洵所说：“孟子之文，语约而义尽，不为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翰第一书》）。这一特征在诸子中，恐怕只有庄子可与相比，所不同者，孟子是严肃地正面“交战”，而庄子却常常流于冷嘲热讽。
孟子在庙堂之上“说大人”，常常直言无隐，毫无顾忌。他当面告诫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齐宣王问汤武放伐之事，怀疑臣不可以杀君，孟子对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他还当面指责梁惠王说：“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他对统治者发动的“无义战”（《尽心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给予大胆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并大声疾呼“善战者服上刑”（《离娄上》），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又如在《梁惠王下》中他与齐宣王论失职之事，问：“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孟子进而问：“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孟子紧接着追问“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最后竟逼问得齐宣王无言以对，“顾左右而言他”。其它诸子很少有如此直率、如此犀利的。在与其它学派的交锋中，他也总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情态，甚至显得盛气凌人，容不得反驳：“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滕文公下》）。在与农家弟子陈相的论辩中，他连连发问，最后迫使对方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滕文公上》）。
不管是面对其他学派还是万乘之君，他都视若等闲，侃侃而谈，理直气壮。这种气势从何而来？应该说来自孟子本人的人格修养。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公孙丑上》）孟子善于培养自己的仁义之心，使正气扩充于体内，从而成为一个气宇轩昂、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人。孟子所赞赏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滕文公下》），亦可视为夫子自道。他是以殉道者般的勇气和自信去宣传、去严肃地论辩的，他宣称要积极担当起“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的大任，“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所以，孟子没有“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滕文公下》）那种迎合取悦、奴颜婢膝的样子，“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藐视王侯的权势地位，鄙夷那些奢华的供奉，而充分自尚其抱负，这是孟子文章辞锋锐利、气势磅礴的重要因素。古人也深刻地指出《孟子》文章这一特征，如苏辙论孟文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管同论孟子辩论之气势更谓：“日蓄吾浩然之气，绝其卑靡，遏其鄙吝，使夫为体也常宏，而其为用也常毅，则一旦随其所发，而至大至刚之概，可以充塞天地间矣。如此则学问成，而其文亦随之以至矣”（《与友人论文书》），甚为精辟。
三、高超的表达技巧
刘熙载评《孟子》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柁，中流自在”（《艺概》）。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在诸子散文中，《孟子》语言最为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但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是有着高超的表达技巧的，惟使人不觉尔。
孟子善于用具体事例作为论证的材料，这是不叫“技巧”的高超技巧，因为再没有比事实更具有说服力的了。《庄子》“寓言十九”，《墨子》文多反复，《荀子》取譬过繁，从摆事实的角度，都不及《孟子》。如孟子回答齐宣王“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的问题时说：“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梁惠王下》）又，为说服齐宣王只要能扩充不忍之心就可以施行仁政，即举出胡龅所讲以羊易牛一事，然后加以推论。再如论人皆有恻隐之心，则云：“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公孙丑上》），均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孟子还善于引用历史事实、圣人言论、典籍名言来论证事理。在《孟子》中，引用《诗经》达三十多次，引用《尚书》二十多处，用孔子语录亦有二十几见，此外还博引《传》、《志》、《礼》等典籍。广博的学识，使其言谈左右逢源，潇洒自如，大大增强了说服力。如论交邻国之道，则以汤、文王、勾践等史实论之；论贤者之乐，则以晏子对齐景公论之（《梁惠王下》）；而在回答梁惠王提出的贤者亦有观赏的乐趣时，先引《诗》云：“经使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执鱼跃”；之后便自然地托出“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的道理（《梁惠王上》）。
孟子在论辩实践中，掌握了一套“知言”的本领：“执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外丑上》）善于从不全面的言辞中知其片面性所在，从过分的言辞中知其失实的所在，从不符合正道的言辞中知其背离的地方，从躲闪的言辞中知其理屈辞穷的地方，从而有针对性地对答。如淳于髡问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亲，那么“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对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淳于髡又问：“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这一追问，看似理由实足，实则回避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治天下与援救一个落水的人，方法是不能等同的，孟子抓住这一点，予以有力地反驳：“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离娄上》）使淳于髡无法应答。又如齐宣王口头赞成王道而不准备实行，用“好货”、“好色”来避开，孟子则趁机紧扣话题，如追穷寇：“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下》）宣王虽巧于躲闪，却被孟子追逼得一筹莫展，正如赵襄周所谓：“‘好货’‘好色’，波澜横出，山起人面，云生马头，真令人惊疑不定，目炫语塞，莫敢置对”（《孟子文评》）。
运用排比、顶真等手段来增强言辞的气势，又是孟子常用的技巧。如在询问齐宣王“大欲”的内容时，连用五个排句，珠连绳贯，一气呵成：“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梁惠王上》）使对方难以招架。又如“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是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起到一种突出和强调的作用。其运用“顶真”之法，如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给人以“首尾萦回，如环无端”（牛震运《孟子论文》）、气势贯通之感。
“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题辞》），他善于用具体生动的比喻说明事理，陈述主张，变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幽为浅显明朗。如用水向下流的属性比喻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民之归仁也，犰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再如：“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尽心上》）孟子把在物质上养活人而不爱之，喻为养猪；爱之而不敬之，喻为畜养狗马，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孟子用喻，巧妙、新鲜、有趣，通俗而不流于平庸。如以“缘木求鱼”（《梁惠王上》）揭示霸道之荒唐，用“兄之臂”（《告子下》）道出非礼之谬，道理不言自明，且富于趣味性。在《孟子》中还多处运用了譬喻的高级形式——寓言，这些寓言，有简练的细节，有人物行动、心理描写，甚至生动的对话，如“一傅众咻”、“冯妇”、“五十步笑百步”、“陈仲子哇鹅肉”、“齐人有一妻一妾”等，今日读之犹觉妙趣横生，令人叫绝。
总之，《孟子》具有鲜明的文学风格，它所表现出的热切情怀及行于字里行间的磅礴气势，总令读它的人心波难以平静。宋王安石有《孟子》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读孟子文章，千载之下，令人想见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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