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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2)01-0003-06
中国民族理论担负着指导民族工作实践、引导民族学术研究和传播科学民族观的重要职责。具有理论敏感度的研究者恐怕都会感到，中国民族理论正面临着挑战，孕育着突破性的发展。因为当代中国、当代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一切都在变革，都在重构，民族领域也不例外。新的民族现象和问题不断地冲击着原有的认识，民族理论界不能不对之作出反应。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质，也是一切科学理论的品质。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就目前中国的民族理论而言，它的发展则基于三个生长点。
一、中国现代化推进对民族问题影响的说明和预测
举世公认，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是成功的。这里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中国的民族状况作出了科学的估价，制定并执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民族政策。然而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使中国的民族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表现形式也已发生了改变。要使民族理论继续发挥应有的职能，使中国的民族政策适应新的形势，继续维护良好的民族团结局面和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就不能不首先对已经变化并继续变化着的民族问题状况作出科学的分析说明，对将会出现的趋向性问题作出预测。这些分析说明和预测既是民族理论的既有职责，也是民族理论发展的基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问题的变化至少我们应该看到这样几点：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但发展很不平衡，差距明显。与新中国建立之初乃至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已从极端落后的社会形态和生活状况大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变化巨大。这些变化和进步表现在经济发展上、制度建设上、生活质量上，也表现在文化教育和文明素养上。由此我们决不可用20年前乃至半个世纪前的眼光看待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但这些发展进步只能是纵向的、相对的，横向来看，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与汉族的整体发展相比，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要明显滞后许多。此外，因各种原因，不同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对此，不论是政界还是理论界都已有着共识。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各民族迫切要求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这一矛盾属性已与新中国建立初期旧社会留给少数民族地位的不平等和严重的民族隔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旧的生活关系和上层建筑对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严重障碍这两对矛盾完全不同。认识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理解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基础。
民族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增强，利益矛盾也随之增多。从历史上看，中国各民族之间尽管始终交往密切，有着相当程度的杂居，但各个民族还是有着自己较为集中的居住区域，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种聚居状况正在逐步被打破。相对集中的聚居为民族文化和特性的保持提供了条件，也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的前提。世界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现代化从一开始便与民族化形成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同样困扰着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打破封闭、促进交流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民族发展进步的一种表现，但因此带来的问题则是文化的碰撞、经济和其他利益摩擦的增多。民族理论界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增强。这是民族过程的必然规律，也是改革开放打破封闭，各民族交流日益增多的正常反映。而民族意识带给社会的又决不仅仅是积极因素。
国内民族问题与外部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与世界正在发生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几乎同步。中国正空前地融入世界，世界也正前所未有地影响着中国，民族问题方面也这样。外部世界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苏东剧变发生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对国内的影响，西方打着民族和宗教的幌子对中国民族分裂主义的支持，以及已经连成一体的“三股势力”对边疆稳定的威胁，都是外部世界直接影响中国民族问题的突出表现。而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政局变化和民族状况的改变对国内民族，尤其是跨界民族心态的影响，国际冲突、走私、贩毒和难民流动对我边疆地区渗透，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造成的不稳定则是外部世界间接影响我国民族问题的突出表现。应该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稳定以及正确的民族政策在抵御外部世界对我民族问题的影响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开放的扩大和全球化的推进，外部世界在民族问题上对中国的影响无疑将更大。民族问题国际化也将在中国逐渐表现出来。
随发展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民族问题表现形式。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问题的表现学者们已作了比较集中的概括，诸如上述的发展差距问题、民族意识增强带来的利益摩擦和文化纠纷以及民族分裂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当代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但我们还应看到，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些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带有共性的东西也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来，成为民族问题新的表现形式。比如因忽略生态而导致的环境恶化对民族地区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危害，轻则影响地方可持续发展，重则造成生态移民，影响相关地区民族关系和经济利益。近年来人们忧心忡忡的江河源生态危机、草原退化、某些内陆河的断流等都已经严重危及到了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社会稳定甚至生存状态。再比如某些民族地区因人口的大量外出引起的性别失调和人口减少等，都是因现代化的推进而产生的新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民族理论界足够的重视。
中国的民族理论产生并首先服务于国内民族实践，它的发展当然也首先要从关注国内民族问题的状况着眼。
二、世界民族问题现状的概括和理论提升
中国民族理论首先服务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民族工作，这是对的，但它长期过于拘泥国内，国外或世界民族问题的认识自觉不自觉地留给了世界民族学科，却是不对的。民族理论从来就应该将全部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它与其他民族研究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的宏观性和抽象性，即需要伸入全部民族研究领域的宏观层次作高于具体研究的理论概括。世界民族学科包含十分广泛的内容，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研究和理论分析本身也就是民族理论研究。在这一点上，两个分支学科是交叉着的。从民族理论所应具有的宏观性和抽象性要求来看，它一点离不开世界民族研究的广阔领域，而单纯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是无法建立起它的宏观视野的。近年来，世界民族是民族研究领域中发展较快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对国外民族现象的揭示，对国外有关民族问题学说的介绍、评价和建立在世界宏观视野的理论批评都为中国民族理论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发展条件。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民族理论的突破性发展越来越仰赖于对世界民族问题的把握。
人们普遍注意到，苏东剧变以来，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政治事务中的民族因素和社会生活中的民族因素都呈日益增多的趋势。学者们将其视为20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或世界民族过程自觉阶段的第三轮民族运动。事实的确如此，除了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发生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之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是以移民为主的新大陆国家还是民族成分较为单一的旧大陆国家，由民族因素引发的各种问题都层出不穷。诸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严重对立、卢旺达布隆迪等非洲国家的民族仇杀、北爱尔兰和巴斯克等民族分离主义对欧美国家的袭扰、斯里兰卡泰米尔人要求独立的武装斗争等问题都久拖不决，而随着政局的变动和经济的振荡，原本不甚明显的民族纠纷在东南亚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也开始出现，甚至以绑架为主要手段的恐怖主义也与民族分离活动结合了起来，不但搞的当事国鸡犬不宁，也严重殃及他国。
实际上，对世界民族问题的认识也决不能仅仅限于民族问题本身，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应该为我们始终所遵循。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体，这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当今社会尤其如此。于是，一种过程、一个事件或一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民族问题，但却可能蕴含着对民族过程和民族问题的深远影响和内在联系，预示着民族过程和民族问题的某些阶段性或转折性的发展，也对我们已有的认识作出验证或提出挑战。“9.11事件”发生以后，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公害，联手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各国的共同愿望。但由于参与国际恐怖活动的多为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成员，故国际社会有将恐怖主义的愤恨迁怒于某些宗教和民族的倾向，从而增加了民族矛盾，成为世界民族问题的新特点。国际恐怖主义带有的宗教极端色彩使不同的宗教和民族之间平添了新的怨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政治动乱导致了难民和移民的大量产生，还不但使原有移民国家内民族和文化间的摩擦持续增加，也使原来所谓的单一民族国家大大增加了民族成份，冲击了原有的民族格局，刺激了以排外为特征的大量极右势力和新右翼的出现。近年来欧洲政坛上右翼势力频频得手，或在议会选举中出胜，或直接入阁参政，正是外来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在政治上的直接反映。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加速世界发展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加速贫富差距、扩大矛盾的过程。一边是在资源占有和社会竞争中具有优势的国家和社会群体的财富累加，一边是在资源占有和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和社会群体的贫困陷落。1999年的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布拉格会议以及2001年的热那亚8国首脑会议等遭到强力阻挠正是社会弱势群体殊死抵御全球化的结果，而这些弱势群体就包括着竞争力低下的各类阶层和族体。此外，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强势文化对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侵蚀也不断诱发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反弹。
如果说，上述事例还只是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引发的民族问题新的表现，那么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则为我们认识民族过程提出了新的课题。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由西欧国家牵头并以它们为核心的欧洲在实现和完善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相继开始了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其目标是建立一种“超国家”的欧洲联邦或类似的政治体。这是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但也对我们的民族理论提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融合的预言是否会从欧洲开始应验？西欧国家在近代民族过程中走在了世界前面。它们最早建立起民族国家，孕育出激荡世界二百多年的民族主义，通过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实现了各自的民族繁荣，而今又打破民族壁垒，在实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同时，在文化上加速融汇起来，斯大林曾预言民族融合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充分巩固的时期才能实现，而这种融合又将是从局部向全世界扩展，先是区域性的、局部的，最后才是全世界的。舍去前一个条件，那么欧洲的一体化是不是民族融合在局部的开始实现？尽管我们目前还不好说欧洲民族正在融合，但这种不可阻遏的一体化趋势的确需要我们去思考民族融合这类基本理论问题。
三、相邻学科的理论吸纳
我们谈的民族融合基本属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范畴，但超出马克思主义，放眼其他理论学派时，民族融合却是极少谈及的问题。因为从概念上讲，对什么是“民族”等基本问题原本就有很大理解上的不同。毋庸置疑，中国的民族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点不可动摇。但既然是一门学科，它的科学属性便决定了它决不能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民族理论，以及与民族理论相邻的其他学科的进展置若罔闻。中国民族理论的研究范围可分两大块，一块是民族问题，因其发生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问题实践的探索，故又以中国民族问题为主，当然这不意味着对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的放弃；另一块是基于全部民族现象、民族问题、民族过程的基本理论研究。就此来看，因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总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国内问题总是越来越多地与外部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与民族理论相涉的学科很多，但就其传统和目前的状况来看，民族理论与民族学和政治学的联系最为紧密，也最需要从这两个学科中吸纳养分。
严格说来，民族理论是民族学的一部分，只是当民族学被狭义地看作“小民族学”的时候，民族理论才与之并列起来。即便如此，民族理论也总是从民族学的研究中抽取理论成分和基本事实。所以，民族理论的发展总是与民族学的发展连为一体的。包括民族理论在内的中国民族学在新中国建立后走着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民族学给予国内民族学以极为深刻的影响，60年代至70年代末“左”的错误几乎窒息了这门学科的存在，但当改革开放促使民族学重新开始复兴的时候，它却一时间显得不知所措。曾作为中国民族学蓝本的前苏联民族学自60年代后期开始已逐步摆脱斯大林理论的束缚，创立出以民族过程理论为核心新的理论体系，而随着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这种民族理论体系又面临着全新的改造。西方民族学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促成了中国民族学的建立和其主要流派的传播，新中国建立后却又几乎被逐出，但当中国民族学穿过“左”的迷雾重新与之对接的时候，以族群理论为核心的新的学术潮流便扑面而来。族群理论的出现和繁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族际交往急遽增多，民族因素大量介入社会生活，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人们普遍依傍“族群”或造就“族群”藉以自慰和参与竞争的理论反应。这期间，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也逐步摆脱殖民主义和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束缚，开始较为公正地、将自身纳入其中地看待民族问题。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踟蹰观望以后，目前也开始大量地介绍和参与了族群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族群理论更多反映的是西方尤其是移民国家的社会状况和社会问题，它不能取代民族研究和民族理论。但它的确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一大进步，为我们已有的民族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发展空间。
中国民族理论向来重视民族政策的研究，这应该说就是政治研究的一部分了。的确，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干的民族地区制度建设和政策建设从来就是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我们已有研究的一个突出不足是缺乏对比和学术宽度。所谓对比主要是与国外相类制度和政策的对比。我们总说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的特色，但实际上民族自治或民族区域自治在很多国家都在实行，而且随着世界性民族问题的增多，各国在解决民族政治权利问题上也正将自治作为最普遍的制度形式加以重视。对国外的这些民族自治理论和实践了解的不够，就难免对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解。学术宽度不够是指一些本该我们研究的却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民族主义研究在国外长盛不衰，而在国内则始终缺乏有份量的成果。民族理论学科在这方面是有责任的，因为这不但是政治学的研究内容，也完全是本学科份内的工作。同样的例子是对人权的研究。西方国家一直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而民族宗教问题又被他们作为人权问题的重点多方寻衅，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进行分裂活动的理论根据也一直是作为人权一部分的民族自决权。这样人权问题就不但是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内容，也是民族理论应该重视的内容。而在这方面民族理论也明显是非常滞后的。“民族政治学”是近年来出现频率逐步提高的一个词汇，甚至国内自上世纪90年代初便已出现了以“民族政治学”构名的论著，但从政治学和民族学之间产生出来的民族政治学始终在国内没有形成气候。其原因仍然与我们与政治学的结合不够有关，也与对国外相类研究的了解不够有关。不能说国外民族政治学已很发达，但至少已有较系统的东西。这些论著往往依托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资料，以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和结构理论来分析民族或族群的政治化货币、民族或族群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族性因素对政治结构、政治决策和政治竞争的影响，以及国内族性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学术模式，削足适履地去与“国际”接轨，但的确应该学习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接受科学的理论成果。中国民族理论原本包含着民族政治学的内容，但严格来讲二者还有区别，这种区别很可能导致学科性的分离。但目前来看，民族理论更多地吸纳政治学的养分，尤其是吸纳国外和国内已有的民族政治学成果以滋养民族政治学的脱颖而出是完全应该的。
除民族学和政治学之外，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也与民族理论的存在和发展密不可分。它们既为民族理论提供着哲学的基础、方法论的启示、也提供着现实的研究案例和可资借鉴的理论观点。民族理论要发展，舍弃这些学科的养分供给必然是苍白乏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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