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与资源获取：民办南开大学国有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学习关系”_南开大学论文

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府学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开大学论文,私立论文,进程论文,权力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5)12-0087-10

       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是一个“未被系统研究的课题”[1]，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私立大学虽名为“私”立，但与政府关系密切，政府政策的制定、调整、完善对私立大学的办学规模、办学质量乃至生死存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私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私立大学绕不开的课题。现有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政策法规对私立大学的影响。如宋秋蓉等学者①详细梳理并归纳了近代政府对私立大学办学的影响。二是私立大学校长与政府(或政府领导人)关系的研究。如曾华等人②对这一领域做了概括性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认为，政府在与私立大学的关系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是“政府—学府”二者关系中的施加者。事实上，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私立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乃至博弈的关系。

       私立南开大学(以下简称“私立南开”)作为私立大学的翘楚，具备研究的典型性。私立南开的办学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1919-1928年。这一阶段，私立南开虽历经草创时的举步维艰，但办学环境相当宽松、自由，发展态势良好。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被称为“政治动乱中蓬勃发展的十年”[2]。(2)1928-1937年。这一阶段，随着北伐成功，国家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强化教育管控，校长张伯苓深感办学资源获取的不易，首次萌发“国立”的想法。(3)1937-1946年。抗战爆发，私立南开被日军轰炸，后与北大、清华举迁南下，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由此进入学校发展的又一阶段。本文所说的国立化进程，指的即是1928-1946年这段时期。1928年之前，私立南开国立化的议题尚未萌发；1928年之后，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势介入，私立南开逐渐被动地走上了国立化的道路。

       1946年4月9日，教育部正式宣布私立南开大学改为国立，结束了南开大学私立的命运。这样的结果对于张伯苓来说虽难以接受，但在特殊背景之下亦是维系南开大学得以运行的无奈之举。从维持私立到商改国立，私立南开及张伯苓围绕办学资源的获取，与政府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互动和博弈。这种互动和博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张伯苓顺应形势作出了相应的策略选择，采取了相对务实、灵活的措施。例如，迎合蒋介石的拉拢，积极参与政治；迎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积极调整办学理念。另一方面，在复校阶段，张伯苓在涉及办学自主权的问题上亦有坚持的一面，即坚持南开大学私立的属性。当然，结果并非所愿，为获取办学资源，学校不得不让渡办学自主权。

       本文希望通过对私立南开国立化这一民国高等教育领域个案的研究，分析学府与官府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资源获取的困境：现状及成因

       私立南开资源获取的困境主要集中体现在办学经费的筹集上。学校自创办之初至1927年，办学经费主要靠个人、非政府组织的捐赠。以1919-1927年南开大学捐款统计为例，个人、非政府组织捐款所占比例为84.11％③(见表1)。得益于“各界均有意帮忙”[3]，私立南开在此阶段得以迅速发展。

      

       但1928年以后，随着政局趋稳，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力增强，私立南开资源获取的困境得以凸显，对政府的依赖也逐渐增强。以1928-1935年间的捐款为例，政府捐赠比例高达31.45％，个人、非政府组织捐赠比例降至18.14％(见表2)。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引发了张伯苓对南开大学私立合法性的思考，即“政府补助费过多，何名为私立”[4]，这也使张伯苓一度在私立或国立议题上摇摆不定。经费对于私立南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经费来源结构变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阐释私立南开何以于1928年后在资源获取上存在困境。

       大体说来，私立南开在1928年后遭遇资源获取困境主要源自三个方面。

       其一，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天津虽是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和北方洋务中心，但商业经济的发达对于私立南开的支持非常有限。如表1所示，在个人、非政府组织的捐款中，仅有南洋烟草公司、谭真工厂两家民间组织捐助私立南开，且捐助比例低(约占0.80％)。表2中，未见民间企业捐赠于私立南开。这也印证了当时国内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对于私立高校办学的不利影响。邱椿的研究亦可作一佐证，他认为，“我国资本家在个人享乐上虽然挥金如土，但在社会服务上并无踊跃输将的精神，输资兴学的风气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尚未养成”[6]。公共精神的缺失导致国内募捐尤为困难，使得私立大学发展步履维艰。

       其二，政局动荡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表1可知，社会贤达的捐赠是私立南开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但这类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之上的捐赠模式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不确定性。一旦关系破裂或发生变故，则很难持续。二是具有地域性。私立南开作为地方性大学，想在别处获得办学资源并非易事。1928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内部各势力之间争权夺利，导致内战不断，这对办学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从表1、表2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社会贤达的捐赠比例在1928年以后急剧下降(从84.11％降至18.14％)，这导致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政府补助。此外，由于八年抗战以及日军的蓄意破坏，私立南开的设施设备、图书资源均受到了严重毁坏，这也加剧了南开大学对于政府补助的依赖。

       其三，国家力量的强势介入。与北洋政府放任、自由的发展环境相比，国民政府加强了对私立大学的整顿和规范，强调对私立大学的掌控，如相继颁发了《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私立学校条例》等，对私立大学的立案审批、办学目标的设定、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学科、课程等诸多方面作了严格的规定，限制了私立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也对其办学经费的获取设置了障碍，增添了难度。比如，政府对私立大学招生人数的限定使得私立大学赖以生存的学费收入锐减。为响应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1930年张伯苓对教育部视察人员说道：“南开在十年之内，大学生决不扩大至500名以上。”[7]

       二、学府与官府的互动博弈：顺应与坚持

       面对资源获取的困境，为使南开大学得以存续，张伯苓采取了相对灵活的策略，与国民政府展开了持续的互动博弈。

       1.顺应拉拢：从游走政治边缘到积极参与政治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伯苓、私立南开与国民政府或蒋介石之间的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南开大学校史所回避。然而时代在进步，当今社会足以对这段历史有着更为客观、理性的认识。张伯苓参与政治，既有对时代背景的考量，也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个人声望和刻意拉拢有关，更与私立南开力图摆脱资源获取的困境有关。就张伯苓参与政治的程度而言，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1)游走边缘：与政治保持密切关系，但不直接参与(1928-1937年)。

       由于严修的原因，私立南开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政府(北洋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创办之初，私立南开的多数捐赠来自有着政府背景的士绅官商，诸如徐世昌、黎元洪、靳云鹏等。张伯苓深知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对于办学经费筹集的重要性。1928年北伐之后，随着政权更迭，原来与之维系的“社会关系”随之破裂，办学经费难以维系，为此，张伯苓的“化缘”范围和目标被迫从北转南，主动寻求国民政府的同情和援助。其主要有两种途径。

       其一，通过熟人关系寻求政府补助。张伯苓主要通过孔祥熙、张学良、蒋梦麟等熟人关系寻求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办学经费上的援助。如张伯苓致函工商部部长孔祥熙，期望其在游说政府补助方面“仍恳大力从中多予维持”[8]；基于私人关系，私立南开获得了张学良20万元(分十年支付)的捐款[9]；得益于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帮助，继续维持政府补助的校款[10]等。张伯苓通过熟人关系不仅为私立南开筹集了办学经费，还由于熟人的引荐、游说拉近了与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为日后两人的频繁互动以及张伯苓参与政治奠定了基础。

       其二，直接向蒋介石争取经费援助。蒋介石曾派遣秘书钱昌照考察南开大学，考察期间，张伯苓对蒋称颂有加；回南京后，钱昌照如实禀报，并称赞南开大学办得不差，但经济困难，蒋介石随即让张学良补助南开大学。[11]应该说，此次考察增添了蒋介石对私立南开以及张伯苓的好感，为日后蒋介石在南开办学经费上的关照以及与张伯苓的互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久，张伯苓携伉乃如赴南京拜见蒋介石，蒋介石对南开校风以及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尤为钦佩，更为同情南开的经济状况，并且允诺将设法补助。[12]至此，两人之间的互动逐渐密切，在南开大学遭遇困境之时，张伯苓多次“求救”于蒋介石。张伯苓与蒋介石的交往对于私立南开经费援助的影响是巨大的，江沛对此做过详细分析④，此不赘述。

       出于办学经费筹集的需要，张伯苓渐以“顺应”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拉拢”，逐渐加入一些官方色彩较弱的非常设性机构，进行参政议政。比如，1932年2月，张伯苓被聘为北平国难会议会员；同年7月被教育部聘为全国体育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等。翁文灏更是利用庐山牯岭讲学之际，进一步向蒋介石举荐张伯苓⑤。蒋介石也深知张伯苓在平津教育界以及社会上的影响力，遂主动邀请张伯苓参与政府一系列的“委员会”。

       当然，张伯苓顺应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的“拉拢”，也与国民政府作为唯一合法政府以及蒋介石坐实政权有关。如唐德刚所述，“蒋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13]；亦如胡适所观察，“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14]。对与政府始终保持密切互动关系的张伯苓来说，不可避免地对新政权及蒋介石产生好感和信任。为此，1935年张伯苓表示，“愿把毕生心血结晶的最高教育事业奉之政府，化私为公”[15]，即有对政府信任的考量。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张伯苓对于南开教育事业的无比热忱，确如1946年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时被赞誉的那样：(张伯苓)以无比的信心及毅力献身于教育。[16]为此，张伯苓婉拒张学良邀其就任天津市长一职；电告蒋介石述其心志，“愿终身于南开学校而不稍易其志向”[17]；拒绝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拟任其为四川大学校长一职。

       综上所述，在1928-1937年间，张伯苓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但并未实质性地参与政治，更愿意以“教育家”的身份参政议政，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其背后与张伯苓对于“教育救国”理念的坚持以及办学经费的筹集不无关系。

       (2)积极参与：政治背后是教育经费的争取(1937-1946年)。

       抗战开始以后，张伯苓积极参与政治，与蒋介石的接触更加频繁，多有互动。1938年7月，张伯苓出席蒋介石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的成立大会，并担任三青团中央监察会常务监察；同年10月，蒋介石登门拜访张伯苓。为表彰张伯苓的教育贡献，国民党政府于1944年授予其一等景星勋章。[18]张伯苓还先后担任过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副议长、第二、三、四届各次大会主席团主席、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等。

       张伯苓之所以积极参与政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张伯苓深受蒋介石允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感动。[19]另一种认为，张伯苓受到蒋介石的极力拉拢，且蒋介石对其办学在经费上多有支持。尽管两种说法不同，但均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教育经费问题。

       首先，抗战初期，私立南开已遭日军轰炸，损失惨重，“南开大学已成灰烬”[20]。加之国家动乱，经济萧条，凭借张伯苓一己之力难以使南开大学东山再起。在重建无力之下，张伯苓不得不将恢复办学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的“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之上。

       其次，虽然蒋介石兑现诺言，使得私立南开与北大、清华共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但三校之中，私立南开实力最弱。尽管西南联合大学经费由政府负责，但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均保留着原有的行政和教学组织系统，负责管理各自经费和处理各校自身事务。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教育部拨发经费仅为三校原有经费的35％，分别为：北大27416.65元，清华35000元，南开9333.33元。[21]如此常规经费补助对于谋求将来复校的张伯苓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因此，南开大学若想谋求发展，则需要争取更多的办学经费。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张伯苓除了顺应拉拢、参与政治之外，也难有他法。有两件事情可予佐证：一是1936年6月何廉受翁文灏邀请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当何廉征求张伯苓的意见时，张伯苓建议其接受这一任命，因为这样能够通过政治关系协助南开在重庆建立分校[22]；二是抗战结束后，张伯苓向蒋介石推荐张廷谔为天津市长，前提是张廷谔答应张伯苓，“如果我当了天津市长，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南开，凡日本财产可助南开学校的，都拨给南开”[23]。可见，张伯苓积极参与政治，其背后有着争取办学经费的考量。

       那蒋介石为什么要极力拉拢张伯苓呢？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可以利用张伯苓的声望，尤其是其在北方教育界的影响力，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对政府来说，意识形态的控制需要借助学校，尤其是高等学府的支持。张伯苓凭借其办学及社会活动在国内外拥有很高的声望，这构成了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前提条件之一。二是易于“控制”。私立南开不同于“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以及“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24]，办学经费的获取是其维持办学的首要前提。因此，张伯苓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比如，在控制“学潮”方面，与北大相比，张伯苓显得相对“积极”。三是树立典型，彰显政府兴学之形象。南开大学因属私立，拉拢、扶持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彰显政府积极兴学的决心和努力，“倘南开以私立之故，竟因经费无着而停顿，实非政府维护教育之至意”[25]。

       综上所述，张伯苓虽精于世故，人情练达，或游走于教育与政治之间，或积极参与政治，但其背后均隐含着对教育救国理念的坚守。

       2.顺应教育政策，积极调整办学理念：从不谋而合到主动靠拢

       (1)抗战之前，办学理念与政府教育政策不谋而合。

       1937年之前，张伯苓倡导实学教育，在办学理念上与国民政府的政策导向不谋而合，试举两例加以说明。

       其一，就办学方针而言，私立南开的实学教育与国民政府极力倡导的实科教育宗旨一致。关于私立南开的实学教育，《张伯苓实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26]一文已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此不赘述。抗战之前，国民政府针对国内农工医理等学科的学生比例较小而文法科学生比例偏多的情况进行教育改革，力求加强实科教育，为国家建设培养可用之才。1931年，国民政府通过《确定教育设施之趋向案》，强调大学教育应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随后，国民政府采取相关措施，包括控制高校录取学生类别的人数和比例、撤销合并相关院系等，以抑制文科，加强实科的发展。何炳棣在1979年归国访问中也证实：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都有一种极其功利的注重理工的看法和政策。[27]尽管其表述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政策导向。

       其二，在学生管理方面，南开重纪律的特点与国民政府强调组织纪律性如出一辙。张伯苓在学生管理中重纪律性，这在《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中可见一斑。《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所论、所述之事多与学生日常工作紧密相连，诸如“谈戒赌”、“怎样改正错误”、“做事应以‘诚’字为标准”、“虚心和理解”、“关于青春期卫生教育问题”等，所谈之事讲求规矩和纪律。私立南开在学生管理当中重组织性、纪律性，以致有人在《京报副刊》撰文批评南开，认为“南开学生向来只能讲服从的”[28]。如以学生自治为例，私立南开像国内多数高校一样，亦倡导学生自治，然差别在于：私立南开除了鼓励学生自治之外，还特设指导老师，一方面指导学生开展自治；另一方面也便于对学生自治予以规束，使之不与学校“唱反调”。同样，国民政府在教育政策导向上亦强调组织和纪律性。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教育界曾弥散着民主、自由的气息，1922年制定的以“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等为基础的新学制的推出，更是强化了这一气息，而这些均与国民党重组织、重纪律的观念相背离。因此，国民政府面临的重任即在于“整理学制系统”，“纠正因新学制而产生的自由与散漫的思潮”[29]，以强化组织和纪律。

       私立南开的办学实践与国民政府的政策导向存有不谋而合的一面，与张伯苓的实学教育观有关。张伯苓实学教育观的形成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地域时代背景。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天津采矿、纺织、航运、电讯、冶炼、铁路等工业得以迅速发展，为私立南开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奠定了现实基础。二是教育背景。张伯苓早年因家庭经济困难，其父勉强送其进入北洋水师学堂，时值刚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成归来的严复出任总教习。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学习经历使得张伯苓对西方科学知识有了系统的接触和了解。三是受严修的影响。严修对于应用型、技能型的实学教育“情有独钟”，在其担任贵州学政时，即曾奏请朝廷设立“经济特科”。因此，对于“在严先生的指导下作事”[30]的张伯苓而言，势必受其影响。

       当然，从节省办学经费的角度而言，对于靠“化缘”为生的私立南开来说，实学教育或实科教育并不是最经济的选择。从私立南开的办学实践来看，张伯苓在教学设施设备、师资引进等方面的经费投入从不吝啬。可见，张伯苓之所以重视实科或实学教育，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对办学理念的坚持，及其对教育救国理念的体认。

       (2)抗战之后，调整办学理念积极向国民政府主动靠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张伯苓积极调整办学理念，主动向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教育理念靠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适时提出“建国教育”的办学理念，主动使学校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张伯苓多次在公共场合要求南开学子努力向上，为抗战建国奉献才智。1938年7月，张伯苓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会上，号召学子本着“南开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建国事业而努力奋斗[31]；1939年3月，张伯苓在昆明校友会上谈及要加强力量，帮助领袖抗战建国[32]；1939年10月，张伯苓在教师节聚会上明确提出南开教育的转向，即从抗战前救国的教育转至抗战后建国的教育。[33]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以后，建国教育的理念被提及的次数更是明显增多。1943年3月，为配合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发行，张伯苓特召集南开同仁商讨建国教育方案[34]；1943年10月，在南开学校成立39周年纪念会上，张伯苓重申南开今后的目标在于致力于通过教育协助建国[35]；1944年4月，在张伯苓七旬寿辰纪念会上，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盛赞张伯苓及南开为国培养大批人才，望再接再厉，为建国以后的人才培养多做贡献，张伯苓致谢道，“本人四十年办学目的即在此”[36]。张伯苓除了号召南开同仁、校友秉承建国教育的理念，还于1944年5月当选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之际，在《中国教育学会年报》上撰文道，“今后一切教育之理论与实施，要能处处配合国策之需要，时时适应建国之要求，脚踏实地，不尚空论，深信以此‘建国教育’之精髓，定可完成‘教育建国’之重任”[37]；同年，为进一步与《中国之命运》相呼应，张伯苓更是撰写《中国之命运与南开之教育——由“公能教育”进为“建国教育”》一文，从宏观层面阐述了建国教育之必要，并给出建国教育之计划，概述之，即“教育要与三民主义相配合，与国防、文化、经济相协调”[38]，如此才能培养大量有用人才。

       抗战胜利在望之际，国民政府将工作重心转至经济建设，亟须能服务国民经济建设的有用人才。张伯苓适时提出建国教育的主张，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建国为宗旨培养各类人才。张伯苓因此获得了蒋介石的青睐。

       其二，积极配合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推行党化教育是张伯苓主动靠拢的另一主要表现。1939年12月，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编印了张伯苓在该班的演讲录，内容主要为“训育问题”，在演讲录的结尾，张伯苓强调，“在教育上使一般学生了解党政的重要性和党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一致加入本党……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完成教育界对国家民族所负的重大使命”[39]。张伯苓的主动靠拢，正“击中要害”。国民政府自成立始，虽然对于教育政策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力推行三民主义教育，但效果不佳，一如蒋介石于1951年3月在《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一文中所陈述的：“一般主持教育的同志们，不论是教育部长、厅长或各大中小学校长、教职员，都很少能够为革命负责，推行主义，确实的依据本党的教育政策，去从事设计和积极推行，竭尽其党员的本分，大家把决议案看成具文，与实际的教育漠不相关，因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从来就未能实现本党的教育政策，更没有树立我们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40]毫无疑问，张伯苓的积极配合拉近了其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为南开大学申请办学经费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便利。

       从不谋而合到主动靠拢，这是私立南开在社会变革之际进行的一次办学策略的转变。这一转变简单来说，给私立南开带来了直接的好处，即为办学经费的争取提供了便捷：张伯苓多次电请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等补助南开大学，并且多能获批，如1942年3月，呈报行政院，请求补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年度经费10万元，并获批[41]；1942年7月，蒋介石批准追加南开大学经费10万元[42]等。这些经费的获得为私立南开在战时得以继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3.私立议题上的坚持：复校阶段的经费争取与舆论力量的利用

       面对资源获取的困境，张伯苓对南开大学私立还是国立的问题有过动摇，明确提及的有两次：一次为1935年2月，张伯苓召集董事会，首次提及将私立南开收归国有；一次是1944年6月，张伯苓向蒋介石表达过同样的愿望。此外，1944年7月，张伯苓在与南开同仁的谈话中表达了“大学之为私立、为国立尚待考虑”[43]的想法。1945年以后，张伯苓坚定了维持私立的决心，并在多个场合阐明其态度。为此，在准备复校阶段，张伯苓做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努力争取政府经费补助，并希望在复校时享受国立大学的待遇；另一方面利用媒体力量，为坚持私立属性以及获取办学经费赢得舆论支持。

       (1)争取政府教育经费方面的努力。

       从表2中可以看出，相比以往，1928-1935年期间个人、非政府组织的捐赠比例在缩小。除政府经费补助之外，私立南开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发动校友会的力量筹集经费。私立南开注重校友会的建设，至1939年4月，南开在全国各地共成立校友会36处之多。[44]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校友对母校办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43年4月南开校友总会发起“伯苓‘四七’奖助金”运动即是例证，但这类“运动式”的捐赠难以常规化，虽对增强学校凝聚力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对学校发展的贡献亦是有限。二是争取基金会、学术团体的资助。以1928-1935年的捐款统计为例，基金会、学术团体的资助成为私立南开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然而，基金会、学术团体的捐赠与个人、非政府组织的捐赠一样，都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为获得稳定来源的办学经费，私立南开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至政府。为此，张伯苓顺应了蒋介石的拉拢，迎合了政府教育政策，以此来获得维持正常办学的必要经费。总体来说，复校之前的私立南开得益于张伯苓的多方经营，亦能勉强维持办学。但在复校准备阶段，南开大学的私立性质所带来的劣势日益显现，不得不更加依赖政府补助。

       1941年12月8日，张伯苓首提复校计划。1942年2月13日，张伯苓拜见蒋介石，谈及复校问题，蒋介石允诺“复校时南开与国立大学同等对待”[45]。同年2月17日，私立南开复校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张伯苓寓所召开，会议汇报了蒋介石“有中国即有南开”与复校后享受国立大学同等待遇的诺言，以及商定复校之后仍维持私立的决议。张伯苓除了自己向政府努力争取经费之外，还利用在政府任职的南开校友之便，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斡旋。如1942年3月复校筹备会再次召开，会议提及由何廉与陈布雷接洽，设法使蒋介石的允诺具体化。基于蒋介石的承诺以及校友同仁们的努力，张伯苓对于复校后维持私立的前景充满希望。1944年6月，在南开同仁聚会上，张伯苓发表了《国际大势与南开前途》的演讲，进一步明确南开学校的私立属性，并在经费来源上作初步设想，即“请求政府战后在敌人产业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南开建校费用及教育金”，认为“南开为敌人所摧毁，应用敌人财产来复校”，并且相信“此种处置办法……想将来不难实现”。[46]

       1945年8月，复校在即，张伯苓呈函蒋介石，请求按照北大、清华的补助来支持南开大学的复校重建工作，并且请求指定敌产作为学校永久基金，在指定敌产未能变价拨付之前，恳请政府能予相应之补助。随即，蒋介石给予答复，并通过文官处与张伯苓沟通“可与商改国立”。显然，张伯苓不赞成由私立“商改”为国立，仍愿意以“人民团体立场”[47]继续办学，培养人才，为国服务，为此只好在每年政府拨付的补助费上作出让步，“南开复校第一年所需经费，准照北大、清华两校经费比例，由政府全数补助，嗣后逐年递减十分之一，至十一年，即全由南开自行筹措”[48]。然而政府并未采纳张伯苓的请求。据何廉回忆，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随后正式提出将私立南开收归国有，由张伯苓担任第一任校长的提案。[49]面对南开因战争爆发而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破坏，以及学校重建的重重困难，张伯苓只好勉强默认。但基于不管是出于“私人友情”[50]，还是迫于“维护教育之至意”[51]的压力，作为妥协或者交换，蒋介石批准“南开在战后十年内暂时改为国立，以后逐渐改为私立”[52]，并在复校之际补助南开建校拨款8亿元(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53]

       总体来说，尽管张伯苓在办学经费的获取上积极努力，但最终结果并未如其所愿。一方面，相对北大、清华而言，虽然蒋介石兑现了复校后私立南开享有国立大学待遇，但所得经费仍最少；另一方面，虽然蒋介石曾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54]，但未就私立属性给予明确态度，并最终在1946年由教育部决定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

       (2)利用媒体力量，创设舆论环境。

       办理真正的私立大学是张伯苓的夙愿。如上所说，1945年10月，就在蒋介石有意将私立南开“商改国立”之后，张伯苓包括南开同仁除了在不同场合跟南开校友言说之外，还积极利用报刊媒体制造维持私立的舆论。试举两例：

       一是1945年10月21日，张伯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南开大学决定维持私立，不过战后苍夷满目，经济尚不能独立，仍需请求政府补助……已呈请(蒋)主席，在经费上与北大、清华相等，后年逐年减少十分之一，十年之后，完全自给……”[55]

       另一是1945年11月14日，《大公报》载张彭春(张伯苓之弟)阐述南开大学维持私立的愿望，希望南开“仍维持私立立场，以私人力量做公共的事业……希望各界能够赞助”[56]。

       张伯苓包括南开同仁的这一做法值得玩味：一方面，在蒋介石提出“商改国立”的建议后，借助媒体进一步宣告南开维持私立的决心；另一方面，陈述南开复校之困难，以期博取社会同情，为争取政府补助创设舆论环境。

       媒体尤其是报业对于民众，特别是上流社会、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媒体舆论的“威力”，张伯苓并不陌生。1937年7月29日，日军轰炸了南开学校(包括中学、大学)，使之损失惨重。这一事件通过包括路透社、《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在内的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客观上使得南开大学成为战时中国惨痛的象征，引发了教育界、文化界的广泛同情和关注。[57]也基于此，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召见教育界人士座谈，张伯苓应邀其中。席间张伯苓就南开被炸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赞成”[58]。或感召于张伯苓的表态，或出于拉拢、团结教育界人士的需要，蒋介石随即承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得益于蒋介石的承诺，张伯苓对南开学校南迁复校的信心倍增，为此张伯苓联系《大公报》，欲借“贵报之力，将此意(复校信心)转达全国校友”[59]。此外，蒋介石“有中国即有南开”的口谕也成为张伯苓在校友集会、寿辰典礼等活动时动员师生建校、对未来增强’信心的“一剂良药”。同时它也成为私立南开向各政府部门、各政要申请经费支持的“尚方宝剑”。蒋介石除作此承诺之外，还批准了私立南开与北大、清华共同组建西南联大的申请，这大大提升了私立南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益于媒体的介入和舆论的导向，私立南开开启了办学的新征程，开始了浓墨重彩的一段校史。《大公报》对此更是发表短评，文谓“凶残的敌人，毁了旧南开校舍，却更发扬了新南开精神”[60]。

       可见，张伯苓深谙媒体舆论对于办学资源获取的积极作用。对于张伯苓以及南开同仁在私立属性以及经费获取上利用媒体创设舆论的效果暂且不论，事实上其结果也可想而知，但作为一种尝试和努力不应该被研究者所忽视。

       三、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府学关系”的再认识

       在布鲁贝克看来，保护高等教育自治，防止政府过分束缚的堡垒应是私立大学。[61]但通过私立南开这一案例可知，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私立大学并未成为防止政府过分约束的堡垒，恰恰相反，政府通过办学资源的再分配，逐渐消解了私立大学原本享有的自治权，官府与学府之间存在着互动和博弈。私立南开并非个案，在其国立化进程中所展现的“顺应”和“坚持”正是近代私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真实写照。

       从宏观层面来说，府学关系中呈现的“顺应”与“坚持”，与私立大学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有关，也与国民政府教育经费支绌有关。国民政府统治之前，北洋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鼓励私人办学，促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和繁荣，一度出现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此外，由于北洋政府陷入军阀混战，教育财政支绌，使得政府对私立大学的控制力减弱，客观上给私立大学创造了自由发展的环境，也由此出现了一批办学质量不错的私立大学，作为本文案例的私立南开即是在此阶段得以创办。国民政府初掌政权，认识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因此，为凝聚力量，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必然要积极扶植私立大学的发展，以彰显其对于教育的重视。当然，政府大力扶植私立大学的发展，也与其教育经费支绌密切相关。国民政府时期，教育经费欠缺是个不争的事实，蔡元培等所争取的教育经费独立以及其他罢工罢教事件屡有发生即是例证。在教育财政难以为继的前提下，大力鼓励、扶植私立大学是政府弥补国立大学人才培养不足的不二方法。在政府的鼓励、扶植之下，私立大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以1931年为例，全国私立大学(含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为47所，占高校总数的44.8％[62]；1941年，私立大学的学系数为296，占总数的45.3％。[63]

       对私立大学而言，在公共精神缺失、国家动荡不安的环境下，要获取办学资源，实现办学理想，就不得不顺应国民政府的政策引导。然而，基于私立大学的重要地位，使得私立大学在办学自主权的争夺方面存有互动博弈的可能。虽然互动博弈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非如所愿，正如邱椿所言，“在经济压迫和法令束缚的情形之下，(私立大学)即使有崇高的理想，亦是难以实现的”[64]。其实在“小社会大政府”的背景之下，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私立大学均难逃这一命运。但作为一种存在，私立大学与国民政府之间的“顺应”与“坚持”式的互动博弈深化了“府学关系”的理解。

       在这种府学关系的互动博弈中，办学资源成为府学关系中的核心和关键因素。事实上，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多种措施规范和控制私立大学的发展，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颁布法令法规，依法治理私立大学；二是通过经济的手段来控制私立大学的发展。[65]但是，就控制力而言，显然经济手段对于私立大学的控制最为有效。有学者在研究上海大同大学的内部治理机制时发现，面对政府的法令法规，校方总能另外设计出一套新的适应机制。[66]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唯有办学资源(尤指办学经费)的获取是私立大学难以“应付”的。私立大学要想得以持续发展，不得不依赖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补助。也因此，办学资源的再分配成为国民政府控制私立大学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成为国民政府与私立大学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决定了“府学”关系的互动博弈强度。以往学者在探讨府学关系时，对府学之间的互动博弈关注不够。其实从私立南开的案例来看，虽然政府主导府学关系的走向，但二者之间依然存在着生动、具体的互动博弈。但互动博弈的程度随着政府资源依赖程度而有所差异。如抗战之前，考虑到张伯苓在平津教育界的影响力，以及私立南开所取得的成绩，为获得教育界的支持，蒋介石积极拉拢张伯苓。而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张伯苓依然游走于政治与教育之间。但在抗战之后的复校阶段，由于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因此在私立议题上，虽然张伯苓以及南开同仁希望通过报刊媒体创设维持私立属性的舆论环境，但依然敌不过教育部的一纸决定。于私立大学而言，办学资源越依赖政府，其互动博弈的强度越弱。

       其二，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决定着私立大学享有办学自主权的多寡。私立大学之所以称之为私立，其根本原因在于办学资源获取的公共性。相比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是政府资源依赖性相对较小的组织，也因此相比国立大学受到政府的束缚相对较少，享有相对的办学自主权。但随着办学环境的恶化，加之国家力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强势介入，使得原本政府资源依赖性较低的私立大学转而成为政府资源高度依赖的组织。政府资源依赖程度的提升，势必使得私立大学相应地让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私立南开的国立化进程对此有直观的体现。北洋政府时期，私立南开办学经费中的政府捐赠或投入的比例如表1所示，仅为1.32％。由于政府干预较小，私立南开办学灵活自主，虽战乱频仍，却得以蓬勃发展。而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在其国立化进程当中，以抗战为界限，在抗战之前，不管是张伯苓本人在处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还是私立南开的办学理念均能大体保持“本色”，虽受国民政府的拉拢，但教育与政治大体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抗战之后，由于办学经费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因此就张伯苓个人而言，则不得不顺应国民政府的拉拢，积极投入政治；就私立南开的办学理念而言，则不得不顺应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此，也就逐渐丧失和让渡了办学自主权。

       注释：

       ①参见宋秋蓉：《中国近代私立大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18-142页；齐廉允：《民国时期私立教育立法特色及其当代启示》，载于《高教探索》，2012年第2期，第97-101页；宋秋蓉：《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发展的政策环境》，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第99-106页；李志前：《民国时期私立高校的政府监管刍探》，载于《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73-75页等。

       ②相关成果较少，目前所能检索到的文献有：曾华、宋玉霞：《近代中国私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载于《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7-19页；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载于《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第69-79页等。

       ③有学者笼统地认为私立南开受政府资助比较多，这种说法不够严谨，应分开来说，1927年之前政府补助很少，在1928年以后，政府补助才逐渐增多。

       ④参见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载于《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第69-79页。

       ⑤据《翁文灏年谱》记载，翁文灏赴庐山牯岭讲学之际，曾建议蒋介石在延揽人才时不宜过以党政之界限，限制其范围，并随即举荐了胡适、张伯苓等人。蒋介石表示均愿随时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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