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明代论文,五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怎样看待明代史论
明代史论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明人在理论上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水平。怎样评价明代史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明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的评价。
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没有出色的史学可言。这一方面是因为，明代只是到嘉靖、万历之后才出现几部值得称道的史书，而明代前期的史学几乎是空白；另一方面是因为，明代虽然有着数量极其丰富的史籍，但是这些史籍因质量不高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在这种看法下，不少史学史著作对明代史学的论述就很薄弱。
研究者对明代史学评价不高，原因之一是对明代史论的低估。明代丰富的史籍中，包含着大量的史论著作。有的研究者曾指出，“明代史论极多，散见于各文集的不计，仅成专书的，便多达近百种”（注：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史学史研究》，1985年1期。）；甚至还指出，明代史论事实上“超过宋、元史论之数”（注：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明代史论的数量蔚为壮观，但这些史论的价值却遭到后来学者的轻视。清代四库馆臣对明代史论的批评就十分严厉，他们认为“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始终”（注：《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史评类《史纠》条，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 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现在。人们很少去关注明代丰富的史论，并且认为明人对历史的认识没有突出的价值可言。有些研究者将明代的历史思想与明代理学纠缠在一起，甚至用明代理学家的历史思想来代替史学家的历史思想（注：斯维至：《史学常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近些年来，由于明代史学的深入发展，明代史论研究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学者发现，明代史论中其实有着宝贵的史学遗产，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发掘。为推进明代史论研究，本文考察了近五十年来人们对明代史论的研究状况，以备参考。
二、近五十年来明代史论研究的进展
（一）有关史家之史的研究。近五十年来，明代史论研究中涉及到的史家有王世贞、李贽、朱国祯、宋濂、王祎、吴士奇、陈建、张岱、焦竑、谈迁等人，其中又以李贽、陈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
有关李贽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这里不作赘述。本文仅限于对李贽史论的研究。对此，研究者从史著、历史思想、史学地位等方面，都进行过详细深入的讨论。在史著方面，研究者主要分析了李贽的史著如《藏书》、《续藏书》、《李卓吾批点皇明通纪》、《初潭集》、《史纲评要》中历史评论的特点，及其对研究李贽史学思想的重要性。有关思想方面的研究较多，而角度多有不同。李贽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学修养、历史观念、史学方法、价值取向等思想都得到了相当深入的发掘，可谓仁智俱现。如有的研究者从李贽的序论、短评以及史论中看出，“李贽是位很有史识和史德的史学家”（注：陈曼平、张克：《试论李贽的历史观》，《湖南师范学报》，1984年3期。）；在历史观上，一种观点认为，李贽的史论受传统的儒家政治观的制约（注：陈曼平、张克：《试论李贽的历史观》，《湖南师范学报》，1984年3期。）；在论史的方法上，多数研究者认为，李贽是以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功利效果，即以“利”而不以“义”来品评历史人物的；在价值取向上，李贽也由传统注重道德规范转变为侧重于实践活动的后果，即舍义取利（注：邓鸿光：《李贽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认识》，《江汉论坛》，1986年7期。）。
在史学地位方面，有的文章认为，李贽“把社会批判的思想融入史学领域，开辟了利用历史编撰与评论来全面表达政治见解的新思路，有其重要的史学意义”（注：马兴东：《李贽史论评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6期。）。还有学者凭藉其深厚的史学史修养， 把李贽对孔子之是非的认识同他前代有类似思想的刘知几、皇浦湜、李翱等人进行比较，从而清晰地揭示出李贽的史论在历史评论发展中重要的历史地位（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另一位逐渐受到关注的史家是陈建。他所著的《皇明资治通纪》是一部重要的纲目体史著，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者对陈建史论的特点和价值作过相当详细的分析。文章对他这样一个卑微的乡绅编撰国史、臧否当朝君臣的勇气加以称道，对他忧急天下的情怀感叹不已，对他广泛深刻的史评政论尤为推崇，认为他的史论“上下古今，纵横捭阖，机锋犀利尖锐，往往切中时弊的症结，体现了陈建对于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研究认识的深刻”，他的史论“既富有时代特色亦富有思想价值”（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
除此之外，研究中提到的、史论有所称道的史家还有一些。如有文章称撰写《史概》的朱国祯“所持议论大多切实中肯，反映了他的史识”（注：杨艳秋：《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南开学报》，1999年1期。）。如宋濂所写的《浦阳人物记》中， 最能代表其历史观点的就是“每一类传的序和传后的论赞”；而王祎“在《元史》中被删去不用的四篇列传的论赞”，“仍保留在文集中，写得很好”（注：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4期。）。如祝允明的《祝子罪知录》，“其史论多有创见，开明代反传统史学之先河”（注：钱茂伟：《明人史著编年考录》，《浙江学刊》，1994年6期。）。再如谈迁， 他的史论有不少地方反映出对他对明王朝统治的批评和对历史的反省（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明代史论研究所着重关注的史家较少，其中只有李贽的有关研究相对丰富些，多数史家的史论研究还只是只言片语，不少史论还不曾见有研究成果面世。有的研究透露出一些有意义的信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
（二）有关史著之史论的研究。近五十年来有关明代史论研究涉及到的史书主要有《藏书》、《续藏书》、《皇明资治通纪》、《大政记》、《史概》、《史纲评要》、《弇山堂别集》、《浦阳人物记》、《考信编》、《石匮藏书》、《石匮书后集》等等。
有关李贽《藏书》、《续藏书》的研究较多。除对其史书中史论的思想内容进行研究外，关于体例及史料研究也有新的收获。如在史书真伪上，有的文章提出《续藏书》有“可信、基本可信与可疑”几部分（注：任冠文：《〈续藏书〉考辨》，《史学史研究》，1998年1期。）；在思想来源方面，有的文章认为“《藏书》体例、内容本唐顺之《左编》而来”（注：钱茂伟：《论〈藏书〉对〈左编〉的继承与批判》，《福建论坛》，1998年6期。）；在体例上， 有的学者具体分析了《藏书》在《世纪》、《列传》上的独特与卓识之处，说明了李贽“实不与旧时公案同”的创见与胆量（注：陶懋炳：《李贽史论新探》，《史学史研究》，1985年1期。）；有的文章则进一步指出这种体例融记述、评论于一体的贯通古今的史书编纂不仅为一种创例，而且其具有的历史批判精神，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产生了启蒙作用（注：马兴东：《〈藏书〉和李贽的史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4期。）。 还有文章对《史纲评要》中的“批”与“评”作了简明生动的概括与分析（注：林晓平：《〈史纲评要〉的“批”与“评”》，《史学史研究》，1998年4期。）。
另外一些史书的史论虽然被关注的程度不及《藏书》、《续藏书》，但它们也被研究者提出来以引起注意。朱国祯的《史概》是其中之一。有的文章指出，“《史概》对史论非常重视，除‘大训记’中未有评论外，其它四部分对每朝皇帝、重要事件和人物都加以评论。广引诸家史论是《史概》的一大特色”（注：杨艳秋：《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南开学报》，1999年1期。）。虽然也有学者对它非议，认为“《大政记》每帝论赞，附录别人论赞过多，不合独撰史著要求”（注：钱茂伟：《朱国祯及其〈史概〉再探》，《宁波师院学报》，1990年4期。），但这似乎不足以否定朱国祯的识见，因为“《史概》全书的百余条史论中，朱国祯本人发论即占半数以上”，而且他所持议论大多切实中肯（注：杨艳秋：《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南开学报》，1999年1期。）。
有的学者对明代浙东史学的史论作了介绍。如胡翰、张孟兼、朱廉、苏伯衡（他们与宋濂、王祎一起编修过《元史》）等人的文集中，都有像《衡运篇》、《尚肾篇》、《井牧篇》、《空同子瞽二十八首》等类讨论历史问题的篇章，在史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冯士元所撰《测史剩语》，“杂取春秋至唐代史事为之论断”，是一部史论作品；胡粹中在《元史续编》中采用“评曰”的形式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表了不少中肯的评论；范理的《读史备忘》、孟称舜的《孟叔子史发》，通过人物评论史事，亦有善恶褒贬之意，是明中后期史学经世致用的主要形式（注：朱仲玉：《明代浙江史学述论》，《浙江学刊》，1990年5期。），等等。
明代史学研究中发现的史论还有：史论专著，如朱权的《通鉴博议》、刘定之的《宋论》、赵弼《雪航肤见》、郭大有的《评史心见》、钟惺的《史怀》、朱明镐《史纠》、王志坚的《读史商语》、唐顺之的《两晋解疑》等（注：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其它史论突出的史籍， 如吴士奇的《考信编》（注：钱茂伟：《晚明史家吴士奇史学述略》，《安徽史学》，1993年4期。）、祝允明的以举、刺、说、演、系五例来评价历史人物的《祝子罪知录》（注：钱茂伟：《明人史著编年考录》，《浙江学刊》，1994年6期。）、谈迁的“长于评论”的《国榷》（注：继光、陈静：《明代史学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4期。）等；以及史论散篇，如前文提到的，王祎在《元史》中的几篇传论，即卷一五八的《许衡传》、卷一六四的《郭守敬传》、卷一八九的《金履祥传》和《许谦传》（注：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4期。），等等。
这些已经被发掘出的、又各具特色的史论书目，反映了明代史论的盛行以及其中隐含的史学价值，这对于揭示明代史学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应看到，对这些史书的研究也显得失衡，大量的史论书籍仅仅是引起了学者注意，还没有展开研究。
（三）明代史论研究中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从五十年来关于明代史论的研究来看，明代史论中所包含的明代史家或史书的历史观点、史论的社会意义、历史评论的理论与方法、史论的体例及史论的学术源流等，是多数研究者所关注的几个主要问题。
问题之一：明代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或史书的历史观点，这是明代史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已有的研究中对此展示出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有的研究侧重于历史思想，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对历史有卓越见解的史家，总结出不少重要的历史认识。如肯定李贽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武则天爱才安民、商鞅富秦、陈胜首创农民起义等历史人物功绩的赞誉（注：张君谅：《李贽历史观浅议》，《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5期。）； 阐发王世贞对明朝诛杀功臣的揭露与批判、对分封诸王的不满、对礼教的斥责等（注：仓修良：《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文献》，1997年2期。）；论述陈建对科举制度、王朝权贵的贪婪掠夺、滥设皇庄而引起的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批评（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等等。从中可见，明代史论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遍及明以前各个朝代和明代，且褒贬不一、良莠不齐。
有的研究则另辟蹊径，从明代的历史评论中考察明人的史学自觉性，以及他们在史学史上的价值与贡献。如有的作者看到了李贽“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历史评论实为卓越史识的表现，而他敢于与传统作斗争，实事求是地彰善贬恶，甚至以身殉史，正反映了他高尚的史德（注：陈曼平、张克：《试论李贽的历史观》，《湖南师范学报》，1984年3期。）。有的研究者看到，李贽对李悝变法、吴起知兵、李斯改制、汉高祖开基、元朝的多民族统一等历史事件的称赞中，包含着按照客观标准进行评论的原则；并且指出，李贽既称颂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功绩又揭露他的荒淫残暴、既抨击武则天谋权杀冤又肯定她明察善断、举用人才等看似矛盾的人物评价，实际上正体现了据事直书、绝假存真的作史精神（注：李必胜：《李贽史学思想新探》、《安徽史学》，1990年1期。）。对李贽史论中体现的史学思想，有的研究曾作了较详细的总结，认为他在“治史目的、识史原理、评史标准、撰史方法上，显示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新思路”（注：马兴东：《李贽史论评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6期。）；而有的学者将李贽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联系起来，认为“把义理史学批判风推向了高潮”（注：钱茂伟：《论李贽对义理史学的系统批判》，《学术月刊》，1999年7期。），从而深化了对李贽史学思想的研究。
有的研究则是针对史论中体现的哲学思想的层面而言的，如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李贽的史论，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李贽哲学属于王守仁学派的体系，是王学在新条件下萌发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正统主张（注：任继愈：《李贽思想的进步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5期。）； 而有学者认为李贽是王学的对立者而不是王学的嫡传之一（注：蔡尚思：《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李贽的批孔堪称天下第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5期。）。 对史论进行哲学分析深入了对史论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理论认识。
问题之二：明代史论与明代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明代史论研究要重点关注的方面，近五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三种方法。最常见的一种是宏观介绍某种史论出现的时代背景。如认为李贽的命运与史论“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6世纪前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又在深层次中揭示出一个无法解脱的自相矛盾的时代”（注：梁希哲、姜建明：《李贽与16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5期。）。 另一种是将史论与其它思潮或文化结合起来理解。如将李贽史论置入僵化、保守、沉闷为特点的理学氛围中认识，反衬出李贽鲜明的反叛精神（注：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史学史研究》，1985年1期。）。 还有一种方法是具体分析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的现实情怀。如研究者指出，《通纪》作者陈建因“阅事变不能自己于怀”，而“辄僭著评议，或采时贤确言，诚欲为当世借前箸筹之”的撰史动机，反映了一位史家于叙史之外率直地评议当朝王政、臧否当朝君主朝臣的经世之心（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 而王世贞在《赏赍考·即位之赐》中批判最高统治者不断走向奢靡的弊端，在《中官考》序中饱含他对宦官危害政治、毒化世风的忧虑（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 也正是史家将对时代的关切注入历史评论的生动说明。这三种方法各有得失，将三种方法结合起来去探讨史论与时代的关系，我们将获得更丰富的认识。
问题之三：明代历史评论的理论与方法。这是明代史论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史论理论上，研究者总结出明人提出的不少宝贵认识，如针对明代“褒贬出之胸臆，美恶系其爱憎”的史学风气，明代史家焦竑提出的尊重公论的看法（注：向燕南：《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成就》，《历史学》，1999年8期。）； 针对“史论袭旧，不下一意”的论史作风，朱明镐提出的“苟无创论别闻”，“不必作论”的批评意见等（注：钱茂伟：《朱明镐〈史纠〉纠史方法与理论探析》，《宁波师院学报》，1989年1期。）， 这些在史学上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在评论原则上，研究者或从思想的角度出发，将李贽史论的原则视为痛斥虚伪、褒扬纯真的“童心说”以及社会崇尚功利的主张（注：马兴东：《李贽史论评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6期。）；或从传统的角度认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 “一切断以己意”是李贽的史论原则（注：李必胜：《李贽史学思想新探》、《安徽史学》，1990年1期。）；或从方法论的角度， 认为李贽的评史原则为“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注：钱茂伟：《论李贽对义理史学的系统批判》，《学术月刊》，1999年7期。）；或从社会效果的角度，认为李贽是根据历史人物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来进行是非评论的，等等，充分反映出研究者在认识上的差异。在具体的评论方法上，研究者总结出比较丰富的经验，如有目的的选编史料，辨证对比，由表及里、层层递进，坚持史识见解的原则性，编纂上的技术处理（注：马兴东：《李贽史论评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6期。）；或举出明初与现实之间盛衰变化的事实两相比较； 或溯委追源，沿着历史发展的线索找出弊端的症结与世变的转机；或直接针对某社会政治问题直接陈述己见（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 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生动的启示。
问题之四：史籍中的史论体例。这也是明代史论研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内容。这一点在史籍的发掘与介绍中通常是不可缺少的。如研究者指出，《藏书》于纪传之中各立名目，“系以叙论”（注：马兴东：《〈藏书〉和李贽的史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4期。）；《弇山堂别集》的“考部”一则纠正史实，再则在考证之时进行评论，而每部前的序也有评论性质（注：孙卫国：《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南开学报》，1998年2期。 ）；《石匮书后集》则通过“总论”和“石匮书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观点（注：陈仰光：《张岱及其史学》，《浙江学刊》，1992年6期。），等等。对史籍中的史论从体例上加以说明，一方面便于使人们对史书的面貌形成完整的认识，另一方面，史论的体例本身就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深入研究史论的体例，可以使我们对研究对象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如前文谈到的研究者对李贽《藏书》的研究，不仅发现了一种新的编撰方式，而且看到了这种编纂方式对增强评说力度的作用。有的研究者比较了《藏书》、《续藏书》二书的体例，从而发现《续藏书》为后人编写而非完全由李贽所作（注：任冠文：《〈续藏书〉考辨》，《史学史研究》，1998年1期。）。通过体例比较，还可以认识史论在史学史上的不同地位，如有研究指出，《左编》有例无评，《藏书》有例有评，《藏书》是对《左编》的改编、评注，但在某种意义上，《左编》是封建正统史学的一个代表，而《藏书》却是新生市民史学的一个代表（注：钱茂伟：《论〈藏书〉对〈左编〉的继承与批判》，《福建论坛》，1998年6期。）。
问题之五：明代史论对前代的继承和对后世的影响。如有的学者论证了《藏书》在体例与内容上是对唐顺之《左编》的因袭与改动，并且指出，“从表面上看，仅是结构的调整、位置的移动、名称的改变，而在实质上，则是对唐顺之所持是非观的颠倒、否定”（注：钱茂伟：《论〈藏书〉对〈左编〉的继承与批判》，《福建论坛》，1998年6期。）。有的学者发现王世贞的史论对李贽有很大影响，因为李贽在《续藏书》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王世贞的史论，来作为自己对某些人物、事件评论的结论（注：仓修良：《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文献》，1997年2期。）。除王世贞外，研究者还发现陈建的史论对李贽也有很深影响，“如《续藏书》一开始的《开国诸臣缘起》和《开国诸臣本根》，便两次提及陈建，并引述《通纪》中史论的观点”（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这些至少说明李贽史论的出现并非偶然，这对于认识明代史学风气很有意义。此外，研究者还注意到，明人十分重视对前代论赞思想与论赞艺术的评价与吸收。论者指出，“尤其是明清两代，《史记》论赞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的茅坤、唐顺之、杨慎、王维祯、项笃寿，……，都在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对《史记》论赞作了许多评论”，而且多数言之中肯（注：俞樟华：《简评明清学者对〈史记〉论赞的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1期。）。 明人对前人史论的重视既是明人论史兴趣的反映，又说明了明人论史具有严肃的学术性质，这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即是五十年来有关明代史论研究的概况。虽然涉及的史家、史籍与问题已经不少，但与明代史论的规模与意义相比，研究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关于史家与史籍的研究还需要大大拓展，而关于史论研究中存在的理论问题尚需要整理、总结、提高。
三、明代史论研究的前景和趋势
通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的理论问题，而这几个问题或多或少预示着明代史论研究的前景和趋势：
（一）史家与史论的关系。这里主要说的是史家对史论的作用、内容、表现形式等的认识以及对史论的运用问题。它与史家的撰史思想有关。史家撰史，是为了表达他对历史的探寻与认识。为此，史家会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历史记述、史书体例等方式，来反映他对历史的理解，而其中史论的作用最为直接。然而，由于史观和史识等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史家都愿意在其著述中对历史直接进行评论，而史家评论历史的形式、史家的识见及其社会影响也就有所差别。如孔子作史“述而不作”，而范晔则注重“因事就卷内发论”（注：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6月版。）；在形式上， 除了“史臣曰”等后论以及“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的形式外，还有如明代王祎《大事记续编》中荟萃前贤议论等形式；在影响上，有的史论如范晔的几篇史论就因饱含精意深旨而又笔势纵放，而被选进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文选》中，流传很远。因此可以说，史家是否评论历史以及如何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史家史意的传达和史书的价值。而在是否之间，牵连的则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以及历史观念的大问题。明代学人不仅注重对历史的评论，而且评论方式灵活丰富，后人对它的褒贬又很激烈，这是足以令人深省的。
（二）时代与史论的关系。研究史论与时代的关系，是史论的社会意义的体现，也是史学实现其社会本质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论与时代的关系实际上正是史论的根本价值所在。研究史论与时代的关系，包括诸如史论所发生时代的特征、史家的人生际遇、史家对现实社会的感悟、史论的时代特征、史论的时代变迁等问题。不同时代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条件与要求，史家所作的历史评论与相应地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形式与内涵。如弘治、正德时反理学思潮兴起，史学领域则相应地出现了像祝允明《祝子罪知录》以举、刺、说、演、系五种方法来论史的体例。史论成为独立的文体，有的学者分析这也正是宋明理学的产物（注：钱茂伟：《关于理学化史学的一些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1期。）。史论与时代之间存在着具体与抽象、 微观与宏观的微妙关系，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真实联系，寻找其中的规律。
（三）史评与史论的关系。这主要是指对史论自身的若干理论问题如史例、史论方法等进行探讨，即进行史学批评。通过对史学中的史论进行批评认识，既可以丰富史评的内容，又可以推动史论走向自觉与科学，明代史论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研究中提出了史论的评价标准、史论方法、史论原则、史论体例等理论范畴，对史评与史论都有一定的价值。从史评方面讲，如史论不应以个人是非为是非而应尊重公论，史论受时代、社会以及史家个人观念的影响，史论的评价标准，史论的形式，史论须有所创新等问题，都属史学理论范畴。它同其他史学理论一样，是通过史学批评而获得的自觉的史学认识。反过来讲，这些自觉的史学认识必定成为史论实践中的一部分，并指导史论实践走向成熟。明代史论研究中提出了不少关于史论自身理论的问题，而且明代学者对此有分歧，这正说明了史论理论建设的必要，也反映了史论自觉化的历史潮流。我们应好好总结明代史论纷杂的经验与教训，客观地评价明代史论的得失。
（四）史论传统和史论创新的关系。前文所谈到的诸多史论的思想来源及其影响的研究，实际上是史论传统与创新的问题。史论传统与史论创新是相对而言的，前人的史论成果对后人来说是前进的基础，是传统；而后人对前人的史论既无法割弃又不能因袭照搬，这就要有创新。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反映的是史论的发展水平与趋向。史论传统与史论创新的关系，对明代史论研究而言是有所启示的。正如李贽的史论之所以成就卓异，是与前几代史家的探索无法分开一样，明代史论与前后几代史论的关系也包含着史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趋势。明代史论中不乏卓越的见识，这既与明以前的史论积累有关，事实上它还成为明末清初历史思想实现飞跃的基础。只有经过有明一代史论的发展，明末清初才可能产生具有强烈历史批判精神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著名学者，才可能产生被学者评价为具有总结性成就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与《宋论》（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应该说， 明代史论研究在解释中国古代史论在明清之际的发展这一问题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上述四个理论问题是近五十年来明代史论研究中经常被讨论的主要问题，从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明代史论当然不只是这些。概括地讲，明代史论研究涉及史料、史论发展史以及史论理论（或规律）三个层面，而每一层面都需要认真细致地深入探研。只有三方面工作都做到，尤其是理论认识完成后，明代史论研究的目的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