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三次重大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为什么把邓小平与马克思相提并论
卡尔·马克思生于1818年，是德国犹太人，曾经活动于德、法、英等国；邓小平生于1904年，是炎黄子孙，运筹于东亚的中国。两个依生年，相差近一个世纪；依国别，相隔万水千山。然而，历史的洪流凭什么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恩格斯1877年在给德国出版的《人民历书》丛刊写《卡尔·马克思》小传时，称他为“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1〕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于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可见，正是由于他们都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巨大贡献，才使我们很自然起把这两位历史巨人平列一起，相提并论。
邓小平同马克思，精神上早已相通默契。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研究历史与世界之际，就十分注重中国。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新兴资产阶级在世界上到处开辟新的活动场所时，已经提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1853年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对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说明。他认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指太平天国革命），“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尽管他的这个预见并未出现，但是他当时认识到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3〕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马克思对中国的历史、社会、 事件、人物和前景，都作过很多论述。总的看来，他是预计到中国在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入侵之下，将不可避免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爆发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式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他并未具体讲到中国将来将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要如何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变成实际，这有待后来中国人自己来独立地探索。
1920年9—10月间，刚满十六岁的邓小平， 从他四川老家乘船经上海到达巴黎，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五年又两个月时间中，除了起先在一所中学上学五个月之外，前后当过轧钢工、制鞋工和钳工近四年，其余近一年时间在党团机关工作。这个阶段的学习、做工和工作锻炼，使他由一个初具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的中学生，转变成为革命工人、科学社会主义战士和职业革命家。他是在法国了解到马克思一生的革命事迹，并且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1920年2月蔡和森到达巴黎后，“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从法文本先后译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把译稿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传阅。《共产党宣言》一书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992年南巡谈话中讲到“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时曾把此书列为“我的入门老师”〔4〕， 同时他还读到国内寄来的《新青年》和《社会主义讨论集》等书刊。当时在法国的中国青年中，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都很流行，并且时常争论不休。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他后来回忆往事时写道：“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又说：“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指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对他的影响——引者注），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5〕，于是他于1922 年夏天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并且被选为旅欧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青年邓小平，当弱冠之年，在马克思当年活动过的欧洲革命的中心巴黎，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家之后，就矢志要在神州大地、华夏之邦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
但是，在马克思与邓小平之间，还相隔有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所以邓小平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中国的现实，不可能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实践过程，而必然是曲折的、复杂的、理论再创造与实践新探索相结合的进程。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出，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化，实现了三次重大的飞跃。
二、第一次飞跃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从1843年至1883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互相切磋，并肩战斗，共同耕耘，珠联璧合，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实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重大飞跃。自14世纪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在西欧诸国发展以来，劳资两极分化等各种弊端日益严重。从16世纪初叶到19世纪中叶，英、意、法、德诸国，有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提出空想社会主义方案。他们从唯心史观出发，抨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幻想通过宣传、说服、点滴试验等方法，建立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公有制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投身工人运动、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并批判其错误，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基础。他们认为只有实现了蒸汽化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生产力革命，才要求并且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一般说来，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型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国家（主要特征是议行合一、集体领导、选举制和低薪制），经过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剥夺剥夺者，改造小生产者，尽量增加生产力总量，逐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再进一步发展到更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西欧、北美发达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同时帮助亚、非、拉、大洋洲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达到世界大同。这样，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大体上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独立研究12年。其间，他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晚年西方正开始出现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度有所发展。这使他认识到以往“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6〕，而且今后几十年资本主义也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他设想在法国、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和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通过议会合法斗争，“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7〕。 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共和国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特殊形式。将来如果不必用剥夺而“能用赎买摆脱”剥削阶级，“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8〕他强调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当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9〕。他还预测到革命中心将转移到落后国家， 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将“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10〕。从这些观点来看，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有了新的突破。恩格斯一生在理论上的独立贡献，也可以称之为恩格斯主义〔11〕。
三、第二次飞跃形成了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1895年恩格斯逝世时，青年革命家弗·伊·列宁已在彼得堡把二十个左右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成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进而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工人开展革命斗争。由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富于统治经验，善于调整政策以缓解社会矛盾，由于资本主义还有促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同时无产阶级还不能很好组织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力，因此20世纪，带头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身上。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俄国成为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中点。 经过1905 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前仆后继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俄国终于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在领导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从1918年到1920年，列宁犯过急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急于实现世界革命的错误。1921年改行新经济政策。针对俄国的落后情况，列宁认为至少要用25年时间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利用商业和商品市场经济，实现工业化、电气化和机械化，来巩固并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列宁还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工人民主制，发展党内民主，坚持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并坚持年会制，实行党政分开，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工农当家作主的最高权力机关。他在“政治遗嘱”中还向党代表大会建议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维护党的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揽大权。可惜列宁死得太早！以致他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未能臻于完善并付诸实现。
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约30年。他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缩短过渡时期，加紧全面进攻资本主义，加速农业集体化，降低社会主义标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尚未完成的1936年就宣布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完成了对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了作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斯大林还对在他领导下实现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作了系统的理论总结，或者理论上虽然未做总结，但是实际上有其特定做法。30年代中期形成的、50年代初期进一步固定化的这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确是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丰富了、具体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第二次重大飞跃。在二、三十年时间内，各国广大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曾经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奉为圭臬和样板，并且努力要在本国付诸实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国的明天”，这个口号鼓舞过千百万人为之而流血流汗，奋斗不息。
实践证明，斯大林所确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理论，既有符合马列主义（如消灭旧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实现工业化、电气化和机械化），又有发展马列主义（如有限度地保留商品、货币和市场，保留国家），还有教条式照搬马列主义（如未经过商品市场经济充分发展而实行产品计划经济，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更有背离马列主义（如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的“三制”，干部特权，个人崇拜，思想文化的专制主义，这些都是封建主义渗透的产物）。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理论中的这些教条主义、封建主义毒素，由于苏联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自由，只能在斯大林身后通过改革来逐步清除。
四、第三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了重新认识并改革苏联模式、更新社会主义理论的进程。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民有更加深切的体会，走过更加曲折的道路，最终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几经挫折，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制定了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后，毛泽东进而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领导体制方面，当时我国基本上还是照搬苏联模式。1956年2 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发、批判斯大林的一些重大错误后，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很大震动。毛泽东于同年4月至翌年2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多篇讲话，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提出要“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要引以为戒”，实际上是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强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要善于处理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要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多搞经济建设，多发展农业轻工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促进艺术繁荣和科学进步应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发展、自由争论的方针，等等。在1956年9 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在我国的某些反映，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要发展党内民主，要实行党代表大会的年会制和常任制。这样做实际上是要把党的权力中心从中央和各级党委会转移到党代表大会。邓小平当时这样说：“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12〕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突破苏联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早已形成。可惜，自1957年夏季以后，由于对国内外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毛泽东和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转向“左”的方面。此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给国家民族造成重大的灾难。
创钜痛深，痛定思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新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恢复了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纠正了长达二十年“左”的错误，端正了党的路线。从此，邓小平继承毛泽东思想，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认清新科技革命给当代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的基础上，逐步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在收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卷的大量文稿中，邓小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清除了以往对社会主义的很多误解和陈旧看法，推出了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汇总为系统的新理论体系，实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三次重大飞跃。究竟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或者说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简而言之，就是：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照搬书本与外国模式，走自己的路的社会主义；第二，从中国国情出发，大约一百年之久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第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追赶世界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社会主义；第五，按照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第六，一部分人先富，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第七，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第八，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社会主义；第九，从传统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第十，从传统党政不分转轨到党政分开，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社会主义；第十一，共产党领导，多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协商合作的社会主义；第十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举的社会主义；第十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艺术与科学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第十四，依靠各民族人民团结、依靠最广泛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第十五，与爱国主义相统一、实行“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第十六，联合各平等友好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些中国特色，将随着实践经验的更加丰富和理论总结的逐步深化而愈益光彩夺目。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论述和精辟见解，还使我们明确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不是社会主义，霸权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从本本出发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模式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不清除封建主义影响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不维护安定团结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与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就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知识与人才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加快高新科技与教育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一代新人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没有社会主义，不防止和平演变就没有社会主义。
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这么许多新特色，完全可以说它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内容。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补充了前人未加说明的内容，扬弃了前人某些过时的论断，纠正了前人的某些失误，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13〕他还多次讲到：“要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4〕，从1978年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15〕，“走上了新的道路”〔16〕，开辟了“全新的事业”〔17〕。“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8〕
五、马克思加邓小平定能胜过斯密加凯恩斯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从马克思经过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曲线，其间有三次重大的历史性飞跃：近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以及当代毛泽东、邓小平的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它不是简单回归到马克思主义，而是螺旋式地实现了新的超越。
1989—1991年东欧诸国和苏联发生剧变之后，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曾经趾高气扬地喊叫：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已经破产了！他们特别鼓吹斯密加上凯恩斯已经打败了马克思和列宁。意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年）主张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价值规律发展自由市场经济，而现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1883—1946年）强调运用“看得见的手”的国家宏观调节，这样软硬两手结合的现代西方市场经济是具有强大活力和永恒魅力的。但是，我们看到的西方社会现实却是，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固然可以促进科学与经济的发展，可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弱肉强食、两极分化等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依然深重。看来，斯密加凯恩斯尽管能够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缓解资本主义的矛盾，却根治不了资本主义的沉疴宿疾。苏联东欧的剧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是教条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失败。因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弊病在于渗透了教条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病毒。它们在长期的改革中未能清除这种病毒，导致最后又去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多党制等新病毒，终于合葬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显著成就的奥秘主要在于正在逐步排除教条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余毒，从传统计划经济转轨到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传统权力过度集中、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转轨到现代党政分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马克思从一般原理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邓小平考察到当代世界变化，主张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是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当今难道我们不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马克思加邓小平，能够振兴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并且能够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吗？应该说，马克思加邓小平，定能胜过斯密加凯恩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1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5〕《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11—112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27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5页。
〔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6页。
〔11〕详见高放为《社会主义辞典》撰写的“恩格斯主义”辞条。收入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8—1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3页。
〔13〕〔14〕〔15〕〔16〕〔17〕〔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76、254、266、269、291—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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