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国民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主要原因论文,大革命论文,国民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 （1999）03—0113—006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给予了一些指导和援助，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但对于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无论如何是洗刷不掉的。”[1]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主要表现在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上。”[2] 它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指导思想上向国民党妥协退让，在维护国共合作的同时，也断送了国民大革命。
一、国民大革命的失败首先在于共产国际为中共制订的机会主义总策略
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错误。他们只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革命”，始终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轻视反封建的任务。
早在1922年初，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萨发洛夫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指出：“放在他们（指中国劳动群众）前面的第一件事便是免去外国人的束缚。”[3]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4]1923年1月底在《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中，越飞认为：“中国最重要的和最迫切的问题是取得民族独立。”[5]1925年4月在论及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时，共产国际东方负责人维经斯基指出：“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的策略是掀起反帝运动的浪潮，同时坚决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思想对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在对待帝国主义现实政策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态度——这就是这个国家共产党人目前的主要任务。”[6]1926年10月， 新任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驱除外国帝国主义永远是中心任务。”[7]1926年10月，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七大的报告中又指出：“我们在中国的直接前景和直接任务是打击帝国主义。”[8]1926年底， 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因为中国的革命及由革命而产生的革命政府，第一场是反帝国主义的，故必须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之根基。”[9]
共产国际自始至终强调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强调中国革命是民族革命，这完全取决于苏俄自身在东方的利益，即在东方与帝国主义形成对抗，以巩固苏俄的革命为目的。这正如1926年2月3日住中国的苏俄首席代表鲍罗廷在与白崇禧的谈话中说的那样：“东方被压迫民族为自己的解放是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俄国为巩固其革命起见，亦是反对帝国主义。东方被压迫民族与俄国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10]自2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国家就对苏俄政权进行武装干涉，从经济上进行封锁，外交上也企图孤立苏俄。苏俄面对不利的国际环境，迫切需要争取中国的同情，以对付帝国主义。美国学者海斯科克斯说：“若要了解中共失败根源，必须牢记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目标主要是消灭帝国主义势力而不是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是从苏联同西方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角度来制订其关于中国的战略的。”[11]由于苏俄自身反帝的需要，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也自然成为苏俄手中与国民党合作交易的筹码，这也注定了后来中共悲惨的结局。美国的另一位学者就此也指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是共产国际领导人所采取的“策略总路线”，其责任主要应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来负[12]。
其次是轻视中国共产党，强调利用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夺取政权，从上层建筑方面实现中国的“民族革命”。
在国共合作之前，共产国际就认为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13]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声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是脆弱的。”他讥笑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说：“你的职工运动哪里去了？早被吴佩孚几条枪杆子打跨了！”并断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他还讥笑“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去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工作，中共的存在不但是没有意义，反而在国民革命中成了唱高调的破坏者。”[14]马林的观点表现出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极端轻视，把全部希望寄托给了国民党。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是持全盘肯定态度的。他们不惜一切力量在军事上给予国民党大力支持，完全取消了中国共产党独立的军事工作，特别是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也缺乏警惕，压抑中共内部与国民党斗争的力量，并进行严厉的打击。在国共关系上，共产国际只片面强调团结，否认斗争，“向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让步，以挽救南方的革命。”[15]
特别是鲍罗廷来华之后，改变了马林的群众运动路线，走上了军事运动的路线，错误地认为革命首先是夺取政权，军事运动比群众运动更加快速有效。这样就必然导致倚重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并在土地革命、工农武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妥协退让。反对派维克多、西尔格对共产国际的做法进行了有力的抨击：“错误显然在于把激进的资产阶级看成反帝革命的领导阶级，因此资产阶级的军队，不论它是什么性质的，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6]
错误的原因是共产国际错误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成分，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成分，认为封建势力在中国仅仅是残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七大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现时中国经济情形的主要特点，就是中国经济的成分可比杂色的荷包，从财政资本以至宗法祠族制度的经济关系之余迹，都时时存在，其中占优势的，乃是各种形式的商业资本，及城乡的小手工业和小工业。”[17]马林还照搬印尼革命、印度革命的经验，忽视了中国半封建的社会现实。总之，共产国际低估了封建经济关系在中国所占的比例，使它在制订中国革命策略时出现较大失误，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指出：“中国事件第一次向我们提出了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重大问题。在这以前，我们解决了许多与革命相联系的策略问题，例如德国的、奥地利的、匈牙利的以及我们的革命。但是我要说，我们只是粗略地提出了东方革命的问题，不很具体，也就是说没有解决怎样革命，在什么条件下提出什么口号等等。”[18]
二、共产国际制订的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美国学者海尔莫·格鲁勃指出：“国共合作，共产党受到很大束缚，而国民党则享有很大的追求一党私利的自由。国共合作，实际上是把共产党拴在国民党身上，使中共处于名义上是自己的一个伙伴而实际上是一个比自己强大的阶级敌人的支配之下，最后成为牺牲品。因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由此而引起了其他一系列的错误，但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从来不承认这是个政策性错误。”[19]这段话比较客观公正地说出了中国共产党惨遭失败的根本原因。
1.国共合作的形式和内容并不是由国共两党决定的，而是由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直接磋商的。共产国际推行的“党内合作”政策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初始原因。
1921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并在桂林住了9天。 马林通过观察认为：“中国国民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的倾向。”[20]随后他又到广州考察了正在举行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认为“罢工的领导权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的领袖们支持这次罢工。”[21]随后就建议中共加入国民党。可见，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缺乏足够的了解。当时斯大林对国民党的提法也是实用主义的。1925年5月， 斯大林说：“国民党实质上是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党。”[22]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太恶劣，不久斯大林又改变了说法。在1926年3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上，他说国民党是一个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平民组成的革命集团。”[2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说国民党应解释为由“工人、城乡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24]斯大林在与反对派托洛茨基的论战时认为：“国民党是类似革命的议会，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控制着”。还说赶走国民党右派是愚蠢的，右派还有用，要像挤柠檬一样，挤干了再扔掉它。”[25]共产国际从开始就对国民党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否认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造成政策上的混乱。
共产国际远离中国的实际，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和革命形势的估计往往同实际相差甚远，在决策上必然出现许多根本性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又受共产国际在组织关系上的直接领导和极为严密的控制，根本没有任何革命活动上的独立自主性。这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又处于幼年时期，一切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行动，造成大革命的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结果。但对共产国际制订的“党内合作”政策，以陈独秀为首的一些中共党员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认为“党内合作”有损于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独立，会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混乱。但在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的重压下，中国共产党被迫接受了这个决议。
2.“党内合作”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右倾投降的开始，“是一切毛病的根源。”[26]
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而加入我们一边。”[27]孙中山经过多次革命失败的磨难后，深信中国共产党是一支革命的新生力量，而“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28]他完全同意国共两党合作。在合作的形式上他不愿与中国共产党平起平坐，实行平等合作，反对“党外联合”的方式，主张“党内联合”的原则，即“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29]他还“坚持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30]孙中山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惟一之政党，共产党只是其中的一派，主张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服从三民主义。在1924年7 月国民党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中指出：“本党即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31]不允许中国共产党“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32]孙中山并说：“陈（独秀）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33]“若共产党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本党以外而已。”[34]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35]可见国民党从孙中山开始就对中国共产党有防范心理。
孙中山还向共产国际代表表示：“共产党即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如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36]他还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共如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不能另有共产党存在。”[37]马林的意见是“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38]这就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只能服从国民党的道路，国共的“党内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的开始和起点。
在谈到国共合作问题时，汪精卫有句话讲得十分透彻：“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方向，除了赶去一个，便无他法。”[39]“党内合作”的形式也决定了国共合作的短暂性，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3.共产国际纵容支持国民党右派，压制中国共产党，以维护国共的党内合作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力支持国民党。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把希望全部寄托给了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40]对中国共产党极其轻视。1923年1月 12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中说：“国民党是现在中国惟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41]斯大林把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武装力量当作是反帝、反北洋军阀的主要力量，并希望凭这支力量完成其为中国革命所规定的战略。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他竟然还把从苏联运来的军事物资全部交给蒋介石，却不愿拨出5000支步枪用来武装广州的农民，他甚至支持当时北方的冯玉祥，对农民武装抱轻视的态度。
蒋介石在扩大权力的过程中，得到共产国际首席代表鲍罗廷的大力支持。鲍罗廷来中国的目的，是秉承斯大林和俄共中央旨意，督促共产国际决议的执行。在孙中山死后，鲍罗廷是当时国民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每天与斯大林保持电报联系。当时的鲍罗廷被奉为“太上皇”，他错误地把蒋介石看作是国民党同苏联联盟的最坚实可靠的支持者，是最有希望的军事领袖，从各个方面大力扶植蒋介石这个国民党的新右派分子，把蒋介石看作是领导反帝革命的领袖。蒋介石在鲍的支持下争得了国民党权力的宝座。鲍罗廷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树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在中山舰和整理党务案事件中，鲍罗廷压抑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情绪，表示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不能因此而损害。蒋介石的地位从此扶摇直上。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羽毛丰满后，便不把鲍罗廷放在眼里。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合作态度与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是一致的。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二大， 斯大林和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打来的电报，“把国民党在未来东方革命中的作用，与俄共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相提并论，这必然引起中共怀疑其自身在革命中的作用。”[42]1925年冬，涉嫌刺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胡汉民，被鲍罗廷送到苏联，以中国革命的尊敬代表受到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并以这个资格参加了俄共十四大。1926年2月， 胡汉民被任命为“红色农民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后还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出现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大会上。胡汉民在会上夸夸其谈的发言，受到热烈欢迎。“可是中共代表所作的切合实际而又谦虚的报告，却没受到注意。 ”[43]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决要求同蒋介石进行斗争，“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44]这时的陈独秀向共产国际建议，将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但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中国共产党继续留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却更加密切，在中山舰事件问题上，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苏联顾问斯杰潘诺夫和蒋介石做起了交易，“从第一军撤走共产党担任的代表，解散了黄埔军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蒋介石由此便更得势了。”[45]1926年5月， 整理党务案事件中苏联再次向蒋介石作出让步。可笑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还肯定了“整理党务案”，并说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不在其中谋取领导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通过决议，“禁止中共干扰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由鲍罗廷和蒋介石重新建立起来的关系，反对同国民党决裂。”[46]通过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不仅屈从共产国际的指挥，也向蒋介石的意志屈服了。”[47]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完全丧失了自我，生存权几乎完全交给了国民党。
在20年代初，许多观察家都弄不清楚谁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孙中山当作共产党，后来又把蒋介石当作共产党。1926年3月， 国民党作为“国情党”被共产国际接纳为成员，蒋介石也成了主席团的委员。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也没有明文解除蒋的“名誉委员”。蒋介石在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时，被看作“红色将军”，使“许多西方观察家甚至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是‘红色的’。”[48]这些结果都是共产国际造成的，操纵共产国际的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1927年4月18日， 共产国际远东局还请托洛茨基及苏联其他领导人在照片上亲笔签名，送给屠杀中共的刽子手蒋介石作为友谊的纪念。这对于当时处于危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共产国际扮演了一个多么可笑的角色！
1927年3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上海后， 叛变革命的迹象已十分明显了。这时斯大林还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合作破裂。当时在上海，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占优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支2700人的工人武装力量，实际上已控制了上海市政府和国民党总部，“形势对蒋介石不利”[49]。莫斯科方面却命令遏制工人运动的发展，让中国共产党唤起群众反对政变，把工人手中的武器埋藏起来，以防同国民党发生冲突。这就直接为蒋介石惨杀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方便。这悲惨的一幕也是由共产国际的瞎指挥造成的，把他们认为“人为早产”[50]的中国共产党送进了虎口。“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及在他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尽力缩小这场灾难的程度，说这是中国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挫折。”[51]实际上他们正在帮助国民党，“束缚中共独立发展的手脚”[52]。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到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前，共产国际仍指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合作。这是一个很荒唐的做法。陈独秀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无奈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53]承担其责任的本应是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陈独秀却成为了他们错误行为的“牺牲品”。
在“八七”会议宣言中，共产国际让陈独秀和谭平山承担压抑农民运动的罪名，这显然是嫁娲于人。1926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一项自相矛盾的决议：“既强调农民土地革命，又要支持拥有土地的国民党领导人”[54]。这两者是矛盾的。无产阶级如果在广大农村不实行激进的土地纲领，就很难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斗争，更谈不上革命运动领导权的问题。而当时国民党的领导人、北伐军军官和政府官员差不多都占有土地，在农村实施土地革命，便会触及国民党人的利益，最终会导致国共合作走向破裂。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只能在两者之中选其一种。
其实早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前，斯大林和布哈林就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命令约束农民的行为，以防触怒国民党军官。1927年5 月，当武汉国民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发生矛盾时，鲍罗廷提出纠正农民“过火”行为、压制、限制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还要求工农群众必须服从国民党当局的领导和控制，以维系国共合作，达到反帝的目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国共两党的合作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通过对话、谈判取得双方的一致，中国的事情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既要争取国际支援，又要防止国际势力不切实际的误导，反对外国势力借故干涉中国的内政。
收稿日期：1999—01—10；修订日期：199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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