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视野中的两党制目标——试析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党制论文,众议院论文,日本论文,议员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与政治市场——问题的提出
公共选择是一种把经济学运用于政治科学的理论。与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样，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注：Dennis C.Mueller,Public Choice Ⅱ,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1—2.)它 所展现的政治是个人、集团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而政府只是在 个人相互作用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安排，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一个抽象实体。正如布坎南 所说：“人是自利的，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中是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 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官员时， 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注：布坎南：《宪法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2年 第4期，第68—69页。)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把人类社会分成两个市场：一 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
冷战后，经济市场呈全球化趋势，而政治世界也在向市场化演进。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密不可分。经济市场迎来了全球规模的竞争时代，如企业合并重组、IT产业形成、新产品开发、跨国公司形成、一国的价格超越过境横跨国际市场……政治市场也是如此。在日本，1993年以来的十年中，政党分化重组，新的政党不断涌现，社会党像“厚、重、长、大”传统产业一样走向衰退；新进党、民主党、新民主党等新的政党和新候选人不断涌现，犹如新工厂新产品的登场。公众在经济市场是消费者，在政治市场是有权者(选举权)。在成本收益明晰的经济市场，消费者是在比较各个企业以及各种产品的基础上决定自己的消费行动；在政治市场，政党好比企业，政策好比产品，选民也像在经济市场一样致力于明智的选择。
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导入，使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从“派阀本位”向“政党政策本位”转换。2003年众议院议员选举是这一选举制度实施以来的第三次选举，也是第一次各党均推出选举纲领的选举，即各政党在“具有政策选择可能性”的框架下展开竞争。自民党追求的目标是再次当选，连选连任；民主党追求的目标是在选举中击败自民党而实现政权交替。这是两党制的一个基本点。从公共选择的视野来看，自民、民主两党追求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即选票的最大化；投票人参与选举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参与政治而获得预期效用的最大化。政权选择的选举展现了“政治市场化”的过程。
自民党一党单独执政结束至今已经十年，除了短暂的细川政权之外，真正意义上的政权交替并没有发生。在199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中，自民党失败，一个非自民党的、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七党联合政权产生。可是，细川改革的挫折对于政权交替寄予无限期望的国民来说，似乎是一盆冷水。自民党戏剧性地重返执政舞台，政权结构迅速从非自民的七党联合政权向以自民党为首的三党联合政权转换，联合政权结构经历了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自民党、公明党、保守党的转换过程。1993年以来的十年中，始终没有产生一个能够代替自民党的执政党。
从英国两党制的经验来看，实现政权交替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有选举纲领；第二，依业绩投票；第三，存在强大的在野党。用公共选择的方法研究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可依上述三个条件进行三个层面的研究：第一，两党竞争模型研究；第二，投票 者行动研究；第三，“政治景气循环”研究。
二、两党竞争模型：选举纲领与空间定点的“中间投票者”偏好
由政党循环、政权交替实现两党制目标，作为政党循环模式理论的一个要素是政党的选举纲领，它包括：(1)各政党的不同目标；(2)达成不同目标的不同政策；(3)不同政策的不同结果。
从具体的层面展开，选举纲领是指执政党在其任期内为了推进政权运营而制定的具体 的一揽子政策，它包括：(1)可以评估的具体政策目标，如数值目标、实施期限、程序 、手段以及达到这一政策目标所必须的财政预算；(2)政策实施的体制与结构；(3)政策 实现的日程表。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选举纲领是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具有政策选择可 能性”的框架中，作为向竞争的政党体系转换的手段来使用的。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 选举是第一次各党均推出选举纲领的选举。在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党对峙的竞争格局下 ，选举纲领能否成为向竞争的政党体系转换的手段，是实现两党制目标的关键。然而， 作为选举纲领的政策选择坐标，民主党并没有向选民提供一个区别于自民党的政策选择 体系。
按照唐斯(A.Domns)的两党竞争模式，在一维空间模式下，通过空间定点理论的“纳什均衡”概括出政党选举纲领的“中间投票者”偏好。例如在价格、质量一定的情况下，两个销售店的空间定位即销售区位变得异常重要。两个销售商都想突入对方销售店区位，从而获得该区位的一部分顾客。博弈的结果致使两个销售店的区位都定位于街的中心，从而达到均衡。这一均衡状态被称作“纳什均衡”。以两党制的空间定点理论作为视角，这又被称为“最小差别原则”。从政党与选民的关系来看，唐斯的两党竞争模型可归结为：在一维空间模式下，两大政党向“中间投票者”偏好的政策靠拢，从而达到政策差别的最小化。
在日本，政党的政治观点长期基本维持在一维的空间模式下，即保守与革新的一维空间维度。1955年体制是作为保守势力的自民党与作为革新势力的社会党之间的政治对峙 ，日美同盟构成了一维的保守与革新的选择维度。20世纪90年代初，1955年体制崩溃， 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三党联合政权形成，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首相，至此 ，社会党的政权纲领逐渐向中间道路转换，社会党的日美关系政策转换与国民的现实“ 经济主义”意识走到了一起，保守与革新作为价值坐标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然而，以1993年为界，政党的政治观点从保守—革新的空间模式逐渐向两大保守势力的空间模式转换，即出现了自民党、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的对峙。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最终形成了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竞争的态势，它取代了1955年体制下自 民党与社会党的对峙，一个新的时代——2003年体制的序幕徐徐拉开。2003年体制是两 大保守政党的对峙体制，选民的偏好已经不是在保守与革新这一维度之间，而是涉及了 具体的政策层面。
根据唐斯的“投票的空间理论”(the spatial theory of voting)，如果介入政治竞争的政党具有相同的信念和偏好，而竞争状态又取得了“纳什均衡”，则各政党具有同一行动的特征。也就是说，政党追求政权时多选择投票者偏好的政策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非中位点政策的政党失败的概率较高。结果，导致两党的政策选择向中位点靠拢，即采取“中间投票者”偏好的位置，最终达到均衡。空间定点理论参照下图。(注：参见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图1 自民党在稻米产量较高地区平均得票比例
K(X，G)是选民偏好与政党政策的最佳结合点。A政党(自民党)的政策点L向X方向移动，并锁定在中位点X。根据投票者偏好以及两党竞争的结果，B政党(民主党)为了获得A政党(自民党)支持层选民的选票，民主党的政策点M也向X方向移动，最终民主党把自己 的政策也调整到中位点X，因为这一政策定位可以使民主党的得票率最大化。可是，两 党的政策差异却呈最小化趋势。
下表用唐斯的“空间定点理论”比较了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中的自民、民主两党选举纲领。
上述自民、民主两党的选举纲领中并没有实质的差异。关于补助金和交付税制度，民主党没有独特的创新之处，例如，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差别如何调整?财源从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话，是否能维持现有的水平，是否能容忍差距的扩大，等等，民主党的选举纲领对此都没有具体涉及。民主党提出的“高速公路零收费”原则与小泉政府以及四公团民营化推进委员会在最终报告中提出的“国民负担最小化”原则没有明显的差异。如何创造没有失业的经济复苏，有影响的经济振兴政策究竟是什么?民主党的经济复苏五年计划也没有列出具体的数值化目标、手段以及达到这一政策目标所必须的财政预算。在修改宪法方面，两党的观点基本一致。民主党为了获得将近50%选民的支持，尽量避免极端的政策主张，从而使民主党的政策逐渐趋于“中间道路”。从总体上看，在一维的空间定点理论下，自民、民主两党的选举纲领向“中间投票者”偏好的位置靠拢，从而形成竞争均衡态势。作为选举纲领的政策坐标，自民、民主两党没有向选民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体系。
三、投票者研究：政党支持结构转换与“理性投票人假设”
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是“选择政权的选举”。在这一点上，小泉首相与民主党代表营直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欧美国家，政权选择往往会引发政权交替。那么，实现政权交替的条件是什么?从欧美国家的政权交替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业绩评价模式的定型化，具体地说，是政党支持结构模式由传统模式向业绩投票模式转换。
有关选民的投票行动研究，是公共选择研究者对政治学整体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费奥 里纳(Morris P.Fiorina)的研究指出，在欧美国家，政支持结构模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的政党支持结构模式主要有社会学模式和社会心理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根据社会 结构来划分政党支持结构。如在英国，工人阶级支持工党，有产阶级支持保守党。在美 国，政党支持结构模式主要是社会心理学模式。如著名的“密歇根(Michigan)学派”的 “政党鉴别模式”(Party Identification)，它是指不介入政策评价过程的选民与政党 形成的一种非理性的一体感。然而，当今欧美国家传统的政党支持结构模式已经向“业 绩投票模式”转换，也就是说，选民根据对政府的业绩进行评估的结果进行投票。在美 国，把业绩投票模式称之为“回顾投票模式”(retrospective voting)。在这种模式下 ，政权交替是选民对执政党的一种惩罚。
在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中，自民党没有单独获得过半数席位。对自民党来说，这就是业绩投票模式的一种“惩罚”。小泉改革受挫，国民对小泉改革路线产生疑问，内阁支持率从70%跌至40%。在欧美国家，业绩投票模式——一种“惩罚投票”的结果常 常会引发政权交替，可是在日本却没有发生，其原因可以从投票者的层面来分析。
首先，唐斯的“理性投票人假设”指出，选举纲领的“中间投票者”偏好对投票者的行动会产生巨大影响。选民通过投票参与政治，目的是获得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在两党竞争模型下，投票者会对两党的选举纲领与自己的效用偏好进行比较，然后进行投票。在“中间投票者”偏好的驱使下，民主党的政策逐渐与自民党趋同。然而，民主党的政策选择对投票者的行动带来什么影响呢?假设自民党为A、民主党为B，预期的效用偏好差为S，2003年大选为t，自民、民主两党的选举纲领实际能给选民带来的利益是t + 1，选民比较自民党和民主党的预期效用偏好差为：
S = E(U[A,t + 1]) - E(U[B,t + 1])(注：参见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第87页 。)
如果S＞0，选民投自民党的票；如果S＜0，选民投民主党的票；如果S = 0，选民投弃权票。
其次，投票者的目标函数与投票行动的关系，以赖克(Riker)的投票者目标函数来分析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中的投票者行动。(注：Wiilliam H.Riker and Peter C.Ordeshook,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 ew Vol.62,No.1,1968,25—42.)
目标函数为：R = BP - C
R为选民从预期的投票行动中获得的效用，B为选民从获胜的政党中获得的效用，P为选 民所希望的政党获胜概率，C为选民的投票成本。如果R＞0，选民选择投票；如果R＜0，选民选择弃权。
以上从两个层面对投票者行动进行了分析。投票人参与选举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参与政治获得预期效用的最大化，所以，投票者仅仅考虑政府过去的业绩，据此进行投票。问题是，投票者的“中间偏好”对政党的选举纲领产生了巨大影响。民主党政策向“中间投票”偏好的位置移动，使之更接近于自民党的政策，然而，基本相同的选举纲领却使选民丧失了自由选择权，致使投票人无从选择。事实上，尽管民主党政策更接近于“中间投票者”偏好，但不一定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当选民发现改变了政策的民主党没有提供一个区别于自民党的政策选择体系时，选民会在选举中弃权，于是，民主党获得一部 分选票的同时，却失去了更多的选票。即使民主党获得了一部分选票，但也不能表明选 民对民主党的真正支持。根据读卖新闻社的紧急全国舆论调查，占民主党支持层35%的选民是为了不让自民党赢得太轻松而投了民主党的票。
无可置疑，两党立场越接近，选民的选择余地越小，投票的积极性越低，这被称作“ 无差别效应”。“无差别效应”导致“对政党不信任”。2003年大选前的一份舆论调查 表明，超过50%的选民认为“已经没有可以支持的政党”。
在日本，“对政党不信任”导致投票率下降，而且这一趋势难以遏制。战后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的投票率，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般在75%以上，1990年下降为73.31%，投票率开始出现低迷。此后，投票率一直呈下降趋势：1993年67.26%，1996年59.65%，连续两次刷新了最低记录。2000年大选投票时间延长2小时，也仅为62.49%。2003年众议院议员选举，投票率跌破60%，为59.86%，投票率下降的趋势难以抑制。
根据读卖新闻社在2003年众议院议员选举前的全国舆论调查，对众议院议员选举持关注态度的人比2000年上升了五个百分点，达到76%。然而，表面的关心度与实际的投票 并没有连带关系。民主党干事长冈田无可奈何地表示：“投票率低下导致民主党实力下 降，投票率如果达到70%的话，民主党便能获胜。”
投票率低下对有组织能力的政党有利。在日本，当然对自民党有利。但是，投票率低下有可能产生违背民意的政治。
业绩投票模式——“惩罚投票”模式已经在日本显现。它之所以没有引发政权交替，投票率低下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人们从理性投票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出发，选举纲 领的“无差别效应”导致“对政党不信任”，“对政党不信任”导致投票率下降，而且 这一趋势难以遏制，从而制约了两党制下实现政权交替的可能。
四、政治景气循环与政治结构改革
从选举纲领的内容来看，民主党的选举纲领没有向选民提供一个区别于自民党的政策选择体系，是导致投票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在野党始终未能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权交替和政治结构改革的推动力量，这不仅仅是选举纲领的内容问题，更重要的是选举纲领的模式问题。究竟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还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从选举纲领的模式来看，实际上存在着“选举前模式”与“选举后模式”的根本差异。
与经济市场的景气循环一样，政治市场同样存在政治的景气循环。帕莱德姆(Martin Paldam)在《政治的景气循环》(Political business cycie，PBC)一文中论述了政治循环是由“政府或者是政党之间的竞争来推动的”
，也就是说，PBC是由政治体系产生的一种良性循环。
政治景气循环由政权交替来推动，它具体体现为政党循环。政党循环模型的理论基础有两个要素：第一，政权交替；第二，党派的政策主张。从政治市场的视角出发，政党是政策产出的工厂，政策是一种产品，所以，党派的政策主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候选人个人的选举纲领，它必然以党内意见的一体性为前提，即采用党内意见在选举前调整、选举后统一实施的一种“选举前模式”。这种模式与经济市场的运行规律一样，旨在构筑一个不受官厅和利益集团干扰的政策运行体系。在经济市场，消费者的产品偏好决定企业的兴衰；在政治市场，投票者的政策偏好决定了政党兴衰。所以，在政治市场，一般是通过选举纲领实现政权交替，进而推动政治结构改革。无可置疑的是，选举纲领应该是一种“选举前模式”。
选举纲领推进政治结构改革表现为政党政治的良性循环过程。循环示意图如下：
这幅政党政治循环图展示的是“选举前模式”。“选举前模式”具有两个层面的推动力：其一，实现从“官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从选举纲领、政权选择到政权运营、业绩评价，各政党在展示选举纲领的前提下进行竞选，内阁与各部门必须明确所要达到的目标，在选举纲领的基础上约束各政府机构的行为，从根本上改变官僚主导的政策制定过程，实现从“官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其二，政党政治循环推进政治结构的改革进程。政治结构改革，往往由现存政治结构下尚未承担责任的政治势力(在野党)来推进。执政党的工作是制定今天的政策，在野党的工作是构筑明天的政策。在欧美国家，这是一条刚性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下，才形成了英国撒切尔的市场主义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两种对立的、选择性强的政权纲领。欧美国家常常利用政权交替来推进政治结构改革。一个在野党构思的新政策体系和执政党的业绩可以在下一届选举时让国民来进行评判。如果实现政权交替，那么政权党就能实施在野时期制定的政权纲领。这就是政治结构改革的路径。
在日本，执政党的政策往往是不明晰的，在政策目标方面，基本上采取“选举后模式”。也就是说，在怎样的目标基础上去组成内阁?这一目标是不明确的。于是，在尚无 明确目标的前提下选出首相，组成内阁。这是日本政治的一个惯例。小泉首相的执政目 标是“结构改革”，在自民党总裁预备选举时，这一目标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小泉 当选自民党总裁。然而，在小泉改革的目标尚未具体化之前政权已经组建，在政权启动 之后，实现改革战略的相关政策也是不充分的。
日本民主党从2003年的春季开始着手制定选举纲领，11月众议院议员选举时作为民主党正式的纲领。其中，关于《经济复苏五年计划》，民主党的思路是在获得政权以后，在100天之内构筑日本重建综合计划。初步设想是制定一个以民间需求为中心的经济复苏五年计划，在2004年中期完成。显然，民主党的选举纲领是一种“选举后模式”。“选举后模式”的典型发挥，是民主党选举纲领的“追加项目”。民主党推出选举纲领之后，在选举日前夕又推出“追加项目”，例如补助金制度、高速公路零收费方案等等，都在追加项目中提出。民主党选举纲领的“选举后模式”很难建构可供选择的价值坐标体系。
一个代替自民党的执政党能否产生?这始终是日本政治的长期课题。早稻田大学教授田中爱治认为，政权交替，除了业绩投票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是“强大的在野党 的存在”。
问题是，民主党选举纲领的“选举后模式”很难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权交替推动力量。从政治市场的层面来分析，利用政权交替推进政治结构改革，是实现政治景气循环的制度路径。然而，在日本，政治市场的景气循环尚未形成。
从政策层面来看，民主党选举纲领的“选举后模式”是一种“自民党化”现象。在欧美国家的两大政党对峙格局下，往往有一个对立轴，例如，美国的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历史理念的对立，英国保守主义和工人利益的对立，法国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的对立，等等。可是，在日本，导致形成“2003年 体制”的自由、民主两党的合并与形成1955年体制的自由与民主两党的合并类似，从选 民的角度来看，民主党和自民党并没有想像中的那种差别，似乎是“第二个自由民主党 ”。
结语
在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中，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政党对峙的2003年体制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这一体制能否实现可实行政权交替的两党制目标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来看，民主党从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出发，在空间定点的“中间投票者”偏好的驱使下，其选举纲领没有向选民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体系；从理性投票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出发，选举纲领的“无差别效应”导致“对政党不信任”，“对政党不信任”导致投票率下降，而且这一趋势难以遏制，从而制约了两党制下实现政权交替的可能。“政治景气循环”是实现两党制目标的制度路径，然而，民主党选举纲领的“选举后模式”很难启动日本政党政治循环。在野党尚未形成一支强大的推动力量。在日本，政治市场的景气循环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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