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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哥老会起源诸说概述
哥老会同洪门（天地会）、青帮一样，都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是民间秘密结社。有关哥老会的源流问题，是长期困扰历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难解之谜。究其原因，与天地会起源问题相似。其一，哥老会是下层群众的自发结合组织，不一定有准确的成立时间，成立时也不会留下可靠的资料；其二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为了联络和引导哥老会，大力宣传哥老会乃太平天国李秀成、李世贤等派洪门中人潜入湘军而创立；其三，晚清及民国年间，洪门、青帮与哥老会互相渗透与融合，一些帮会中人便竭力宣扬洪门、汉留（哥老会）源出一家，皆为郑成功首创之说。上述说法后来为学术界中人所认可，遂使哥老会起源问题失去了本来面目。所以，对于哥老会的起源，需要重新加以探讨。
研究哥老会起源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史料：一类是官书、档案，依据这类史料的论著，多认为哥老会系由四川的啯噜演变而来；另一类是哥老会内部的传说史料，帮会中人著作多以此为据，认定哥老会系由郑成功所创立。下面分别介绍上述两类说法的内容。
哥老会创自郑成功说
此说的根据，是哥老会内有关《海底》即《金台山实录》的传说。其内容在刘师亮的《汉留史》中有所记叙：
“海底名称，由永宁郭永泰开荩忠山始。永泰先世为云南大理府人，常随父执贩药材走滇黔山中，以故与滇黔豪杰善。道光十五年，省其叔于福建之厦门道署。暇时出游，偶憩民家，见其盖米瓮有旧书一本，面署《金台山实录》五字，书面盖有长方形图章一颗，文曰‘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知系郑成功遗物，问所由来，自言伊父生时业渔，善泅水，能于水中伏一昼夜，于海底得一铁匣，苦无法揭视。竭三日之力，始将铁匣凿开。内贮金珠数件，小玉印一方，旧书一本，余无他物。因不识字，不悉何书。永泰以百钱购得，并问玉印安在？答以售与邻某。永泰又以白银十两赎回，从此，《金台山实录》并小玉印，落入永泰之手。道光二十八年，郭永泰等开荩忠山所传各令，并汉留组织之秘密书，即名《海底》，又名《金不换》。当时各会员所领证书，均盖有‘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十字。其证书至今尚有存者，惟《金台山实录》与郑成功之小玉印，因遭太平天国之乱，不知下落。”
这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故事，过去哥老会内之人对其内容深信不疑，帮会中人的著作中，便据此提出哥老会为郑成功所立之说。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浙江联络的会党，多属哥老会系统。因而在述及哥老会起源时，也受到了上述传说之影响。他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哥老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又说：太平天国亡前，“李秀成、李世贤等知大仇未复，而大势已去，甚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后必见重于满政府，日后能左右中国之势力者，必为湘勇无疑。于是乃隐遣福建、江西之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引导之。复又避去三点、三合之名称，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名曰哥老会。”（注：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载《辛亥革命》（三），第99—111页。）
帮会中人鉴于晚清与民国年间出现了洪门与青帮、哥老会（红帮）融合的趋势，便提出此说，大力鼓吹洪门、汉留（哥老会）源出一家，哥老会乃郑成功在台湾创立。民国二十七年四川“袍哥钜子”刘师亮在《汉留全史》中称：“顺治十八年（辛丑）缅人执永历帝送吴三桂军前，三桂逼之，死于篦以坡。是时郑芝龙之亡与夷三族之命，及永历帝之死，同时传到台湾。成功悯明室之亡，复痛生父之死，更切三族之冤，晕恸几绝，水浆不入口者屡日。誓必复仇，乃于是年九月，与所部兵将，照原有品级，作为进步次序，即将驻兵之金台山，作为会盟之所，定名金台山明远堂，约盟来归者，又四千人。”后来，郑成功见当时的士大夫皆醉心利禄，“乃遣其部将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等向中原发展，后入福建少林寺为僧，世系相传，遂开洪门之盛”（注：刘师亮：《汉留史》，成都球新印刷厂1938年版，第12页。）。
1947年朱琳在《洪门志》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说法。称洪门“起于汉留”，始祖为殷洪盛，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明崇祯四年进士。清初，奉史可法之命至北京窥探清廷虚实，沿途遍访志士顾炎武、王夫之、傅青主、黄梨洲诸人，议创汉留组织，“反清复明”，顺治二年战死于三汊河。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据守台湾，为推进汉留组织，“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明伦堂”，并遣部将蔡德忠等向中原发展，至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为僧，与郑成功之侄郑君达等共图义举。康熙十一年（1672年）西鲁入侵，蔡德忠与郑君达等前往投效，打败西鲁。后遭陷害，逃至万云山的万山寺，遇万云龙及陈近南。雍正十二年在四川雅州以汉留组织，开精忠山，是为四川哥老会之始（注：朱琳：《洪门志》，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1990年版，第5—13页。）。
哥老会起源于啯噜说
帮会中人著作中有关哥老会由郑成功创立的说法，仅为少数学者所认可（注：胡珠生：《天地会起源新探》，《历史学》1979年第4期。 ），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所谓《金台山实录》的传说出于虚构，不能作为研究哥老会起源的依据。于是，从官书、档案中去寻找史料，以解开哥老会起源之谜。人们从官书、档案中发现，哥老会乃是由四川的啯噜演变而来。
有关哥老会由啯噜演变而来的史料，主要是清吏奏折。最早提及此事者是清吏李榕。他说：
“窃按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命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遍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李榕所描绘的，正是哥老会的情况（注：李榕：《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丞》，载《十三峰书屋》卷1“批牍”。）。 左宗棠也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注：《左文襄公奏稿》卷31。）。又说：“自顷啯噜变为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注：《左文襄宗棠奏疏》续编，卷33。）。
据此，有的学者便提出“哥老会”便是“啯噜”音转，哥老会便是“啯噜会”。台湾学者庄吉发认为：“哥老会即啯噜的音转，为清初福建等处流入四川的游民所设立，而盛行于四川省”（注：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载（台）《食货》复刊，九卷九期。）。另一位台湾学者戴玄之也认为“哥老会为啯噜的变名”，“哥老会是由啯噜子演变而来”（注：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下卷，（台）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895—896页。）。大陆学者胡珠生也认为，根据成都附近各县有异于普通四川话的客家方言一事，可以判断啯噜二字乃客家方言哥老二字的录音。并且提出：“哥老会尽管推源于明末郑成功，但可靠的史实只能证明它以哥老（啯噜）形式起源于清初四川（来源于闽粤客家的移民）”（注：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历史学》1979年第4期；《青帮史初探》，《历史学》1979年第3期。）。
近年来，一些四川学者对哥老会便是啯噜之说提出异议。张力在《啯噜试探》一文中指出：主张哥老为啯噜音转，因而啯噜便是哥老会前身之说“欠妥”。因为“啯噜与哥老会同见于清史册，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上谕严禁四川‘啯匪’的同时，亦严禁湖北、四川的哥老会活动，这两个组织一直并存到清末，清朝各级官吏是区分清楚的。”作者还对啯噜与哥老会作了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哥老会以‘广开山头’，‘拜会结盟’等形式为主，乡闾士绅、街衢富贾纷纷加入，把持一地，无容他人染指其间。啯噜则不然，流动作战，无‘堂口’、‘公口’之区，聚则为伍，散则寓民，豪绅畏之如虎，富室衔恨入骨，似与哥老有别”（注：张力：《啯噜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胡昭曦等人还专门对哥老会是否为啯噜音转一事作了考证，指出以往人们把“啯噜”读作“gǔo lǔ”，因而认为与“哥老”读音相近，系啯噜之音转。但四川方言中啯噜与哥老读音并不相近，啯噜应读“gǔ lǔ”，从而否定了哥老乃啯噜音转之说。另外，作者又指出，啯噜乃四川无业游民中强悍者所组织的武装集团，而哥老会则是秘密会党，与啯噜亦不相同（注：胡昭曦等：《啯噜考析》，载《四川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270页。）。
有学者根据档案中的记载，认为哥老会是由天地会、仁义会和江湖会演变而来。指出：“哥老会作为一种秘密的民间结社，虽有其悠长的斗争历史，但是在清代咸丰年间以前，它是以江湖会的名号在民间活动的。在嘉庆年间，它又叫仁义会，而仁义会也就是天地会的分支”。因此，“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斗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注：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
后来，有关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又有了新的进展，蔡少卿先生认为：“从啯噜发展到哥老会，并不是简单的组织重复，也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异，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其间，很明显地经历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时期啯噜与白莲教的融合，和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天地会与白莲教两大结社系统的相互融合两个重要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因为经历了“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社会极度动荡秘密结社飞速发展、会党与教门广泛融和的条件下，以啯噜的组织形式的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至于哥老会出现的具体时间，蔡少卿先生根据清代档案的记载，认为“哥老会的组织名称最迟应出现在道光年间”（注：蔡少卿：《关于哥老会源流问题》，载《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210—216页。）。
在国外，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中国民众与秘密结社》一书中认为，哥老会确实发祥于四川的啯噜。不过，他不同意哥老会是啯噜的别名或音转之说，他认为啯噜与天地会都是以无赖棍徒为中心，从事交通运输，商品流通的民众集团。两者因四川与连接外省的超地方市场流通经济网而接触。啯噜随着与进入四川的天地会的接触与交流，加上与白莲教活动时期的山寨战，以及与教徒、会党的接触、交流，而使以后的哥老会的山堂组织逐渐固定下来。他认为哥老会出现的具体年代，则是在咸丰末年（注：度边惇：《日本最近的哥老会研究新成果》，见《中国秘密社会概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105页。）。
蔡少卿和酒井忠夫的研究，把哥老会起源问题的探讨，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何一民在《论哥老会的起源及特点》一文所提出的从啯噜到哥老会演变过程中，天地会所起的作用的看法，则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了。他提出哥老会内有关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一事，“虽有虚构的一面，也有一定的真实性。”“这表明郭永泰等人在福建天地会文件基础上修改的《海底》，对啯噜会演变为哥老会，起了重要作用。”故“啯噜会演变成哥老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受了天地会的影响”（注：何一民：《论哥老会的起源及特点》，载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222页。）。
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哥老会的起源问题，提供了研究空间。
二、哥老会起源于川江中的啯噜
以往，学者们在探讨天地会起源时，一些学者强调洪门秘笈的史料价值，认为秘笈中的西鲁传说，影射了天地会的起源。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史书与档案的史料价值，认为洪门秘笈中的西鲁传说，仅仅是神话故事，不足征信。后来，有学者把洪门秘笈与史书、档案中的史料结合起来，从而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我们认为，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探讨哥老会的起源问题。如果我们把清吏奏折同哥老会有关《金台山实录》的传说结合起来，也不难找到哥老会起源的真相。那就是，哥老会确系由四川的啯噜子演变而来，但并非所有的啯噜子都演变成了哥老会，仅仅是其中活跃在川江（从重庆到夔州一段长江）上充当木帆船水手、纤夫中的啯噜子，模仿天地会而结成的。
以往有关研究啯噜的文章，只注意到陆地上，特别是川楚陕老林地区活动的啯噜，实际上啯噜并非仅仅活跃于老林或陆地，在川江木帆船上充当水手和纤夫的穷苦人中，也有许多是啯噜。
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即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的航线上，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主要都是依靠木帆船。“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雇用民船，帆橹如织”（注：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4页。）。数量众多的木帆船，需要雇佣大量的舵工、水手及纤夫。据外国人观察，长江“上游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为三类。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吨，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称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驱船。”至于下水船，“大号船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约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注：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7—1338页。）。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外轮进入长江以前，从重庆到宜昌的航线上，共有船夫、水手、纤夫二十万人（注：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9页。）。这些船夫、水手们，漂泊在千里大江之上，随时有触礁或遭风浪而覆船之虞。纤夫们则挽着沉重的木帆船，在江边悬崖的崎岖小道上艰难地前进。他们的劳动，既艰苦又危险。因此，无论在劳动中还是生活上，均需要相互帮助，于是自发地结成水手行帮，称“川楚八帮”。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对川江上船夫、水手、纤夫们的艰苦劳动，作了生动的描绘。“大船用纤五、六十人，小亦二、三十人。船头仍用挠楫，上拉下推，逆流而上。遇滩则合三、四船之纤夫百余人共拉一船上滩，再拉一船，名为并纤。纤道忽上山巅，忽落岩脚，石壁横铁索，便扒换，或凿小石孔，仅能容趾，人如猿猱蹩躠，负纤而行。间有无纤道处，则全赖挠楫。船行江中，纤索上顶，声息不能相闻。船上设锣鼓，以锣鼓声为行止进退。纤绳或挂树梢，绊石上，则锣鼓骤发，纤夫行足。另有管纤者名‘
挽’，无论岩之陡峭，树之丛杂，扑身脱解，倾跌所不计。纤绳挂住，船即转折不定，危在呼吸。若纤断，更不待言。江河之险，川流为最。川流之险，又莫过于峡中”（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艺文”。）。
当时川江河道之上的木帆船，由湖北荆、宜上水至四川重庆，所需水手、纤夫较多，而由重庆返回荆宜之船，则所需水手、纤夫为少，因而，往往有大批水手、纤夫滞留于川江上游的重庆一带。这些滞留者，有的沦为乞丐，有的则成了啯噜。
清人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也提到：“四川本鱼米之乡，不但本省民食充足，而且接济两湖、江南，民间生计，不甚艰难，惟游手好闲者太多，是以地方易于滋事。上曰：‘游民何以为是之多’？对曰：‘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车，皆雇觅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至蜀则纤夫无用，若辈到处无家，无资回籍，下水船只，不雇纤夫，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是以每次办一啯匪大案，胁从者半属游民”（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讲及更加明确、具体：“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范者，在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即纤夫——原注）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经过之地，至重庆府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水手板主（即船主）另雇而行。荆宜所来拉把手，在重庆府河岸各棚待下水重载之雇募。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止三、四十人。计重庆所至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来七、八百人。所开下水船，每日亦十船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总计，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计万余矣。此辈初至，尚存有上水身价，渐次食完，则卖所穿衣服履物，欠之，即成精膊溜矣（山中恶少无衣履赤身者，谓之精膊溜。——原注）。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啯匪伙党”（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
从档案记载来看，早在乾隆末年，便有许多水手因谋生维艰而加入啯噜。湖北松滋人李维高于乾隆四十三年“推桡”来到四川巴县，与魏老虎等共五十人结盟，成为啯噜，至梁山县一带抢劫。四川重庆府人刘玉彩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加入啯噜，同伙20多人，在永川县抢劫，闻拿逃散，靠当水手推桡，又与啯噜周老么一同讨饭、抢劫（注：《朱折》湖广总督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七日。）。贵州青溪县人周德，因贫乞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来至四川巴县，入啯噜刘胡子等一伙，在该县马场抢劫布客商人银两，后又至巫山县一带沿江地方抢劫。湖南会同县人向群，靠撑木
（木筏）来到湖北来凤县，再至四川觅工。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在秀山县入啯噜黄老么一伙，抢劫过往客人（注：（台）《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1辑，暑湖南巡抚李世杰折，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湖北监利县彭老三，在川江靠推桡（当水手）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垫江一带被黄大年邀入啯噜，随同抢劫（注：《朱折》湖广总督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清朝督抚大员们，多次奏报川江水手们加入啯噜之事。湖广总督舒常奏：“查啯匪始而结伙行强，继已闻拿四散，近来屡获之犯，或推桡寄食，或沿路乞丐。”（注：《朱折》湖广总督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四川总督福康安也奏称：“川省为荆楚上游，帆樯络绎，自蜀顺流而下。推桡多用人夫。自楚溯江而上，拉纤又需水手。往来杂沓，人数繁多，每于解维之际，随意招呼，一时猬集。姓名既属模糊，来去竟无考查。”“川省人多类杂，棍徒抢劫行凶，遂有啯噜之称。”（注：《朱折》四川总督福康安折，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川江上游的啯噜，主要在重庆夔州一带活动。湖南巡抚刘墉奏：“川省重庆、夔州二府，与湖广等省毗连，结党为匪者，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头人，各‘掌年儿’，带有凶器，沿途抢夺拒捕”（注：《上谕档》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从上述档案史料可知，早在乾隆后期，四川重庆、夔州一带川江沿岸便有许多由水手变成的啯噜，他们无以为生，便铤而走险，靠抢去为生，被称为“啯噜”。
嘉庆年间，川江上的啯噜更加活跃。据清吏韩晋鼎称：“查川省自邪教荡平以来，民庆屡丰，元气渐复。惟近来啯噜匪潜滋，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遇行客则肆行劫夺，入场镇则结党成群，而大江船只，劫掠更多。各州县等皆因该管上司以地方平静，不欲办此重案，遂后不禀报”（注：韩晋鼎：《奏陈四川应除积弊六条疏》，转自胡昭曦等：《啯噜考析》。）。
后来，这些由穷苦水手、纤夫转化而成的武装集团便顺江而下，来到湖北，湖南、贵州、江西，在这些地方与各种秘密社会的组织接触，逐渐向秘密会党转化。首先表现为在组织上较前严密。“拜把之后，不许擅散，有散去者，辄追杀之”。“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加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追杀之，其党极为坚固。”其首领称“帽顶”、“大五”、“大满”，会内之人编为大一到大十。这些明显地受江西边钱会、担子会之影响。边钱会、担子会首领便称“帽顶”、“老帽”，会内分为一肩到十四肩。其次，其活动已不局限于抢劫，开始讲仁义和劫富济贫。曾经充任啯噜子首领，后来担任清军提督的罗思举提到：“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余出外访友，途遇仁义弟兄陈际盛、汪蛮、马贵，询知伊等在九打杵樊哙殿偷窃商贾银四十两。余曰：我等弟兄先前结拜之时，原讲仁义，打富济贫，不许窃人财物，致伤义气。伊等即将银两付还，那商贾感谢不已”，“继至南坝场，瞥见杨某携家途乏盘费，卖女子周家，得银八两。临别，母女嚎啕痛哭。余睹情惨，如数称银以赎此女，并另送银三两做路费。其父女叩头感谢。”（注：罗思举自编：《罗壮勇公年谱》，振绮堂本，清光绪三十四年刊，第17页。）罗思举在自撰年谱中毫不隐讳地说：“我就是啯噜子”（注：罗思举自编：《罗壮勇公年谱》，振绮堂本，清光绪三十四年刊，第31页。）。虽然有学者认为在啯噜转变为哥老会的过程中，曾融入了白莲教、青莲教等成分，但尚无确据，而啯噜模仿天地会，却确有实据。那就是哥老会内有关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和《金台山实录》的传说。
当我们抛开有关《金台山实录》等传说中那些虚构的故事情节，把它同官书、档案中的记载结合起来作综合分析，可以认为哥老会乃川江水手、纤夫们所结的行帮组织，顺江而下以后，在两湖、贵州、江西等省与各种秘密社会尤其是同天地会接触以后，受其影响而逐渐由武装劫掠集团向秘密会党转化。道光年间，郭永泰模仿天地会的组织、规约及有关缘起的传说，为啯噜子制订了规约，并为本组织之缘起编造了一个有关《金台山实录》的故事，把天地会的某些秘密文件加以模仿、改造，称之为“海底”或“金不换”。鉴于啯噜乃四川方言中“强盗”之别称，因此改进后的组织，便开始使用“哥老”、“哥弟”、“社录”等名称。在川江水手、纤夫中啯噜子演变为哥老会之后，四川、贵州等省山区，老林中的啯噜子继续存在，一直到清末。哥老会作为一个由水手、纤夫的行帮演变成的秘密会党，在形成以后继续在长江木帆船水手中秘密流传，并且逐渐发展到安徽、江苏一带，与晚清出现的另一帮会青帮相遇，两者既斗争又互相渗透。为了与青帮相对应，这一带的哥老会又称“红帮”。哥老会或红帮因为同水手、航船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各地哥老会和红帮的活动据点，便称为“码头”，其首领又称“舵把子”。
哥老会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哥老会有关《金台山实录》的传说来看，大约在道光末年，即郭永泰将《金台山实录》“论凌桐阶照原本略加增改，以适应用”，命名为“海底”之年（注：刘师亮：《汉留史》，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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