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与现代散文辨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雅明在论述19世纪欧洲的文学状况时，曾就作家、文体与传播媒体的关系发表过如下观点：“在一个半世纪中，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本世纪三十年代末这种情况有了改变。Feuilleton（专栏）在每天出版的报纸上为belles-letters（美文）提供了一个市场。这一文化分支的导言为七月革命带给出版业的变化作了总结。”[1]（P44）中国现代传播媒体作为“专栏”为散文开辟园地，主要是在报纸副刊出现之后，在此之前，散文以论说、杂记等面貌散见于报刊的各个版面，没有形成文学门类的独特文体。正如郁达夫所说“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存在散文创作，因为“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2]（P256）。从报刊媒体与现代散文的关系来看，现代报刊初期的文章主要沿用了古代文章的文体，以论说为主的文体与古代章表奏议、史论序记等文体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系，这种文体随现代报刊的发展演变而逐步分化，趋向于现代散文文体。
从现代散文的文类来看，现代报刊对现代散文的分类产生了明显影响。古代文章的分类在现代媒体的各类文体分类中失去了“辨体”的意义，新的文体类型与现代报刊的体制所发生的同构关系，使散文成为报刊意义上的文体。与此同时，现代传播媒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西方文体的译介，不仅扩大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而且为现代散文文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借鉴。因此，我们考察现代散文的文类特征时，不能不在现代报刊与古代散文传统，现代报刊与西方散文的关系中，从散文发展史和散文理论等方面为进入现代散文文类而梳理与讨论。
模糊混沌的文类意识是20世纪最初20年的普遍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散文领域还没有廓清基本的文体概念。1921年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对于散文理论是巨大的进步，但“美文”只是散文的统称而已，并不是散文的文类概念。1923年王统照在《晨报副刊》发表《纯文学》，认为“五四”以来小说、诗歌“比较上说都有一点成就”，“独有散文（Pureprose）的佳者，却不多见”。王统照明确意识到散文作品所以难作，除对白话创作散文的技巧还嫌不足外，“思想没有确切的根据”[3]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里所谓的“思想没有确切的根据”主要是指新文学对散文文体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随后，王统照对散文进行了分类，从理论上和文类上对散文概念做了廓清[4]，胡梦华也在《絮语散文》中论述了以蒙田为代表的“絮语散文”。这些论述初步包涵了对散文理论的认识，扭转了此前关于散文文类认识的模糊状态。与此同时，散文创作的类型也较之此前有了更广范围的开拓。不过，无论周作人还是王统照、胡梦华，都没有注意到从散文文体与报刊传媒关系上寻找概念的定义，大多从文本自身去概括这一现代报刊文体。化鲁在《文学旬刊》的《中国的报纸文学》一文中较早地把报纸与散文联系起来考察。化鲁指出，在各类文学中，“小品文学往往是报纸文学的重要部分”，“所谓小品，是指sketch一类的轻松而又流动的作品，如杂感，见闻录，旅行记，讽刺文等都是。这一类的文学，往往是普通阅报的所最喜读的，而且也只有在逐刊行的报纸上，才有刊载的价值，所以这一类的材料，在报纸文艺栏里是最为相宜的”[5]。化鲁的文章注意到了散文与报纸副刊的关系，也注意到了散文独特的文类特征。
不过，在何种意义上认识报刊文体与散文文体的关系，是研究现代散文文类的关键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文章类型和西方散文随笔的分类，构成了中国现代报刊中的散文文体分类的主要依据。只有当古代文类与西方散文的概念渗入现代报刊传媒文体中时，才真正形成了现代散文的文类。在古典文学中，文章是作为一种文人化写作被纳入主流话语之中的，其主要文体如章表奏议史论序记等，是作为文人写作而存在。先秦时期，文史哲是不分类的，到汉代分文章和学术，对各种文体有了初步认识。两汉刘歆将群书分为“七略”，东汉蔡邕把天子诏令群臣之文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大类，把群臣上天子之文分为章、奏、表、驳议四类。曹丕的《典论·论文》继承前人成果，根据文章发展的情况进一步论述和分类，“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之后，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文体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类。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中认为：“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赞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记，则轨范于檄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工艳。此修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6]（P11）应当看到，古代文章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古代文体特征，其功能特征决定了不同文章的文体流变。这种变体及其功能显然影响到了现代传播媒体中的“散文”文体，古代文章的“进言”功能向现代报刊的“舆论”工具发展。李欧梵先生认为，清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觉成为中国社会的激进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在制造‘舆论’，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于是他们发现通商口岸的报刊杂志是实现这种目的的一个很有用的媒体”[7]（P179）。当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失去向皇帝递送章表奏议的机会时，寻求媒体的支持，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思想，成为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李欧梵先生进一步分析说：“为了使他们的事业得到更大的普及，这些报刊在经营过程中大都发表一些笔锋犀利的新闻条目，同时还发表诗歌和有娱乐性质的文章，这些内容后来移到一个专门的‘副刊’中去。由于对这些附属性内容的社会需要不断增长，于是这一内容得到扩充，并且作为独立的杂志单独出版。”[7]（P180）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奏议论说一类的文体在报刊媒体的体制要求中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20世纪初期的报纸大多重现“论说”，以新闻舆论取代章表奏议，以新闻报道等叙事型新闻文体作为新的媒体文体。在这里，新闻报道类文体与论说评论类文体的合流与分化，逐步形成了现代散文的叙事类、杂体类、小品类文体。另一方面，现代报刊所引进的西方散文随笔文体也影响到新闻媒体的各种文体，与已经形成的散文文体进一步融会，从而将散文文类不断丰富和扩张，在叙事类、杂感类、小品类散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现代散文的文体类型。由此，晚清以来的报刊文体与散文文体的结合，形成了现代散文丰富而复杂的文体类型。这些散文文类大体可以分为叙事类、杂感类、小品类、杂体类，并由此诞生出属于现代文学的散文文类。
叙事类散文是新闻通讯报道类文体的文学变体，主要包括报告文学、散记、回忆录等品种。但如果仅仅把新闻通讯类文体看作现代散文的来源显然是不合适的。新闻通讯类文体自身的文体特点及其演变过程，仍然保留了它自身的新闻性特征。只有当新闻文体被外在的文学力量所同化时，才会发生变体，成为散文类文体。这种经由新闻类文体演变而来的文类，是较晚出现的文学类速写和报告文学。早期报纸为了更多的吸引读者，往往在新闻通讯中大量使用文学手法，以使新闻报道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也反映了报纸作为舆论工具和都市商业活动的特点，也反映了一些记者、编辑等知识分子的笔墨兴趣。1920年10月，瞿秋白受《晨报》和《时事新报》的委派，与俞颂华、李宗武一起作为特派驻外记者到苏俄进行采访考察。瞿秋白在这次采访考察过程中撰写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向中国读者报告了苏俄社会的现实情况，把作品作为“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8]（P96），虽然还不能把《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作为报告文学看待，但作品的记实性、新闻性、文学性的特征，已然压倒了一般散文通讯，向着记实性散文类发展。30年代，左联有目的的提倡“工农兵通讯运动”，“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9]（P205），把报告文学提到自觉的文体认识。在《文艺新闻》、《文学》、《中流》等刊物大量介绍报告文学，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太原》等作品出现后，作为一种报刊文体的报告文学真正形成。在现代散文的各种文类中，报告文学最直接地承袭了新闻文体的特点。
在叙事类散文中，散记是糅合了新闻文体和古代散文传统的杂糅型文体。它以叙述故事类型的事件、人物为主，夹杂以抒情、议论。它的叙事不同于小说那样，它仅仅有一个事件的片段或一两个人物，不能构成谨严和庞大的结构。散记所叙述的故事和人物正好勾引起作家某种情绪思想，或者说是一个以故事或人物进行抒情议论的体式。从文体特征来看，它脱胎于新闻文体又脱离了新闻文体格局，成为周作人所期望的“美文”。散记的写作主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作家，如冰心、朱自清、叶圣陶、郁达夫、郭沫若等。冰心的《往事》中记载的人和事只是作者片段感想中的零散的记录，郁达夫的《一个人在途上》、许地山的《补破衣的老妇人》、叶圣陶的《五月卅日急雨中》等作品，是20年代散记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事件与情感交织一起，构成了散记文体的“记”的特征。这类散记与古代文章中的“记”所不同的是，作品所记事件或人物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的，也不一定是作者精心的构撰，而只是作者某种情思的记录或对一二人物某些事件的感兴。但这类散记也带上了知识分子的笔墨情趣，成为报纸副刊或文学类杂志中的主要文体。
杂感类散文是现代散文作为报刊文体的最大收获之一。从文体源流的角度讲，古代论说文与现代报刊的政论、时评等文体的结合与分流，形成了杂感文学。《时务报》的“报章文体”以及《大公报》的“附件”、“录件”、“杂俎”栏目中的文章、《申报·自由谈》的“游戏文章”、《时报》的“时评”，都可以作为杂感的雏形看待。1897年6月，谭嗣同在《报章文体说》中从“总宇宙之文”的角度阐述了文章的分类方法，认为在三类十体中惟有报章广大无边，万无禁忌。1904年《时报》创刊后，陈冷血的“时评”影响一时。《时报》之前的报刊受《时务报》的“时务文体”影响甚重。长篇论说居多，“有些社论长而空，读者都不爱看，革新是适应当时需要的"[10]（P18）。“时报”的出现，“摆脱过去做古文长篇论说的老腔调，每篇200字左右，短小精悍，敢于大胆说话，笔锋犀利，切中时弊”[11]（P23），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后，在杂糅古代论说文和现代报刊的言论、时评文体基础上，进一步分化为学术性的论文和具有一定文学色彩的“随感录”。一份以思想文化为主的刊物，却最早成功了“随感录”这一文体，这不能不说是《新青年》同人对期刊文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1918年4月第4卷4号的《新青年》开辟了“随感录”栏目，这个栏目的意义不仅在于促生了现代杂感类文学，而且将中国现代报刊文体及其相关栏目明确集中起来，发展为一块文学的地盘，并将随感这一文类划进文学的行列。“稍后，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12]（P147-148），可见“随感录”文体已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获得了更多报刊媒体的文体认同。
实际上，“五四”以来的杂感类文体只是作为知识分子文体而出现的，但它一旦作为文学文体存在，有关杂文是不是文学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人们对包括“随感录”、“杂文”在内的随感文体的认识产生过重大分歧。1934年9月，时为上海大夏大学学生的林希隽就在《现代》发表《杂文和杂文家》，认为从事杂文“写作的人一日多似一日”是文坛“畸形的发展”，杂文文体的“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真正有为的文艺作家是不当如此的，是应有远大抱负的，舍本图末贪求小成，无异灭绝了自己的前途”[13]。这种理解在于，论者简单地将杂文比附于小说、诗歌，没有从杂文文体的类型特征及其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类特征去认识杂文，更没有从报刊的视野中去考察杂文的文类意义。如果从报刊文体的角度重新认识杂文，那么，它不可能按照“‘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14]（P291）要求于杂文，但它又确是现代文学的散文品类，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文体。杂感类文体不仅为作家取得了直接与报刊联系的机会，借报刊与读者进行对话，而且“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达的文学化”[15]，也突现了现代作家的“大文学史”的文类观念。
现代报刊中的小品文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如果仅从散文文类的角度去看，小品文应包括抒情小品文、叙事小品文、科学小品文、史地掌故小品文、学术小品文和幽默小品文。这种分类的理论范畴不尽一致，却恰恰反映了小品文自身的复杂性和文类的多义性。在概念使用上，小品文往往与美文相提并论，如李素伯就认为：“所谓艺术性的散文诗似的美文，实就是小品文。”[16]（P41）因此，也往往把随笔、杂感一类文字作为小品文看待。实际上，20年代中期以后，《语丝》、《莽原》、《现代评论》等期刊创刊后，杂感和小品文的功能与体式特征已经发生变化。周作人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认为，《语丝》的“目的只在我们可以随便说话，我们的意见不同，文章也各有不同，所同者只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说”。林语堂也说，《语丝》“骂不骂似在于人，只要骂的有艺术勿太粗笨，此外于《语丝》并不应有何条件限制”[17]。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也认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言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正是这样，《语丝》“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18]在精神上和文体上继承了《新青年》“随感录”，甚至在栏目设置上也沿用了“随感录”（注：《语丝》从第2期开始设置“随感录”栏目，在此栏目中发表的作品达230篇以上。）名称。与此同时，“五四”时期各类报刊上的小品文学也逐渐成为人们注重的文体。诸如《申报·自由谈》、《民权报》、《小说丛报》、《礼拜六》等报刊发表了大量轻松活泼的小品散文，科学小品、文化历史掌故、地理知识小品，对于一般的市民读者具有相当的阅读兴趣。
但是，当都市流行报刊发表的小品文章大多趋向于滑稽消遣时，已经逸出于文学创作的范畴，失去了小品文应有的文学美，流行报刊逐渐转向小说连载和补白性的小品文章，也正是意识到市民读者的阅读需要后的文学转向。20年代，当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获得一定的言论空间后，逐步适应并接受了小品文，以此作为对现代传播媒体的新的理解。《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晨报副刊》多次发表文章，论述小品文的概念和特质，试图从理论上解决小品文创作的问题。从周作人、王统照、胡梦华、钟敬文、李素伯等人的论述中看到，作为一种艺术性的散文文体，已经将小品文的其他形态排斥出去，形成纯文艺作品的体式。梁遇春认为：“大概说起来，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并没有俨然地排出冠冕堂皇的神气，所以这些漫话絮语很能够分明地将作者的性格烘托出来，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的性格的作者眼里去看一看人生。许多批评家拿抒情诗同小品文相比，这的确是一双很可喜的孪生兄弟，不过小品文更是洒脱，更是胡闹些罢！”“谈人生”的书写方式与报纸副刊、文学期刊的文体是一致的，因为“小品文的冲淡闲逸也最合于定期出版物口味”[19]（P27）。零散的人生感想和优雅舒展的表达方式，既是现代知识分子借助于报刊与读者倾心交谈，又是现代报刊为作家提供的适宜的文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品文首先是一种知识分子文体，是知识分子“谈人生”的书写方式。从20年代周作人、梁遇春、俞平伯等人的小品文到30年代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小品文，现代作家对文体的择取，不只是对某种艺术形式的选择，首先是对作家人生价值取向的认同，“人生小品”可以作为此类文体的概括。
这里的问题在于，现代小品文何以会在30年代发展到一个创作的高峰，引起各方面的不同评价和关注。曾经参与过《语丝》活动的林语堂，无疑是30年代小品文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而且也正是林语堂在小品文与文学期刊之间寻找到的答案，从传播媒体的角度解决了小品文的文体问题。晚清以来，报纸副刊成为小品文的主要园地，但报纸副刊主要面向市民阶层读者的特点，不得不照顾其流行特点，从而失去了小品文特有的文化韵味。2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同人报刊，又因其启蒙主义思想特征而滞重甚至远离市民读者。在这种背景下，林语堂既要顾及市民阶层读者的阅读需要，而又要考虑到知识分子的“谈话”需要，使小品文保持本色文体的前提下能够为更多的市民读者接受。因此，创办面向市民的知识分子报刊，“专为刊载小品文而设”，“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吟风弄月，而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已也”[20]。所以，《论语》、《人间世》等小品文杂志，不是为一般市民社会而出版，而是稍有知识层次的有一定身份的市民读者的优裕生活的补充。正如林语堂理想中的《人间世》，以小品文体，“去论人世间之一切，或抒发见解，切磋学问，或记述思想，描绘人情，无所不可，且必能解放小品笔调之范围，使谈情说理，皆足当之，方有意义。”[21]
现代报纸的博览特征和期刊杂志的“杂”，为现代杂体类散文提供了合适的载体，一张报纸的副刊可以开辟不同的栏目，一份杂志的栏目也需要体现出“杂”的文类性。当小说和散文随笔成为现代传媒的主要文体时，一些不可能成为主流文体的散文也时时在报刊杂志上出现，如游记、日记、书信等类型的文体。既是对现代散文文类的补充，又是散文自身发展的文体要求。游记、日记等文体都可以列入古代文章中的“记”中，也属于文人化写作，比较而言，日记、书信带有浓重的个人化色彩，“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现出作者的个性”[22]（P210）。可以不受现代传媒的直接影响。然而当日记、书信成为一种报刊文体散文时，个人的某些隐秘记述逐渐消失，个人化内容被市民大众的阅读所修改，代之较强的文学色彩。
游记被引入现代报刊，成为现代杂体类散文的重要文类，与现代报刊文体的开放性有关。所谓报刊传媒的开放性是指以报纸期刊为主的传播媒体是一个向公共开放的场所，正是这种开放性，既可以向读者表述行旅者所发现的异域的情境，展示行旅之美，又可以为写作者提供一个文体的园地。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文界革命”以来，就注重借助报刊发表游记一类作品，《新青年》创刊后，特辟“世界说苑”栏目，《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京报》等副刊也发表过大量游记。如1922年《晨报副刊》连续发表了孙福熙的《山野辍拾》、冰心的《寄小读者》等颇有代表性的作品，30年代郁达夫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和《人间世》的一些游记，30年代沈从文的《湘行散记》，40年代茅盾的《新疆风土杂忆》等，都充分运用了报刊文体的灵魂活泼及其新闻特征，糅合了新闻文体的报道特征，将现代游记发展为现代报刊所认同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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