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篇好文章 三个里程碑——学习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三次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里程碑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好文章论文,三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人们对周恩来有过许多评论：说他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良师益友，引路人；说他是我党尊重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的典范，楷模；说他是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表……
周恩来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多的称颂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作为政府总理，在领导国家建设中，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他始终把人才看作是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1 〕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必需的“国家的宝贝”，〔2 〕把培养人才的教师看作是辛勤的园丁、“灵魂工程师”。〔3〕这个信念， 即使在“左”倾的强大压力下，他也毫不动摇。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周恩来有过三次重要的讲话。一次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他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次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前夕，他在1956年1 月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次是1962年3 月在广州对参加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代表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
这三次讲话，是周恩来重视教育、重视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也是体现建国后十七年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政策的三篇重要文献。这三篇历史文献，分别反映了在中国历史发生伟大转变的建国初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前夕和“左”倾蔓延的年代里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问题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所采取的政策。因此，这三篇文献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乃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就分别具有鲜明的里程碑意义。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在中国历史的伟大转变中
——知识分子要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自觉改造思想，逐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对于中外文化，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来取舍，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
——中国是个大国，要在文化上对世界有所贡献，在经济上有较快的发展，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开始了。
建国初期，党的工作重心由战争向经济建设转移。恢复遭到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迫切地摆在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同人才的短缺和不适应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旧中国的文化科学十分落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只有200 多万人。这些人，绝大多数经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都有不同程度的革命性。由于他们过去长期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甚至是封建教育，为旧社会服务过，因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同新时代的需要很不适应。
如何尽快使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建国初期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建国初期，党中央、周恩来领导的以高等学校教师为主，以改造思想、改革教育为目的的教师学习运动，便是一次帮助知识分子进行学习和自我改造，争取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一次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周恩来在这次学习的开始，首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这次教师学习运动的灵魂，对教师的自我改造起到了动员和指导作用；对知识分子的成长和进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逐步成长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上提出， 要在知识界开展自我改造的教育运动。北京大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首先发起了这个学习运动。1951年6月1日，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为了把北大这样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旧大学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大学，利用暑期举办了全校职员参加的政治学习会，经过40天的学习和讨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随后，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12位教授提议，把这种改造思想的学习扩大到全校的教师中去，发起组织教师学习会，并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为他们做报告。
9月3日，马寅初向周总理当面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并给以鼓励。
党中央非常重视并支持北大的这一创举。毛泽东表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中央认为这种学习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都是必要的，决定先由北京、天津地区高等学校开始，在取得经验后推广到全国。
9月24日，周恩来召集彭真、胡乔木、阳翰笙、 齐燕铭等有关负责人座谈，对这次学习的目的和要求、学习内容和方法以及组织领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自告奋勇，表示要在教师学习会上以自己为例，首先讲一讲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在他报告之后，将陆续由彭真讲三大运动、胡乔木讲共产主义、陈伯达讲毛泽东思想、李富春讲经济建设与培养干部，最后由钱俊瑞做总结。除去报告之外，还由中宣部选定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刘少奇的十四篇著作作为学习文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这次学习运动，中央由彭真、胡乔木领导，组成由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行政上在教育部成立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各院校成立分会，具体领导教师的学习工作。总学委会还出版了《教师学习》小报，用以指导学习，交流经验。
京津地区高等学校的教师，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学习。他们通过听报告、学文件、小组讨论，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联系自己的思想和教育改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高等学校的负责人马寅初、陆志韦、周培源、陈垣、杨石先等都亲自作动员并带头做自我检查，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学习运动的开展。
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于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上称这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他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4〕11月12日， 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改造思想学习运动情况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予以足够的注意，以便有准备、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一学习运动。11月30日，党中央进一步发出指示，强调这个学习运动要“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抛弃原来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等这些一般的同时也是根本性的东西。”〔5〕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这一学习运动很快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开展起来，并扩大到中学和小学，扩大到科技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以及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热潮。许多大学校长和知名教授如杨石先、张景钺、梁思成、张维、游国恩等纷纷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联系自己的思想和教育改革谈学习体会。
这个学习运动的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只是在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相继开展起来后，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产生了一些“左”的偏差。不久，中央重新发出指示，使“左”的东西得以纠正，学习运动又继续正常进行下去。
（二）
9月29日， 周恩来第一个在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参加听讲的教师三千多人。周恩来联系自身的经历和成长过程，对于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改造、改造什么以及如何改造，谈了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深入浅出地具体阐明了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因而人人都需要不断自我改造的道理。
周恩来坦率地提出，知识分子在学习的过程中，首先要弄清楚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他认为光有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还不够，还需要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他举例说，一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国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和孙中山的革命、严复和康有为的改良，在当时都是想把中国往前推进，但结果都失败了，说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也走不通。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然后，经过长期的学习和锻炼，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他认为，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首先要分清敌我友，今天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我们应当站在人民一边，跟着新生的力量走，拥护新中国。这样就自然得出了结论：要为人民服务，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美好的将来，为全人类光明的前途服务。〔6〕
周恩来认为，应当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旧思想和旧作风，克服知识分子自身理论脱离实际和自负清高的毛病，自觉脱离“旧轨道”。他认为，“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有了自知之明，就有了一个进步的基础。”他特别强调，对于中国的知识和外国的知识，都要经过鉴别，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来取舍。“运用外国的科学技术搞建设，要从中国这个底子出发，逐步发展”。“我们要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但是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7 〕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应当在文化上对世界有所贡献，在经济上要有较快的发展。他号召广大知识分子，要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否则就对不住世界人民，也对不住我们的祖宗。
他希望大家在学习中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多做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搞好团结，共同进步，以便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周恩来的报告，根据建国初期我国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阐明了他们需要逐步解决的立场、态度和为谁服务等根本问题，以及需要克服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言必有中，语重心长。
这个报告，是这次教师学习运动的灵魂，它起到了动员和指导作用，激发了广大教师学习的自觉性，增强了自我改造的信心和决心，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这个报告，对知识分子的成长和进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逐步成长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三）
随着教师学习运动的不断深入，广大教师要求改革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1952年下半年，政务院、周恩来总理适时地领导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
当时，正是我国三年恢复时期将要结束，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即将实施的时候。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对人才的急迫需要，确定这次院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科学校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
在院系调整的基础上，增设了一大批专门学院（如钢铁、石油、地质、林业、航空、农机等学院）。闻名全国的北京海淀区的八大学院，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过问和支持下，在这个时候很快建设起来的。
调整后的高等院校，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多数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系科庞杂、教学内容陈腐、培养目标笼统模糊、工科比重太小等旧教育的弊病。
调整后的高等院校，开始根据新制定的教育建设五年计划，大幅度地扩大招生，并派出大批留学生，以备补充师资和建设需要。同时，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大量吸收工农成分进入高等院校学习。
在改革旧教育的同时，还着重解决教育向广大工农群众开门的问题。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发展小学和中学并扩大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创建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和技术进修班，开辟这类特殊途径来提高工农干部的教育水平。
这次历时一年之久的大规模的教师学习运动，达到了改造思想、改革教育的目的，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周恩来在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这样总结说：“具有革命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工作中的作用，现在已显得更加重要了。”〔8〕不言而喻， 这项学习任务不可能也没有要求一次完成，但它毕竟迈出了稳健的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从此，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面貌一新，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前夕
——党中央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
——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总体上说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科学是关系经济、国防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必须迅速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是在我国全面地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前夕举行的。
这次会议是动员全国知识分子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起向科学进军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会后，全国知识分子纷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一）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
党中央充分地估计了知识分子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周恩来在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重要性。首先，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所以，“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而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和发展是靠人来实现的。所以他进一步指出，要想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9〕其次， 他依据建国后我国各方面建设的实际情况，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强调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是“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10〕第三，他依据当时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指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这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
建国初期，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周恩来预感到，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就要到来，现在就要抓紧文化建设。他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比作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互相带动前进。经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建设（包括教育事业在内）也是得不到发展的；反过来，文化建设又是“先锋”，必须培养出大量的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才能满足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需要。周恩来早在1951年8月就指出， 必须在教育观念上来一个转变，不能只讲正规化，只按传统观念办学，我们的学制也要适应成年人的学习要求，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还要对老干部进行再教育，使他们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以便更好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他认为，必须实行教育结构的根本改革，特别是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必须加强职业教育，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办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文化补习学校以及各种短期技术训练班等。不仅国家办，还要广泛发动各企业部门来办，为国家培养大量知识分子，以应急需。
在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提出要更新教育观念，树立大教育观，发展成人教育，实行终身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帮助劳动者适应新时期国家建设的各种需要。他一切从实际出发，但不拘泥于眼前；他看得很远，但不陶醉于浪漫。在实际工作中，把现实与长远溶为一体，既照顾了今天的急需，又考虑了明天的发展，充分显示了一个哲人的睿智。
（二）
在经过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全面考察知识分子现状的基础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1〕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12〕这个估计和判断，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从而调动浩浩荡荡的知识分子大军心情更加愉快地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投入到向科学进军的巨大洪流中去。
知识分子发生根本变化，取得了巨大进步，是党中央、周恩来采取正确的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努力的结果。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全部“包下来”的方针，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或者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有些人还被安排到国家机关工作。第二，组织知识分子分别去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参加各种国际活动，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使他们经受了实际斗争的锻炼，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第三，周恩来亲自领导了大规模的教师学习运动，有力地促使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热爱党、热爱新中国，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逐步成长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第四，政务院领导了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提高了教育质量，教师的业务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第五，由于大力提倡学校向工农开门，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办学，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数量从建国时200 多万增加到500万左右。
知识分子队伍的这些巨大变化和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周恩来在报告中着重批评了当时一些人（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这些人认为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认为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照样能打仗，甚至以“大老粗”为荣，因而对如何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漠不关心。周恩来批评这些人“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由于这些人妨碍着党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妨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而必须反对这种不正确的倾向。这样，就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扫清了道路。
（三）
周恩来一向以头脑敏锐而著称，对待科学技术问题也不例外。他在繁忙地处理党务、政务、军务的同时，总在密切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动向，了解最新信息，据此提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50年代以来，当时两大阵营的少数国家纷纷发展微电子技术、宇航技术、生物技术、光纤通讯和新材料等一系列新兴技术，这预示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的风暴将要到来。
当这些新兴科学技术刚刚露头的时候，党中央、周恩来便给予了高度重视。周恩来敏锐地注意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13〕特别是原子能的利用和电子学等方面的进步，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他预言：“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14〕
面对这种形势，周恩来明确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15〕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他要求大家要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和优点。“凡是我们不懂不会的都要去学。但要有一条：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 ”〔16〕1963年1月，他针对5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工作中忽视科学、歧视技术人员的现象，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7〕
“向现代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这是党中央发出的号召，也是这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根本目的。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讲了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根据会议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组织了全国六百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制定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 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明确了一系列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主要课题。
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文革”前17年，全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共155万人，相当于解放前20 年大专毕业生的8.4倍，还培养了1万6千名研究生。还有近20 万业余大学和函授大学毕业生。大学教师达到13万多人，在校学生67万4千人。 1965年以前，我国向国外派遣了数以万计的留学人员。出国学习“高（级）、精（密）、尖（端）、缺（门）”的学科和专业。这些大学毕业生和留学生，绝大部分源源不断地补充到科学技术队伍中去。
从1956年到1966年，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面貌，有了一个根本的改观。我国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如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起来。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那种抱残守缺、许多现代科学技术的新领域空白薄弱的状况，得到了改变。科学技术有了比较全面的发展，并且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核技术、导弹、航天技术领域依靠自己的技术和力量取得重大突破，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它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展和成就，为我国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初步基础。
周恩来把科学、教育置于战略地位，眼光始终注视着现代化，注视着世界，注视着未来，百折不挠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的思想，他的业绩，至今放射着光辉。
三、《论知识分子问题》
在“左”倾蔓延的年代里
——知识分子身处逆境依然不改变初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改善党的领导，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坚持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绝不动摇
知识分子会议过后，有两个重要因素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思索。一个因素是，1956年6月至11月，东欧发生的波匈事件。
另一个因素是，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由于社会改革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有些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因而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特别是对政治敏感、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公开批评，有些意见很尖锐，还有一些错误议论。
对这两个因素，毛泽东没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教训，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波匈事件，他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搞到自己头上来了。毛泽东认为，国内的主要问题是“右倾”，要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准备出“匈牙利事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认为“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8〕
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广大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更进一步把知识分子列入剥削阶级的范围。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人对周恩来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报告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和判断产生了歧见。
在“左”倾蔓延的年代里，周恩来由最初的不理解、不满意，进而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在适当场合采取多种方式来纠正“左”的错误，消除不良影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更是如此。
1962年1至2月，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着手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周恩来于当年3月南下广州，同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的代表讲话， 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申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宣布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绝不动摇。
（一）
周恩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妥善地解决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重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彻底推翻1957年以来“左”的倾向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摘掉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这是问题的实质，又是问题的焦点。周恩来冒着很大的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一步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第一，“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19〕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人民服务。但是，就是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是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背叛了原来出身的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所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知识分子一概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第二，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来看，有其特殊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为旧社会服务过，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极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所以，“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20〕
新中国成立后，十二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和进步，特别是从1957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大家工作努力，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依然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第三，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又培养出了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老年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说新老知识分子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周恩来郑重表示，尽管有1957年右派的进攻，“但这绝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绝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他一再指出，“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21〕
随后，周恩来在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22〕
（二）
关于党如何进行领导，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这是周恩来又一个十分关注的问题。
周恩来对几年来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对瞎指挥、乱戴帽子成风极为不满。他认为，要造成正确的风气，首先要从领导者做起，必须改进党的领导。他认为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不要一切事情都要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干涉。一些人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上下级要有区别，党的支部只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我们讲的外行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要走群众路线。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他认为，党首先要信任他们，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要改善关系，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领导同志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要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帮助知识分子，现在问题成堆，凡是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
这次会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等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23〕
周恩来1951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62年《论知识分子问题》三个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后十七年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篇历史文献。
纵观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过程，在建国前后那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采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到了1956年，党中央根据知识界发生的根本变化，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工人、农民一起成为我国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和人民的主体。这个估计和判断，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正确政策的基础。但是，在党的领导人中，并不是都像周恩来那样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发生的巨大变化，都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依然沿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60年代、70年代始终不变，好象知识分子永远也改造不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尽管毛泽东把“改造”的涵义解释得很宽泛，认为人人都需要改造，也包括他本人在内，这不无道理，但那毕竟不是施加本人的一种政策。
广州会议过后不久，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几年之后，一场更大的浩劫——“文化大革命”降临了，广大知识分子经受了更大的磨难。
然而，周恩来一生重视教育、重视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业绩，早已在人民的心中，在知识分子的心中筑起了丰碑。它的光辉象祖国大地上喷涌的火。难道这不就是新时期的曙光吗？
注释：
〔1〕〔3〕〔6〕〔7〕〔9〕〔10〕〔11〕〔12〕〔13〕〔14〕〔15〕〔19〕〔20〕〔21〕〔22〕《周恩来教育文选》，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71、153、52、60、104、105、107、104、129、130、129、183、188、 194、202页。
〔2〕〔17〕《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4、412页。
〔4〕〔1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第409页。
〔5 〕《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决定》，1951年11月30日。
〔8〕〔16〕《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第199、257页。
〔2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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