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政论文,对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政治学对未来社会的全面发展、协调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体制改革的发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克服社会不稳定因素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本刊特邀部分学者就政治学的发展问题，谈他们的见解。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与政治学
世纪之交的人类世界，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政治现实，必将受到经济、科技、社会及文化等方面变化的影响。全球化即是这一系列的重要变化之一，它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发生重要影响。
全球化乃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状态。它以经济贸易、金融的全球联系为动力。交通、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为全球化提供了强力的支撑和结实的纽带；而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的共同问题则从反面作为一种压力推进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相互交错的地区联合体的纷纷建立。
全球化的重大政治后果之一，是它在日渐模糊着仍然很清晰的民族国家的疆界。科技、信息、价值观、污染、毒品、疾病等等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民族国家的疆界对于它们不具有太大的意义，而民族国家却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从政治方面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变迁无不受着全球化的影响。处于变革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尤其如此。
政治学乃是社会科学中最具现实敏感性的科学。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现实的深刻变化，要求政治学者对政治学中一些相关的概念、范畴、原则、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做出修改、补充，并发展与创新，这是时代赋予政治学者的历史性使命。而中国的政治学者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一方面要补课、继续坚实原本薄弱的基础，同时也更需要关注新的现实并给出自己的解释与结论。
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全球战略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国际格局正出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从全球战略关系上看，形成“一超四强”的结构状态，即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构成四大强国。它们以美国为圆心，分别构成了三个大三角关系，即美国、欧盟和俄罗斯构成的大西洋三角关系；美国、中国和日本构成的太平洋三角关系；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战略三角关系。它们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五大主角。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发展走势直接关系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它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要加强国际政治意识，要面向21世纪研究国际政治理论，从全球战略角度去研究国际关系的变化，科学地制定21世纪的国际战略。
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政治学在我国是有待加强的一门基础性社会科学，为此在政治学的研究过程中，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应该注意：第一，摆正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更具敏感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因为从科学分类的角度看，它是学术问题，而从其内容来看，又不能不关涉到现实政治现象。作为学术问题，政治学研究的是理念问题，有研究者主体选择的可能与自由，但作为政治问题，它又要受制于客观现实。因此，如何既以学术的态度来研究政治现象，又以对国家、社会、人民负责的态度作出科学的回答，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指导和服务，是政治学研究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只有从学术的态度来研究政治学，政治学才不至于停留在对现实政治的阐释与论证的水平上，而是提供理论指导；只有以对国家、社会、人民负责的态度来研究政治学，政治学才可能获得生存空间与发展的可能性。第二，着力于政治学基本范畴研究。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还不长，政治学的基本范畴问题急需认真地清理、概括和总结。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研究队伍越来越大，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但没有基本理论的支撑，正常的边缘交叉学科的研究会缺乏根基、难以深入，政治学本身也难有长足进展。第三，关注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在于社会现实的发展，政治学也不例外。只有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政治问题，捕捉其热点，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政治学研究才有其现实根源，从而才会有不断发展的动力。
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现实贴近现实
有人说，政治是“分配价值的价值”，可以说，政治是决定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质量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政治学在我国刚刚恢复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在老一代政治学家和广大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飞速发展，正不断地为政治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一个学科所取得的实质性的进展，都有赖于基础理论的进步。十几年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研究最为显著的成就。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对于每一个学科来说，都不存在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与方法。政治学的发展，需要我们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由不同的研究者建立起各不相同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指导我们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政治学专业理论与方法却仍然需要我们去建构。
近年来，国外60—70年代的一些政治学研究成果，诸如以缪塞尔·享廷顿为代表的秩序学派、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的理论以及李普塞特的政治社会学理论、卢西安·派伊的政治文化理论，都被介绍到了国内，这对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国外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大体上还处于介绍、引进的阶段，真正地消化还需时日。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指导下，在融汇贯通国外政治学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出理论分析框架，无疑是世纪之交政治学研究最为艰巨的任务。
目前，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倾向是十分注重政治学的实用性，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政治学类指导课题来看，应用研究的课题占了绝对的比重。可以说，这是由政治学科自身的属性决定的。但是，我们在注重应用研究的时候，切不可忘记，所谓应用，在实质上是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的根基，应用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由于学科自身的特点，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现实，怎样使政治学研究更加切近于现实，需要我们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以往，人们十分强调学术研究服务于现实，这无疑是对的。不过，政治学研究与现实之间，终究并不只是简单的服务的关系。应该说，现实之于政治学科，它首先是研究的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世纪之交的政治学研究，一方面要对于当代中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的阐释，另一方面，尤需加强对于社会生活中具体的政治过程的客观描述与研究、对于公共政策的评估、对于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及其发展趋向的探索性研究等等。只有这样，政治学才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建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当下政治学的落后与社会发展对政治理论的要求相差甚远。尽管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就整体水平而言，仍处于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因此中国政治学要在下世纪有长足的进步，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1.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基础理论的重视，我的理解是，应重视对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和价值的研究，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基本概念的成熟是该学科成熟的标志和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无法构建学科大厦。这一点，对初建的中国政治学而言，尤为重要。没有对政治基本性质的正确理解，就无法摆正理论研究的位置；没有对政治学基本范畴（如政治、权力、共和、宪政、民主……）的深入理解，就无力进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构建；没有对政治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人格、自由）的研究，就无法理解政治理论存在的合理性。所有这些，归为一点，就是真正重视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2.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重视研究方法的更新。方法固然受制于该学科，但新的合适的方法又能引导学科走向繁荣。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象社会学的一些方法，理当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当然手段。
创立新体系形成新学派
展望21世纪的政治学研究，我认为首先应对中国政治学的历程做个简要回顾。
中国政治学在古代内容虽很丰富，但一直与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糅合在一起，始终未形成独立学科。把政治学当作独立学科进行专门研究，是本世纪初才开始的。因此说到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其特点一是起步较晚；二是受西方政治学影响较深，从早期著作到建国前各大学的流行教材，大都以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为主；三是解放前的政治学研究，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方面，大都未能摆脱传统政治学的窠臼，更未形成新的完备理论体系。解放后，政治学研究一度被取消，改革开放后始得以恢复和重建，至今虽仅十几年时间，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注重了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二是开展了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三是对国外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及研究，也有所加强；四是出现了把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趋向，使我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视野更为开阔，并在政治学界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几大理论框架。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可喜，值得肯定，但总的来说，由于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时间甚短，与国外政治学研究以及国内其他学科相比，仍很不成熟，尤其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还很薄弱，已经出现的几大理论框架，均尚未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在未来的21世纪，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如何获得体系性的构建能力，创立新体系，形成新学派，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做出突破性贡献，应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和奋斗目标。
培育和强化公民意识
在社会转型时期，现代社会主体的培育和塑造问题已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我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主体就是自尊、自立、自主、自律、自强、负责的公民。造就现代社会的公民，最重要的是培育和强化公民意识。对此，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当而且可以有所作为。
公民意识是对公民角色的自觉体认和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培育公民意识，首先要明确公民的基本涵义，现代意义的公民是指具有独立自主和平等人格、合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并相应承担一定义务的个人。作为公民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具有独立人格是公民的本质特征。长期以来，在人们观念中把公民视为群众，这实际上是封建等级观念和群体本位观的一种反映。这种群众观念是以把人分为上下等级为前提的，群众的每个成员不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仅仅是群体中的一员。在一定意义上说，群众观念不过是臣民心理的现代表达，它与现代公民观念是根本相悖的。
培育公民意识，关键是培养权利意识、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所谓权利意识，是公民对自身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契约权利、劳动权利和消费选择自由权利的自觉体认和维护。公民权利意识是把权利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即视其他人享有与自己同等的权利。否则，权利就成为自私的代名词。所谓自律意识，是公民自觉按照道德和法律规范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自律的本质特征在于公民把法律和道德内化为自身的信仰，在社会生活中，遵守法律和道德要求不是出于无奈和外部的强迫，而是一种自觉。所谓责任意识，是公民在享有自由时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自觉体认，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任何个人都是社会的成员，不仅有权利享受这个社会为他提供的各种条件，而且也有义务为社会条件的健全和完善尽一份责任。人们在追求自身的利益的过程中，不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要对后代负责；不仅要对他人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
加强比较研究 提供模式选择
发展理论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而东亚发展模式对传统发展理论提出了有力挑战。目前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一个热点。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以及政治发展与行政改革的关系上，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东亚模式表明，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首要前提和最根本步骤是经济的发展，政府要有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明确目的性，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恰当的手段有效地动用国内外现有的各种资源，优先实现经济增长。在行政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上，它表明，行政体制改革优先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行政体系，使行政与政治分离，提高政府行政职能，而暂缓民主化，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可行性选择。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与我国在历史传统、国情特点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对其发展经验的研究比起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更有借鉴意义。
政治学也要注重社会应用价值的研究
人事管理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更注重其在社会上的应用价值。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事管理学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取得重大发展，以实现我国人事管理制度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围绕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实现人事管理的两个重大调整。一是把适应计划经济的人事管理体制调整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上来；二是把传统的单一的人事管理调整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上来。
要实现第一个调整必须在人事管理中逐步建立和健全三项制度、三个体系。三项制度是指：符合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各自特点的科学的人事分类管理制度；具有激励竞争性质的工资分配制度和适应机关、企事业单位需要的社会保险制度。三个体系是指：人才市场体系、人事管理宏观调控体系和人事法律法规体系。
要实现第二个调整必须从社会需求和人才成长规律出发，全过程地实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造就一大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人才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人事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我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意义深远。
世界各国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而人事管理学发展的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大力加强这一应用学科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对于繁荣我国的政治学已显得愈益迫切。
行政学面临的两大课题
中国行政学从80年代中期恢复以来，走过了10年的历程。这10年来，中国行政学的发展速度、影响规模，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是不多见的。但是，就其面临的问题来看，中国行政学仍处于引进——消化阶段，并没有进入深化——提高阶段，因此，中国行政学的发展需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构建中国的行政学体系，形成有自己特色，与中国实践密切相关理论。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如果行政学只停留在“输入”和“传递”西方行政学理论，那么它就无力去反映中国的行政实践，也无从去指导现实问题。这是中国的行政学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二是作为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行政学应加强其在政府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参谋、咨询作用，即，注重政策分析在行政学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中国行政学将把研究重心转入对政府的各项经济、社会、科技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的范畴之中。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同时也是行政学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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