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历史和神话：——评当代英国诗人卡罗尔#183;安#183;达菲的《世界之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诗人论文,之妻论文,当代论文,达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5)03-0018-07 常言道，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贤惠的女人。然而在西方，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似乎总有一个沉默的女人，她们往往无名无姓，人们对她们知之甚少。英国第一位女性桂冠诗人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1955- )的诗集《世界之妻》(The World's Wife，1999)为读者呈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沉默的女人”。这些“世界之妻”有些确有其人，有些完全是想象。她们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温顺的，也有桀骜不驯的；既有受害者，也有施暴者，但是她们都依附于男性名人，如皮革马利翁、赫尔米斯(梅杜萨)、西西弗、伊索、力士参孙(大丽拉)、洗礼者约翰、拉撒路、莎士比亚、浮士德，等等，甚至还有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电影《金刚》里那位力大无比的大猩猩。围绕着这些文化名人往往有许多传奇，达菲的《世界之妻》对这些传奇进行了仔细解读，甚至进行了颠覆和重构。 诗集的题目来自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弗洛斯河上的磨坊》(Mill on the Floss，1860)：“舆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具有女性的属性——不是世界，而是世界之妻。”原文是在描写“闲话”或“流言蜚语”的性质，但呈现了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性别偏见。(Lanone：186)达菲的目标就是暴露这些性别偏见，她的手段是改写历史和神话。在一次访谈中，她说，“我想要拓展这些故事，引入更多真实的层面。我想要向原作添加，而不是删除内容。”下面我们以诗集中的六首诗歌为例，展示达菲是如何向原作添加内容的。我们将看到，她的后现代女性视角使这些古典故事显示出更多的复杂性和启迪性。 一、改写沉默 《安妮·哈撒韦》(“Anne Hathaway”)一诗讲的是莎士比亚的妻子。根据莎士比亚传记记载，安妮·哈撒韦(1556-1623)比莎士比亚大九岁，婚后六个月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可能属于未婚先孕，而莎士比亚也有可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娶了这位怀孕的大婶。有人认为安妮很有心计，将其姓名解读为：安妮有手腕(Anne hath a way)。另外，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在婚后两年便外出发展，八年不知去向，直到退休时才衣锦还乡，在家乡购置了豪宅，过着绅士生活。 由于莎士比亚夫妻长期分居，有人怀疑他们感情不佳。有人甚至怀疑，妻子安妮可能与其他男人有染，因此莎士比亚在撰写遗书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遗产，仅仅给了她一张“第二好的床”。传统上人们把这解读为莎翁对安妮的惩罚，或者对她的侮辱。显然，“第二好的床”已经成为一个神话、一个抹黑安妮的神话，有人甚至以此为题写了一本专著叫《第二好的床》(The Second Best Bed，1993)。达菲在《安妮·哈撒韦》一诗中让莎士比亚这位沉默的妻子开口讲话，从她的视角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澄清流言，匡正视听。 在诗歌中，安妮已经料理完莎士比亚的后事，正在回忆他们的夫妻生活。莎士比亚曾经创作了伟大的爱情作品，在那张“第二好的床”上，他也亲自践行了他所描写的伟大爱情。莎翁对安妮的爱，与那些伟大的作品一样，充满了想象力，他的一举一动都像在写诗。他与安妮在“第二好的床”上写出了世界上最优美的“传奇”。达菲在诗中运用文学的隐喻想象了他们的爱情：“我的身体对于他，/是更温柔的押韵，是回响，是谐音。”他的“动词”在我的“名词”中央舞蹈。诗歌运用了十四行诗这种通常描写爱情的诗歌形式、也是莎翁最擅长的诗歌形式，以一语双关和充满暗示的语言，想象了莎翁对安妮的轰轰烈烈的爱，从而颠覆莎翁遗赠“第二好的床”对安妮进行侮辱的传言。 按照达菲的理解，伊丽莎白时期的习俗是，“最好的床”往往留给客人使用，“第二好的床”才留给主人自用，因此，第二好的床谈不上是什么污辱。如果有客人“在最好的床”上爱过，那么他们写出的仅仅是大白话，毫无味道。而莎翁遗赠“第二好的床”实际上是一个爱情的表白，因为那张床见证过他们的爱。正如阿芙利尔·霍纳所说，“达菲并不关心具体的历史时刻，她关心的是西方思维模式所暗示的一种价值体系，正是这种价值体系造成了不平等，以及贻害无穷的性别角色的‘僵化’。”(Horner：105) 二、改写温柔 《皮革马利翁的新娘》(“Pygmalion's Bride”)一诗改写的是希腊神话，塞浦路斯王皮革马利翁爱上了他自己的雕塑作品，一座少女雕像。虽然他知道这是雕像，但仍然对她热恋，不能自拔。爱神阿弗洛狄特被其执着的爱情所感动，赋予了雕像生命，使二人终成眷属。达菲的诗歌并没有简单重述这个故事。诗中这位新娘是一位传统的、含蓄的姑娘，她“千呼万唤始回头，犹抱琵琶半遮面”，有一种少女特有的腼腆和矜持：“我很冷，像雪花，像大理石。”然而这种冷漠似乎特别符合西方男性对传统女性的期待，它完全就是男性所喜欢的那种特有的女性特质。诗中这位新“狼”亲吻了她的嘴唇，说了许多甜言蜜语，给她购买了贵重的礼物，如“珍珠、项链、戒指”，抚摸她的身体，甚至将手指插入她的体内，然而她的心是“冰”，是“水晶”，没有任何反应。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与神话的巧妙对应，从而获得一种反讽式的惊喜。由于我们知道现实中的新娘其实是神话中的雕像，她的冷漠也就获得了一种合理性，甚至是合法性。同时，在现实中这种矜持又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因此它对男权思想又是一种揭露。在达菲看来，女性应该做自己，而不应该迎合男性。因此在诗歌后半部分，这位新娘开始改变自己、改变人格，从含蓄和矜持中走出来，变成了一个“新女性”，仿佛就是一团烫手的火焰。她不是接受亲吻，而是以激情回应亲吻。她不是接受爱抚，而是主动去示爱：她变得“很火辣，很癫狂/身体拱起、弯曲、扭动”，“开始发出爱的呻吟”，还“要为他生孩子”。整个变化就是从一座雕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一个被爱的淑女变成了一个主动出击的“辣妹”。 这一改变震惊了这位新“狼”，他控制不了这样一个没有规矩的女孩，同时被她的主动出击所吓倒，只得逃之夭夭。正如苏珊娜·布朗德所说，“诗歌是对那种男性的直白讽刺，他们喜欢女性被动，一旦女性采取了主动，他们就感到恐惧：‘就这么简单’。”(Braund：197)故事的结局像是一出喜剧，男女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是女怕男，而是男怕女。同时，故事的结局也与古代神话形成了反讽式的对照，那种圆满的大结局，男女结合并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大结局，被悲剧性的分离所代替：新娘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们在神话中读到的浪漫爱情，在现代社会中变成了婚姻悲剧。那种浪漫爱情的基础是男性主导、女性服从，正是由于这个大前提的改变，那种浪漫爱情才消失了。诗歌是怀旧？是欢呼？值得我们思考。 三、改写反抗 《美杜莎》(“Medusa”)的故事同样来自希腊神话，根据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美杜莎是“三个蛇发女怪之一，她原是凡俗女子，因触犯雅典娜，头发被变成毒蛇，面目也变得极为丑陋，凡看她一眼的人都变成石头。她最后被珀尔修斯杀死，头颅被割下，装在雅典娜的盾牌上”。在达菲的诗中，美杜莎显然是一个现代女性：由于被丈夫背叛，她“怀疑、疑惑、嫉妒”。虽然她丈夫是一个男神般的人物：“完美的人，希腊的神”，但他跟别的女孩厮混，这使这位现代美杜莎快要发疯。复杂的心情完全改变了她：她头发倒竖起来，变成了毒蛇；她满口污言秽语，都是毒液；她泪水喷涌，都是子弹；她还长出了獠牙，可以伤人。她变成了一个“美杜莎”，一个蛇发女妖。 嫉妒是基督教的“七宗罪”之一，在基督教传统中，嫉妒被人格化为毒蛇，口中喷着毒液，因此达菲的比喻显得特别贴切。在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The Fairie Queene)中，嫉妒骑着一匹狼，心里藏着一条毒蛇。在达菲的《美杜莎》一诗中，这位妻子已经被逼疯，她失去了理智，变得面貌丑陋，像蛇发女妖一样。但是她曾经也美丽过，年轻过。诗歌似乎在问，她变成现在的模样到底是谁的错？在此，人们可能会想起“阁楼上的疯女人”，想起那些因婚姻不幸而失去理智的女性。西方传统把美杜莎刻画为女妖，然而这首诗歌所拷问的是，到底是谁把她变成了妖怪？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是对父权制的控诉。 作为女妖，她有着把生命变成石头的魔力。“你害怕了吗？”她问他，“你最好害怕。”诗歌对这一魔力进行了渲染：她看了一眼蜜蜂，蜜蜂变成了石子，坠落到地上；她看了一眼猫，猫变成了砖头，打翻了它正在喝的牛奶。显然，她是在利用这些魔力对他进行威胁，她似乎在说，如果你不收敛，下一个被变成石头的将是你。“我看了一眼抽鼻子的猪，/一块顽石/就在猪粪中打滚”；顽石在猪粪里打滚，是神话中的情节，同时也是男人的肮脏和不检点行为的隐喻。在诗中，神话与现实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一方面我们感到美杜莎的比喻非常贴切，另一方面我们从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重新体验了美杜莎神话，领略了诗歌赋予这个神话的现代意义。 的确，诗集对男性有诸多的负面描写，除了这里提到的“偷情者”，男人还是“婴儿拐骗者，令人讨厌的诗人，色诱者，蹩脚的恋人，贪婪的资本家，嚎叫者，嫉妒、恶毒、无趣的丈夫，恋物癖，阳具崇拜者，无情的强人，挥舞伟哥的纠缠者，行为放荡的王子，恶魔，猩猩，猪”等等。除了莎士比亚以外，诗中的男性几乎全是令人生厌的人物。(Rowland，2001：201)霍纳认为，这些负面描写表达了对异性恋的否定，同时也是最终走向女性同性恋理想的铺垫。“达菲诗集的发展路径是通过塑造女性强人以达到自我重构的目标。”(Horner：107) 四、改写觉醒 《欧律狄刻》(“Eurydice”)的故事来自希腊神话里关于奥尔弗斯的故事。在神话中，欧律狄刻是奥尔弗斯(Orpheus)的妻子。在新婚之夜她被毒蛇咬伤而死，奥尔弗斯悲痛不已，遂以他美妙动听的歌喉打动冥王，使其承诺让欧律狄刻返回人间。但冥王的条件是，在引领妻子返回人间的路上，奥尔弗斯不得回头。最终，奥尔弗斯未能履行承诺，欧律狄刻回到了阴间。 我们看到，欧律狄刻在神话中只是一个配角。她没有声音，没有思想，仅仅是一个沉默美人。然而在达菲的诗歌中，她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她不仅有思想，有智慧，而且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声。整首诗歌就是欧律狄刻为女同胞读者讲述的故事。她的意思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她现在冥界，那里“语言停止了，仅是一个黑暗的句号”；第二，这个地方“很适合”她，因为她可以避开那个男人的追求，享受她的“永垂不朽”；第三，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个人突然出现了。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情景：她完全不敢相信她的耳朵。她说：“我宁愿死去。” 达菲所塑造的这个欧律狄刻形象具有许多现代意义，它不仅仅是古代神话的重复。首先，欧律狄刻不再是神话中的沉默美人，而是一个现代女性。她具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她不愿再做别人的“缪斯”，不愿意在别人的诗歌中被称作“亲爱的、黑女士、白女神”；她说，“我宁愿为自己说话”。其次，她是一位知识女性，有自己的主见，为丈夫录入诗歌文稿时，批评他的诗歌使用了过多的“抽象名词”。第三，她不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物，而是一个有主体意识的个体，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竭尽了一切力量，诱使他(丈夫)回头”，从而满足了她留住冥界的愿望。第四，欧律狄刻具有现代女性的智慧，她没有央求奥尔弗斯“让我留下”，没有使用暴力夺走他怀里的诗歌，而是赞扬他的诗歌是一篇“杰作”，正如布朗德指出，这种赞扬是“他的虚荣无法拒绝的”，(Braund：197-98)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虚荣使他落入了圈套。 欧律狄刻离开丈夫之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她不愿意再回到从前的生活，被“禁锢在他的意象、明喻、隐喻”之中。的确，诗歌将婚姻的牢笼与语言的牢笼相比拟，婚姻对女性的禁锢在诗中被表现为男性话语对女性的禁锢。欧律狄刻不愿意再生活在那些“八行体、六行体、四行体、双行体”之中。对她来说，那样比地狱还糟糕。正如兰龙所说，诗歌“对原型情景的改写，目的是使女性人物……重获话语权与存在感”。(Lanone：188) 五、改写欲望 《莎乐美》(“Salome”)的故事来自《圣经·新约》，描写爱情与暴力。莎乐美是希律王的养女，她爱上了洗礼者约翰。后者曾经在沙漠中为耶稣举行洗礼，被视为耶稣的先行者。然而他被指控传播邪教，被希律王逮捕入狱。希律王喜欢看莎乐美跳舞，答应只要她为他跳舞，洗礼者约翰就由她处置。然而，莎乐美遭到了洗礼者约翰的拒绝，她因爱生恨，向希律王索要了约翰的头颅。最后，这颗被砍下的头放在餐盘里，呈给莎乐美。在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改编的《莎乐美》(Salome，1891)中，莎乐美深情地亲吻了放在餐盘里的约翰的头。这个故事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由于情节离奇，曾经被许多作家改写。在人们心目中，莎乐美是一个“妖冶女人”(femme fatale)，她爱上了谁，谁就会倒霉。 达菲在诗歌中塑造的现代莎乐美是一个堕落女性，她酗酒、吸毒、乱性。从她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她寻欢作乐地度过了一整夜，早晨起来仍然受到酒精的困扰。她记不清谁上了她的床：“彼得？西蒙？安德鲁？约翰？”她现在只看到“放”在枕头上的头。她有一点精疲力竭，但对那颗头颅毫无惧怕、毫无怜悯，甚至有一些冷漠。那颗头颅曾经代表了她的爱：外观英俊、头发黝黑、胡须浓密。虽然眼角泛起了皱纹，但嘴唇红晕俊美，知道如何讨女人的芳心。她曾经吻过那双嘴唇，但现在它已经冰冷。 所有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内心：她憎恨男人，冷酷无情。她杀死的这个男人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她说“我曾经做过”，“我肯定还会做”。虽然这些男性受害者都是她爱过的人，但在她扭曲的心灵中，他们只是她的羔羊，是她利用和玩弄的对象。有人将她解读为系列杀人犯，然而我认为，这里的“系列杀人”可能是一个隐喻。这个现代莎乐美不停地跟男人睡觉，不停地把他们甩掉，以达到伤害他们的目的。从隐喻上讲，把他们甩掉就是已经把他们“杀掉”。而枕头上的那颗头颅仅仅是一个幻象，是她内心阴暗的杀人欲望的投射。也就是说，这个现代莎乐美仅仅在内心上演了那个著名的历史神话。 虽然现代莎乐美是一个堕落女性的形象，但同时也是一个男性惧怕的形象。传统上男性希望女性是羔羊，而在这个故事里女人把男人当成了羔羊，从而翻转了传统的男女角色，颠覆了传统男女的力量对比。男性所希望看到的那个“天使”被一个无恶不作的“坏女人”所替代。她不再是男性怜爱的对象，而是他们惧怕的对象，从而颠覆了父权制对女性的禁锢，颠覆了父权制期待的柔弱女性形象。 六、改写力量 《女金刚》(“Queen Kong”)一诗是对经典电影《金刚》的改写，它充分利用了读者的背景知识，颠倒了影片中的男女权力关系。电影的故事发生在1933年的美国，一名勇于冒险的企业家及电影制作人杰克率领摄制组到荒岛拍摄外景。他们在岛上遇到土著和恐龙的袭击，女主角安妮的尖叫声唤来一只巨大无比的大猩猩，它就是金刚。这只连凶悍的恐龙也惧怕几分的大猩猩，却偏偏爱上了安妮。其后金刚被带回了纽约，但这却是它悲剧命运的开始，金刚受到军队和警察的围捕。为了带安妮再看一次美丽的日出，它带着她爬上了帝国大厦，结果陷入重围。它与飞机展开了最后决战，不幸从帝国大厦摔了下来，为自己的爱人谱写了最后的悲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美女与野兽”的爱情故事。 达菲的《女金刚》一诗把这个故事颠倒了过来。诗歌是女金刚的独白，讲述她的爱情历程。故事情节与电影类似，但是主人公的角色进行了对换。巨大无比的一方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男性变成了娇小的玩物。女金刚爱上了来到荒岛的摄制组成员“我的小男人”，并与他有了一段他不太情愿的浪漫爱情：女金刚说，“他就会爬到/我张开的手中，坐下；我就会轻轻地/……剥下他的衣衫，/用我的舌尖舔他葡萄一般的肉体。”然而，电影很快就拍完了，“我的小男人”回纽约去了。经过一个月的挣扎，女金刚终于忍不住来到纽约，在水泥森林里，在一个个窗户中寻找。最终，她在一间公寓里找到了他，看到他的卧室中贴着她的巨幅照片。“我把他从房间拈出来，/像从盒子最上一层拈起一块巧克力/让他夹在我的食指与中指间摇晃，/以此逗乐和示爱。” 的确，女金刚具有令人惧怕的力量，正如约克所说，“在《女金刚》中，达菲似乎探讨了一种男性特有的恐惧，一种害怕在强大女性手中被毁灭的恐惧。”(Yorke：88)女金刚带着她的“小男人”回到了荒岛，“他被紧紧攥在她的手里，被她剧毒的和压倒一切的爱所制服”：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幸福的十二年。诗歌像是在讲述一个童话，但实则在对童话进行戏仿。在“我的小男人”死后，他并没有逃脱“玩物”的命运。女金刚将他制成了干尸，其大小对她来说正好与项链上的吊坠差不多，被挂在她的胸前，成为永久的纪念。“我现在就把他戴在脖子上，/完美、风干、眼眶镶嵌了绿宝石。”这一可怕的形象使人想起了耶稣受难。我们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固然可怕，然而颠倒过来其实同样可怕。诗歌并非鼓吹女性沙文主义，而是以一个故事展现性别不平等所产生的可怕后果。 七、故事新编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之妻》实际上是一部“故事新编”，它看似谈古代，实则谈现实。历史故事或神话中的人物与当代的人物相对应，实际上相当于古典故事在当今的重演。但这个重演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当今意义。因此，我们在《世界之妻》中读到的故事，与古典故事有相似之处，但又不是那个古典故事。虽然不是那个古典故事，但又有那个古典故事的影子。故事的原型和新版存在着差异，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存在张力，但又存在对应。正是这种若即若离、似曾相识的情景给人一种惊喜，正如兰农指出，“它挪用了经典话语，但达到了一种反向的意识形态质询。”(Lanone：187) 《世界之妻》的主题显示出传统女性主义书写的典型特征，即由觉醒、反抗、自由构成的三部曲。诗集的发展模式也符合传统的女性主义书写的发展模式，即从认识到受压迫的地位，到反抗压迫，到为争取自由而斗争。有批评者认为，这是女性主义的老生常谈，其源头可以追溯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第一波女性主义批评。(Rowland，2003：125-26)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经典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妮·波伏娃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然而，虽然女性主义思想广为人知，但是性别不平等仍然广泛存在。有些甚至内化到了女性的大脑之中，得到了女性的认同。因此，女性主义思想本身需要翻新，《世界之妻》就是翻新和进一步强化女性主义思想的新尝试，在21世纪都有它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在风格上，达菲的诗歌绝不是20世纪女性主义书写的简单重复。波伏娃和伍尔夫的著作是对男权社会的理性分析，而达菲诗歌的典型手段是对它进行嬉笑怒骂。理性分析曾经起到了它的作用，但是在21世纪，幽默和戏仿似乎具有更多的颠覆力和破坏力，正如瓦伊纳指出，《世界之妻》比达菲的早期诗作更加“快乐”，里边有更多的“机智”：“她能够把喜剧元素和严肃元素融合到同一首诗歌里”。(Viner)的确，达菲的魅力在于她“顽皮的幽默感”，她用不同寻常的幽默与讽刺，试图将邪恶“讥笑”出历史舞台。 达菲的后女性主义诗学并不表现在她对性别、身份、性取向、异化、欲望等问题的探索，而是表现在她在探索中“凸显了表征、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困境”。(Rees-Jones：3)后现代改写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还原历史、以正视听，而是为了表达诉求、发出呼吁。达菲的《世界之妻》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历史真相，而在于它发出了女性的声音。历史是书写的结果，这个观点在当今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视角的不同、侧重点的不同、选择细节的不同、排列组合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世界之妻》正是利用了历史书写的这一特点，重构历史和神话，表现出过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凸显女性主义视角和观点。换句话说，写历史其实是为了写当下，通过凸显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反映当下的困境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