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论及其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0）04－0015－07
当前，一股“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思潮或明或暗地在学界流传，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他们渲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嘲讽毛泽东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为假、大、空。现实社会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相当范围内滋生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梳理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及其当代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
意识形态关涉到国家安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其予以极大的注意，倾注了不少的心血，在理论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一，为“意识形态”概念赋予了科学的内涵。应当承认，关于意识形态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涉及，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批判德国鲍威尔、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时，称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没有根基的、头足倒立的、纯粹思辨的“喧嚣狂言”，是一种没有经济事实的意识，因而是一种虚假的、虚幻的“意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对一般意识形态的评价，而是对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现在学界一些人把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这一特定意识形态的批判，误读为一般意识形态的论述，从而得出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的结论，实在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误解。
毛泽东早年在读书批注中曾使用过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但对它的具体内容，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直到1942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才对意识形态的内涵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一定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在这里，毛泽东的观念文化，也就是意识形态，不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和唯物主义基础，而且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概念是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的“社会意识”、“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曾作过原则的论述，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中，批判巴尔特虚假意识形态完成过程时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过程了”。如果仅仅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2]这个“事实”，即“经济事实”。如果不把经济事实当作思维的起点，相反，却把“这种事实”看作只是思维过程的结果，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只能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强调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即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就从根本上颠覆了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提出的、德国鲍威尔、施蒂纳等宣嚣的意识形态虚假性质，为意识形态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科学基础之上。
第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就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这一历史定位，不是毛泽东的随心所欲和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毛泽东本人经过长期的实践磨炼、多样性比较选择的结果。毛泽东在批驳一些人主张信奉其他“主义”时指出：马克思是“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3]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其他种种“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已经或者快要进历史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4]。现在有些人称，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学术，“先进思想资源不限于马克思主义”，以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这既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史，也不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
第三，深刻地阐明了意识形态的先导功能。毛泽东早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过程中就指出：“一个新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5]。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6]又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地成长起来。在这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一切革命的历史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开辟了道路”。[7]这一概括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我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是这样，我国当今改革开放的现实也是这样。当然，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任何社会规律要表现为现象，都需要人们的积极参与为条件，当然这个条件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生产力的嘱托，而是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苏联解体，东欧骤变，许多人把它归结为生产力不发达，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关键，是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导权。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政治风暴面前，为什么能够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是什么生产力比苏联发达，而是有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的领导，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现在各种“西化”社会思潮在社会上泛滥，但没有成灾，也是我党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大方向，与“西化”思潮进行坚持不懈斗争这个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他们就有可能以“西化”社会思潮为“先导”，或潜移默化，或摇旗呐喊，动摇我们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会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警示的那样，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就要“出大问题”。
第四，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规律。我国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以后，1958年毛泽东在谈到“不断革命”的时候指出，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放在应有的地位，这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又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出发，探索了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除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8]这就从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论述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彰显了理论的深刻性。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他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9]在这里，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看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形势，揭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告诫全党要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处理意识形态的问题，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当然，作为一种探索，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毛泽东在探索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规律时也存在一些缺憾，主要表现在实践中，把这种斗争严重地扩大化，将学术争论政治化，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同质化，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第五，亲自领导了意识形态的工作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毛泽东认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集中地表现为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如果上层建筑受到破坏，不仅危及国家政权和执政党地位，也会逐步瓦解经济基础。正是从这一战略高度，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工作。1951年开展了电影《武训传》的大讨论，继后不久，毛泽东又写信支持李希凡等小人物对俞平伯先生的《红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并以此为突破口，开展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紧接着，又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这些斗争对铲除遗留下来的封建毒素、澄清文化界一些人思想上的混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培养和锻炼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当然，也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在斗争的实践中，出现了混淆学术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界限，把思想上的批判变成了个人政治斗争的围攻等现象，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效果，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缺憾而全盘否定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这些斗争实践的意义。
二、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
所谓特征是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相比较而呈现出来的，是该事物本质的表现。决定事物特征的是其内容而不是形式。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的特征，不是与其他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相比较来说的，因为两者没有可比性；而是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相比较而呈现出来的。现在理论界在论述这一理论的特点时，只讲它的阶级性、实践性、批判性，这些概括有失偏颇，不能反映这一理论的实际。我们认为，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但是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以便赋予自己思想的普遍形式，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掩蔽起来，这种掩蔽性只是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延伸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所面临的任务是揭露鲍威尔、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喧嚣”，着力阐明意识形态的物质根源性，在他们看来，任何意识形态都是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只是在这一层面上来说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特征。他们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思想”。[10]毛泽东关于观念文化的定义，就深刻地阐明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或政治统治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自觉和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关系的系统化了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必然要反映无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并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服务，要从整体上论证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便得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从而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服务。
但是，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并无一己之私利，它和95％以上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他们的价值诉求，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如果说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是其虚假性的表现，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则是它的本质要求。毛泽东深谙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休戚与共的历史命运，是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因此，95％以上的人民群众是毛泽东心中的“上帝”，他告诫全党和政府工作人员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求从事党的事业的文化人、知识分子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满腔热情地去表现他们，一心一意为他们服务，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毛泽东正是根据中国国情和我党所面临的任务，将无产阶级专政赋予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到了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第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直接来源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且是直接服务于这个实践，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想境界。任何一种意识都来源于实践，并指向一定的社会现实，为该社会现实服务，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再服务于社会存在。当然，这种服务有“直接”、“间接”之分。而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的特点，就在于这种直接性。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确立，就是这种直接实践的结果。毛泽东早年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曾信奉过种种主义，寻找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并进行了艰苦的实践，却一一地失败了。实践教训了他，才痛下决心，另辟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一经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就出现了新局面。这种直接实践的深刻性，是我们常人无可比拟的。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性也是我们无法企及的。
同样，建国初始，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百废俱兴，千业待举，工作千头万绪，怎样井然有序地治理这个国家，善于从战略上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毛泽东，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2]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思想灌输”的理论，强调要“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是纯粹书斋里的理论演绎，而是中国革命实践直接推动的结果，又服务于中国革命这个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第三，批判性和包容性的统一。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它也必须要为产生自己的社会经济政治服务，因此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排他性，必然会或明或暗地反对和批判其他意识形态，不允许它们干扰和侵袭自己的领地。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13]任何意识形态在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同时，必然要对与自己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排除异己意识形态的干扰，在批判中进一步树立和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时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我们应当批判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他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14]建国初期毛泽东一方面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残余敌对势力展开政治上的斗争，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入手，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持续的批判，有效地巩固了革命胜利成果，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毛泽东把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批判错误思想的有力武器，有效地维护了意识形态安全，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我党的执政地位。
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彻底的批判性。这种彻底性，不仅表现在对旧的意识形态和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也表现在对自己意识形态进行自我批判。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不能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自动地改变其形态，显现其滞后性。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与其他意识形态理论不同，其彻底的批判性，能够对自己意识形态的这种滞后性进行批判，使自己能与时俱进，永葆其青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整风，建国后发动的历次批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就是这种彻底批判性的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充分发挥的同时，没有忘记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做到了批判性和包容性的辩证统一。毛泽东深谙唯物辩证法，他那种意识形态批判性的特质，是一种积极的辩证的否定。他制定的“双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要继承中国自己的文化遗产，借鉴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他一再强调：“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5]与此同时，“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6]
但是，毛泽东认为，这种吸收，绝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批判性与包容性是对立的统一，是“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然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17]这一观点，对于当今一些言必称美国的新教条主义者，无疑是一副清醒剂。
第四，先进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统一。任何事物的本质必须通过现象来表现。意识形态的本质，往往借助于文化的表现力呈现出来，并逐步地内化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理论，是基于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需要，不得不清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阵地，带有黑格尔理性思辨的色彩，致使一些文化人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产生过误读。毛泽东根据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历史传统，紧紧抓住意识形态渗透文化的特点，将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感性化、大众化、文化化，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形态，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意识形态的定义、特点和功能。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针对文化界在思想上呈现的种种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都以文化的概念来讲意识形态问题的。他指出：“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18]；“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的重要的战线”[19]；“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20]这些大众化、通俗化的话语，都是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毛泽东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既赋予了意识形态理论通俗易懂的民族形式，又注入了鲜明的、科学的思想内容，做到了先进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才正式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更多的，仍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做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里，也应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虽然表现了对科学技术文化等某些非观念文化的认同，但仍然没有严格区分观念文化与非观念文化的不同性质，造成了文化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给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也是我们应引以为戒的。
三、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启示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在不断扩展，苏联解体易帜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严重挫折。国内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眼花瞭乱的社会现实生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理论格局，或明或暗地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有意无意地否定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我们认为，国际国内形势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其性质没有变；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没有变；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尽管吸纳了西方一些有益的思想资料和思想成分，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没有变。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并反映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的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一，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的特点，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意识形态具有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稳定、社会安定团结、整合社会力量、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毛泽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久，就明确指出：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的斗争已经没有了，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时起时伏，有时是很激烈的。这个结论，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和历史真实，而且也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实践所证明。意识形态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产生于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基础的意识形态，其基础被消灭以后，它不会自然地消失，仍然会或明或暗地发生作用。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儒学，时至今日，仍在各个领域发生影响，有些学者甚至想搬用来作为现代化的指导思想，这种想法当然不切实际，但这种独立性的影响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尽管我国一再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不动摇，但“西化”思潮仍以各种面貌干扰社会现实生活。在这种干扰面前，我党没有惊惶失措，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牢牢把握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主动权，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改革开放的航道不断前进。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逐步显露出来，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资源浪费严重，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新自由主义者指责政府种种调控社会经济、化解社会矛盾的方针政策，主张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新左派”则质疑改革开放的正当合理性……在各种社会思潮面前，我党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用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牢牢地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可以想见，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各种社会矛盾还会不断显现，各种社会思潮也会不断涌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也不会停止。但是，只要我们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既不忘记“老祖宗”，也不绕开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这朵意识形态领域的奇葩，就会精彩纷呈，永不凋谢。
第二，要着力建设好先进文化，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毛泽东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关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具有文化功能，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生产与文化的生产是同体同工的过程。所谓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是指意识形态以文化为载体，以一定阶级世界观、价值观为方向，使社会的文化发展按照统治阶级的设计蓝图进行，实现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相互交融。意识形态作为既定的环境，制约着人们创造文化的视角，为社会文化生产提供思想文化氛围和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生产和文化的生产是同体同工的过程，意识形态的生产，也是文化的生产，反之，文化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当然这只是说文化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始终都是文化的灵魂。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人拼命讲文化，企图以文化掩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政治性，去创造他们的“纯文化”。他们公开提出要淡化意识形态，要“非意识形态化”。在这里，不说自明，他们要淡化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让他们的意识形态粉墨登场。于是一些“知本家”（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声称，中国已经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启了现代化进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已经不灵了，要用启蒙思想、自由主义、平等观念，指导现代化事业，他们煞有介事地寻句摘字，说马克思早就论述了“现代性”问题，是人们掩蔽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了当代的“现代性问题”，他们要去寻找一个感性的世界，追求一种刺激的性感生活。在这一思潮影响下，文艺领域的文艺作品中，地摊文学、淫秽文学到处泛滥，网络中的低俗之风无孔不入，“性主题”公园大而惶之地浮现于公共领域，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轻言之，败坏了社会风气，迎合了一些人的低级趣味，重言之，是要使我们的年青一代丧失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沉迷于酒色生活之中，策应了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用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新文化，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整合凝聚功能，规范、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内化为人们心理行为的自律自觉。这样，使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一种统治的力量，而是真正成为一种领导的力量，以便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第三，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一定意识形态决定着相应文化的价值目标，在毛泽东时代，为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建构的是以政治为中心，集体主义、社会奉献、大公无私高于一切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分配方式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各种利益群体和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而使人们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日益淡化，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在一定的范围内滋生蔓延。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谓核心价值体系，即对当前社会存在和发展发挥根本性指导作用，影响社会成员行为取向的价值目标。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反映，体现了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统一；是主导性与宽容性的统一；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是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与未来人类普遍利益的统一。反映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文化思想的本质特征，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西方文化的批判与吸收。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又展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未来憧憬。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新成果。这一最新成果不是对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的摈弃，而是在这一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其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主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的空间，也大大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地位。这样，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应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了。什么“普世价值”、“人类之爱”、“自由民主”、“现代性”，如此等等，不足而论。就是看你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如果你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即使是最革命的口号，最科学的原理，也会被挑剔得面貌全非。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自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例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里当然包含了“人类之爱”的因素，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来分析，这里的“以人为本”只能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是胡锦涛同志所说的“改革必然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改革的成果，由人民群众所共享”，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吗？！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社会幻影；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包含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实践运动。它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既成的社会模式，而是一种实践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实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一个实践环节或阶段，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社会幻影，而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实践。共产主义的曙光，就像东方升起的一轮朝阳，必将照耀全世界，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疑虑的吗？！那种嘲讽毛泽东的价值取向现象，也就没有市场了。
收稿日期：201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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