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企业金融缺口的成因及对策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缺口论文,对策论文,非国有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57(2001)02-0038-05
中国经济历经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最为显著的、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的迅速崛起，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增长点。但是，与这种经济形式变化不相适应的是，中国的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正面临着金融缺口的问题。如何为中国非国有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宽松的融资环境，已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之一。
一 中国非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确认识非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探讨解决非国有企业融资问题必须涉及的一个问题。樊纲说：“中国过去20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1]，非国有企业地位已由原先的“国民经济的必要补充”上升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历经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中国经济格局已发生重大的变革与调整，国有经济在社会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正日渐下降，并且其行业布局也发生重大调整。至1997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4倍，而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却只增加了4倍；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77.6%降至1997年的25.5%；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工业增加值中，大型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仅为32.5%，国有企业在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出占GDP的比重也仅为28%。此外，国有企业还存在过高的负债率和严重亏损等问题，国有企业正面临着艰难的体制转轨阶段。1998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负债率高达65.3%，亏损面高达50%左右，利润增长率却为-0.5%；即使效益较好的国有上市公司，同期的平均负债率也高达46.3%。
与此同时，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却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国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1980年，个体、私营等非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仅为2.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0.49%；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84亿元，占社会消费品总额的4.68%。而到1997年，非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达41358亿元，所占的比重高达36.36%；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16026.4亿元，所占的比重为58.17%，在第二、三产业的产出占GDP的份额高达62%。到1998年底，非国有企业已创造73%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3%的GDP，100%以上的新增长的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1999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600万人中就有353万人在非国有企业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新增产值的70%，新增就业机会的80%均来自非国有企业[1]。
（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
非国有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有限的资源和市场的同时，也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先，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增长，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政府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其次，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为国有企业下岗、离岗的职工提供了再就业的机会和场所，减弱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阻力；再次，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给国有企业带来了持久性的市场竞争压力，同时也为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供了较好的“市场样板”，增强了加速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造就了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企业家队伍
非国有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企业制度，这就要求其企业经营者必须具备现代经营意识和经营才能，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非国有企业是造就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企业家队伍的摇篮，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必然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输送一批庞大的富有管理知识和才能的企业家队伍。
（四）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国有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必然要与国有企业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激烈而有序的市场竞争，不仅优化了资源的市场配置，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二 中国非国有企业巨大金融缺口的成因
（一）信息不对称与小企业的“金融缺口”
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市场参与者双方不可能完全拥有信息也不可能拥有同等的信息，这样就产生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在市场上可导致两个问题，即交易之前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和交易之后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逆向选择是指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通过隐藏信息(HiddenInformation)可能做出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另一方的选择行为；道德风险则是指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通过隐藏行为(Hidden Action)有可能从事交易的另一方并不期望进行的活动的现象。而信息不对称问题普遍存在金融市场之中，并且极有可能导致交易中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蒙受经济损失。因此，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为了防止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造成的损失，要么放弃交易来避免逆向选择问题，要么加强监管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来避免或减轻道德风险问题，两者的最终结果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萎缩、市场失灵或是交易成本增加。
Macmilan(1931)在研究小企业融资时，从市场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指出小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存在着“金融缺口”(Financial Gap)，即企业对资本和债务的要求必然高于金融体系所愿意提供的数量。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金融市场中，并且小企业投资通常又具有高风险性，而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给者（即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和借贷市场上的商业银行）一般又为具有“经济理性”的风险规避者，为规避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可能导致的经济损失，比较偏好于他们认为信誉度高而风险较小的大型企业，因而使得小企业在资本市场和借贷市场的融资量都难有满足其意愿的融资量，从而使其金融缺口表现为风险投资的资本缺口和外源资金的借贷缺口，金融市场上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因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而失灵[2]。
（二）中国非国有企业融资困难的成因
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也同样遵循企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必然要经历中小企业规模阶段。就规模而言，目前中国绝大部分非国有企业皆属于中小企业，中国非国有企业也同样存在金融缺口。只是这种金融缺口现象在中国的非国有企业身上表现的更为突出与严重，主要表现为大量稀缺性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于低效率、甚至根本无效率且负债率过高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而充满活力、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国有企业，无论是从间接融资渠道还是从直接的融资渠道所能获得的资金十分有限，出现了严重的资金缺口。据统计，至1998年底，非国有企业直接上市的总计不及20家，比重仅为3%；而国家及国家控股上市公司，至1999年6月底，有646家，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70%，其资产占上市公司的76%。
中国的资金供给与效益之间严重不对称性，不仅严重地束缚了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健康而迅速的发展，同时也清晰地表明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和资金使用的低效性或无效性。而造成资金需求与效率严重脱节的深层次原因则可以归结于两方面因素，即产权属性因素和信息不对称因素。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国有产权属性弱化了国有企业融投资的信息不对称风险，而非国有产权却加剧了非国有企业融投资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从而使得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的信用可得性(CreditAvailability)普遍较高，而非国有企业及其他经济成分的小企业的信用可得性十分低下，因此，非国有企业及其他经济成分的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金融缺口也就成为必然。
在信贷市场上，由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在产权归属性上的三位一体，即其终结产权皆归属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相对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产权经营管理体制，使得国有产权的经营管理呈现出风险的“软约束”。因此，国有企业及国有银行则可以将其在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通过种种途径转嫁给终结产权所有者——中央政府。也正因如此，国有企业产权的特殊归属性必然决定其信贷需求的强烈性、迫切性和非经济理性，而国有银行在资金供给时也会因国有企业产权的特殊归属性而无须过多考虑国有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尽可能地满足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的信贷需求。原因很简单，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所造成国有银行资产风险最终会由终结产权所有者——中央政府承担与化解[3]。这种风险转移与化解可以从中国所实施的国有企业破产制度和企业的“债转股”等政策措施窥见一斑。不但如此，国有银行产权的特殊归属性也同样决定了国有银行自身必然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表现在银行没有按风险与收益原则来甄别信贷对象、监管机制不健全、违章作业及“权钱交易”，使得国有银行的资产风险性与不良资产的比例过高。再加之国有银行还存在大量的所谓的“指导性”或“政治性”信贷（实质上仍为指令性的信贷），这种“指导性”或“政治性”的信贷所产生的经营风险，不可能、也没理由让国有银行来承担，如中国的《商业银行法》就有如此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特定贷款项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应当发放贷款。因贷款造成的损失，由国务院采取相应补助措施。”正因如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才会有如此高的负债率，国有银行才会有如此高的不良资产比率，银行信用供求关系才会被人为地、制度性地扭曲。
相反，对于具有巨大金融缺口的非国有企业信贷需求，由于产权归属性的不同，国有银行不能名正言顺地、顺利地将其风险转嫁给中央政府，信贷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增加（如中国现行的法规就规定，对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呆坏帐不能核销），国有银行就不得不考虑非国有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国有银行在发放信贷给非国有企业之前，则会慎重地选择与甄别信贷对象，采取种种限制条款与防范措施，尽可能地降低逆向选择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减轻信贷的逆向选择风险；在信贷发放之后，国有银行则会加强监管力度，以防范信息不对称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由此也导致交易成本（与对国有企业的信贷相比）增加。由于非国有企业的信贷业务的风险性和交易成本相对较高，而国有银行又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因此，为了明哲保身，国有银行比较偏好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而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供给则持有十分、甚至过分谨慎的态度或不积极支持的态度，因此，非国有企业难以得到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从而导致了非国有企业的银行信用可得性水平低下。
在资本市场上，国有企业产权的特殊归属性同样也决定了国有企业的信用可得性必然高于非国有企业。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对非国有企业的信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投资者在投资时就不能不考虑其投资的风险性问题，为了防止借贷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损失，他们一般倾向投资于自己所熟悉的企业或公司，而不会投资于非国有企业。而国有大型企业则不同，投资者对其信息掌握的较多，再加之现行的体制有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保护大型国有企业制度性的政策倾向，如“抓大放小”、“主办银行制”、“债转股”等的政策，必然会消除或削弱投资者对国有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顾虑，所以，大型国有企业就很容易在资本市场上筹集到其所需资金，而绝大多数非国有企业因非国有产权而不能享受这种制度性保护，其信息不对称风险必然高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则只能“望股兴叹”。
要想提高非国有企业的信用可得性，不仅要加速现行的产权制度与金融体制的改革，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金融市场失灵时的积极作用，方能为非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政府削弱市场信息不对称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成功经验。
三 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成功经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资源配置与经济调节的主导者，市场失灵才决定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必要性。因此，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应定位于市场失灵领域，弥补市场的不足，通过“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协调，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市场之中，因而金融市场不能仅通过价格机制对资金资源合理而有效的配置，各国小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存在“金融缺口”问题。由于中小企业在一国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如在美国，1997年小企业已占企业总数的99%，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据估算，美国未来近十年全部新增就业机会的85%均由小企业创造；在欧盟15国，1993年，小企业占其企业总数的99.8%。）所以，许多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持有的积极支持态度，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时对金融资源配置职能，通过制定专门支持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以消除或弱化信息不对称对小企业融资的制约，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推动小企业健康发展[4]。
针对中小企业自身难以避免的劣势，如缺乏合格的担保品、信用等级不高、抗风险能力弱等，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从销售、债务保险、提供贷款及贴现等方面建立多层次的中小企业融资组织体系，以满足中小企业多样化的融资要求。其中，英国、日本、美国等国的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比较具有代表性，有必要对其进行简单的介绍，以提供我国政府借鉴。英国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财政资助、实施“小企业信贷担保计划”、“企业投资计划”、“风险投资信托”，并建立“第二投资市场”，为具备可行的经营发展方案、因缺乏信誉而难以获得贷款的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韩国央行则规定，金融中介机构有义务将其贷款总额的一定比例贷放给小企业；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制定的必须实现中小企业扶植的要求，在税收和贷款方面给予小企业以特别的优惠、简化小企业的申请贷款手续、缩短审批时间。日本则建立了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专门为从事新产品研究开发的中小企业债务提供担保的信用保证协会、主要对中小企业的债务提供保险并向信用担保协会融资的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对其他金融机构融资困难、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启动基金的国民金融公库、对企业设备投资及长期周转基金提供长期低利率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金融机构[5]。
四 消除或缩小非国有经济金融缺口的措施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非国有企业融资困难的成因来自于两方面，即信息不对称和企业产权属性导致融资市场失灵，因此，要解决中国非国有企业金融缺口问题，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建立激励与约束相对称的国有产权经营管理体制，硬化风险约束，使国有企业及国有银行能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准则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时的调节功能，制定与实施支持非国有企业融资的金融政策措施，消除或削弱信息不对称和产权属性对非国有经济融资的制约，为非国有企业营造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提高非国有企业的信用可得性，促进非国有企业健康、稳健的发展。具体来说，解决非国有企业资金缺口的问题，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再造国有银行，硬化风险约束，消除产权歧视
要改变目前国有银行资产风险的“软约束”现象以及对非国有企业合理的信贷要求所持有不合作、不支持的歧视态度，必须对国有银行进行再造，建立激励与约束相对称的、以市场为导向国有产权经营管理体制，硬化资产风险的责任约束，使得国有银行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业银行。只有如此，国有银行才能按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原则来经营其资产，才能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要求持有公平、公正的态度，非国有企业的银行信用可得性水平方能得到提高。
（二）建立健全完善的非国有企业融资制度安排
由于非国有企业抗风险性能力弱、缺乏合格的担保品、信用等级不高，因此，信息不对称和投资风险对其融资能力具有较强的制约性。要提高非国有企业的信用可得性水平，政府应充分发挥“有形的手”调节职能，建立健全完善的非国有企业融资制度安排，消除或弱化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投资风险。根据国外的经验和中国非国有企业的特点，对于符合条件且又具有发展前途的非国有企业，政府可以出面为其提供必要的贷款担保和债务保险，利用政府信誉消除资金供给者对非国有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顾虑，鼓励银行支持非国有企业的资金要求。为防范非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可能给政府带来的损失，担保或保险的比例一定要适度，即这一比例既能使这种融资制度安排有效运作，达到支持非国有企业融资的目的，同时又可以牵制银行，使银行能够自觉地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监督职能，防范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
（三）建立健全完善的非国有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目前中国非国有企业可用于交易的结算工具，现金结算所占的比重较大，加大了交易成本。为此，应根据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金运动的特点，国有银行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对非国有企业开办票据贴现、承对、托收承付等中间业务，为非国有企业提供便捷的结算服务。同时，政府和银行还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为非国有企业提供金融信息服务和其它信息服务。
（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
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层次发展的结构，但是，金融体系基本上仍是以国有银行垄断为基础的一元体系，已难以适应经济成分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小金融机构，不仅有利于强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性，提高资金配置与使用效率，同时也拓宽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缓解了非国有企业的资金短缺的矛盾。为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消除信息不对称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约束，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6]。
（五）建立适合非国有企业特点的直接融资市场体系
目前中国非国有企业的直接融资具有规模小、覆盖面窄、融资工具短缺的特点，为拓宽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强其融资能力，有必要建立适合中国非国有企业特点的直接融资市场体系。为此，应建立非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市场、创业投资公司以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基金、互助基金和科技创业基金。与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应尝试发行多品种企业债券，拓宽其融资渠道。
收稿日期：200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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