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及发展策略——“全球化视野下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及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流论文,文化论文,电影论文,产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明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战略构想。在这种大氛围中，在当下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潮相互碰撞的情况下，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电影文化及其发展战略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怎样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站稳我们的立场、坚守我们的原则等一系列重大命题。为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于2007年11月6日举办了“全球化视野下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及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分党组书记康健民，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当代电影》主编张建勇，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柏青，加拿大电影研究协会主席、多伦多大学教授凯·艾玛塔（Kay Armatage），以及来自北京部分高校、科研院所的电影学者、在读研究生和新闻媒体70多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丁亚平主持。与会学者们针对“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主流电影的诠释”、“中国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中国主流电影的美学策略及产业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主流电影的诠释
自2004年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局面，影片数量一再破纪录，电影经济逐年飞升，2007年将达到年产400部影片的新高。在这种新的发展格局中，主流电影再次引起创作界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对此张建勇副主任指出，什么是主流电影，什么是中国电影的主流电影等概念长期以来无论在学术界或是创作界始终是模糊的。对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阐释，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也能对创作实践起到更好的引导作用。与会学者们对这一命题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讨。
中国主流电影应该在现代中国主流文化的框架内约定、应该遵循主流价值观是众多专家的共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吉象教授从多元文化的交融、互动角度来诠释主流电影。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文化出现了多种形态，其中有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也有外来文化，甚至还有后现代文化。但毫无疑问，主旋律应该占到主导地位，今天的中国不管是哪种文化形态，都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各种形态的影视作品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流电影形态。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周星教授引用了“多种表述”的概念，对此种观点进行了补充。他认为，主流电影其实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是以主流价值观为中心的多种表述，这里的“多种表述”，一般而言是指或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或国家政策所倡导的主导文化价值观所体现的、或无论表现历史生活还是一般生活都具有健康品格的等等。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主流电影在遵循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也应当引入现代成分和市场判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尹鸿教授从主流思想与商业观念的缝合角度来解释主流电影。他认为，在传统的视野中所谓的主流电影就是价值观上是主流的电影，那么就更接近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但是一批更年轻的观众或者说更多的行内人，可能更愿意选择主流电影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与西方国家更近似的用市场来判断的主流电影，也即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那部分电影叫做主流电影。而从我们国家来讲，我们现在讨论的主流电影，就是要把原来的从价值观上来解决的主流电影和今天从市场角度谈到的主流电影之间的裂缝缝合。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则从更为宽泛的视角来概括主流电影，他认为主流电影不能仅仅理解为商业流行性的影片，其中一方面是所谓的商业电影，一方面是主旋律电影，一方面可能还有某些艺术影片，像《三峡好人》、《太阳照常升起》等，但是这中间的界限很模糊。丁亚平研究员同样认为，对主流电影应作宽泛的理解。在他看来，主流电影在全球化视野下彰显主流文化，以民族共同体为题旨与中心，关注现代共同文化基础与历史、现实生活，追寻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底线，从自身内部的循环中产生了艺术、文化、商业诸方面、多维度的价值诉求，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并进而推动电影产业的发展和创新。有些学者还关注于主流电影的范畴下的次生级电影，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研究员偏重于对主流电影中的主流大片的界定，他规定了中国主流大片的两个条件：首先，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电影产业化要求；其次，它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
由于电影界目前对主流电影诠释的偏差，对与之相关的主流价值、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认同等概念的诠释也不尽相同。弄清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正如贾磊磊研究员所言，中国电影的文化认同肩负着建构中国主流文化、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化核心及价值体系等非常重要的历史责任，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建构，关系到中国人的历史记忆，甚至关系到我们自身的文化与未来的命运。因此，“中国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成为与会专家们研讨的另一重要议题。
首先，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中国主流电影应当体现符合中国观众审美心理的主流价值观。中国传媒大学胡克教授认为，我们期望商业电影主旋律化，加强商业电影的思想性，肯定社会伦理的正面价值。我们看到的近年的商业片，特别是大片和一些质量不好的垃圾商业影片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道德价值上比较模糊。这就会引发我们思考一连串的问题：像大片这类影片应该树立怎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念，这类影片里能不能有一些更积极的社会伦理和正面价值，能不能突出一些精神方面的积极因素，是否有助于建构社会的和谐稳定等等。可喜的是，在《天下无贼》、《墨攻》等大片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努力。尹鸿教授则提出，在主流电影创作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商业性和伦理性的一个基本关系。他认为，在主流电影当中，独立制作的电影或者比较边缘的那部分电影相对来说在价值观上是比较激进的，对恶的容忍指数是比较高的，但在主流商业电影当中伦理是相对保守的，即便是美国，所有大制作电影在道德上都是相对保守的，它对尊严、爱、平等、信义这样一些基本的人类操守的遵守程度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我们的影片有不少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好。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商业性和独立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商业而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
其次，有学者也从其他方面肯定了主流电影的主流价值取向。王一川教授从“泛悲剧时代”和“儒学化”切入，对2006年以来的主旋律电影进行了新的读解。他认为，泛悲剧时代主旋律影片具有多方面的特征，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从价值取向上看，正在寻找一种传统价值的支撑，出现了儒学化转向。首先，就是不再简单体现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任劳任怨、公正廉洁等当代主导品质，而更多地加入了仁爱、仁慈、仁厚、感化等文质彬彬的儒家伦理和风范。第二，强调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的一种世俗的坚韧性，把人放到一个二次成人仪式上去，如《我的左手》，写的是一个英模人物在战斗中断臂受伤后，不断在苦难中磨砺成长为新的英雄，实现了第二次的成长。第三，在低调中回到生活领域。最后一点就是寻求和谐，从不谐回归到和谐，努力张扬这样一些价值取向，并契合今天主导价值的追求，在儒学化的平台上重新回归。丁亚平研究员则用“归根想象”来概括中国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他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高度发展，社会离心力比较大，人们的思想认知、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明显，共同语言与意识缺乏，因此，强烈体现历史的共同过去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找寻我们存在的归属、找寻我们存在的根本基础。当代电影取材选择与文化想象，建立在共同过去、共同现在与共同未来的概念之上，做共同的归根想象，是一种必然。
第三，也有部分学者提倡中国主流电影中的民族文化价值与全球化电影市场的“对接”，这样的影片既不失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又能为全球观众所接受。章柏青研究员认为，各民族的文化是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与艺术家的创造相结合才使得艺术作品多姿多彩。同时优秀文化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也肯定能为各民族的人们所共鸣、所接受。所以对于艺术作品，以“思想价值”来评价不如以“文化价值”来评价更妥当。在中国电影试图走向世界之际，我们更需要以文化作为作品的检测器。文化是有震撼力的，文化是有市场的，国际如此，国内也同样。如何将两者更好地对接，是中国电影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大课题。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王志敏教授从四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电影在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发展策略：第一点，就是普化与特化的平衡。全球化是普化，民族化是特化。在文化全球化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同化。如何找到平衡是我们要讨论的重要问题。第二点，是不同国家、民族的电影应该多元发展，以形成千姿百态的局面。第三点，我们的电影需要清楚自己的文化定位，我们自己的民族电影不能一味考虑到西方观众和评委的口味，这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有悖于艺术的创造性和纯真性。第四点，我们在对自然环境有了非常良好的评估意识的同时，需要对文化环境形成比较科学的评估体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高小健研究员则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电影文化认同的基本保障，一方面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整体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提倡，还有一方面是电影市场化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某种意义上的妥协。
中国主流电影的美学策略及产业策略
在对中国主流电影及其文化认同进行充分研讨的同时，与会专家们也对中国主流电影的美学策略及产业策略给予了高度关注。多数人从学者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以期推动电影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首先，多数专家对中国主流电影的产业策略进行了研讨，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钟大丰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主流电影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少电影再生产的一系列条件与语境。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使中国电影作为文化再生产活动进行有效推动、不断发展的机制。其目的应是重建公众对中国电影的信心，基本前提是中国民族电影产业能够满足中国电影观众的需求，重要的内涵则是充分尊重观众的而非创作者本人的理解方式和接受方式。饶曙光研究员则提出了主流大片、中片、小片和谐发展的多元产业格局。他认为，发展主流大片既要有本土意识、历史意识，同时亦要有强烈的经济意识；我们电影市场上最缺少中片，构不成一个最合理的产业结构。目前的难题是还没有为中片寻找一条成功的发展之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70％—80％是低成本电影，最大问题是无法进入市场，无法与观众见面，这也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细化观众群，完善电影发行渠道，同时在创作上要改变一些旧观念。中国艺术研究院赵小青副研究员也提出了发展中等制作的观点，她认为，就目前中国电影整体发展而言，中等成本的影片值得重视。因为低成本影片往往保证不了资金，大制作的影片又非常稀少，因此中等成本的运作模式可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旦中等成本的影片规模形成，并拥有稳定的观众群体，相信一定会对中国的电影产业化、对电影市场的良性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道新教授认为，大型国有电影企业应当更多地承担起主流电影的发展重任。他提出，电影民营企业主要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根本目的，所以在政策和舆论的支撑下，民企虽然也会一定程度上投入到对中国主流电影的项目中去，但是我们不可能要求它们承担主导作用。主流电影的发展应该还是体现在“国有”上。主流电影体现国家的主流文化和民族的核心价值，反映国家意志，事实上这正是国有电影企业可以、也必须履行的职责。大型国有电影企业不仅仅要参与各种项目的招标，还要以主体的状态参与策划主流电影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将体现国家主流价值的主旋律影片打造成国内外市场上的票房主旋。《当代电影》杂志副主编唐榕副研究员则结合目前创作态势，从培养人才、提高竞争力、打造中国电影的标准化产品、拓展融资渠道等方面提出了六项发展策略，提出中国电影要遵循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集约化经营、产品系列化开发、现代化生产、社会化参与等产业化操作模式。
专家们对中国主流电影发展的美学策略这一议题也开展了多维度的研讨。彭吉象教授呼吁中国电影应走类型化路线，并提出了目前对类型电影认识上的误区：第一，认为类型电影是好莱坞的专利；第二，认为类型电影就是不要实验性、艺术性而只要商业性；第三，认为艺术电影高于类型电影，都以拍艺术电影为荣，拍商业电影好像是完成任务，没钱了才去拍。创作人员应端正认识，拍出高质量的类型片。饶曙光研究员则对类型路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电影类型化是产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应该强调类型化不是万能的，类型化不能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化。经调查，我们的主体观众的平均年龄为21岁，这些年轻观众更多地需要和他们年龄段相适应的人性化沟通，中国电影如果得不到他们的认可，那么主流价值的传播实际上就是空话。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许婧则从李安的《色·戒》和他以往影片跨文化现象的成功处理入手，阐释了掌握全球认知的电影叙事方式是未来中国电影传播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让电影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起到先锋带头作用是全体电影人的首要任务；同时，从文化安全的角度建议制定相关文化遗产乃至文化资源保护的政策。中国艺术研究院赵卫防副研究员则从近年来民生类电视电影的创作入手，从不同角度诠释主流电影的另一延伸纬度。他认为这些电视电影以人为本，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表现时代精神，具有积极向上的品格，体现了“草根美学”的特点，同主旋律电影有着异曲同工的美学指向。
研讨会上，来自加拿大的凯·艾玛塔教授从中、加电影横向比较的角度阐述了对全球化的理解。她认为，现在我们一般理解的全球化，就是民族电影的好莱坞化。比如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就经历了这个变化的过程。这些电影对全球观众来讲，反映了特别典型的好莱坞模式，比如高制作成本、炫目的特效、神话式的主题、国际知名的影星，还有国际化营销策略等。这种好莱坞化的结合就导致了影片发行范围比较广，票房收入比较高。凯·艾玛塔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加拿大电影从业人员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压榨和剥削，对加拿大的电影工业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全球化的直接后果，一方面造成美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带来了本土文化的贬值，影响到从业人员的水平与发展空间。
在研讨会上，各位领导、专家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和观点，其中也有切磋、碰撞、交流，对全球化与主流电影的许多话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相信通过深入的研讨与思考，会加深电影理论界和创作界对许多重要理论的再认识，对主流国产电影的发展产生积极而重要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