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领导思想的启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启示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易》是我国古代先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它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和培育着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并启迪着许多治国安邦者的政治智慧。它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而且成为历史上众多为政者治国安民的指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周易》所阐发的天地之德，君臣上下，进退存亡之理、治国安邦之道去运筹帷幄，扶危济困，富民强国。在历史舞台上演了众多出色的活剧。时至今日，《周易》所蕴含的领导思想精华，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过时。相反，它对当今的领导者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一、革故鼎新，顺天应人
革故鼎新是由《周易》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易·杂卦》中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这一成语就由此而来。革，顾名思义，变革、革命，破旧立新；鼎，是用来承接革的结果的，故取意更新。
《周易》认为，世界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无物不在变，无时不在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易·丰卦》)事物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存在着阴阳两种对立的方面，两者相感、相摩、相济，“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系辞上》)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同上)。而且事物的变化具有日日更新的特点，新东西层出不穷，永无止境。这即是“日新之谓圣德，生生之谓易”(同上)。基于这种认识，《周易》提出人的思维方式和治国原则，应当遵循阴阳变易的普遍法则，“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应当发生变化；经过变化，事物的发展才不会僵滞；只有不僵滞，它才能永葆生命力。因此，作为担负着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神圣使命的领导者，就不能消极僵化，而必须顺应时代和民心的要求，主动积极地革故鼎新，除旧布新。《革卦》说：“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即是说，变革得当，悔恨自然消除。天地自然不断变化才形成四季；商汤、武王推翻夏桀、商纣的革命，都是上顺天道，下应人心的正义之举，因而变革实在伟大啊!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杰出为政者无不“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系辞下》)在实际生活中，为政者只有善于变革、变通，才能真正做好领导工作。使领导艺术达到“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系辞上》)的境界。
然而，变革图新绝不是无知盲动，随意而为的。作《易》者认为，要取得变革的成功，必须掌握好如下几个原则：
其一，顺天而变。“顺天”，就是顺承天地万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大有卦》指出：“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即是说，做事顺应天地之间的规律，所以才会风调雨顺，获得大丰收，增加大量财富。《易传》指出：“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要求变通，变革应当顺应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乾卦》还特别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圣贤之人其道德犹如天地那样高大，其明智犹如日月，其行事符合四时的规律，其预料吉凶像鬼神一样准确，他从事前所未有的事业也不违背天道，顺应事物发展规律去做工作，这样的人行事，尚且不违背天地运行规律，何况一般的人呢?“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卦》)，把革命归结为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因此，变革必须“顺天”，即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去行事，才能取得好的结果。
其二，因时而变。作《易》者认为，大自然和社会的生生不息，变化日新，都离不开特定的“时”，都是在一定的“时”下实现的。一切都要随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因此，一切变革者都必须学会审时度势，认清变革的时势和根据，才能因势利导，除旧布新，取得成功。那么，如何因时而变呢?作《易》者认为，一是与时偕行。时代在不断发展，时势在不断变化。人也要跟上时代步伐，与时俱进，趋时而新，顺时而变，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如《乾卦》所说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这便是“与时俱进”的最早出处。《艮卦》还进一步强调：“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即是说，止和行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必须根据时。动静都合乎时，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说：“其道光明”。二是因时制宜，见机而作。即善于捕捉时机，利用机遇，掌握火候。在《周易》中一再强调要把握好变革的时机。在事物发展初期，条件不成熟，不能轻举妄动。“初九，巩用黄牛之革”(《革卦》)。初期只能用中顺之道巩固，而不能轻易变革。一段时间过后，时机成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同上)。即抓住时机及时变革，才能取得成功。而在不利条件下，则不要轻易盲动。要“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
其三，顺应民心。作《易》者认为，变易、变通，其目的是“以利天下”(《系辞下》)，“万民以济”(同上)。变革、变通的目的是为了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利益。因而，变革是否满足天下百姓的愿望，是否符合天下百姓的利益，是否取得天下百姓的理解、信任和拥护，是变易成败的关键。所以，作《易》者在顺乎天，因乎时的基础上，还强调应乎人。即变革要顺应天下百姓的心愿，符合他们的利益。它指出：“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上》)。即是领导者要了解天下人的思想，用以确定所要从事的变革大业，用以判断天下的是非得失。强调“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同上)。即要了解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还要洞察天下百姓的行为动机。在明察天道民心的基础上，应乎人心去变革，才能赢得天下百姓的信任和拥护，取得变革的成功。
总之，《周易》主张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顺天应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变革之举也不例外。只有这样，才能万事顺遂，吉祥亨通。今天的改革者们要想取得改革创新大业的成功，也必须遵循“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一古老而又具有永恒价值的根本原则。
二、忧勤惕厉，居安思危
在《周易》丰富的思想内容中，以居安思危患意识最为突出。纵观《易经》的六十四卦，可见到它贯穿了一条忧患以及如何解脱忧患，趋吉避凶的主线。在它的诸多爻辞中，不时见到“亨、利、吉、吝、厉、悔、咎、凶”之类的字眼。提醒世人当牢固树立忧勤惕厉的精神，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周易》认为，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相倚相伴，相互演化的。《易传》指出：“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即是说，当人们常怀忧患意识时，提高警惕，未雨绸缪，虽身处危境，却能转危为安；相反，在太平之日，安而忘危，存而忘亡，往往导致倾覆之灾。而作为一般人而言，在危厉之境中生发忧惧之心，在不利之时为争取有利局面而拚博，并不难做到。难就难在于平安之时，仍能念念不忘危亡，在顺境之中仍能念念不忘将有祸患。人性的弱点就是善于忘却。富起来了，高升了，出名了就忘了姓甚名谁了；太平了，便在温柔富贵乡里乐而忘忧，安而忘危。冷静地审视和反思天下、国家的治乱兴衰，人们不难发现，危亡之局并非突然降临。顺境之中的懈怠，恰恰就埋藏下了导向危厉之局的祸源，亦正是在顺境之下的懈怠效应的积累，最终导致了混乱危亡之局的总爆发。用孟子的话说，这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作《易》者们深知这一安危演化规律，因此告诫世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系辞下》)。即是说，今日之危、亡、乱是从昔日平安、生存、大治的局面中转化而来的。因此，作为明智之人，必须警醒自己处其安而不忘其危，保其存而不忘其亡；拥其治而不忘其乱。始终保持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易·乾卦》)的谨慎态度，才能保有自己身家性命的平安无事，才会有国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居安思危，尤其注意防患于大功告成之时。《易·既济卦》说：“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其意是说，水在上而下流，火在下而上燃，是谓水火相济，象征着大功告成。而在大功告成之际，人们最容易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从而产生松懈心理，不知思患，以为忧患已过，从今往后，就可以尽享太平之福了。有此意识则反而危险了。因此，演《易》者告诫世人，越是在大功告成之际，越要高度警惕自己懈怠心理的滋长，越发应当持守深度的大忧患之心，越要思患而防患。因为大功告成虽然意味着灾患已除，但新的灾患每每产生于无患之时。如不及时惕防，灾患之星将渐次积累而演发。因此，在大功告成之时，更需惕惕自警，并采取切实措施以予防患，才能最终避免新的灾患的降临。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们都深明这个道理。开国领袖毛泽东便是最突出的一个。毛泽东深知大功告成之时，思想极易懈怠，极易腐化，因而本着“忧勤惕厉，居安思危”的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时，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发出“绝不当李白成”的铿锵誓言。为新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知柔知刚，刚柔相济
刚柔之说，也是《周易》中十分重视的观点。在它诸多卦辞卦象中，不时可以看到刚柔的字样。刚和柔分别是天与地、乾与坤各自所固有的德性。乾(即天，属阳)的德性为刚，代表刚强、进取。坤(即地，属阴)的德性为柔，代表柔顺、宽容。《周易》对刚和柔的德性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乾卦》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的功能是生成万物而不自居，永远生生不息，向前发展。宇宙万物正是因为资取了天的这种功能，才得以发生和发展。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正应当效法天，即宇宙自然的这种精神，不断发奋进取，永不停息。所以，《乾卦·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行健，运行周而复始，永不止息，君子应当效法天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对坤柔的评价则是：“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大地深厚无比，负载万物，具备包含、宽容、广阔、远大的德性。君子也应当效法坤德，以深厚的德行包容万物：“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
《周易》还揭示了刚和柔二者的辩证关系。认为两者是相随相伴，相应相推，相合相济的关系，正象天与地相应，阴和阳相和一样。《易传》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系辞下》)。阴阳相互结合，刚柔也要相应相济，这样才能化育世界万物。为此，《周易》一再强调刚与柔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必要性。《恒卦》说：“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阳刚居于上，阴柔居于下，两者相辅相成，既能谦逊、宽容、柔顺，又能积极奋进，刚柔互补，因而办事亨通，没有灾祸，有利于长久坚守正道。在《解卦》中又说：“刚柔之际，义无咎也”。处在刚柔相济、相辅相成的地位，就意味着君臣、夫妻和衷共济，自然不会有什么灾祸。《易传》还以文王为例，说明只有刚柔相济，才能在艰难曲折的情势中游刃有余，逢凶化吉，最终取得成功。《明夷卦》说：“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如果内含着远大志向和出众才能，而在外又能忍让、克制和顺从，就能因此而能承受巨大的灾难，周文王正是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面对艰难曲折，坚守内刚外柔，刚柔相济的正道，才能终有所利。正如太阳暂被蔽住光明，但终有灿然脱出之时一样。
《周易》所揭示的刚柔相济的思想，在领导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刚柔相济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黄石公三略·上略》曾高度评价刚与柔的微妙和在治国中的巨大作用。黄石公说：“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意谓高明的领导者掌握了刚与柔的奥妙，行动起来就可以应付自如，展开它可以囊括四海，收起它却不满怀，安置它不用房屋，保护它不用城郭，只要把它运筹于心中，就能使敌国屈服。因此，领导者如能做到“当刚则刚”，“当柔则柔”，“刚柔相济”，方圆结合，则功无不立，事无不成。在历史上，不少高明的领导者正是深明刚柔相济的领导艺术，导演出众多生动的为政活剧。汉武帝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当政期间，既不用秦始皇一味逞强霸道的统治方法，也一反汉初的用柔为主的统治方略，而是霸王道杂之，一手严惩劣迹昭昭的豪强，一手推行思富养民，安抚人心的怀柔政策，做到刚柔相济，宽猛结合，恩威并施，使动荡的政局转危为安，保证了西汉统治的长治久安。
其二，刚与柔是领导者必备的两大基本品格，缺一不可。刚是立身之本，无刚难以自立，更难成事。作为领导者，没有刚正不阿，勇猛果敢，坚定不移的顽强意志，就无法兴利除弊，惩恶止奸，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没有开拓奋进的精神，就无法取得事业的成功。柔是养性之基。只有具备柔的品性，即具有豁达大度，包容万物，谦恭谨慎，不骄不躁的品格，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实践证明，刚柔相济是较之纯柔、纯刚更理想的品格修养。二者相辅相成，才更有威力。刚不及而柔过之则失威，柔不及而刚过之则失众。正如曾国藩所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曾国藩为官术》)。这是曾国藩为官一世的经验总结。因此，领导者应加强这方面的修养，做到“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系辞下》)。能柔能刚，能圆能方，能退能进，能弱能强，做一名刚而不愎，柔而不弱，刚柔兼备，刚柔适度的领导者，也只有这样，才是高明的领导者。
四、守位曰仁，聚人曰财
执政者的执政地位的维系，从根本上说是民心的维系。那么如何维系民心呢?作《易》者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系辞下》)。即是说，天地的最大功德是化生万物，圣人的最大宝物是权位，要守住执政地位，就必须用仁义之行去赢取众望所归，用物质财富来生息万民，凝聚人心。同时，一切政令和教化措施必须保持清明，使百姓能够遵纪守法，安居乐业。这一切都安排得很适宜，就叫“义”。这样，社会就能安定，政权就能得以巩固。为此，作《易》者围绕着巩固政权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一整套争取民心的仁政措施。
(一)柔性领导，教思无穷。
作《易》者认为要赢取民心归服，不能采用强硬手段去压服，而应采用柔性手段去治理民众。在《临卦》中说：“咸临，贞吉”。其意是说，以感化的政策待民，治道才贞正，才会吉祥如意。又说：“敦临，吉，无咎”。即以温柔敦厚之心对待下民，要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困难，要容忍他们的过失，这样才能大吉大利，没有灾祸。还说：“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甘即箝，其意是说，用高压政策和手段去统治民众，没有什么好处。若能忧惧改过，才不会有灾祸。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实行暴力政治，必然丧失人心，不会有好的结局。而唯有实施符合人性的领导方法，才能有效赢得民心，从而使政权得以巩固。
在作《易》者所主张的柔性领导方略中，尤其推崇教化的方略。在《贲卦》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圣人注重观察社会人文现象，用以教化天下的人，促成大治。这便是“文化”即“以文化成”的最初出处。《临卦·象传》还说：“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此卦象是泽水之上有陆地，泽水与陆地相临无间，土是宽厚的，水是柔顺的。二者相亲相待，君子观此象就应效法之，应该像泽水与陆地那样上下互相临近，教化和关心民众无尽无休，容纳和保护民众永无止境。那么，用什么去教化万民呢?《蛊·象传》指出：“君子以振民育德”。即用德教振起万民，培育民众的道德风尚。作《易》者认为，振民育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领导者要在德行上率先垂范。《兑卦》中说：“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即是说，领导者能够阳刚居中坚守正道而对外则谦柔恭顺，那么民众就会喜欢他。因为他这样做是顺应天道，合乎人心的。在劳苦艰辛面前，领导者能够吃苦在前，以身作则，那么民众也会忘却一切劳苦艰辛；在艰险危难之时，领导者能率先趋危赴难甘冒难险，民众就会忘记死亡的危险。领导者乐于把率先垂范的精神发扬光大，那么他的教化就会使民众心服口服了。如此以“德”去教育民众，感化民众，社会就会安定有序了。正如《咸卦》所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领导者以其德行感化百姓就会使天下和平安定。
(二)为政易简，明慎用刑。
作《易》者认为，仁德之治，除了体现在以善待民众、教思无穷之外，还应体现在为政易简上。《系辞上》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发令施政平易，就便于了解；简易，就便于遵行。容易了解，就会使百姓亲附；容易遵行，就能取得功效。百姓亲附，就能保持长久；见到功效，就能壮大。能保持长久，这就体现了领导者的高尚品德；能够壮大，就可以成就领导者的伟大事业。《周易》为政易简的精神实质，用老子的话来阐释，就叫“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治国应当像煎小鱼那样，不要频繁地翻动，否则会把鱼翻碎。也就是说，施政要宽简，反对领导者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没完没了地干涉和折腾百姓。《淮南子》也持相同的观点：“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览冥训》)。“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主术训》)。认为只有为政宽简，才会使人民亲附，事业才会成功。而为政烦苛，只会劳民伤民害民。这种为政易简的思想，为众多明智的执政者所重视。其中汉初刘邦等人最为突出。刘邦君臣以秦王朝因暴政苛法而亡为戒，提出了约法省禁，轻徭薄赋，偃武修文，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发展了生产，促进了社会安定，为“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今，如果我们把为政易简理解为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名目繁多的审批项目，减少各种巧立名目的乱收费，那么，它对于赢取民心，发展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仁德之治，还应包括“明慎用刑”，即在断狱行刑中也要体现人本精神。《旅卦》中说：“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旅的卦象是野火烧山，明亮而不留遗物。领导者观此象，就应想像到人君治国也要清明谨慎，既不能滥施刑罚，又不能久拖不办。《豫卦》又说：“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高明的领导者知道按天地运行的法则去运作，使刑罚清明公正，这样天下百姓就会为之折服。作《易》者还认为，刑罚的宗旨主要是惩恶扬善：“君子以遏恶扬善”(《大有卦》)。因此，《周易》主张惩教结合，对那些弃恶从善，改过自新的人要“赦过宥罪”(《解卦》)。宽容赦免。明慎用刑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清明政治。事实证明，只有推行这种政治，才能有效地使百姓归服。
(三)崇尚富有，为民聚财。
《周易》从聚人以财的用意出发，十分推崇财富的作用。《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把让百姓富裕起来称作大业，能使财富不断增长称为盛德。又说：“崇高莫大于富贵”。把追求财富、生产财富看成是崇高的事业，是人间正道。那么为什么推崇财富呢?因为“物畜然后可养”，“物大然后可观”(《序卦》)，有了充分的财富储备，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物畜然后有礼”(同上)。物质财富充裕了，才能实现礼治。这种观点与管子所说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论断十分相似，都是把财富视为治理百姓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汉代的史学家班固也十分赞同这种观点，他说：“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汉书·食货志上》)
既然财富是聚人之本。那么，领导者应如何帮助百姓增加收入呢?作《易》者提出了如下几点主张：
一是发展农工商。古代文明以农立国，十分重视农业。体现在《周易》中，便是提倡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反对“不耕获，未富也”(《无妄卦》)。主张“以茂对时育万物”(同上)。领导者要善于引导百姓选择好的地方，抓住时令种植各种作物。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兼顾工商业的发展。“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系辞上》)。领导者要重视组织人力加工制造各种器具，以供天下人使用，为人们的生产带来便利，以实现富有之大业。发展商业也是《周易》追求富有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下》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外，《周易》还主张发展交通业：“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同上)。《周易》这种重视发展经济，为天下百姓谋取物质利益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它成为历代开明政治家，改革家冲破儒家只讲义，羞言利的思想禁锢，大胆推行有利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武器。
二是损上益下。《益卦》说：“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高亨先生注云：“减轻税之剥削，君之财物收入稍减，民之财物保有稍加，是谓损上益下”(《周易大传今注》)。这样做，广大民众当然会高兴无限，所以叫“民悦无疆”。由此使民众增加了收入，赢得了民心，给社会安定、国家大治带来了光明，所以称“其道大光”。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主张为政者要让利于民。它成了我国古代养民、裕民、富民政策的理论基础，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是裒多益寡。《损卦》说：“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即是说，治国者应善于取多余以补不足，衡量财富的多少以平均施受于人。又说：“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同上)。提出在一定的情势下要削减富者、强者的财富，增加贫者、弱者的收益。这种均富思想，在生产力落后，贫富之间差距太大的情况下，是有其合理的成份的。
综上所述，《周易》关于“守位曰仁，聚人曰财”的思想，从本质上讲，就是强调领导者要以民为本，一切以人民心愿为依归，要亲民、利民、富民、教民，以赢取天下人心。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政权才能巩固。这个执政规律，为历代执政实践所证实，也需要当代领导者所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