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压力与反倾销报复:欧盟对华反倾销原因再探_宏观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压力及反倾销报复——欧盟对华反倾销原因的再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欧盟论文,压力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2006年开始,中国便超过了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到目前为止,欧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技术引进地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地。2008年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达到4255.8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6.6%,同比增长19.5%;远高于中美3337.4亿美元的贸易额、13.0%的份额以及10.5%的同比增长率。和十年前相比,中欧贸易额增长了414.4%,不难看出中欧经贸交往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①。

随着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欧盟发起的对华反倾销调查逐年增加。据WTO网站统计,仅从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至2009年,欧盟累计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达254起之多(约占同期欧盟反倾销总量的25.5%),仅次于印度,成为世界上对华进行反倾销调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因此,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从不同角度探寻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原因成了中欧经贸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学界的主要研究视角如下:

(一)政治经济学角度。Tharakan(1995)认为进口国政府采取反倾销措施并不是基于所谓的经济原因而是经济问题、政治力量与国内企业寻求保护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Aradhna Aggarwal(2004)基于1980—2000年99个国家的反倾销数据研究,也强调反倾销的原因是政治决定,而不是基于经济因素所作的决定。

(二)制度和法规角度。Piet.Eeckhout(1997)认为欧盟对华反倾销的理由更多的集中在中国的非市场经济问题上。潘谓河(2002)将欧盟反倾销法规与WTO反倾销协议进行对比,定性地揭示出了欧盟反倾销法在正常价格、出口价格确定以及损害计算等方面对我国商品出口不利。范丽娜(2003)研究了欧盟反倾销法关于倾销、损害及因果关系认定的规定,重点强调了替代国的选取这一原因。赵晓霞(2004)、杨仕辉(2005)和朱庆华(2005)通过对欧盟的反倾销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欧盟反倾销法中市场经济地位认定、随意的替代国选择、不透明的反倾销计算过程、分别税率的授予、申诉条件、结案方式等方面的不公正规定助长欧盟成功对华反倾销。

(三)宏观经济角度。Bettina Becker and Martin Theuringer(2000),Michael M.Knetter and Thomas J.Prusa(2003)将反倾销归因于宏观经济因素,认为欧盟对华提起反倾销诉讼的行为与宏观经济因素显著相关。此外,赵晓霞(2007)和沈国兵(2007)分别基于不同国家的数据通过模型分析和实证研究,指出GDP增长率、失业率、汇率及经常项目差额作为反倾销立案数量的原因作用显著。沈国兵还验证了工业生产增长率、进口渗透率、出口比重以及倾销法的变动显著影响着反倾销立案数量。

(四)反倾销报复角度。Finger(1981)认为许多国家发起反倾销的原因可能是报复。Blonigen & Brown(2003)则进一步指出反倾销矛头将更多的指向发展中小国,因为这些国家实施反倾销报复的能力不强。冯巨章(2009)更是定量地说明了反倾销报复普遍存在于国际贸易中,遭受别国反倾销的国家,更可能通过向对方发起反倾销予以还击。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综合性的视角和全新的数据,运用数量工具剖开欧盟对华反倾销的表象,深入分析1995年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原因。

二、欧盟对华反倾销是基于宏观经济压力

反倾销诉讼的结果包括征收反倾销税、价格承诺以及案件终止。但笔者认为,对诉讼数量而非征反倾销税案件数量的研究更能反映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动因。图1是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欧盟发起的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统计数据。最为直观的特点是诉讼案件数量波动剧烈,例如在1999年为9件,而2000年则猛增为29件,一年增长200%以上,而在2003年又跌落为6件。显然,用相对稳定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不足以解释如此激烈的诉讼数量波动。

图1 欧盟对华实施反倾销诉讼案件数量统计(1995—2009年)

数据来源:WTO委员会关于反倾销实践的年度报告。

然而,立足于宏观经济形势似乎可以很好地解释欧盟对华反倾销诉讼总量的剧烈波动。1995—1997年欧盟经济稳定,但是1998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影响的传播,为了避免波及自身利益欧盟在1998年加大保护力度。1999—2000年欧元计划正式启动,建立新货币的信用,确保欧元币值的稳定、坚挺,平息各成员国的抵触情绪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欧盟当局必定会采取一切对欧盟经济有利的措施。2001—2002年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对于反倾销的相关规定以及国民待遇,有效地抑制了欧盟的贸易保护。2003年至今历经我国非典疫情的爆发、欧盟东扩及其带来的欧盟经济低迷(2003年—2009年,欧盟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1.18%,明显低于1996年至2002年的2.08%②。)、中欧贸易逆差以每小时160万美元的速率递增③,这些反映在反倾销上就是欧盟对华反倾销诉讼数量的转折递增。由此不难看出,欧盟对华实施反倾销诉讼的动机更多的是转移宏观经济压力,而非修正市场扭曲。

此外,欧盟苛刻的反倾销法规使我国在诉讼流程中的市场经济认定、类比国选择等方面地位不利,极易找到解释产业受损的指示器,从而宣布进口倾销与产业损害的因果关系。因此欧盟对华反倾销效果显著,成功率达76%,征收反倾销税的概率达到65%④,且平均税率高达50.4%⑤。加之反倾销的行为主体是企业,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第一诉求。因此对华反倾销势必会成为欧盟企业的一种长期策略和盈利手段。

三、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宏观因素和报复因素数量解释

根据GATT/WTO的相关规定,一个国家对反倾销进行立案,依据两条标准:一是,有迹象表明国内的产业由于外国产品的进口受到了损害;二是,外国出口商向本国销售的商品的价格低于公平价格。依据此两条标准,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知,影响反倾销的宏观经济因素一般包括经济景气状况(以GDP增长率与失业率来衡量)、汇率、贸易平衡等。本文将上述因素分为国内宏观经济因素(CDP增长率、失业率)、国际宏观经济因素(汇率、贸易差额)以及反倾销报复因素。涉及的经济变量、具体数据以及预计的相关关系如表1、2所示:

(一)国内GDP增长率与反倾销诉讼数量负相关。当一国经济增长较快时,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增加,出口商通常也会提高产品售价。由此便降低了国外产品进入带来的物质伤害,从而减少反倾销案件数量。反之,就会增加反倾销立案的可能性。Knetter和Prusa(2003)的研究表明,进口国GDP增长每减少一个标准单位,反倾销数量增加23%。

(二)国内失业率与反倾销诉讼数量正相关。失业率的上升通常表明经济处于不景气局面,外国产品的进入对国内产品造成物质伤害的可能性会增加。同时由于国内价格下降,国外产品低于公平价格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因此反倾销的数量会较多。

(三)从汇率来看,本币升值使得进口产品的本币价格降低,本国生产厂商受到物质伤害可能性会随之增加,从而增加反倾销的可能性。Knetter和Prusa(2003)的研究结果显示,本国货币升值一个标准单位,反倾销案件数量会上升33%。MPR⑦(2004)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即美元的升值会导致美国启动更多的反倾销案件。基于欧元生效的时间考虑,欧元的实际汇率不能很好的反应欧盟对华反倾销中的价格因素,因此笔者采用了实际有效汇率(REER)这一指标。

(四)从贸易平衡来看,贸易逆差上升意味着国内厂商面临国外商品的竞争更加激烈,也是表现出进口的快速上升趋势,从而增加了反倾销立案的可能性。

(五)当本国遭受别国反倾销时,也可能会向对方发起反倾销予以还击。这就是反倾销报复。冯巨章(2009)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Feinberg和Reynolds(2006)进一步指出,出于报复而发起反倾销,可能起到减少本国遭受反倾销起诉数量、促进出口和限制进口等作用。因此反倾销诉讼数量应该与代表报复因素的上期我国对欧盟的反倾销诉讼数量正相关。

四、实证检验

在进行具体数量分析之前,首先对表3中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我们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进行序列单位根检验。ADF单位根检验是基于以下回归方程:

未拒绝原假设意味着时间序列有单位根。以下是单位根检验结果:

单位根检验显示各经济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I(1)时间序列,可以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表明,GDP增长率、失业率以及反倾销报复因素与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欧盟对华贸易收支差额、实际有效汇率与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GDP增长率和失业率的决定作用最大,β系数值分别为6.80和5.71,明显高于其他因素。NUMC的β系数是1.210187,意味着我国每提起一次反倾销诉讼,会遭到欧盟更强烈的反倾销报复。此外,GDP增长率、实际有效汇率与NUME的相关性跟预计不符。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需要验证上述函数关系是否长期稳定,运用E-G两步法,用表示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由于是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离差估计值,所以,如果这些离差估计值稳定,则因变量和自变量序列是协整的。因此,根据DF检验的思想,需要对残差的自回归方程(2)进行考察。

(2)

如果该方程的随机干扰项没有出现白噪声,则扩展为:

(3)

如果不能拒绝原假设ρ=0,则断定残差序列含有一个单位根,自变量与因变量序列不是协整的;反之,则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下:

表5的结果说明回归残差原序列平稳,即宏观经济因素和反倾销报复对于欧盟对华反倾销诉讼案件数量的回归解释长期稳定。

五、结论

数量分析说明,欧盟对华提起倾销诉讼是基于对国内宏观经济压力的考虑。GDP增长、失业率、贸易逆差、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乃至我国对其提起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数量都是欧盟实施贸易保护的原动力。

失业率被用来衡量闲置中的劳动产能。失业率增加是经济疲软的信号,加上一直以来欧盟将高失业率归因于“中国制造”,鼓吹是中国人抢了本国民众的饭碗,因此失业率的提高势必促使欧盟频繁使用贸易保护手段,当然包括对华反倾销。

对华净出口额TB的负值系数反映欧方逆差时反倾销数量增加。国际金融理论认为,逆差时本国外汇储备减少,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削弱,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长期大量的贸易逆差将使国内资源加剧外流,外债增加,影响国民经济正常有效运行。尽管学界认为顺差存在货币升值、不利于出口商品竞争等种种弊端,但是很少有人认为长期逆差有利于国民经济和本国人民利益。更何况在近年来的中欧贸易中,欧方逆差一直存在,占欧盟对外贸易总逆差的比重甚至曾达到122.14%,最低也有34.11%之多⑧。因此,对华反倾销以其较高的成功率,毫无疑问地成为欧盟当局拉降中欧贸易逆差的利器。

GDP增长率和NUME正相关,与预计结果相反。一般理论认为GDP的增长意味着宏观经济的好转,如此一来当局难以找到产业受损的指示器,因此发起反倾销诉讼的数量会降低。但去除价格因素,1995年至2009年欧盟实际GDP年均增长只有2.16%,最低时降至1.3%(除去金融危机年)。人均GDP更是不容乐观,年均增长不到1%,明显低于美国的1.6%。因此GDP虽有小幅提高,但欧盟经济一直萎靡,找到产业受损指示器依旧容易⑨。这使得进口国GDP小幅度增长与反倾销数量之间正相关;但笔者相信随着GDP的增长,两者最终会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Feinberg(200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如图2所示,研究期间欧盟对外反倾销诉讼总体数量和实际GDP增长率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关于GDP增长率和NUME正相关的结论。

图2 欧盟对外反倾销诉讼案件数量与实际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欧盟对外反倾销数据来自于WTO网站,实际GDP增长率是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实际有效汇率能很好地评价国际市场上一国的价格或成本的竞争力,反映国内和各出口市场上的竞争状况。一般说来,REER数值上升意味着价格或成本的上升,会导致欧盟在国内外竞争中失去优势,从而较容易找到使产业受损的因果关系,更容易发起反倾销诉讼。但不容忽视的是本国价格或成本的上升使得倾销认定难度加大,这毫无疑问会降低反倾销诉讼的概率。此外,价格和成本竞争力的丧失,还会导致企业降低产量。图3显示,欧盟在实际有效汇率较高的年份GDP增长率是偏低的,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结论中GDP增长率与NUME正相关,因此欧盟的实际有效汇率和欧盟对华反倾销诉讼案件数量负相关。

图3 欧盟实际有效汇率和GDP增长率的负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得到。

最后是反倾销报复因素。当今世界,国家(地区)之间交往日益密切,贸易摩擦相伴而生。报复行为已经成为贸易战的重要推动力量,此行为在欧盟对外反倾销实践中尤为明显(冯巨章,2009)。欧盟当局利用反倾销来报复对方不仅保护了本国竞争产业,取得了相关财团支持,又能收取可观的反倾销税,还可以有效抑制本国(地区)被反倾销,起到限制进口、促进出口的作用,因此欧盟对华反倾销的诉讼量必然会随着我国对其反倾销诉讼量的升高而增加。

十几年来欧盟对华反倾销集中于化工产品(约占36.6%)、纺织、机械和电子产品(合计约占45.1%)⑩,这说明欧盟这些行业长期利用反倾销对抗中国的商品出口,将本该在市场扭曲的特殊时期才使用的反倾销保护,发展成为行业的长期战略。因此,欧盟对华反倾销早已不再是为了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所进行的修正市场行为,而变成欧盟在经济衰退、失业率增加、进口增长、汇率波动、国际经济危机等困难时期向我国转移其国内经济压力的渠道。

收稿日期:2010-11-30

注释:

① 数据来源: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到。

②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网站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③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网站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2008年数据。

④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反倾销统计报告,将调查结果为征收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认定为反倾销成功。

⑤ 资料来源:李小平.欧盟对中国的反倾销分析[J].经济纵横,2004(11)。

⑥ 实际有效汇率是以外贸比重为权数,用欧盟整个经济的单位劳动成本除以一组36个国家(=EU27+9其他工业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日本、挪威、新西兰、墨西哥、瑞士、土耳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

⑦ Mustapha Sadni-Jalla,Patrick Monne,tr Gbakou,Rene Sandretto.Antidumping Procedures and Macroeconomic Factors: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D/OL].http://www.etsg.org/ETSG 2004/papers/Sandretto.pdf.

⑧ 数据来源:根据欧盟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⑨ 数据来源:根据欧盟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⑩ 资料来源:王晰,张国政.1995—2007欧盟对华反倾销实践定量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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